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劉知幾論中國歷史學各流派

劉知幾對于中國歷史學各流派，曾經(jīng)展開一個全面的批判。他在《六家》中，把中國的歷史學派分為六家。他說：

古往今來，質(zhì)文遞變。諸史之作，有恒厥體。榷而為論，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

按《尚書》為記言的史體，《春秋》為記事的史體，《左傳》為編年的史體，《國語》為分國的史體，《史記》與《漢書》均為紀傳體，而前者為通史體，后者為斷代史體。這六種歷史學體裁不是同時發(fā)生，而是中國歷史學體裁相續(xù)發(fā)展之系列，所謂“古往今來，質(zhì)文遞變”的結果。

這六種體裁在最初，都不過是各時代的歷史記錄者用以記錄史實的方法；但是后來的歷史學者競相模擬，于是這六種歷史學體裁，遂演化而為六種歷史學流派。

例如《尚書》，本來是一種最古的歷史記錄方法?！白宰谥芗葰?，《書》體遂廢，迄乎漢、魏，無能繼者。至晉廣陵相魯國孔衍，以為國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于人理常事，不足備列。乃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為龜鏡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后漢尚書》、《漢魏尚書》，凡為二十六卷。至隋秘書監(jiān)太原王邵，又錄開皇、仁壽時事，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各為其目，勒成《隋書》八十卷。尋其義例，皆準《尚書》。”

又如《春秋》，后來也有襲用其名以為著述的。如晏子、虞卿、呂不韋、陸賈，其所著書，皆謂之《春秋》。

《左傳》亦有擬作，如晉著作郎樂資曾撰《春秋后傳》三十卷，其書始于周貞王而終于二世之滅。獻帝時，荀悅著《漢紀》三十篇，亦依《左傳》體裁。以后每代都有擬作，如張璠、孫盛、干寶、徐廣、裴子野、吳均等，其所著書，或謂之“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略”，或謂之“典”，或謂之“志”。其名雖異，但其為體，則皆擬《左傳》。

《國語》體裁，繼之者有《國策》。至孔衍，又以《國策》所書之未盡者，聚為一錄，名曰《春秋后語》。當漢氏失馭，英雄角力，司馬彪又錄其行事，著《九州春秋》。這些都是《國語》的流派。

其摹擬《史記》者，則有梁武《通史》，崔鴻等所撰的《科錄》，及李延壽的《南北史》等。至于《漢書》，則所有中國的所謂正史，都是屬于這一流派。

中國的歷史家，大概不出這六種流派。即或稍有形式不同，但亦不過這六種體裁之變體而已。所以劉知幾把中國的歷史學派分為六家，大概是可以包羅一切的。

劉知幾在劃分中國歷史學的流派以后，又展開其對各家的批判。其論《尚書》的體裁，則以為其最大之缺點就在于這種體裁中，對于人物的記載不能詳其平生；對于事實的記載，不能詳其年月，而這些又都是歷史學上最重要之點。他在《六家》中說：

若乃帝王無紀，公卿缺傳，則年月失序，爵里難詳，斯并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

其次，他以為《尚書》的體裁，既以記言為主，就體裁論體裁，則不應于記言之外，有記事的專篇；但《尚書》中竟有此種例外，這就是體例不純?！读摇氛f：

蓋《書》之所主，本于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fā)言于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如《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唯言地理；《洪范》總述災祥；《顧命》都陳喪禮；茲亦為例不純者也。

其論《春秋》的體裁，則認為有長處，也有短處?！抖w》說：

《春秋》者，系日月而為次，列時歲以相續(xù)。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于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此其所以為長也。至于賢士貞女，高才俊德，事當沖要者，必盱衡而備言；跡在沈冥者，不枉道而詳說。如絳縣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晉卿而獲記，或以對齊君而見錄。其有賢如柳（下）惠，仁若顏回，終不得彰其名氏，顯其言行。故論其細也，則纖芥無遺；語其粗也，則丘山是棄；此其所以為短也。

其論《左傳》的體裁，認為是一種最好的注釋體裁。他在《申左》說：“《傳》之與《經(jīng)》其猶一體，廢一不可，相需而成。”又說：“向使《孔經(jīng)》獨用，《左傳》不作，則當代行事，安得而詳者哉？”這種注釋體裁的優(yōu)美之處，就在于它能補本文之缺略而又不重復本文?！读摇氛f：

觀《左傳》之釋經(jīng)也，言見經(jīng)文而事詳傳內(nèi)，或傳無而經(jīng)有，或經(jīng)闕而傳存。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圣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

其論《國語》，則認為是《春秋》的外傳，但是它的特點，就在于“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寫成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的歷史。上起周穆王，下迄魯?shù)抗?，自成一種分國為史的體裁。故《六家》曰：“此亦‘六經(jīng)’之流、‘三傳’之亞也?！?

其論《史記》的體裁，在《六家》中專說他的短處。他說：

尋《史記》，疆宇遼闊，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家國一政，而胡、越相懸；敘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此其為體之失者也。

但在《二體》中，則謂《史記》的體裁有他的短處，也有他的長處。他說：

《史記》者，“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于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為長也。若乃同為一事，分在數(shù)篇，斷續(xù)相離，前后屢出。于高（帝）紀，則云：“語在項（羽）傳。”于項傳，則云：“事具高紀?！庇志幋瓮悾磺竽暝?，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輩而抑歸末章，遂使?jié)h之賈誼將楚屈原同列，魯之曹沫與燕荊軻并編。此其所以為短也。

其論《漢書》的體裁，則謂與《史記》相同?！读摇吩唬骸皩て鋭?chuàng)造，皆準子長，但不為‘世家’及改‘書’曰‘志’而已?！奔匆颉稘h書》的體裁同于《史記》，所以《史記》的短處和長處，也同樣表現(xiàn)于《漢書》。惟《史記》為通史體而《漢書》則斷西漢一代以為史，因之《漢書》就沒有“疆宇遼闊，年月遐長”之弊。所以他在《六家》中說：

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功。自爾迄今，無改斯道。

以上乃劉知幾對中國歷史學各流派的批判，就史體論史體，可謂切中利弊。他在結論中說：“《尚書》等四家，其體久廢。所可祖述者，惟《左氏》及《漢書》二家而已。”又在《二體》中說：“既而丘明傳《春秋》，子長著《史記》，載筆之體，于斯備矣。后來繼作，相與因循，假有改張，變其名目。區(qū)域有限，熟能逾此！蓋荀悅、張璠，丘明之黨也；班固、華嶠，子長之流也。”由此而知劉知幾認為最進步的歷史體裁，乃是編年體和紀傳體。這從歷史學發(fā)展的觀點上看來，也是對的。

惟劉知幾于紀傳體中，美《漢書》而抑《史記》，未免源流倒置，是其偏見耳。考紀傳體確為一種進步的歷史體裁。這種體裁，可以說是《尚書》等四種體裁之綜合。其中“紀”以編年，猶《春秋》之“經(jīng)”也；“傳”以記事，猶《左氏》之“傳”也；“世家”以分國錄諸侯，猶《國語》之分國為史也；又嘗錄帝王之制詔命令，則又猶《尚書》之載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也。一言以蔽之，這種體裁已并“編年”、“記事”、“記言”、“分國”諸體于一書，別而裁之，融而化之，使其相互為用，彼此相銜。以各家之長，濟各家之短；而又益之以表歷，總之以書、志，卓然自成為一種新的歷史體裁。但這種偉大的創(chuàng)造，是司馬遷的不朽之功；班固的《漢書》不過是《史記》的擬作而已，又安能望《史記》之項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