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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史部以外的群書—經(jīng)、子、集

史料與史學(xué) 作者:翦伯贊


四 史部以外的群書—經(jīng)、子、集

再次,說到史部以外的群書,即群經(jīng)、諸子和集部諸書。這些書,雖不如史部諸書專記史實(shí),但其中皆有意無意保存了一些史料,甚至比之史部諸書上所載更為可靠的史料。

首先說到群經(jīng)。提起群經(jīng),就會使人頭痛,今日流行的一部《十三經(jīng)》,古往今來不知消磨了多少學(xué)者的精力。一直到現(xiàn)在,仍然是一種令人不能接近的怪物。

實(shí)際上,所謂群經(jīng),并不是什么神奇的天書,只是幾部七拼八湊、殘缺不全的古書。固然,由于其中文字的古奧、訛誤、脫漏,致使義理不明,但這是一般古書的通病。這幾部古書之所以令人頭痛,一般的說來,是由于它們在經(jīng)的尊稱之下,被神秘化了。

因?yàn)橐蛔馂榻?jīng),則其中一言一句,皆被認(rèn)為圣人垂世立教的微言大義。于是自漢以降,歷代的經(jīng)師皆以“說三字至二十萬言”的著作來注釋這幾部古書。因而注疏之書,盈千累萬。即一部《十三經(jīng)注疏》而言,就有四百一十六卷,而其中所收之注疏,每經(jīng)尚僅一家;又唐宋以后之注疏,且不在內(nèi)。

這些著作,或注釋名物,或訓(xùn)詁音義,或疏通經(jīng)說,其中固有不少佳作。但亦有若干著作,繁辭縟說,節(jié)外生枝,以致下筆千言,離題萬里。甚至“飾經(jīng)術(shù)以文訐言”者,亦往往而有。因之,愈注愈疏,就愈繁重,愈玄妙,愈使人頭痛;此古人所以皓首窮經(jīng)而至死不通也。

經(jīng)書令人頭痛之最主要的原因尚不在此,而是今古文之爭。本來在漢初,中國的經(jīng)書,只有一種用當(dāng)時流行的文字寫定的本子,即所謂今文經(jīng)。至哀、平之際,又出現(xiàn)了一種所謂古文經(jīng)。這種古文經(jīng),系當(dāng)時學(xué)者劉歆等偽撰而托為《孔壁遺書》。自是以后,今古文并行,以致真?zhèn)蜗鄟y,時代不明。于是而門戶之見,流派之別,紛然雜起。今古文之爭,糾纏了兩千余年,難解難分。直到清代,才算做了一個結(jié)束。

當(dāng)作史料看,我們對于今古文問題,似乎可以不管;但這個問題攸關(guān)群經(jīng)的真?zhèn)危退臅r代,所以仍然不許我們逃避。在下面,我們對于今日流行之所謂《十三經(jīng)》,分別給予以說明。

(一)《易經(jīng)》,本是古代的一部卜筮之書,其著作年代,說者不一。顧頡剛氏謂在西周,郭沫若氏謂在春秋以后,孔子所不及見。這部書,原來只有卦爻辭,后來儒家學(xué)者加入了《易傳》,于是變成了儒家宣傳教義的圣經(jīng)。

在西漢中期,《易》有施(讎)、孟(喜)、梁丘(賀)三家,是為今文三派。其后又出現(xiàn)費(fèi)氏(直)的古文,京(房)、高(相)的別派,自魏王弼之注盛行江左,唐人因之以作正義,自是漢《易》諸家俱廢。今《十三經(jīng)注疏》所收者,王弼之《易》。

《易》自漢儒即加入了燕、齊方士之說。至王弼注《易》,《易》學(xué)遂與老、莊之道家言混合。五代、北宋間,道士陳摶又以道教中丹鼎之術(shù),附會《易經(jīng)》。至邵康節(jié)、周濂溪,于是而有先天、太極諸圖,《易經(jīng)》至此,達(dá)到了神秘的頂點(diǎn)。

