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玄學者與治神學者或無須資料，因其所致力者在冥想，在直覺，在信仰，不必以客觀公認之事實為重也。治科學者，無論其為自然科學，為社會科學，罔不恃客觀所能得之資料以為其研究對象。而其資料愈簡單、愈固定者則其科學之成立也愈易，愈反是則愈難。天文學所研究之對象其與吾儕距離可謂最遠，然而斯學之成為科學最早，且已決定之問題最多者。何也？其對象之為物較簡單，且以吾儕渺小短促之生命與彼相衡，則彼殆可指為恒存而不壞。治此學者第一無資料罣漏之患，第二無資料散失之患，故成功最易焉。次如地質(zhì)學、地文學等，其資料雖趨復雜，然比較的含固定性質(zhì)，研究亦較易。次如生物學等，蕃變之態(tài)益甚，資料之選擇與保存漸難矣。又如心理學等，其資料雖俯拾即是，無所謂散失與不散失，然而無具體的物象可指，且其態(tài)稍縱即逝，非有極強敏之觀察力不能捉取，故學者以為難焉。史學所以至今未能完成一科學者，蓋其得資料之道視他學為獨難。史料為史之組織細胞，史料不具或不確，則無復史之可言。史料者何？過去人類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跡，有證據(jù)傳留至今日者也。思想行事留痕者本已不多，所留之痕又未必皆有史料的價值。有價值而留痕者，其喪失之也又極易。因必有證據(jù)，然后史料之資格備。證據(jù)一失，則史料即隨而湮沈。而證據(jù)散失之涂徑甚多，或由有意隱匿，例如清廷之自改實錄（詳?shù)谖逭拢换蛴捎幸怩遘k，例如秦之燒列國史記；或由一新著作出，而所據(jù)之舊資料遂為所淹沒，例如唐修《晉書》成，而舊史十八家俱廢；或經(jīng)一次喪亂，而大部分史籍悉淪沒，如牛弘所論“書有五厄”也；或孤本孤證散在人間，偶不注意，即便散亡，斯則為例甚多，不可確舉矣。要而言之，往古來今之史料，殆如江浪淘沙，滔滔代逝。蓋幸存至今者，殆不逮吾儕所需求之百一也。其幸而存者，又散在各種遺器、遺籍中，東鱗西爪，不易尋覓。即偶尋得一二，而孤證不足以成說，非薈萃而比觀不可。則或費莫大之勤勞而無所獲。其普通公認之史料又或誤或偽，非經(jīng)別裁審定，不堪引用。又斯學所函范圍太廣，各人觀察點不同，雖有極佳良現(xiàn)存之史料，茍求之不以其道，或竟熟視無睹也。合以上諸種原因，故史學較諸他種科學，其搜集資料與選擇資料實最勞而最難。史學成就獨晚，職此之由。

時代愈遠，則史料遺失愈多而可征信者愈少，此常識所同認也。雖然，不能謂近代便多史料，不能謂愈近代之史料即愈近真。例如中日甲午戰(zhàn)役，去今三十年也，然吾儕欲求一滿意之史料，求諸記載而不可得，求諸耆獻而不可得。作史者欲為一翔實透辟之敘述，如《通鑒》中赤壁、淝水兩役之比，抑已非易易。例如二十年前，“制錢”為國家唯一之法幣，“山西票號”管握全國之金融。今則此兩名辭久已逸出吾儕記憶線以外，舉國人能道其陳跡者，殆不多覯也。一二事如此，他事則亦皆然。現(xiàn)代且然，而遠古更無論矣。

孔子有言：“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辈恢问穼W，不知文獻之可貴與夫文獻散佚之可為痛惜也。距今約七十年前，美國人有彭加羅夫（H．H．Bancroft）者欲著一《加里佛尼省志》，竭畢生之力，傾其極富之家資，誓將一切有關系之史料搜輯完備，然后從事。凡一切文件，自官府公牘下至各公司各家庭之案卷帳簿，愿售者不惜重價購之，不愿售者展轉(zhuǎn)借鈔之，復分隊派員諏詢故老，搜其口碑傳說。其書中人物有尚生存者，彼用種種方法巧取其談話及其經(jīng)歷。如是者若干年，所叢集之資料盈十室。彼乃隨時將其所得者為科學分類，先制成“長編式”之史稿，最后乃進而從事于真著述。若以嚴格的史學論，則采集史料之法必如此方為合理。雖然，欲作一舊邦之史，安能以新造之加里佛尼省為比例？且此種“美國風”的搜集法，原亦非他方人所能學步。故吾儕今日之于史料，只能以抱殘守缺自甘。惟既矢志忠實于史，則在此殘缺范圍內(nèi)當竭吾力所能逮以求備求確，斯今日史學之出發(fā)點也。吾故于此章探索史料之所在，且言其求得之之涂徑，資省覽焉。

得史料之涂徑，不外兩種：一曰在文字記錄以外者；二曰在文字記錄者。

此項史料之性質(zhì)可略分為三類：曰現(xiàn)存之實跡；曰傳述之口碑；曰遺下之古物。

甲現(xiàn)存之實跡及口碑。此所謂實跡，指其全部現(xiàn)存者。質(zhì)言之，則現(xiàn)代史跡，現(xiàn)在日日所發(fā)生之事實，其中有構成史料價值者之一部分也。吾儕居?？畤@于過去史料之散亡。當知后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吾儕今日不能將其耳聞目見之史實搜輯保存，得毋反欲以現(xiàn)代之信史責望諸吾子孫耶？所謂現(xiàn)在日日發(fā)生之事實，有構成史料之價值者何耶？例如本年之事，若粵、桂、川、湘、鄂之戰(zhàn)爭，若山東問題日本之提出交涉與我之拒絕，若各省議會選舉之丑態(tài)，若京、津間中、交銀行擠兌風潮，若上海商教聯(lián)合會之活動，……等。凡此等事皆有其來因去果，將來在史上確能占有相當之篇幅，其資料皆瑯瑯在吾目前，吾輩不速為收拾以貽諸方來，而徒日日欷歔望古遙集，奚為也？其漸漸已成陳跡者，例如三年前學界之五四運動，如四年前之張勛復辟，如六年前之洪憲盜國，如十年前之辛亥革命，如二十年前之戊戌政變、拳匪構難，如二十五年前之甲午戰(zhàn)役，……等等，躬親其役或目睹其事之人，猶有存者。采訪而得其口說，此即口碑性質(zhì)之史料也。司馬遷作史多用此法，如云：“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淮陰侯列傳贊》）；如云：“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無足采者?！保ā队蝹b列傳贊》）凡此皆用現(xiàn)存之實跡或口碑為史料之例也。

