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經(jīng)問題之難決者，無過于《尚書》。《春秋》一經(jīng)現(xiàn)在尚可見三傳之文；《詩》雖僅存毛學，然三家異文尚遺留不少，且三家之解說雖不同，章句實無大異。最不得頭緒者算是《尚書》了。但就漢代論，《詩》、《論語》、《老子》在文帝時立博士，《春秋》在景帝時立博士，《書》在建元間始立歐陽一家之博士（以上分見《史記》、《漢書》兩《儒林傳》，及劉歆上太常博士書），曾不多時，便鬧《大誓》，鬧所謂孔安國所獻河間獻王所好之孔子壁中書，又有張霸之百兩篇，杜林之漆書，鬧個不休。東晉梅氏書行世之后，直到明清人始認清楚其為偽書（疑東晉古文者，應以朱子為始，孔穎達亦略表示懷疑之態(tài)度）更牽連到王肅。今所見之本子不特不是西漢今文，且并不是馬鄭，且并不是梅氏原文字，且并不是隸古定本，而是唐開成之石本。

今雖有敦煌寫本殘卷使我們上溯到隸古定本，又有漢魏石經(jīng)殘字使我們略見今古文原來面目之一勺，有毛公鼎等使我們略知冊誥之體式，有若干葬器款識使我們校訂《尚書》中若干文字，然如但顧持此區(qū)區(qū)可得之材料，以解決《尚書》問題之大部分，頗為不可能之事。本文但以分解伏生二十八篇之組成為題，其實這個題目也是極大的，現(xiàn)在只寫下其一部而已。

所謂伏生二十八篇者，究竟是否全是伏生所傳，或與伏生所傳小有異同，今不易斷定，然此二十八篇，合以《大誓》，總可說是漢朝景武時代《尚書》面目，所以現(xiàn)在可以這二十八篇為對象去分析之。此二十八篇去孔子時所見書之面目已遠，在這一點上是與《詩》大不同的?！对姟分Q“三百”在孔墨時已成習語，而《論語》所引《詩》大致與今所見差不多；若《書》，則《論語》所引除不相干之《堯曰篇》以外，“高宗亮闇”見于《無逸》，而“孝于惟孝”不見今存二十八篇中。又《左傳》一書所用之材料甚博，他所引書頗可代表當時（即春秋戰(zhàn)國之交）流行之《尚書》，《左傳》引《詩》幾乎全與今所見之三百篇合，其所引《書》除《盤庚》、《康誥》等以外，幾乎全在今所見二十八篇之外（參看附表）。從此可知三百篇之大體至少在孔子前后一時代中已略成定形，而《書》之篇章各時代不同，且恐春秋戰(zhàn)國時各國中所流傳之《書》亦皆不同?！蹲髠鳌分稌芬炎C明如此，《呂氏春秋》之引《書》亦證明如此，《呂氏春秋》所引除《洪范》外，幾皆不在二十八篇之內(nèi)。

此二十八篇不能當作一個系統(tǒng)看。不特宋儒多如此說，即文章家如揚子云、韓昌黎等亦都有這個觀念?！队菹臅分皽啘啞?，《殷盤》、《周誥》之“詰屈聱牙”，顯然不是在一類中的。朱子能以東晉梅賾書之號稱古文反易了解斷其可疑，乃不能以《堯典》、《禹貢》之號稱《虞夏書》，反比《周誥》的文辭近乎后代斷其可疑，正由于時代環(huán)境所限，不可澈底的想下去。東晉古文辨?zhèn)沃ぷ髟缫淹瓿捎陂?、惠二君之手，當今所宜究治者，為此二十八篇究是何事?