自程伊川作傳,少談天道,多言人事,始稍凈化。其后朱熹綜周、程之說,作《易本義》,明、清宗之。首先反對道士《易》的是黃宗羲,他著《易學(xué)象數(shù)論》,攻擊周、邵,跟著其弟宗炎又著《圖書辨惑》,指出太極圖說出于道士陳摶的無極圖之秘密。同時,毛奇齡又著《河圖洛書原舛》,與二黃之說相應(yīng),道士《易》便開始動搖。至胡朏明著《易圖明辨》,于是蒙罩在《易經(jīng)》上的神秘云霧,遂一掃而空。

(二)《尚書》,本是一部殘缺不完的殷、周雜史。其產(chǎn)生的時代,各篇不同,有殷代之文,有西周之文。相傳最古的《尚書》有三千余篇,孔子刪為百篇。百篇《尚書》有序,其序見于《史記》,但僅傳二十八篇。其后,河內(nèi)女子獻(xiàn)《泰誓》一篇,為二十九篇?!短┦摹沸詾槎似?,是為今文《尚書》,亦即西漢中期的歐陽、大夏后(勝)、小夏后(建)三派所傳之《尚書》。

平帝時,出現(xiàn)了偽古文《尚書》,比今文多十六篇,是為漢偽古文《尚書》。

東漢末,漢偽古文《尚書》亡佚。至東晉時復(fù)出,但比漢古文多九篇,為二十五篇,還附有一部偽孔安國傳,是為晉偽古文《尚書》。自是以后偽《孔傳》流行。今日“十三經(jīng)”中的《尚書》,就是東晉偽古文《尚書》。

東晉的偽古文《尚書》,自宋以來,就有人反對,朱熹就是第一個反對者。以后元吳澄、明梅鷺、清姚際恒繼起響應(yīng)。至清初閻若璩著《尚書古文疏證》八卷,便宣告了東晉偽古文《尚書》的死刑。

(三)《詩經(jīng)》,是西周至春秋時期的一部詩歌集。西漢前期,今文經(jīng)只有魯(申培公)、齊(轅固生)、韓(嬰)三家,但西漢末又出現(xiàn)了毛氏的古文經(jīng)。自鄭康成依《毛詩》作箋,以后《毛詩》孤行,而三家俱廢。(齊詩亡于魏,魯詩亡于西晉,韓詩僅存《外傳》)今《十三經(jīng)》中之《詩》,即鄭箋之古文《毛詩》。

《毛詩》自唐中葉以后,即浸生異議,韓愈對《毛詩》序即表示懷疑。至于宋,學(xué)者群起反對,如鄭樵作《詩辨妄》、王質(zhì)作《詩總聞》、朱熹作《詩集傳》、程大昌作《詩論》、王柏作《詩疑》,于是《毛詩》遂被攻擊得體無完膚。元、明以降,學(xué)者宗朱說,而《毛詩》不行。到清代,姚際恒作《詩經(jīng)通論》、崔述作《讀風(fēng)偶識》、方玉潤作《詩經(jīng)原始》,而《毛詩》遂受最后之清算。

(四)所謂《禮經(jīng)》,在西漢初只有高堂生、徐生兩家。其后武帝至宣帝時,有后(蒼)氏、大戴氏(德)、小戴氏(圣)、慶(普)氏之《禮》,是為《禮經(jīng)》的今文。但以后又出現(xiàn)了《儀禮》、《周禮》、《禮記》,是為“三禮”?!叭Y”自鄭康成作注,唐人因以正義以后,亦儼然成為圣經(jīng),而漢初《禮經(jīng)》遂廢。

《周禮》,多數(shù)學(xué)者皆以為劉歆偽作,為西漢末之著作。但亦有謂為晚周人所作者,如何休謂《周禮》為“六國陰謀之書”。郭沫若謂為“趙人荀卿子之弟子所為”。