乙實跡之部分的存留者。前項所論，為實跡之全部，蓋并其能活動之人與所活動之相皆具焉。本條所謂實跡者，其人與相皆不可得見矣，所留者僅活動制成品之一種委蛻而已。求諸西洋，例如埃及之金字塔及塔中所藏物，得此而五六千年前之情狀略可見焉；如意大利之三四名都，文藝復興時代遺物觸目皆是，此普遍實跡之傳留者也。例如入埃汾河之索士比亞遺宅，則此詩圣之環(huán)境及其性行宛然在望；登費城之議事堂，則美十三州制憲情狀湊會心目，此局部實跡之傳留者也。凡此者茍有一焉，皆為史家鴻寶。我國人保存古物之念甚薄，故此類實跡能全者日稀，然亦非絕無。試略舉其例：如萬里長城一部分為秦時遺物，眾所共見也。如始皇所開馳道，參合諸書，尚能察其路線，而二千年來官驛之一部分多因其舊。如漢通西域之南北兩道，雖中間一段淪于沙漠，而其沿襲至今者十尚六七。凡此之類，殆皆非人力所能湮廢，而史家永世之寶也。又如今之北京城，其大部分為明永樂四年至十八年（西一四○五至一四二○）間所造，諸城堞宮殿乃至天壇、社稷壇等皆其遺構。十五世紀之都會，其規(guī)模如此其宏壯而又大段完整以傳至今者，全世界實無此比。此外各地方之城市，年代更古者尚多焉。又如北京彰儀門外之天寧寺塔，實隋開皇時物，觀此可以知六世紀末吾國之建筑術為何如。如山西大同云岡石窟之佛像，為北魏太安迄太和間所造（西四五五至四九九），種類繁多，雕鐫精絕。觀此可以知五世紀時中國雕刻美術之成績及其與印度、希臘藝術之關系。以之與龍門諸造象對照，當時佛教信仰之狀況亦略可概見。如北京舊欽天監(jiān)之元代觀象儀器及地圖等，觀之可以見十六世紀中國科學之一斑也。昔司馬遷作《孔子世家》，自言“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低徊留之不能去焉?！弊魇氛吣芏嗲蟾鶕?jù)于此等目睹之事物，史之最上乘也。其實此等史料俯拾即是，吾不必侈語遠者大者，請舉吾鄉(xiāng)一小事為例：吾鄉(xiāng)一古屋，明中葉吾祖初遷時所建，累蠔殼為墻，墻厚二尺余，結(jié)構致密乃勝磚甓，至今族之宗嫡居焉。即此亦可見十五、六世紀時南部瀕海鄉(xiāng)村之建筑與其聚族襲產(chǎn)之規(guī)則。此寧非一絕好史料耶？夫國中實跡存留若此類者何限。惜舊史家除朝廷典章制度及圣賢豪杰言論行事外不認為史，則此等史料棄置不顧，宜也。今之治史者能一改其眼光，知此類遺跡之可貴而分類調(diào)查搜積之，然后用比較統(tǒng)計的方法編成抽象的史料，則史之面目一新矣。

丙已湮之史跡其全部意外發(fā)現(xiàn)者。此為可遇而不可求之事，茍獲其一，則裨益于史乃無量。其最顯著之例，如六十年前意大利拿波里附近所發(fā)見之邦渒古城，蓋羅馬共和時代為火山流焰所蓋者，距今垂二千年矣。自此城發(fā)現(xiàn)后，意人發(fā)掘熱驟盛，羅馬城中續(xù)得之遺跡相繼不絕，而羅馬古史乃起一革命，舊史謬誤匡正什九。此種意外史料，他國罕聞。惟我國當民國八年曾在直隸巨鹿縣發(fā)見一古城，實宋大觀二年（西一一零八）被黃河淹沒者，距今垂九百年矣。惜乎國無政而民無學，一任遺跡散佚破壞以盡，所留以資益吾儕者甚希。茍其能全部保存而加以科學的整理，則吾儕最少可以對于宋代生活狀況得一明確印象，寧非快事？然吾因此而忽涉遐想，以為數(shù)千年來河患如彼其劇，沿舊河道兩岸城邑如巨鹿之罹厄者或不止一次、不止一處，頗冀他日再有發(fā)現(xiàn)焉。若果爾者，望國人稍加注意，毋任其如今度之狼藉也。