今寫此二十八篇之目如下并試為分類。

一、《周誥》類：如上所表，第一類為《周誥》，自《大誥》至于《顧命》，合以《文侯之命》，凡十三篇。此正所謂“詰屈聱牙”之文辭。文式語法皆為一貫，此真一部《尚書》之精華，最為信史材料。我們現(xiàn)在讀這幾篇，其中全不可解者甚多（曲解不算），不能句讀者不少，其可解可句讀者不特不見得“詰屈聱牙”，反而覺得文辭炳朗，有雍容的態(tài)度，有對仗的文辭，甚且有時有韻，然則今日之不能盡讀者，與其謂當時文辭拙陋，或謂土話太多，毋寧歸之于文字因篆隸之變而致誤，因傳寫之多而生謬，因初年章句家之無識而錯簡，淆亂，皆成誤解。且彼時語法今多不解，彼時字義也和東周不全同，今人之不解，猶是語學上之困難也。即如《大誥》中，“寧人”、“寧王”之“寧”字，本是“文”字，乃以誤認篆文而誤，以致《大誥》本為文王歿武王即位東征之誥者，遂以此字之誤，解作周公成王之書。吳大澂曰：

《書·文侯之命》，“追孝于前文人?！薄对姟そ瓭h》，“告于文人?！泵珎髟疲拔娜?，文德之人也。”濰縣陳壽卿編修介祺所藏兮仲鐘云，“其用追孝于皇孝已伯，用侃喜前文人?！薄斗e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追敦》云，“用追孝于前文人?！敝扒拔娜恕比譃橹軙r習見語，乃大誥誤文為寧，曰：“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曰：“予曷其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曰：“天亦惟休于前寧人，”曰：“率寧人有指疆土。”、“前寧人”實“前文人”之誤，蓋因古文文字，從心者，或作，或作，或又作 。壁中古文《大誥篇》，其文字必與寧字相似，漢儒遂誤釋為寧。其實《大誥》乃武王伐殷大誥天下之文，“寧王”即“文王”，“寧考”即“文考”，“民獻有十夫”即武王之“亂臣十人”也?！皩幫踹z我大寶龜，”鄭注，“受命曰寧王”，此不得其解而強為之說也。既以“寧考”為武王，遂以《大誥》為成王之誥，不見古器，不識真古文，安知寧字為文之誤哉？

雖傳《大誥》為周公相成王時之誥，今乃以寧字之校訂，更生此篇之時代問題，此問題今雖未能遽定，然《周誥》若干篇中待金文之助，重作校訂工夫，可借此啟示。阮蕓臺諸人每每強以《詩》、《書》中成句釋金文，今當以金文中字句訂《詩》、《書》之誤字也。自《大誥》以下至于《顧命》十二篇，皆武王（或成王）或康王時物，除《無逸》稍有若經(jīng)后人潤色之處外，此十二篇文法上在一個系統(tǒng)中?！段暮钪芬黄m也可以放在這一類中作附庸，然文體辭義皆與此十二篇不是一類，疑是戰(zhàn)國時出土或流傳忘其來源之彝器銘辭，解者按其辭氣以晉文侯仇當之（書序）或以文公重耳當之（《史記》），其歸之晉者，或出土在晉地（然此不足證此篇為晉物，魯取郜大鼎于宋一事，可以為證），而平王東遷及襄王奔鄭正合于所謂“閔予小子嗣，造（遭）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惟此篇開頭便說“父義和”，文侯仇不聞字義和。王引之曰：

古天子于諸侯無稱字者?！短普a》、《酒誥》、《梓材》三篇“王若曰：小子封”，“王曰：封”，定四年《左傳》引《蔡仲命書》云，“王曰胡”，又引《踐土之盟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wèi)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皆稱其名，其他則稱伯父、伯舅、叔父、叔舅而已，未有稱字者也?；蛞粤x為字，或以義和為字，并當闕疑”。（《經(jīng)義述聞》卷二十三）