《禮記》,《漢書·藝文志》已經(jīng)注明是七十子后學(xué)者所記。鄭玄《六藝論》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圣傳記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比粍t《禮記》即《小戴禮》也。但陸德明《經(jīng)典釋文》云:“后漢馬融、盧植考諸家異同,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禮記》是也。鄭玄亦依盧、馬之本而注。”由此而知《禮記》之成,蓋在東漢時。

《儀禮》為晚周之書,毛奇齡、顧棟高、崔述、牟庭皆有此說。姚際恒《儀禮通論》有云:“《儀禮》是春秋以后儒者所作,如《聘禮》皆述春秋時事,又多用《左傳》事,尤可見。”又云:“《祝詞》多用《詩》語,便知《儀禮》為春秋后人所作?!庇衷疲骸扒昂蠖嘤^摹鄉(xiāng)黨之文,而有意別為簡練刻畫以異之。”

(五)《春秋》,可以說是一部編年的“春秋”史,但這部書,過于簡單。如果沒有傳,就令人看不懂。所以后來有《公羊》、《谷梁》、《左氏》三傳,但這三傳并不是同時產(chǎn)生的。在西漢初,只有《公羊傳》一種。不久《谷梁》出來,《春秋》遂有兩傳,是為今文《春秋》(一說《谷梁》亦系偽古文)。西漢末,古文《左傳》出現(xiàn),于是《春秋》才有三傳。東漢時,三傳同行,《公羊》為盛。六朝后,《公羊》、《谷梁》同廢,《左傳》孤行。至于唐代,啖助、趙匡之徒,力詆三傳,于是“春秋三傳束高閣,獨(dú)抱遺經(jīng)究終始”。以后,學(xué)者多撰新傳,而宋人胡安國之傳,在明代立于學(xué)官,至是三傳皆廢。至清代,學(xué)者始再復(fù)三傳,但以《公羊》為盛,而《左氏》、《谷梁》不振。今《十三經(jīng)》中的春秋三傳并錄。

《公羊》為今文,似無可疑,《谷梁》暗襲《公羊》、《左氏》,雜取《周禮》、《毛詩》,義理乖戾,文辭不通。近人張西堂以此而疑其為漢人偽作。至于《左傳》之為西漢末的偽書,劉逢祿在其《左氏春秋考證》一書中,辨之甚詳??涤袨椤缎聦W(xué)偽經(jīng)考》亦謂《左傳》乃劉歆分《國語》之大半,再綴拾雜書而成。故《國語》之所略者,即《左傳》之所詳;反之,《左傳》之所詳者,亦即《國語》之所略。此外,《左傳》中,常雜有戰(zhàn)國時代的辭句,如“不更”、“庶長”、“臘祭”等戰(zhàn)國的官名或制度,由此而知《左傳》之成書,乃在西漢之末。

(六)《論語》,是孔門弟子所記之孔子的語錄。西漢初有齊、魯二家,《齊論》二十二篇,《魯論》二十篇,是為今文。西漢末,又出現(xiàn)古文《論語》。古文《論語》與今文沒有什么分別,只是把《魯論》的二十篇變?yōu)槎黄磳ⅰ遏斦摗分┮黄皥蛟弧狈譃椤皥蛟弧迸c“子張”二篇。自張禹合《齊》于《魯》而《齊》、《魯》相混,鄭康成復(fù)合《齊》、《魯》于古文《論語》,于是真?zhèn)尾槐?。今《十三?jīng)》中之《論語》,即今古文混合以后的《論語》。

(七)《孝經(jīng)》本是漢人所撰的一部修身教科書,但亦有古文。古文經(jīng)與今文不同者,即今文為十八章,古文則分為二十二章?!缎⒔?jīng)》之偽中出偽,不僅一次,而是至再至三。第一次,出于西漢末葉;第二次,出于隋之劉炫;第三次,出于日本之太宰純(刻入《知不足齋叢書》第二集中)。鄭玄注《孝經(jīng)》是用的今文本,但是唐注出而鄭注微;至宋初,鄭注遂亡。今《十三經(jīng)》中的《孝經(jīng)》,是唐注本。

