古史討論的讀后感

《讀書雜志》上顧頡剛，錢玄同，劉掞藜，胡堇人四位先生討論古史的文章，已做了八萬字，經過了九個月，至今還不曾結束。這一件事可算是中國學術界的一件極可喜的事，他在中國史學史上的重要一定不亞于丁在君先生們發(fā)起的科學與人生觀的討論在中國思想史上的重要。這半年多的《努力》和《讀書雜志》的讀者也許嫌這兩組大論爭太繁重了，太沉悶了；然而我們可以斷言這兩組的文章是《努力》出世以來最有永久價值的文章。在最近的將來，我這個武斷的估價就會有多人承認的。

這一次古史的討論中最僥幸的是雙方的旗鼓相當，陣勢都很整嚴，所以討論最有精彩。顧先生說的真不錯：

中國的古史全是一篇糊涂賬。二千余年來隨口編造，其中不知有多少罅漏，可以看得出它是假造的。但經過了二千余年的編造，能夠成立一個系統(tǒng)，自然隨處也有它的自衛(wèi)的理由。

現在我盡尋它的罅漏，劉先生盡尋它的自衛(wèi)的理由，這是一件很好的事。即使不能遽得結論，但經過了長時間的討論，至少可以指出一個公認的信信和疑疑的限度來，這是無疑的。

我們希望雙方的論主都依著這個態(tài)度去搜求證據。這一次討論的目的是要明白古史的真相。雙方都希望求得真相，并不是顧先生對古史有仇，而劉先生對古史有恩。他們的目的既同，他們的方法也只有一條路：就是尋求證據。只有證據的充分與不充分是他們論戰(zhàn)勝敗的標準，也是我們信仰與懷疑的標準。

現在雙方的討論都暫時休戰(zhàn)了，——顧先生登有啟事，劉先生沒有續(xù)稿寄來。我趁這個機會，研究他們的文章，忍不住要說幾句旁觀的話，就借著現在最時髦的名稱“讀后感”寫了出來，請四位先生指教。

第一，所謂“影響人心”的問題。這是開宗明義的要點，我們先要說明白。劉先生說：

因為這種翻案的議論，這種懷疑的精神，很有影響于我國的人心和史界，心有所欲言，不敢不告也。（《讀書雜志》十三期）

他又說：

先生這個翻案很足影響人心；我所不安，不敢不吐。（《讀書雜志》十六期）

否認古史某部份的真實，可以影響于史界，那是自然的事。但這事決不會在人心上發(fā)生惡影響。我們不信盤古氏和天皇、地皇、人皇氏，人心并不因此變壞。假使我們進一步，不能不否認神農、黃帝了，人心也不因此變壞。——豈但不變壞？如果我們的翻案是有充分理由的，我們的翻案只算是破了一件幾千年的大騙案，于人心只有好影響，而無惡影響。即使我們的證據不夠完全翻案，只夠引起我們對于古史某部分的懷疑，這也是警告人們不要輕易信仰，這也是好影響，并不是惡影響。本來劉先生并不曾明說這種影響的善惡，也許他單指人們信仰動搖。但這幾個月以來，北京很有幾位老先生深怪顧先生“忍心害理”，所以我不能不替他伸辯一句。這回的論爭是一個真?zhèn)螁栴}；去偽存真，絕不曾有害于人心。譬如豬八戒抱住了假唐僧的頭顱痛哭，孫行者告訴他那是一塊木頭，不是人頭，豬八戒只該歡喜，不該惱怒。又如窮人拾得一圓假銀圓，心中高興，我們難道因為他高興就不該指出那是假銀圓嗎？上帝的觀念固然可以給人們不少的安慰，但上帝若真是可疑的，我們不能因為人們的安慰就不肯懷疑上帝的存在了。上帝尚且如此，何況一個禹？何況黃帝、堯、舜？吳稚暉先生曾說起黃以周在南菁書院做山長時，他房間里的壁上有八個大字的座右銘：

實事求是，莫作調人。

我請用這八個字貢獻給討論古史的諸位先生。

第二，顧先生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見解真是今日史學界的一大貢獻，我們應該虛心地仔細研究他，虛心地試驗他，不應該叫我們的成見阻礙這個重要觀念的承受。這幾個月的討論不幸漸漸地走向瑣屑的枝葉上去了；我恐怕一般讀者被這幾萬字的討論迷住了，或者竟忽略了這個中心的見解，所以我要把他重提出來，重引起大家的注意。顧先生自己說“層累地造成的古史”有三個意思：

（1）可以說明時代愈后，傳說的古史期愈長。

（2）可以說明時代愈后，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3）我們在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也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狀況。

這三層意思都是治古史的重要工具。顧先生的這個見解，我想叫他做“剝皮主義”。譬如剝筍，剝進去方才有筍可吃。這個見解起于崔述；崔述曾說：

世益古則其取舍益慎，世益晚則其采擇益雜。故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而司馬遷作《史記》乃始于黃帝。……近世以來……乃始于庖犧氏或天皇氏甚至始于開辟之初盤古氏者。……嗟夫，嗟夫，彼古人者誠不料后人之學之博之至于如是也?。ā犊夹配洝ぬ嵋飞希?

