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史料辨證與考據(jù)學

我們知道了書的真?zhèn)?，但問題尚未完全解決；因為在真書上的史料，有些也是需要辨證的。例如在史籍上我們常?？梢钥吹?，同一史實，各書記載互異；同一原文，彼此引述不同；或采摭古書而不記出處，或商榷前世而全違故實。以致事實訛謬，文字錯舛，真?zhèn)位煜?，是非參差。若不加以辨證而隨便引用，則不但異說紛紜，無所適從；必至紕繆相因，以訛傳訛。所以在辨別書的真?zhèn)我院?，我們又碰到第三個難題，就是史料的辨證問題。

幫助我們解決這一難題的是考據(jù)學。這種學問，很早就有人做，漢人的經(jīng)注已開其端。自晉以后，辨證史籍的人一天天多起來。如裴骃注《史記》，顏師古注《前漢書》，李賢注《后漢書》，對于原書的文句音義多所解釋。裴松之注《三國志》，對于原書的史實多所增補；如有異說，并錄備參考。劉攽、吳仁杰的《兩漢刊誤》，對于原書上的文字錯舛多所勘正；吳縝的《新唐書糾謬》，對于原書上史料的訛謬多所糾正。這些，都是考據(jù)學的先導。

到了清代，考據(jù)學就大大地發(fā)展了。在清代，學者因受政治的壓迫，不能涉及與現(xiàn)實有關的學問，于是騁其聰明才力，埋頭于故紙堆中，從事于與現(xiàn)實無關的考據(jù)之學。因而中國的古典文獻，無論經(jīng)書、子書或史書，大部分都經(jīng)過了一番考證。對于各種史籍中的史實，凡有可疑的，無不探源索隱，鉤沉輯逸，考異正訛，糾謬質(zhì)疑，使其本源大白，訛誤自明，異說并陳，是非自見。

清代辨證史料的著述甚多，其中有通辨諸史的，有專辨一史的。通辨諸史的書，最有名的，是錢大昕的《二十一史考異》，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趙翼的《廿二史劄記》。錢書的特點，是對原書上文字的校正、名物的訓釋；考訂史實，則其余事。王書的特點，是在考證原書上的典章制度以及史實的，使之關節(jié)疏通，脈絡搖轉；至于校釋文句，則其余事。趙書的特點，則在提出原書中的重要問題，羅列史料而予以論列；若?？笔穼嵉拿埽瑒t其余事。三書各致力于一個方面，若融合而貫通之，則對史料之辨證，可以獲得多方面的知識。又武英殿版《二十四史》，每篇之后都附有考證，校文釋義，考異致疑。此外，通辨諸史的書，尚有杭世駿的《經(jīng)史質(zhì)疑》，錢大昕的《諸史拾遺》，洪頤煊的《諸史考異》，洪亮吉的《四史發(fā)伏》，李貽德的《十七史考異》（未刊），宋書升的《二十四史正訛》（未見傳本）等。

專辨一史的書，以辨“四史”者最多。以“四史”文體較古，竄亂亦多，特別是《史記》，自馮商、褚少孫以后，竄亂者十余家，若不加以辨證，則真?zhèn)蜗鄟y，無從辨識。在清代，考證《史記》的著作，有錢坫的《史記補注》，惜其書未刊；梁玉繩的《史記志疑》，杭世駿的《史記考證》，王念孫的《讀書雜志》，邵泰衢的《史記疑問》。這些書，對于《史記》上的紕繆，糾正甚多。此外，尚有崔適的《史記探源》，則專辨后人竄亂的部分，欲使《史記》恢復司馬遷的原書。

考證兩《漢書》、《三國志》的著作，其數(shù)量亦不減于《史記》。其中考證《漢書》的，多側重于文字的校正；考證《后漢書》的，多側重于史實的糾謬?！逗鬂h書》上的史實之所以有糾正的可能，是因為當時已經(jīng)輯出了許多后漢史的佚書。至于考證《三國志》的著作，則其內(nèi)容，皆系補佚考異。

自《晉書》以下的諸史，辨證的書雖不及“四史”之多，但諸史皆有考證之書。此外，尚有專辨某史某一部分的著作，如考證諸史中之書志，特別是地理志和藝文志。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中國文獻上的史料，在清代曾經(jīng)經(jīng)過一度精密的考證。清代的學者，或通考諸史，或?？家皇?，或僅考一史中的某一部分，皆能摭拾遺佚，博采群書，屬辭比事，刊誤釋疑。他們辛勤的勞績，自然是中國學術史上一筆很大的遺產(chǎn)。但是對于史料辨證，清代的學者，也還沒有做完，而且也不見得做得盡對；因而還留下不少的問題，等待我們來解決。