(八)《爾雅》,本是秦漢時代的一部名物辭典,與圣道并不相干。其出現(xiàn)在平帝時,又有與《毛詩》、《周禮》訓(xùn)詁相合者,故近人亦有謂此書為劉歆偽撰者,但我以為劉歆沒有理由偽撰此書。

總上所述,我們知道,今日流行的《十三經(jīng)》,其中除《爾雅》、《孟子》以外,都有偽古文。此種偽古文經(jīng),大多數(shù)出于西漢之末,但亦有出于東晉者,如《尚書》;更有出于隋代者,如《孝經(jīng)》。然而皆謂為圣人的真經(jīng),這樣,就真?zhèn)蜗鄟y,時代不明了。

以上我簡略地說明了群經(jīng)的今古文之分,產(chǎn)生的時代及其演變的源流。從這里,我們知道在今日流行的《十三經(jīng)》中,除《爾雅》、《孟子》外,其余或全為古文,或今古文并出。我們既從群經(jīng)中辨別了今文和古文,是不是凡今文皆真、古文皆偽呢?不然。這里所謂真?zhèn)?,只是今文?jīng)對古文經(jīng)而言。因?yàn)楣盼慕?jīng)對今文經(jīng)作偽,所以說古文經(jīng)是假的,今文經(jīng)是真的。實(shí)際上今文經(jīng)中也有偽文,古文經(jīng)中也有真史。

例如今日被證實(shí)為今文經(jīng)之《詩》三百零五篇、《書》二十九篇、《禮》十七篇、《易》十二篇、《春秋》十一篇、《論語》(魯論)二十篇、《孝經(jīng)》一篇十八章,并非古人自己的記錄,而皆為周、秦間學(xué)者所纂集,其中固有不少真為古代的實(shí)錄,亦有儒家托古的偽作。有西漢時加入之篇,如《書》之《泰誓》,《易》之《說卦》等。此外甚至有全為漢人偽撰之書,如《孝經(jīng)》。他如《尚書》中之《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近人亦有疑《洪范》、《梓材》、《胤征》、《康誥》者),《論語》中之后五篇(《季氏》、《陽貨》、《微子》、《堯曰》、《子張》),都是后人的偽作,固不能因其為今文而即認(rèn)為真史也。

古文經(jīng)對今文經(jīng)而言,雖為偽經(jīng),但亦并非憑空杜撰,而為西漢末許多學(xué)者根據(jù)今文經(jīng)及其他古典文獻(xiàn)纂集而成。近來疑古學(xué)者往往站在今文家的立場,把古文經(jīng)的纂集歸之于劉歆一人的偽造,而且完全為了一種政治目的,即辯護(hù)王莽改制。這種說法,未免過火。假如劉歆真能一手偽造群經(jīng),則他不僅可以稱圣人,而且可以稱為超圣人了。

實(shí)際上,古文經(jīng)中,還是含有真實(shí)的史料。例如,《左傳》,雖為《春秋》古文,但其所記,為《春秋》的史實(shí),而且糾正了今文《公羊》上的若干錯誤。只要我們不為它的八股式的“書法”所蔽,仍然是研究春秋社會歷史的最好史料。《毛詩》是古文,但其所錄,為西周、春秋的詩歌。只要我們不為那種武斷《詩》的時代、歪曲《詩》的本義之《毛詩序》所蔽,則《毛詩》仍然是研究西周、春秋社會的最好的史料?!吨芏Y》雖偽,但其中有一部分仍可以認(rèn)為戰(zhàn)國史料?!缎⒔?jīng)》雖偽,但由此可以看出漢人的倫理觀念。古文《尚書》雖偽,但由此可以看出西漢末葉對古史的傳說。關(guān)于這些,我們又不能因其為古文而遂認(rèn)為偽史也。