此篇全無記事之上下文，除篇末無“對揚王休用作寶彝”，一套外，全是一篇彝器銘辭之體，其文辭內(nèi)容又絕與師敦、毛公鼎同，然則淵源當亦不二致。宋代出師敦，清代出毛公鼎，漢時山川多出鼎彝（見《說文》序），則戰(zhàn)國時當有此樣出土之先例，果“文侯之命”出土地為晉，則當時發(fā)讀文字者，自然依文中所說之情景想到翼侯仇或絳侯重耳矣。

此若干篇《周誥》在當時是如何出來的，可以《左傳》定四年所記祝佗語為證：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拄敼砸竺窳濉浴安荨倍庥谏侔呏摗７挚凳逡浴竺衿咦濉浴翱嫡a”而封于殷虛?！痔剖逡浴I鞏，沽洗，懷姓九宗……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虛。

今《伯禽》、《唐誥》兩篇皆不見（《伯禽》為篇名從劉焯說），而《康誥》猶存。然則《康誥》正是派康叔到殷故都衛(wèi)地以建國時之教令，給他的一個“政治工作大綱”。其《酒誥》等篇雖或不如《康誥》之重要，也是同樣的教令。這樣的教令至少在王之冊府與受詔諸侯之冊府中都要保存的，或者以其重要之故分布給其他諸侯，而受此誥者容或鑄于彝器上。周朝彝器上鑄文章是較普遍的?！蹲髠鳌酚涀赢a(chǎn)鑄刑書，散氏盤記割地的條約，曶鼎記訟事，小盂鼎記俘獲，其他記爭戰(zhàn)來享，記禮儀之彝器，尤不可勝數(shù)，然則不特《康誥》等可得鐫于彝器上，《大誥》、《顧命》一類赴告之文，亦未嘗不可鐫以垂記念。且此項誥語竟成為周代貴族社會中之教科書，《楚語》記下列一事：

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辭。……王卒使傅之。問于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zhèn)其??；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生之務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

所謂《春秋》、《詩》、《禮》、《樂》可不待解，世即后世所謂《世本》，語即《國語》一類之文書，所謂令所謂訓典當即《誥書》之類。熟知掌故以為出辭從政之具，是春秋時之風氣，可于《左傳》中明白看出。我們比較一下，則對于《周誥》諸篇，不特可以想到他如何出來，寄托于如何之物質(zhì)上，且可知其緣何流傳于后來也。

說到這里，或者要問，《周誥》的文辭是周王說話的本質(zhì)呢，還是史官修飾了的文辭？我們可以直率回答，《周誥》中的話，雖然不全是一篇一篇的官樣文章，然而史官的貢獻也很不少了。試以《文侯之命》，毛公鼎、師敦比較一下，看此項文字竟有定式，試讀《周誥》各篇中的文辭，其可解者每是很有修辭力量的文辭，而稱今道古，像有一個歷史哲學，威儀棣棣，丁嚀周至，不是一個直截的態(tài)度。在當時的統(tǒng)治者都是戰(zhàn)士焉能說這樣文學的話？且當時的文學本是一種專門之業(yè)，所以王如用到文字，總須“呼史某冊命”，“朱批上諭”是做不了的。今抄《康誥》、《召誥》、《無逸》各一段，以見所謂美術(shù)散文進化至此時之地步，此地步去吐辭茫昧之時代已遠得很了！

《康誥》一節(jié)：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qū)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召誥》一節(jié)：

我不可不監(jiān)于有夏，亦不可不監(jiān)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稛o逸》一節(jié)：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萦谑瘢桓椅牿姽?。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后，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后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第二類是魯書。這一類中有兩篇，一、《金縢》；二、《費誓》。相傳為伯禽伐淮夷之誓，其文近于《周誥》而無深義。《金縢》一篇必不是與《大誥》、《康誥》等有同樣價值者，此篇文體全與《周誥》不類。《顧命》一篇中雖陳喪禮，但仍以赴告之辭結(jié)束之，《金縢》乃全是一篇故事，篇中周公祝辭尚近于《周誥》，其“武王既喪”以下竟像東周的文辭。這一篇當是后人根據(jù)相傳的故事及話言拼湊成的。《魯書》一類可以說是《周誥》的附庸。