以史料的范圍而論，清代學者所考證的史料，只是中國史料中的一半，即文獻上的史料；至于考古學上的史料，則做得非常不夠。這固然是因為當時許多考古學的史料，如新、舊石器文化遺物、甲骨文及漢晉簡牘等尚未發(fā)現(xiàn)，同時也是因為他們還不認識地下出土的史料之價值。因為在當時并不是完全沒有考古學的資料，如殷周之彝鼎、兩漢之石刻畫像，早已呈現(xiàn)在當時學者之前，但均未被引用為考證古史的資料。

認識考古學上的史料，不是一件容易事情。因為考古學上的史料，和礦石一樣，是混在巖石里面的，沒有發(fā)達的選礦學的知識，即使擺在眼前，也是不能認識的。例如以殷周青銅器物而論，自漢至唐，即偶有發(fā)現(xiàn)，但當時之人，不以為史料，而以為神瑞。北宋以后，青銅器物出土更多，學者雖釋文考字，但亦未以為史料，而以為玩賞。又如古代簡牘，在兩晉、南齊、北宋，都有發(fā)現(xiàn)；但當時學者不知這是一種珍貴史料，以致散失。今日所存之汲冢遺書，除《周書》或有一部分簡牘遺文，其余《穆天子傳》、《竹書紀年》，大半都是偽托之書。又如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當發(fā)現(xiàn)之初，有些頭腦頑固的學者如章太炎，硬說是古董商人假造的。又如晚近以來，中國各地先后發(fā)現(xiàn)之新、舊石器時代的遺物，雖然已被中外考古學家確證為中國史前時代的文物，但有些學者至今還表示懷疑。從這里，我們對于清代學者之不知道利用考古學的資料去辨證文獻上的史料，是不足奇怪的。

即因不知道利用考古學上的資料及沒有考古學的發(fā)現(xiàn)做資料去考證史料，所以清代學者的考據(jù)學，就只是拘束在文獻的部門之中。他們使用的方法，也就是以文獻考證文獻，即以甲書上的史料辨證乙書上的史料，以真書上的史料訂正偽書上的史料，以各書上一般的通論，指斥某一書上獨特的異說。這種方法，用以有史以后的史料之考證是可以的；若用于史前史的資料之考證，那就無異以偽辨?zhèn)?，以疑證疑，結果，還是疑偽。所以清代學者對史前史料的考證，結果只是在神話傳說中兜了一些圈子，弄得頭昏目眩而一無所得。即對于殷周史，也大半是徒勞無功。至于秦漢以下的史實考證，跟著漢晉木簡、唐人寫經(jīng)，以及漢代石刻畫像等之發(fā)現(xiàn)和其他史籍以外的諸文獻之廣泛的引用，也有許多要被修正、被補充的地方。

即以文獻考文獻而論，清代學者也沒有考完。例如從他們對諸史之書志考證看來，大半側重于地理和藝文，其他書志，如天文、律歷、人表，雖亦間有考證，但不甚多；至于有關社會經(jīng)濟之食貨志，有關階級抑壓之刑法志，有關風俗習慣之輿服志，則絕無考證。此外，包含在歷代文藝作品中之最足以反映各時代人民要求的史料，也沒有當作史料，被提煉出來。

晚近以來，對于考古學上的史料之考證，已經(jīng)有了相當?shù)某删?，但也不是到了我們就沒有事情可做。例如若干青銅器物的時代，尚待考證；若干甲骨文字的字義，尚待訓釋；若干漢代的石刻畫像，尚待說明；所有的漢晉木簡、唐人寫經(jīng)，尚待整理和考釋。特別是新、舊石器時代的文化遺物，如古人類、古生物的化石，骨角器物，研磨石器和彩陶等，都需要我們做詳細而精密的科學研究，才能變成史料。

因此，我們現(xiàn)在對史料考證的任務，是一面批判地接受清代學者對文獻上的史料之考證的成果；另一方面，又要開辟一種新的考據(jù)學，進行對考古學上的資料之考證。用現(xiàn)在既存的考古學的資料，去衡量清代學者考證過的史料，使考古學的資料與文獻上的資料結合為一，然后史料的考證，才算達到最后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