至于群經(jīng)中間關(guān)于沒有文字時代的記錄,如虞、夏之文,不論其為今文,為古文,為西漢人所偽,抑為東晉人所偽,說是真的,都是真的,因?yàn)槎际怯涗泜髡f;說是假的,都是假的,因?yàn)槎疾皇枪湃俗约毫粝聛淼挠涗?。故關(guān)于虞、夏之文,只要有考古資料做根據(jù),無論今文和古文,都可以引為旁證。

其次說到諸子。當(dāng)作史料看,諸子之書,是研究先秦學(xué)術(shù)思想最主要的史料。而且其中亦有記述前代史實(shí)及反映或暗示當(dāng)時社會內(nèi)容的記錄,故又為研究先秦社會史最好的資料。

諸子和群經(jīng)相反,不但沒有被尊為圣經(jīng),而且在儒家學(xué)說的教義獨(dú)裁之下,被指為“異端”,為“邪說”,為“奸言”,為“愚誣之學(xué)”、“雜反之辭”。即因如此,所以也就沒有蒙上神秘的云霧。雖然如此,諸子之書,派別分歧,真?zhèn)坞s出,所以一提到諸子,也令人有目迷五色之感。

關(guān)于諸子的學(xué)術(shù)思想的流派,戰(zhàn)國時即有著錄。

《莊子·天下》篇所舉者有九家:曰墨翟、禽滑釐(附相里勤、五侯、苦獲、已齒、鄧陵子),曰宋钘、尹文,曰彭蒙、田駢、慎到,曰關(guān)尹、老聃,曰莊周,曰惠施(附桓團(tuán)、公孫龍)。

《尸子·廣澤》篇所舉者有六家:曰墨子(即墨翟),曰孔子,曰皇子,曰田子(即田駢),曰列子,曰料子。

《荀子·非十二子》篇所舉十二家:曰它囂、魏牟,曰陳仲、史鰌,曰墨翟、宋钘,曰慎到、田駢,曰惠施、鄧析,曰子思、孟軻?!短煺摗菲e者四家:曰慎子,曰老子,曰墨子,曰宋子?!督獗巍菲e者六家:曰墨子,曰宋子,曰慎子,曰申子,曰惠子,曰莊子。

《韓非子·顯學(xué)》篇所舉者兩家:曰儒,曰墨?!叭逯?,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又于儒分八派,曰:“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庇谀譃槿?,曰:“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贝送獠⒏接兴螛s子曰:“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

《呂氏春秋·不二》篇所舉者十家:曰老耽(聃),曰孔子,曰墨翟,曰關(guān)尹,曰子列子,曰陳駢(即田駢),曰陽生(即楊朱),曰孫臏,曰王廖,曰兒良。

以上諸書,皆系戰(zhàn)國時代的著作,其所著錄,當(dāng)系時有其人(唯皇子、料子、它囂無可考),實(shí)有其學(xué)。關(guān)于上述諸家,據(jù)近人考證,除孔子、史鰌、鄧析為春秋末年人外,余均為戰(zhàn)國時人。即孔子的學(xué)說,經(jīng)其門徒纂集,其成書,當(dāng)亦在戰(zhàn)國時。在這里,只有老子的時代,近來成為問題。以前,皆以老子為孔子的前輩,晚近梁啟超著《論老子書成于戰(zhàn)國之末》一文,辨證《老子》是戰(zhàn)國末年的著作,我同意這種說法。所以諸子之書,大概都是戰(zhàn)國時期的作品。

關(guān)于諸子的學(xué)術(shù)思想,在上述諸書中,我們只能看到個別的敘述。雖其中亦隱約可以見其流派,但并無整然之劃分。自劉歆《七略》,創(chuàng)為九流出于王官之議,班固因之以作《漢書·藝文志》,于是諸子之書別為十家:曰儒家,曰道家,曰陰陽家,曰法家,曰名家,曰墨家,曰縱橫家,曰雜家,曰農(nóng)家,曰小說家。本為十家,而又曰:“其可觀者,九家而已?!鄙w以此而符合于劉歆之所謂九流也。

按九流出于王官之說,顯系后起之義。不但在戰(zhàn)國諸子的著作中,看不見此說之蹤影;即漢初《淮南子·要略》論諸子的學(xué)說之起源,亦無此說?!兑浴分栽唬?