崔述剝古史的皮，僅剝到“經”為止，還不算徹底。顧先生還要更進一步，不但剝的更深，并且還要研究那一層一層的皮是怎樣堆砌起來的。他說：

我們看史跡的整理還輕，而看傳說的經歷卻重。凡是一件史事，應看他最先是怎樣，以后逐步逐步的變遷是怎樣。

這種見解重在每一種傳說的“經歷”與演進。這是用歷史演進的見解來觀察歷史上的傳說。

這是顧先生這一次討論古史的根本見解，也就是他的根本方法。他初次應用這方法，在百忙中批評古史的全部，也許不免有些微細的錯誤。但他這個根本觀念是顛撲不破的，他這個根本方法是愈用愈見功效的。他的方法所以總括成下列的方式：

（1）把每一件史事的種種傳說，依先后出現的次序，排列起來。

（2）研究這件史事在每一個時代有什么樣子的傳說。

（3）研究這件史事的漸演進：由簡單變?yōu)閺碗s，由陋野變?yōu)檠篷Z，由地方的（局部的）變?yōu)槿珖模缮褡優(yōu)槿?，由神話變?yōu)槭肥?，由寓言變?yōu)槭聦崱?

（4）遇可能時，解釋每一次演變的原因。

他舉的例子是“禹的演進史”。

禹的演進史，至今沒有討論完畢，但我們不要忘了禹的問題只是一個例子，不要忘了顧先生的主要觀點在于研究傳說的經歷。

我在幾年前也曾用這個方法來研究一個歷史問題——井田制度。我把關于井田制度的種種傳說，依出現的先后，排成一種井田論的演進史。

（1）《孟子》的井田論很不清楚，又不完全。

（2）漢初寫定的《公羊傳》只是“什一而藉”一句。

（3）漢初寫定的《谷梁傳》說的詳細一點，但只是一些“望文生義”的注語。

（4）漢文帝時的《王制》是依據《孟子》而稍加詳的，但也沒有分明的井田制。

（5）文、景之間的《韓詩外傳》演述《谷梁傳》的話，做出一種清楚分明的井田論。

（6）《周禮》更晚出，里面的井田制就很詳細，很整齊，又很煩密了。

（7）班固的《食貨志》參酌《周禮》與《韓詩》的井田制，并成一種調和的制度。

（8）何休的《公羊解詁》更晚出，于是參考《孟子》《王制》《周禮》《韓詩》的各種制度，另做成一種井田制。（看初排本《胡適文存》二，頁二六四——二八一。）

這一個例也許可以幫助讀者明了顧先生的方法的意義，所以我引他在這兒，其實古史上的古史沒有一件不曾經過這樣的演進，也沒有一件不可用這個歷史演進的（Evolutionary）的方法去研究。堯、舜、禹的故事，黃帝、神農、庖犧的故事，伊尹的故事，后稷的故事，文王的故事，太公的故事，周公的故事，都可以做這個方法的實驗品。

第三，我們既申說了顧先生的根本方法，也應該考察考察劉掞藜先生的根本態(tài)度與方法。劉先生自己說：

我對于古史只采取“察傳”的態(tài)度，參之以情，驗之以理，斷之以證。（《讀書雜志》十三期）

他又說：

我對于經書或任何子書，不敢妄言，但也不敢閉著眼睛，一筆抹殺；總須度之以情，驗之以理，決之以證。

這話粗看上去似乎很可滿人意了。但仔細看來，這里面頗含有危險的分子。“斷之以證”固是很好，但“情”是什么？“理”又是什么？劉先生自己雖沒有下定義，但我們看他和錢玄同先生討論的話，一則說：

但是我們知道文王至仁。

再則說：

我們也知道周公至仁。

依科學的史家的標準，我們要問，我們如何知道文王、周公的至仁呢？“至仁”的話是誰說的？起于什么時代？劉先生信“文王至仁”為原則，而以“執(zhí)訊連連，攸馘安安”為例外；又信“周公至仁”為原則，而以破斧缺斨為例外。不知在史學上，《皇矣》與《破斧》之詩正是史料，而至仁之說卻是后起的傳說變成的成見。成見久據于腦中，不經考察，久而久之便成了情與理了。

劉先生列舉情、理、證，三者，而證在最后一點。他說“參之以情”，又說“度之以情”。崔述曾痛論這個方法的危險道：

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往往逕庭懸隔，而其人終不自知也……以己度人，雖耳目之前而必失之。況欲以度古人，……豈有當乎？（《考信錄·提要》上，四）

作《皇矣》詩的人并無“王季、文王是紂臣”的成見，作《破斧》詩的人也并無“周公圣人”的成見；而我們生在幾千年后，從小就灌飽了無數后起的傳說，于今戴著傳說的眼鏡去讀詩，自以為“度之以情”，而不知只是度之以成見呵。