丁原物之寶存或再現(xiàn)者。古器物為史料之一部分，盡人所能知也。器物之性質(zhì)有能再現(xiàn)者，有不能再現(xiàn)者。其不能再現(xiàn)者，例如繪畫、繡織及一般衣服、器具等，非繼續(xù)珍重收藏不能保存。在古代未有公眾博物院時，大抵宮廷享祚久長貴族閥閱不替之國，恒能護傳此等故物之一部分。若如中國之慣經(jīng)革命且絕無故家遺族者，雖有存焉寡矣。今存畫最古者極于唐，然已無一幀焉能確辨其真贗。壁畫如岱廟所涂，號稱唐制，實難征信。惟最近發(fā)見之高昌一壁，稱絕調(diào)矣。紙絹之畫及刻絲畫，上溯七八百年前之宋代而止。至衣服及其他尋常用具，則清乾嘉遺物已極希見，更無論遠昔也。故此類史料，在我國可謂極貧乏焉。其能再現(xiàn)者，則如金石陶甋之屬，可以經(jīng)數(shù)千年瘞土中，復出而供吾儕之揅索。試舉其類：（1）曰殷周間禮器。漢許慎《說文序》，言“郡國往往于山川間得鼎彝”，是當時學者中已有重視之者。而搜集研究，曾無聞焉。至宋代始啟端緒，尋亦中絕。至清中葉以后而極盛。據(jù)諸家所記，有文字款識之器宋代著錄者六百四十三，清代著錄者二千六百三十五，而內(nèi)府所藏尚不與焉。此類之器，除所鐫文字足補史闕者甚多，當于次條別論外。吾儕觀其數(shù)量之多，可以想見當時社會崇尚此物之程度；觀其種類之異，可以想見當時他種器物之配置；觀其質(zhì)相之純固，可以想見當時鑄冶術之精良；觀其花紋之復雜優(yōu)美，圖案之新奇淵雅，可以想見當時審美觀念之發(fā)達。凡此皆大有造于史學者也。（2）曰兵器。最古者如殷、周時之琱戈、矢鏃等，最近者如漢、晉間弩機等。（3）曰度量衡器。如秦權、秦量、漢建初尺、新莽始建國尺、晉前尺、漢量、漢鐘、漢鈁、漢斛等，制度之沿革可考焉。（4）曰符璽。上自秦虎符，下迄唐宋魚符，又秦、漢間璽印、封泥之屬，出土者千數(shù)。于研究當時兵制、官制多所補助。（5）曰鏡屬。自秦、漢至元、明，比其年代，觀其款識，可以尋美術思想發(fā)展之跡。（6）曰貨幣。上溯周末列國，下迄晚清，條貫而絜校之，蓋與各時代之經(jīng)濟狀況息息相關也。此六者皆銅器之屬，此外銅制雜器存者尚多，不備舉。銅在諸金屬中比較的能耐久，而冶鑄之起原亦較古，故此類史料之供給稱豐富焉。然金屬器一毀即亡，故失亦甚易。觀宋器今存者百不一二，可推知也。清潘祖蔭謂古代金屬器，在秦、后漢、隋、后周、宋、金曾經(jīng)六厄，而隨時沈霾毀棄、盜鑄改為者尚不與焉。晚近交通大開，國內(nèi)既無專院以事搜藏，而胡賈恒以大力負之以走，凡百古物，皆次第大去其國。昔之豐富者，今轉(zhuǎn)涸竭，又不獨銅器為然矣。（7）曰玉石。古玉鐫文字者少，故難考其年代，然漢以前物傳至今者確不乏，以難毀故也。吾儕研究古玉，亦可以起種種聯(lián)想。例如觀其雕紋之美，可知其攻玉之必有利器；觀其流行之盛，可推見古代與產(chǎn)玉區(qū)域交通之密，此皆足資史料者也。至石刻研究，則久已成專門之學。自岐陽石鼓、李斯刻石，以迄近代，聚其搨片，可汗百牛。其文字內(nèi)容之足裨史料者幾何，下條論之，茲不先贅。至如觀所刻儒、佛兩教所刻之石經(jīng)，可以想見古人氣力之雄偉，且可比較兩教在社會上所憑藉焉。又如觀漢代各種石刻畫像，循溯而下，以至魏、齊造像，唐昭陵石馬，宋靈巖羅漢，明碧云刻桷，清圓明雕柱等，比較研究，不啻一部美術變遷史矣。又如橋柱、井闌、石闕、地莂等類，或可以睹異制，或可以窺殊俗，無一非史家取材之資也。（8）曰陶瓷。吾國以制瓷擅天下，外人至以吾國名名斯物。今存器孔多，派別尤眾，治者別有專家，不復具論。陶器比來出土愈富，間有碎片，范以極奇古之文字，流傳當出三代上。綜此兩物，以觀其遞嬗趨良之跡，亦我民族藝術的活動之一表征也。（9）曰瓦磚。我族以宅居大平原之故，石材缺乏，則以人造之磚瓦為建筑主要品，故斯物發(fā)達最早，且呈種種之進步。今之瓦當磚甋，殆成考古一?？埔印＃?0）曰地層中之石器。茲事在中國舊骨董家曾未留意，晚近地質(zhì)學漸昌，始稍有從事者。他日研究進步，則有史以前之生活狀態(tài)可以推見也。器物本人類活動結(jié)果中之一小部分，且其性質(zhì)已純?yōu)楣潭ǖ?，而古代孑遺之物又不過此小部分之斷片耳。故以上所舉各項在史料中不過占次等位置，或?qū)τ谄鋬r值故為夸大，吾無取焉。雖然，善為史者，固可以舉其所聞所見無一而非史料，豈其于此可寶之故物而遺之？惟史學家所以與骨董家異者，骨董家之研究貴分析的而深入乎該物之中；史學家之研究，貴概括的而橫通乎該物之外。吾前所論列，已略示其端倪。若循此而更進焉，例如當其研究銅器也，則思古代之中國人何以特精范銅而不能如希臘人之琢石；當其研究瓷器也，則思中古之中國人何以能獨擅窯窯而不能如南歐人之制玻璃。凡此之類，在在歸納諸國民活動狀況中，悉心以察其因果，則一切死資料皆變?yōu)榛钯Y料矣。凡百皆然，而古物其一端耳。

戊實物之模型及圖影。實物之以原形原質(zhì)傳留至今者，最上也。然而非可多覯。有取其形范以圖之，而圖范獲傳于今，抑其次也。例如漢、晉之屋舍、灶硙、杵臼，唐人之服裝、髻形、樂器及戲劇面具，今日何由得見。然而有殉葬之陶制明器，殊形詭類至伙，若能得一標準以定其年代，則其時社會狀況，仿佛可見也。又如唐畫中之屋宇、服裝、器物及畫中人之儀態(tài)，必為唐時現(xiàn)狀或更古于唐者，宋畫必為宋時現(xiàn)狀或更古于宋者，吾儕無論得見真本或摹本，茍能用特殊的觀察，恒必有若干稀奇史料可以發(fā)見。則亦等于間接的目睹矣。夫著作家無論若何淹博，安能盡見其所欲見之物？從影印本中間接復間接以觀其概，亦慰情勝無也已。