有殷周之爭,而太公之謀生;有周公之遺風(fēng),而儒者之學(xué)興;有儒學(xué)之敝(禮文之煩擾),而后墨者之教起;有齊國之地勢,桓公之霸業(yè),而后管子之書作;有戰(zhàn)國之兵禍,而后縱橫修短之術(shù)出;有韓國之法令(新故相反,前后相謬),而后申子刑名之書生;有秦孝公之圖治,而后商鞅之法興焉。

《要略》所論,雖不必盡對,但在原則上,他認(rèn)為諸子學(xué)說的興起,都是時代的產(chǎn)物,這是很正確的。

關(guān)于諸子學(xué)說的淵源,這里不及多說;這里要說的是諸子的著述之存佚和真?zhèn)螁栴}。

據(jù)《漢志·諸子略》所錄,諸子十家,凡作者一百八十九家,書四三二四篇,其著述之繁富,可以想見。唯《漢志》所錄,不限于先秦諸子,漢人的許多著作,也著錄在內(nèi)。而且其中偽托之書,占最大多數(shù)。關(guān)于這一點(diǎn),我們可以從《漢志》中竟錄有黃帝、神農(nóng)、風(fēng)后、力牧等神話人物之著作,可以推知。

不論《漢志》所錄,是真是偽,而其所錄各書,大都皆已亡佚;今所存者,不過十之一二而已。而且這十之一二的存書中,還有很多偽書。先秦的著作,實(shí)在屈指可數(shù)。

據(jù)梁啟超《〈漢志諸子略〉各書存佚真?zhèn)伪怼匪?,《漢志》所錄,儒家之書五十三家,已佚者四十五,僅存者八家,即晏子、孟子、孫卿子、賈誼、董仲舒(即《春秋繁露》)、《鹽鐵論》、劉向所序四種之三(《新序》、《說苑》、《列女傳》)、揚(yáng)雄所序四種之三(《太玄》、《法言》、《州箴》)。道家之書三十七家,已佚者三十四,僅存者三家,即《老子》、《莊子》、《管子》。法家之書十家,已佚者八,僅存者二家,即《韓非子》、《商君書》。名家之書七家,已佚者五,僅存者二家,即《公孫龍子》、《尹文子》。墨家之書六家,已佚者五,僅存者一家,即《墨子》。雜家之書二十家,已佚者十八,僅存者二家,即《呂氏春秋》、《淮南子》。此外,陰陽家之書二十一家,縱橫家之書十二家,農(nóng)家之書九家,小說家之書十五家,皆已全佚,僅能于他書中見其遺說。

但是傳世的子書,卻不僅此數(shù),例如儒家中有陸賈《新語》,道家中有《鬻子》、《文子》、《關(guān)尹子》、《列子》、《鹖冠子》,法家有《慎子》,名家有《鄧析子》。此外并有《漢志》所無之書,如儒家中之《孔叢子》、《六韜》,道家中之《陰符經(jīng)》、《子華子》、《亢倉子》,縱橫家之《鬼谷子》,雜家之《于陵子》等,這些書近來已經(jīng)證明是后人偽托的。