至于“驗之以理”，更危險了。歷史家只應該從材料里，從證據里，去尋出客觀的條理。如果我們先存一個“理”在腦中，用理去“驗”事物，那樣的“理”往往只是一些主觀的意見。例如劉先生斷定《國語》《左傳》說烈山氏之子柱能殖百谷百蔬的話不是憑空杜撰的，他列舉二“理”，證明烈山氏時有“殖百谷百蔬”的可能。他所謂“理”，正是我們所謂“意見”。如他說：

人必藉動植物以生；既有動植物矣，則必有谷有蔬也無疑。夫所謂種植耕稼者，不過以一舉手一投足之勞，掃荒穢，培所欲之植物而已。此植物即所謂“百谷百蔬”也。（《讀書雜志》十五，圈點依原文）

這是全無歷史演進眼光的臆說。稍研究人類初民生活的人，都知道一技一術在今日視為“不過一舉手一投足之勞”的，在初民社會里往往須經過很長的時期而后偶然發(fā)明。“藉動植物以生”是一件事，而“種植耕稼”另是一件事。種植耕稼須假定（1）辨認種類的能力，（2）預料將來收獲的能力，（3）造器械的能力，（4）用人工補助天行的能力，（5）比較有定居的生活，……等等條件備具，方才有農業(yè)可說。故治古史的人，若不先研究人類學社會學，決不能了解先民創(chuàng)造一技一藝時的艱難，正如我們成年的人高談闊論而笑小孩子牙牙學語的困難；名為“驗之以理”，而其實仍是“以己度人，以今度古”。

最后是“斷之以證”。在史學上證據固然最重要，但劉先生以情與理揣度古史，而后“斷之以證”，這樣的方法很有危險。我們試引劉先生駁顧先生論古代版圖一段做例?！秷虻洹返陌鎴D有交趾，顧先生疑心那是秦、漢的疆域。劉先生駁他道：

就我所知，春秋之末，秦漢之前，竟時時有人道及交趾，甚且是堯舜撫有交趾。

他引四條證據：

（a）《墨子·節(jié)用中》（b）《尸子》佚文

（c）《韓非子·十過》（d）《大戴禮記·少閑》

《大戴禮》是漢儒所作，劉先生也承認。前面三條，劉先生說“總可認為戰(zhàn)國時文”?！@一層我們姑且不和他辨；我們姑且依他承認此三條為“戰(zhàn)國時文”。依顧先生的方法，這三條至多不過證明戰(zhàn)國時有人知有交趾罷了。然而劉先生的“斷之以證”的方法卻真大膽！他說：

知有交趾，則是早已與交趾有關系了。但是我們知道春秋、東周、西周、商、夏都與交趾沒有來往，是墨子、尸子、韓非等所言，實由堯之撫有交趾也（圈是我加的）。

戰(zhàn)國時的一句話即使是真的，便可以證明二千年前的堯時的版圖，這是什么證據？況且劉先生明明承認“春秋、東周、西周、商、夏都與交趾沒有來往”；若依顧先生的方法，單這一句已可以證明《堯典》為秦漢時的偽書了。

我們對于“證據”的態(tài)度是一切史料都是證據。但史家要問：（1）這種證據是什么地方尋出的？（2）什么時候尋出的？（3）什么人尋出的？（4）依地方和時候上看起來，這個人有做證人的資格嗎？（4）這個人雖有證人資格，而他說這句話時有作偽（無心的，或有意的）的可能嗎？

劉先生對于這一層，似乎不很講究。如他上文舉的三條證據，（a）《墨子·節(jié)用篇》屢稱“子墨子曰”自然不是“春秋之末”的作品。（b）尸佼的有無，本不可考；《尸子》原書已亡，依許多佚文看來，此書大概作于戰(zhàn)國末年，或竟是更晚之作。（c）《韓非子》一書本是雜湊起來的；《十過》一篇，中敘秦攻宜陽一段，顯然可證此篇不是韓非子所作，與《初見秦》等篇同為后人偽作的。而劉先生卻以為“以韓非之疑古，猶且稱道之。”不知《顯學》篇明說“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五蠹》篇明說“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于當今之世者，必為新圣笑矣”。即用此疑古的兩篇作標準，已可以證明《十過篇》之為偽作而無疑。這些東西如何可作證據用呢？

以上所說，不過是我個人的讀后感。內中頗有偏袒顧先生的嫌疑，我也不用諱飾了。但我對于劉掞藜先生搜求材料的勤苦，是十分佩服的；我對他的批評，全無惡感，只有責備求全之意，只希望他對他自己治史學的方法有一種自覺的評判，只希望他對自己搜來的材料也有一種較嚴刻的評判，而不僅僅奮勇替幾個傳說的古圣王作辯護士。行文時說話偶有不檢點之處，我也希望他不至于見怪。

（十三，二，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