前項所論記錄以外的史料，時間空間皆受限制。欲作數(shù)千年之史，而記述又亙于社會之全部，其必不能不乞靈于記錄明矣。然記錄之種類亦甚繁，今當分別論列之。

甲舊史。舊史專以記載史事為職志，吾儕應認為正當之史料，自無待言。雖然，等是舊史也，因著作年代、著作者之性格學識、所著書之宗旨體例等種種差別，而其所含史料之價值亦隨而不同。例如《晉書》所以不饜人望者，以其修史年代與本史相隔太遠，而又官局分修，無人負責也?！段簳匪圆火惾送?，以魏收之人格太惡劣，常以曲筆亂事實也?！对贰匪圆火惾送?，以纂修太草率，而董其事者又不通蒙古語言文字也?！缎挛宕贰纷载撋醺叨R者輕之，以其本屬文人弄筆，而又附加以“因文見道”之目的，而史跡乃反非其所甚厝意也。此僅舉正史數(shù)部以為例，其余編年別史雜史等皆然，持此義以評衡諸史，則價值標準其亦什得四五矣。

人物本位之史，既非吾儕所尚，然則諸史中列傳之價值不銳減耶？是又不然。列傳之價值，不在其為史而在其為史料。茍史中而非有“各色人等”之列傳者，則吾儕讀史者將惟見各時代中常有若干半人半獸之武夫出沒起伏，聚眾相斫，中間點綴以若干篇涂民耳目之詔令、奏議，史之為史，如是而已。所謂社會，所謂文化，何絲豪之能睹？舊史之作列傳，其本意固非欲以紀社會紀文化也。然人總不能不生活于社會環(huán)境之中，既敘人則不能不涉筆以敘及其環(huán)境，而吾儕所最渴需之史料，求諸其正筆而不得者，求諸其涉筆而往往得之。此列傳之所為可貴也。

既如是也，則對于舊史之評價又當一變。即以前所評四書言之，例如《晉書》，自劉知幾以下共譏其雜采小說，體例不純。吾儕視之，則何傷者？使各史而皆如陳壽之《三國志》，字字精嚴，筆筆錘煉，則茍無裴松之之注，吾儕將失去許多史料矣。例如《魏書》，其穢固也，雖然，一個古人之貞邪貪廉等，雖紀載失實，于我輩何與，于史又何與？只求魏收能將當時社會上大小情態(tài)多附其書以傳，則吾所責望于彼者已足，他可勿問也。例如《元史》，猥雜極矣，其中半錄官牘，鄙俚一仍原文。然以較《北周書》之“行文必《尚書》，出語皆《左傳》”，孰為真面目，孰為可據(jù)之史料？則吾毋寧取《元史》也。是故吾儕若以舊史作史讀，則馬、班猶不敢妄許，遑論余子？若作史料讀，則二十四史各有短長，略等夷耳。若作史讀，惟患其不簡嚴。簡嚴乃能壹吾趨向，節(jié)吾精力。若作史料讀，惟患其不雜博。雜博乃能擴吾范圍，恣吾別擇。昔萬斯同作《明史稿》，嘗自言曰：“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而吾所述倍焉。非不知簡之為貴也，吾恐后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為之極，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損，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與言之真?！保ㄇ鍑佛^《斯同傳》）吾輩于舊史皆作史稿讀，故如斯同書之繁博，乃所最歡迎也。既如是也，則所謂別史、雜史、雜傳、雜記之屬，其價值實與正史無異，而時復過之。試舉其例：吾儕讀《尚書》、《史記》，但覺周武王伐罪吊民之師，其文明程度殆為“超人的”，倘非有《逸周書·克殷、世俘》諸篇，誰復能識“血流漂杵”四字之作何解。且吾不嘗言陳壽《三國志·諸葛亮傳》記亮南征事僅得二十字耶？然常璩《華陽國志》則有七百余字，吾儕所以得知茲役始末者，賴璩書也。至如元順帝系出瀛國公，清多爾袞烝其太后，此等在舊史中不得不謂為極大之事，然正史曷嘗一語道及？欲明真相，非求諸野史焉不可也。是故以舊史作史料讀，不惟陳壽與魏收可以等夷，視司馬遷、班固與一不知誰何之人所作半通不通之筆記，亦可作等夷視也。

乙關系史跡之文件。此等文件，在愛惜文獻之國民，搜輯寶存，惟力是視。例如英之《大憲章》，法之《人權宣言》，美之《十三州憲法》，其原稿今皆珍襲，且以供公眾閱覽。其余各時代公私大小之文件稍有價值者，靡不羅而庋之。試入各地之圖書館、博物館，櫥中瑯瑯盈望皆是也。炯眼之史家，得此則新發(fā)明日出焉。中國既無公眾收藏之所，私家所蓄為數(shù)有限，又復散布不能稽其跡，湮滅抑甚易，且所寶惟在美術品，其有裨史跡者至微末。今各家著錄墨跡大率斷自宋代，再上則唐人寫經(jīng)之類，然皆以供骨董摩挲而已。故吾國此類史料其真屬有用者，恐不過上溯三四百年前物極矣。此等史料，收羅當自近代始。其最大宗者，則檔案與函牘也。歷代官署檔案，汗牛充棟，其有關史跡者，千百中僅一二，而此一二或竟為他處所絕不能得。檔案性質(zhì)，本極可厭，在平時固已束諸高閣，聽其蠹朽，每經(jīng)喪亂，輒蕩無復存。舊史紀、志兩門，取材什九出檔案，檔案被采入者，則附其書以傳，其被擯汰者，則永永消滅。而去取得當與否，則視乎其人之史識。其極貴重之史料，被史家輕輕一抹而宣告死刑以終古者，殆不知凡幾也。二千年間，史料之罹此冤酷者，計復何限。往者不可追矣，其現(xiàn)存者之運命亦危若朝露。吾三十年前在京師，曾從先輩借觀總理衙門舊檔鈔本千余冊，其中關于鴉片戰(zhàn)役者便四五十冊，他案稱是。雖中多極可笑之語，然一部分之事實含在焉，不可誣也。其中尤有清康熙間與俄、法往復文件甚多，其時法之元首則路易十四，俄之元首則大彼得也。試思此等文件，在史料上之價值當居何等？今外交部是否尚有全案，此鈔本尚能否存在，而將來所謂“清史”者，能否傳其要領于百一，舉在不可知之數(shù)。此可見檔案之當設法簡擇保存，所關如是其重也。至于函牘之屬，例如明張居正《太岳集》及晚清胡、曾、左、李諸集所載，其與當時史跡關系之重大，又盡人所知矣。善為史者，于此等資料斷不肯輕易放過，蓋無論其為舊史家所已見所未見，而各人眼光不同，彼之所棄，未必不為我之所取也。