第三類是宋述商書。此一類中，《西伯戡黎》及《微子》二篇之可以呼作《宋書》，當是無問題的，此是宋人記其由來之檔案。至于《盤庚》及《高宗肜日》，以年代論，比《周誥》早得多，以文辭論，反比《周誥》較易通解，然這兩篇都不類春秋的文辭。又商末至少有兩次的大亂。一、紂亡時；二、武庚亡時。經(jīng)這樣大亂，冊府是完整不了的。清朝人不為明朝人保存檔案，周朝人更決無為商朝人保存史料之理。宋以喪亡之后，小休之時，根據(jù)傳訓，寫成典書，是事實之最可能者。惟其傳說有自，所以不像后來的文辭，惟其追記在后，所以稍有近后的語句。此一說雖無證據(jù)，然如此假定，一時也找不到與此矛盾的證據(jù)。

以上三類，除《無逸》一篇或者稍經(jīng)后人之潤色，《金縢》一篇大有可疑之外，都是絕好的史料，與彝器銘辭相發(fā)明。今尚存之《逸周書》中，雖《世俘》、《作雒》等篇，其史料的價值，亦下此一等也。

第四類是外國書，這一類中有《呂刑》、《秦誓》兩篇。《呂刑》相傳為周穆王作，這話全不可通?！吨苷a》的排場是很清楚的，周王誥語所及之人，“越在外服，侯田男衛(wèi)邦伯，越在內(nèi)服，百僚庶尹”，而《呂刑》一篇誥語所及之人，則是“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這乃是一個部落的族長，那里是諸侯的共王？且《周誥》中的用事，述祖德則“丕顯文武”，引鑒戒則殷人夏后，《呂刑》里邊，既無宗周成周之典，又無三代興亡之事，而是三苗、重黎、伯夷、皇帝，遙遙與《楚語》中所載南方之神話相應。且《呂刑》開頭說：“惟呂命王，享國百年，?；?，度作刑以誥四方?！倍妒酚洝吩唬骸案钛杂谕??！编嵭唬骸皡魏钍芡趺霝槿??！贝私圆坏闷淞x而強解之者，“呂命王”固不能解作“王命呂”。若以《書序》說，“呂命穆王”則以臣命君成何事體？諸家著錄周代彝器中有呂王器數(shù)事，如“呂王斗作大姬壺”等，然則呂固稱王矣。今如釋呂命王為周昭王之類，即命為呂王之號，或命為誤字，其本字為呂王之號，則文從字順。然則此篇固是呂王之誥，南方之訓典，與成周無涉，固墨子之所引，而非早年儒家之書也。

《秦誓》一篇，《書序》、《史記》皆以為秦繆公喪師于崤之罪己詔，然按其文義頗與崤戰(zhàn)后事之情景不合?！蹲髠鳌酚洰敃r秦繆公云：“孤違騫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今《秦誓》中并無此等意思，只在渴思有才有量之賢士。意者此之指名秦繆公猶《文侯之命》之指名晉文侯，皆實不得其人，強以與此文差不多的地理及時代之最有名人物當之，強以其間最著明之事跡當之，而忘其不切也。《商頌》之指名正考父，《魯頌》之指名奚斯，皆同一心理耳。