關(guān)于諸子中的偽書,姚際恒《古今偽書考》曾列舉全偽之書三十七種?!端膸烊珪偰刻嵋芬嘣谥T子書目之下,一一注明“全偽”、“疑偽”及“疑撰人”等字樣。據(jù)晚近學(xué)者研究,諸子之書,已決定全書皆偽者有《孔子家語》、《孔叢子》(現(xiàn)已公認(rèn)為魏王肅偽撰)、《陰符經(jīng)》、《六韜》(漢以后人偽撰)、《鬻子》、《關(guān)尹子》、《子華子》、《文子》、《亢倉子》、《鹖冠子》、《鬼谷子》、《尉繚子》(魏、晉至唐陸續(xù)偽撰)、《于陵子》(明人撰)、陸賈《新語》、賈誼《新書》、《老子河上公注》(晉以后人偽撰)、《吳子》、《司馬法》、《晏子春秋》(大約西漢人偽撰)、《列子》(疑為晉張湛撰)。至于凡托名神話人物之著作,如《神農(nóng)本草》、《黃帝素問》、《風(fēng)后握奇經(jīng)》等,其為后人偽托,更無可疑。此外如《申子》、《尸子》、《慎子》、《尹文子》、《公孫龍子》,原書皆佚。今傳者或由近人輯出;但原書是否為本人所作,抑為秦漢人依托,也是問題。

又如《管子》、《商子》、《孫子》,其書不偽,但絕非管仲、商鞅、孫武所撰,而為戰(zhàn)國末年人之書。

《老子》、《墨子》、《莊子》、《韓非子》是真書,但其中亦雜有偽篇。如《老子》中“佳兵者不祥”一節(jié),《墨子》中“親士”、“修身”、“所染”三篇,《莊子》中之外篇及雜篇之一部,《韓非子》中“初見秦”一篇,都是后人竄亂之作。

總之,諸子之書,都是先秦古書。兩千年來,由于傳抄傳寫而發(fā)生訛誤,已屬不少,而又不斷有人偽托,竄亂,所以幾乎沒有一部完全的真書。因而我們從諸子采用史料時,就要用一番工夫去判別它們的真?zhèn)巍5@不是說偽托之書就完全沒有史料的價值;偽托之書,只要我們知道它們作偽的時代,它還是那個時代的史料。例如《周髀算經(jīng)》,當(dāng)作周公作則錯;當(dāng)作周末漢初人作,則仍然是這一時代的古算書?!端貑枴?、《難經(jīng)》,當(dāng)作黃帝及秦越人作則錯;當(dāng)作秦漢間人作,則仍然是這一時代的古醫(yī)書。

再次說集部諸書。集部諸書,在四部中問題最少。因?yàn)樗鼈兗炔蝗缃?jīng)書之被神化,亦不如子書之多偽托,又不如史書之有竄亂。如果說它們也有問題,那就只是間有傳刻的錯誤而已。

集部之書,并非專記史實(shí)之書,大抵皆系純文學(xué)的,至少亦為含有文學(xué)性的著作,其為研究文學(xué)史之主要的資料,盡人皆知。章實(shí)齋曰:“文集者,一人之史也。”其實(shí),何止文集如此?詩詞歌賦、小說劇本,又何嘗不是歷史資料?而且又何止是一人之史?在任何時代的文學(xué)作品中,我們都可以找到作者對當(dāng)時社會所涂繪的陰影;不過他們所涂繪的陰影,有濃有淡而已。所以我以為集部之書,當(dāng)作史料看,它們正是各時代的社會縮寫,正是各時代的人民呼聲,正是千真萬確的歷史記錄。而且其中的歷史記錄,往往是正史上找不出來的。

例如《楚辭》,在集部中是最古的一種,其中《天問》,記錄著戰(zhàn)國末葉楚國流傳的許多神話傳說。在《離騷》中,記錄著當(dāng)時楚國的黨爭。其他各篇,描寫戰(zhàn)國末年楚國流行的風(fēng)俗。這些在戰(zhàn)國時的史書中是找不到的。

又如在漢賦中,班固的《兩都賦》,張衡的《兩京賦》,對于兩漢的都市、宮室以及許多瑣碎的掌故之記錄,是兩《漢書》中找不出來的。

在三國時的五言詩中,如王粲的《七哀詩》,描寫大混戰(zhàn)中之難民逃亡的情形。曹植的《名都》篇,描寫當(dāng)時有閑階級的生活。而這些,又是《三國志》中找不出來的。