私家之行狀、家傳、墓文等類，舊史家認為極重要之史料，吾儕亦未嘗不認之。雖然，其價值不宜夸張?zhí)^。蓋一個人之所謂豐功偉烈、嘉言懿行在吾儕理想的新史中本已不足輕重，況此等虛榮溢美之文，又半非史實耶？故據(jù)吾所立標準以衡量史料，則任昉集中矞皇莊重之《竟陵文宣王行狀》其價值不如彼敘述米鹽瑣屑之《奏彈劉整》。而在漢人文中，蔡邕極有名之十余篇碑誄其價值乃不敵王褒之一篇游戲滑稽的《僮約》。此非好為驚人之論，蓋前者專以表彰一個人為目的，且其要點多已采入舊史中。后者乃描述當時社會一部分之實況，而求諸并時之著作，竟無一篇足與為偶也。持此以衡，其孰輕孰重，不已較然可見耶。丙史部以外之群籍。以舊史作史讀，則現(xiàn)存數(shù)萬卷之史部書皆可謂為非史，以舊史作史料讀，則豈惟此數(shù)萬卷者皆史料，舉凡以文字形諸記錄者，蓋無一而不可于此中得史料也，試舉其例：

群經(jīng)之中如《尚書》，如《左傳》，全部分殆皆史料?！对娊?jīng)》中之含有史詩性質(zhì)者亦皆屬純粹的史料，前既言之矣。余如《易經(jīng)》之卦辭、爻辭，即殷、周之際絕好史料。如《詩經(jīng)》之全部分，如《儀禮》，即周代春秋以前之絕好史料。因彼時史跡太缺乏，片紙只字皆為瑰寶，抽象的消極的史料，總可以向彼中求得若干也。以此遞推，則《論語》、《孟子》，可認為孔、孟時代之史料?！吨芏Y》中一部分，可認為戰(zhàn)國史料。二戴《禮記》，可認為周末漢初史料。至如小學類之《爾雅》、《說文》等書，因其名物訓詁，以推察古社會之情狀，其史料乃益無盡藏也。在此等書中搜覓史料之方法，當于次章雜舉其例。至原書中關于前代事跡之記載，當然為史料的性質(zhì)，不必更論列也。

子部之書，其屬于哲學部分，如儒、道、墨諸家書，為哲學史或思想史之主要史料。其屬于科學部分，如醫(yī)術、天算等類書，為各該科學史之主要史料。此眾所共知矣。書中有述及前代史跡者，當然以充史料，又眾所共知矣。然除此以外，抽象的史料可以搜集者蓋甚多。大率其書愈古，其料愈可寶也。若夫唐、宋以后筆記類之書，汗牛充棟，其間一無價值之書固甚多。然絕可寶之史料，往往出其間，在治史者能以炯眼拔識之而已。

集部之書，其專紀史跡之文，當然為重要史料之一部，不待言矣?！凹兾膶W的”之文，如詩辭歌賦等，除供文學史之主要史料外，似與其他方面無甚關系。其實亦不然，例如屈原《天問》，即治古代史者極要之史料。班固《兩都賦》，張衡《兩京賦》，即研究漢代掌故極要之史料。至如杜甫、白居易諸詩，專記述其所身歷之事變，描寫其所目睹之社會情狀者，其為價值最高之史料，又無待言。章學誠云：“文集者，一人之史也?！保ā俄n柳年譜書后》）可謂知言。

非惟詩古文辭為然也，即小說亦然?！渡胶＝?jīng)》今四庫以入小說，其書雖多荒誕不可究詰，然所紀多為半神話半歷史的性質(zhì)，確有若干極貴重之史料出乎群經(jīng)諸子以外者，不可誣也。中古及近代之小說，在作者本明告人以所紀之非事實，然善為史者，偏能于非事實中覓出事實。例如《水滸傳》中魯智深醉打山門，固非事實也，然元、明間犯罪之人得一度牒即可以借佛門作逋逃藪，此卻為一事實?！度辶滞馐贰分泻缿舴畛行屡e人女婿，固非事實也，然明、清間鄉(xiāng)曲之人一登科第，便成為社會上特別階級，此卻為一事實。此類事實，往往在他書中不能得，而于小說中得之。須知作小說者無論騁其冥想至何程度，而一涉筆敘事，總不能脫離其所處之環(huán)境，不知不覺遂將當時社會背景寫出一部分以供后世史家之取材。小說且然，他更何論，善治史者能以此種眼光搜捕史料，則古今之書，無所逃匿也。

又豈惟書籍而已，在尋常百姓家故紙堆中往往可以得極珍貴之史料。試舉其例：一商店或一家宅之積年流水帳簿，以常識論之，寧非天下最無用之物？然以歷史家眼光觀之，倘將同仁堂、王麻子、都一處等數(shù)家自開店迄今之帳簿及城間鄉(xiāng)間貧富舊家之帳簿各數(shù)種，用科學方法一為研究整理，則其為瑰寶，寧復可量？蓋百年來物價變遷，可從此以得確實資料，而社會生活狀況之大概情形，亦歷歷若睹也。又如各家之族譜、家譜，又寧非天下最無用之物？然茍得其詳贍者百數(shù)十種為比較的研究，則最少當能于人口出生死亡率及其平均壽數(shù)得一稍近真之統(tǒng)計。舍此而外，欲求此類資料，胡可得也？由此言之，史料之為物，真所謂“牛溲馬勃，具用無遺”，在學者之善用而已。

輯本。古書累代散亡，百不存一，觀牛弘“五厄”之論，可為浩嘆。他項書勿論，即如《隋書·經(jīng)籍志》中之史部書，倘其中有十之六七能與《華陽國志》、《水經(jīng)注》、《高僧傳》等同其運命，原本流傳以迄今日者，吾儕寧不大樂？然終已不可得。其稍彌此缺憾者，惟恃類書。類書者，將當時所有之書分類鈔撮而成，其本身原無甚價值，但閱世以后，彼時代之書多佚，而其一部分附類書以幸存，類書乃可貴矣。古籍中近于類書體者為《呂氏春秋》，而三代遺文賴以傳者已不少?，F(xiàn)存類書，自唐之《藝文類聚》，宋之《太平御覽》，明之《永樂大典》以迄清之《圖書集成》等，皆卷帙浩瀚，收容豐富。大抵其書愈古，則其在學問上之價值愈高，其價值非以體例之良窳而定，實以所收錄古書存佚之多寡而定也。類書既分類，于學者之檢查滋便，故向此中求史料所得往往獨多也。

自清乾隆間編四庫書，從《永樂大典》中輯出逸書多種，爾后輯佚之風大盛。如《世本》、《竹書紀年》及魏、晉間人所著史，吾輩猶得稍窺其面目者，食先輩搜輯之賜也。

戊古逸書及古文件之再現(xiàn)。歐洲近代學者之研究埃及史、巴比倫史，皆恃發(fā)掘所得之古文籍。蓋前此臆測之詞，忽別獲新證而改其面目者比比然矣。中國自晉以后，此等再發(fā)現(xiàn)之古書見于史傳者凡三事：其一在西晉時，其二在南齊時，其三在北宋時，皆記錄于竹木簡上之文字也。原物皆非久旋佚，齊、宋所得，并文字目錄皆無傳。其在學界發(fā)生反響者，惟西晉所得，即前所述汲冢竹書是也。汲冢書凡數(shù)十車，其整理寫定者猶七十五卷，當時蓋為學界一大問題，學者之從事研究者，有束晳、王接、衛(wèi)恒、王庭堅、荀勖、和嶠、續(xù)咸、摯虞、謝衡、潘滔、杜預等，其討論概略尚見史籍中。其原書完整傳至今者，惟一《穆天子傳》耳。其最著名之《竹書紀年》，則已為贗本所奪。尤有《名》及《周食田法》等書，想為極佳之史料，今不可見矣。而《紀年》中載伯益、伊尹、季歷等事，乃與儒家傳說極相反，昔人所引為詬病者，吾儕今乃藉睹歷史之真相也?！赌聜鳌匪?，多與《山海經(jīng)》相應，為現(xiàn)代持華種西來說者所假借。此次發(fā)見之影響，不為不巨矣。

最近則有從甘肅、新疆發(fā)見之簡書數(shù)百片，其年代則自西漢迄六朝，約七百年間物也。雖皆零縑斷簡，然一經(jīng)科學的考證，其裨于史料者乃無量。例如簡、縑、紙三物代興之次第，隸、草、楷字體遷移之趨勢，乃至漢、晉間烽堠地段、屯戍狀況，皆可見焉。吾儕因此轉(zhuǎn)對于晉、齊、宋之三度虛此發(fā)見，不能無遺憾也。

最近古籍之再現(xiàn)，其大宗者則為甘肅之敦煌石室。中以唐人寫佛經(jīng)為最多，最古者乃上逮苻秦（四世紀中葉）。其上乘之品，今什九在巴黎矣。而我教育部圖書館拾其余瀝，猶得七千余軸。私人所分弆亦千數(shù)，此實世界典籍空前之大發(fā)見也。其間古經(jīng)史寫本足供?？闭吲c夫佛經(jīng)在今大藏外者皆甚多。不可枚舉。其他久佚之著作，亦往往而有。以吾所知，如慧超《往五天竺傳》，唐末已亡，忽于此間得其殘卷，與法顯、玄奘之名著鼎足而三，寧非快事？惜其他諸書性質(zhì)以傳鈔舊籍為主，裨助新知稍希。然吾確信茍有人能為統(tǒng)括的整理研究，其陸續(xù)供給史界之新資料必不乏也。

己金石及其他鏤文。金石為最可寶之史料，無俟喋陳。例如有含摩拉比（Hammurabi）之古柱而巴比倫之法典略明，有阿育王之豐碑而印度佛教傳播之跡大顯。西方古代史跡，半取資于此途矣。惜我國現(xiàn)存金石，其關于典章文物之大者頗少。以吾儕所聞諸史乘者，如春秋時鄭有刑書，晉有刑鼎，其目的蓋欲將法律條文鏤金以傳不朽。然三代彝器出土不乏，而此類之鴻寶闕如，實我學界一大不幸也。