在唐詩中,如杜甫之《石壕吏》、《潼關(guān)吏》、《新安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描寫“安史之亂”中唐代政府捆綁壯丁的情形;《哀江頭》,描寫淪陷以后的長安。白居易的《重賦》,描寫唐代農(nóng)民之被收奪;《輕肥》、《歌舞》、《買花》、《傷宅》,描寫唐代統(tǒng)治階級之驕奢淫逸;《鹽商婦》描寫唐代商人之豪富。韋莊的《秦婦吟》,描寫黃巢入長安的情形。此外,在唐詩中,詩人之記述其所身歷的事變和目睹的社會狀況的詩歌,尚不知有多少。其所暴露的事實(shí),又都不是新、舊《唐書》上所能找出來的。

在宋詞中,歐陽修的《漁家傲》,描寫北宋時一年十二月的節(jié)日。秦觀詠汴州,謂當(dāng)時汴州充滿了“珠鈿翠蓋,玉轡紅纓”。王與之詠杭州,謂當(dāng)時杭州“千門繡戶笑歌聲”。柳永詠錢塘,謂當(dāng)時錢塘“參差十萬人家”。此外如辛棄疾、陸游的作品,都反映出故國山河之感。這些關(guān)于風(fēng)俗、都市和知識分子的情緒,又都不是《宋史》上所能找到的。

在元曲中,如《竇娥冤》、《鴛鴦被》,描寫元朝統(tǒng)治者的高利貸,以人抵賬?!吨焐皳?dān)》、《馮玉蘭》,描寫元朝統(tǒng)治者之強(qiáng)奸殺人?!蛾愔莘偶Z》,描寫元朝統(tǒng)治者的貪污腐化?!秲鎏K秦》、《薦福碑》,描寫在元朝統(tǒng)治下知識分子之陷于饑餓。這些,又都是《元史》上找不出來的。

在明代的傳奇中,如孔尚任的《桃花扇》,描寫南明福王政府之任用宦官黨、投降派,放逐忠良,排斥賢士大夫,貪污無恥,內(nèi)戰(zhàn)第一,以及清兵南下時望風(fēng)而逃的情形,歷歷如在目前,而這在將來的清史中,對于這一段歷史,也未必寫得這樣生動。

此外,在明、清的章回小說中,也反映出不少的史實(shí)。雖然在小說中的人物事實(shí),大半都是假設(shè);但在作者當(dāng)時,則必須有這一類型的人物和事實(shí)。例如《水滸傳》中寫史進(jìn)、林沖、魯達(dá)、楊志,都是逼上梁山。不管有無史進(jìn)等其人,而在明代政府的暴虐政治之下,人民之被迫而暴動,則為事實(shí)。又如《儒林外史》寫士大夫周進(jìn)、范進(jìn)那樣熱衷可恥,寫戲子鮑文卿那樣忠厚可愛。不管有無周進(jìn)、鮑文卿其人,而明代士大夫的風(fēng)格,不如戲子,則為事實(shí)。同書寫一個秀才倪老爹,后來竟至修補(bǔ)樂器為生,而且賣了自己的四個兒子。不管有無倪老爹其人,而明代知識分子窮到賣兒賣女的,一定不少,則為事實(shí)。又如《金瓶梅》寫西門慶的荒淫無恥、武斷鄉(xiāng)曲、奸淫人民的婦女。不管有無西門慶其人,而明代有這樣的豪紳則是事實(shí)。又如《紅樓夢》寫大觀園里的穢史。不管有無大觀園,而在清代的貴族中有這樣豪奢、腐敗、淫穢的家庭,則是事實(shí)。

總之,自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以至明、清之傳奇小說,乃至現(xiàn)在的許多文藝作品,它們表現(xiàn)出中國文學(xué)自己發(fā)展之一系列的歷史過程,也反映出歷史上所不載的社會發(fā)展的內(nèi)容,所以它們是文學(xué),同時也是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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