金石之學，逮晚清而極盛。其發(fā)達先石刻，次金文，最后則為異軍突起之骨甲文。今順次以論其對于史料上之價值。

自來談石刻者，每盛稱其大有造于考史。雖然，吾不敢遽為此夸大之詞也。中國石刻除規(guī)模宏大之石經(jīng)外，造像經(jīng)幢居十之五，銘墓文居十之四。造像經(jīng)幢中文字無關考史，不待問也。銘墓文之價值，其有以愈于彼者又幾何？金石家每刺取某碑志中述某人爵里年代及其他小事跡與史中本傳相出入者，詫為瑰寶，殊不知此等薄物細故，在史傳中已嫌其贅。今更補苴罅漏，為“點鬼簿”作“校勘記”，吾儕光陰恐不應如是其賤。是故從石刻中求史料，吾認為所得甚微。其中確有價值者，例如唐建中二年（西七八一）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為基督教初入中國唯一之掌故，且下段附有敘里亞文，尤為全世界所罕見。如元至正八年刻于居庸關之佛經(jīng)，書以蒙古、畏兀、女真、梵、漢五體。祥符大相國寺中有元至元三年圣旨碑，書以蒙古、畏兀、漢字三體。元至正八年之《莫高窟造象記》，其首行有書六體，異族文字，得借此以永其傳。如唐長慶間（八二一至八二四）之《唐蕃會盟碑》，將盟約原文刻兩國文字，可以見當時條約格式及其他史實。如開封挑筋教人所立寺，有明正德六年（西一五一一）佚碑，可證猶太人及猶太教入中國之久。諸如此類，良可珍貴。大抵碑版之在四裔者，其有助于考史最宏。如東部之《丸都紀功刻石》（魏正始間），《新羅真興王定界碑》（陳光大二年），《平百濟碑》（唐顯慶三年），《劉仁愿紀功碑》（唐麟德龍翔間）等。西部之《裴岑紀功刻石》（漢永和二年），《沙南侯獲刻石》（漢永和五年），《劉平國作關城頌》（無年月），《姜行本紀功頌》（唐貞觀十四年），《索勛紀德碑》（唐景德元年）等。北部之《苾伽可汗碑》（唐開元二十三年），《闕特勤碑》（唐開元二十年），《九姓回鶻可汗碑》（無年月，亦唐刻）等。南部之《爨寶子碑》（晉大亨四年），《爨龍顏碑》（劉宋大明二年），《平蠻頌》（唐大歷十二年），《大理石城碑》（宋開寶五年）等，皆跡存片石，價重連城。何則？邊裔之事，關于我族與他族之交涉者甚巨，然舊史語焉不詳，非借助石刻而此種史料遂湮也。至如內(nèi)地一般銘窆之文，茍冢中人而無足重輕者，吾何必知其事跡？其人如為歷史上重要人物，則史既已有傳，而碑志辭多溢美，或反不足信，是故其裨于史料者乃甚希也。研究普通碑版，與其從長篇墓銘中考證事跡，毋寧注意于常人所認為無足重輕之文與夫文中無足重輕之字句。例如觀西漢之《趙王上壽》、《魯王泮池》兩刻石之年號，而知當時諸侯王在所封國內(nèi)各自紀年。觀漢碑陰所紀捐錢數(shù)，而略推當時之工價物價。此所謂無足重輕之字句也。例如觀各種買地莂，可察社會之迷信，滑稽的心理。觀元代諸圣旨碑，可見當時奇異之文體及公文格式。此所謂無足重輕之文也。

吾從石刻中搜史料，乃與昔之金石學家異其方向。吾最喜為大量的比較觀察，求得其總括的概象，而推尋其所以然。試舉其例：吾嘗從事于石畫的研究，見漢石有畫無數(shù)，魏、晉以后則漸少，以至于絕。此何故者？石畫惟山東最多，次則四川，他省殆無有。此又何故者？吾嘗從事于佛教石刻的研究，見造像惟六朝時最多，前乎此者無有，后乎此者則漸少。此何故者？同是六朝也，惟北朝之魏、齊獨多，南朝及北周則極少。此又何故者？河南之龍門造像千余龕，魏、齊物什而七八，隋刻僅三耳。而山東之千佛、云門、玉函諸山殆皆隋刻，直隸之宣霧山、南響堂山又殆皆唐刻。此又何故者？自隋而經(jīng)幢代造像以興，迄唐而極盛。此又何故者？宋以后而此類關于佛教之小石刻，殆皆滅絕。此又何故者？歷代佛教徒所刻佛經(jīng)，或磨崖，或藏洞，或建幢，所至皆是，而儒經(jīng)、道經(jīng)則甚希。此又何故者？吾嘗從事于墓文的研究，見北魏以后，墓志如鯽，兩漢則有碑而無志。此何故者？南朝之東晉、宋、齊、梁、陳墓文極稀，不逮并時北朝百分之二三。此又何故者？此不過隨舉數(shù)例，若采用吾法，則其可以綜析研究之事項更甚多，固無待言。吾之此法，先求得其概象，然后尋其原因，前文所謂“何故何故”，吾有略能解答者，有全未能解答者。然無論何項，其原因皆甚復雜而與社會他部分之事實有種種聯(lián)帶關系，則可斷言也。此種搜集史料方法，或疑其瑣碎無用，實乃不然。即如佛教石刻一項，吾統(tǒng)觀而概想之，則當時四五百年間社會迷信之狀況能活現(xiàn)吾前。其迷信之地方的分野與時代的蛻變，亦大略可睹。舍此以外，欲從舊史中得如此明確之印象，蓋甚難也。吾前所言抽象的史料，即屬此種。凡百皆然，而石刻之研究亦其一例耳。

金文之研究以商、周彝器為主。吾前已曾言其美術方面之價值矣，今更從文字款識上有所論列。金文證史之功，過于石刻。蓋以年代愈遠，史料愈湮，片鱗殘甲，罔不可寶也。例如周宣王伐狁之役，實我民族上古時代對外一大事，其跡僅見《詩經(jīng)》而簡略不可理及小盂鼎、虢季子白盤、不敦、梁伯戈諸器出世，經(jīng)學者悉心考釋，然后茲役之年月、戰(zhàn)線、戰(zhàn)略、兵數(shù)皆歷歷可推。又如西周時民間債權交易準折之狀況及民事案件之裁判，古書中一無可考。自曶鼎出，推釋之即略見其概，余如克鼎、大盂鼎、毛公鼎等，字數(shù)抵一篇《尚書》，典章制度之藉以傳者蓋多矣。又如秦《詛楚文》，于當時宗教信仰情狀、兩國交惡始末皆有關系，雖原器已佚，而摹本猶為瑰寶也。若衡以吾所謂抽象的史料者，則吾曾將金文中之古國名試一搜集，竟得九十余國，其國在春秋時已亡者，蓋什而八九矣。若將此法應用于各方面，其所得必當不乏也。至如文字變遷之跡賴此大明，而眾所共知，無勞喋述矣。

距今十五六年前，在河南安陽縣治西五里之小屯得骨甲文無數(shù)，所稱“殷虛書契”者是也。初出時，世莫識其文，且莫能名其為何物。十年來經(jīng)多數(shù)學者苦心鉆索，始定其為龜甲獸骨之屬，其發(fā)見之地為殷故都，其所槧為殷時文字，字之可識者略已過千，文亦寖可讀。于是為治古代史者莫大之助。蓋吾儕所知殷代史跡除《尚書》中七篇及《史記》之《殷本紀》、《三代世表》外，一無所有，得此乃忽若辟一新殖民地也。此項甲文中所含史料，當于敘述殷代史時引用之，今不先舉。要之此次之發(fā)見，不獨在文字源流學上開一新生面，而其效果可及于古代史之全體，吾不憚昌言也，金石證史之價值，此其最高矣。

庚外國人著述。泰西各國，交通夙開，彼此文化亦相匹敵，故甲國史料恒與乙國有關系。即甲國人專著書以言乙國事者亦不少。我國與西亞及歐、非諸文化國既窎隔，亙古不相聞問。其在西北徼與我接觸之民族雖甚多，然率皆蒙昧，或并文字而無之，遑論著述。印度文化至高，與我國交通亦早，然其人耽悅冥想，厭賤世務，歷史觀念低至零度。故我國猶有法顯、玄奘、義凈所著書為今世治印度史者之寶笈。然而印度碩學，曾游中國者百計，梵書記中國事者無聞焉。若日本，則自文化系統(tǒng)上論，五十年前尚純?yōu)槲腋接?，其著述之能匡裨我者甚希也。故我國史跡除我先民躬自記錄外，未嘗有他族能為我稍分其勞。唐時有阿拉伯人僑商中國者所作游記，內(nèi)有述黃巢陷廣東情狀者，真可謂鳳毛麟角。其歐人空前述作，則惟馬哥波羅一游記，歐人治東學者至今寶之。次則拉施特之《元史》，所述皆蒙古人征服世界事，而于中國部分未之及，僅足供西北徼沿革興廢之參考而已。五六十年以前歐人之陋于東學，一如吾華人之陋于西學，其著述之關于中國之記載及批評者，多可發(fā)噱。最近則改觀矣，其于中國古物，其于佛教，其于中國與外國之交涉，皆往往有精詣之書，為吾儕所萬不可不讀。蓋彼輩能應用科學方法以治史，善搜集史料而善駕馭之，故新發(fā)明往往而有也。雖然，僅能為窄而深之局部的研究，而未聞有從事于中國通史者。蓋茲事艱巨，原不能以責望于異國人矣。日本以歐化治東學，亦頗有所啟發(fā)，然其業(yè)未成。其坊間之《東洋史》、《支那史》等書累累充架，率皆鹵莽滅裂，不值一盼。而現(xiàn)今我國學校通用之國史教科書，乃率皆裨販迻譯之以充數(shù)，真國民莫大之恥也。

以上所列舉，雖未云備，然史料所自出之處，已略可見。循此例以旁通之，真所謂“取諸左右逢其原”矣。吾草此章竟，吾忽起無限感慨，則中國公共收藏機關之缺乏，為學術不能進步之極大原因也。歐洲各國自中古以還，即以教會及王室為保存文獻之中樞，其所藏者，大抵歷千年未嘗失墜，代代繼長增高。其藏書畫器物之地，又大率帶半公開的性質(zhì)，市民以相當?shù)臈l件，得恣觀覽。近世以還，則此種機關純變?yōu)閲谢蚴杏?。人民既感其便利，又信其管理保存之得法，多舉私家所珍襲者，叢而獻之，則其所積日益富。學者欲研究歷史上某種事項，入某圖書館或某博物館之某室，則其所欲得之資料粲然矣。中國則除器物方面絕未注意保存者不計外，其文籍方面，向亦以“天祿、石渠典籍之府”為最富。然此等書號為“中秘”，絕非一般市民所能望見。而以中國之野蠻革命賡續(xù)頻仍，每經(jīng)喪亂，舊藏蕩焉。例如董卓之亂，漢獻西遷，蘭臺石室之圖書縑帛軍人皆取為帷囊。梁元帝敗沒于江陵，取天府藏書繞身焚之，嘆曰：“文武之道，盡今日矣。”此類慘劇，每閱數(shù)十百年，例演一次。讀《隋書·經(jīng)籍志》、《文獻通考》等所記述，未嘗不泫然流涕也。其私家弆藏，或以子孫不能守其業(yè)，或以喪亂，恒閱時而灰燼蕩佚。天一之閣，絳云之樓，百宋之廛，……今何在矣？直至今日，交通大開，國于世界者，各以文化相見。而我自首善以至各省都會，乃竟無一圖書館，無一博物館，無一畫苑。此其為國民之奇恥大詬且勿論，而學者欲治文獻，復何所憑藉？即如吾本章所舉各種史料，試問以私人之力如何克致？吾津津然道之，則亦等于貧子說金而已。即勉強以私力集得若干，亦不過供彼一人之揅索，而社會上同嗜者終不獲有所沾潤。如是而欲各種學術為平民式的發(fā)展，其道無由。吾儕既身受種種苦痛，一方面既感文獻證跡之易于散亡，宜設法置諸最安全之地；一方面又感一國學問之資料，宜與一國人共之，則所以胥謀焉以應此需求者，宜必有道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