《秦誓》一篇，以文辭論，是《尚書》中最上等者。如下列一段，實是絕美的文章，散文進化到此一步已是像有工夫的了。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圣，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圣，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第五類是三代的三篇誓。至遲到春秋中葉，禪代征伐的兩種政治理想都完成了一個系統(tǒng)，這可以《左傳》為證。征伐是三代創(chuàng)業(yè)之功績，夏以啟為創(chuàng)業(yè)之祖（啟之訓為開，可以漢諱為證，然則啟固是夏后氏之太祖，鯀禹猶在天神一格中也），據(jù)傳說，其所伐者為有扈，故造《甘誓》，商以湯為成事之王，所伐者為夏桀，故造《湯誓》，周以武王為定功之世，所伐者為殷紂，故造《牧誓》，所謂《太誓》，亦即《牧誓》之一流，同一題目，不是一個人造的，故成不同的篇章。以此諸篇之文辭與《周誥》、《殷盤》比一下，顯然這是后人的文辭，以其中發(fā)揮的意思與孟子墨子所記者較一下，顯然這是憑藉著“征誅”一種思想而出的文章。

第六類是《禹貢》、《洪范》兩篇?！队碡暋费缘乩?，而以九州之觀念為綱，《洪范》綜言天人系統(tǒng)，而以五行之觀念為領(lǐng)。如這樣子的典書，在戰(zhàn)國時恐不少有，《晉書·束皙傳》記汲冢簡書各種，按其名實，足知彼時文書之有多體。《禹貢》雖比《穆天子傳》為實（《穆天子傳》亦因誤讀致有今天之面目）?！逗榉丁樊敱取洞髿v》為實，然皆戰(zhàn)國時托古拓今之創(chuàng)作，彼時之典書也。造作此等典書之風氣，最遲至春秋已成，可以《左傳》、《國語》所引各種古今雜糅鋪排數(shù)目之訓典為證。

《禹貢》、《洪范》兩篇，雖大體上我們可以斷定他是春秋戰(zhàn)國時的東西，但如必確切指定其屬于何一世則亦未必成功。為什么呢？古來的書每每先有個核子，后來逐漸發(fā)展與改變一書中自身之層每不容易分辨，必以一書最初之層為此書之時代固失之，必以其最后層當之，亦未為得。

《洪范》一書之中央思想為五行，五行系統(tǒng)論之成立雖或在后，但其根蒂必在先。荀子在非子思、孟子時，指謫他們“按往舊造說，謂之五行”，所謂“造說”者，明其有自己的貢獻，所以“按往舊”者，明其有憑藉傳說處?！蹲髠鳌肺钠吣辏八鸾鹉就凉戎^之六府”，此與五行之數(shù)雖小異而大同。且五方之說，似較五行為尤早，王國維曰：“‘貞方帝卯一牛之南□’，曰‘貞于東’，曰‘己已卜王于東’，曰‘于西’，曰‘貞于西’，曰‘癸酉卜中貞三牛’。曰‘方帝’，曰‘東’，曰‘西’，曰‘中’，疑即五方帝之祀矣”。五方之觀念，自與五行相混而更盛。

《禹貢》之中央思想為九州。九州之名見于《國語》者，有“謝西之九州”，此指一地方說，可以不論。若禹九州之說，至遲在春秋已盛。齊侯镈鐘及齊侯鐘云：“及其高祖，虩虩唐成，又（有）（嚴）在帝所，（溥）受大命，刻（克）伐（履）司，（敗）乃靈師。伊少（?。┏荐浚ㄎǎㄝo）。咸有九州，處禹之堵（都）。”（《嘯堂集古錄》下）孫詒讓考證（《古籀拾遺》上十六葉）此二器一作于靈公初卒，一作于靈公已有謚時，齊靈二十八年，正當春秋魯哀公十九年也。春秋時此故事既用于如此之場所，則此故事必不創(chuàng)于彼時，然則禹九州之說縱不歸之于夏殷，亦決不后以西周也。且《禹貢》九州之名稱亦決非戰(zhàn)國時名號，詳拙著《禹貢九州釋名》，今不錄。惟九州觀念與禹貢地理究是兩事，盡可九州之說甚早，《禹貢》之書卻可以甚后。然今如以《禹貢》地名有但見于漢代者，以為即是甚晚之書，亦未可通。地名之僅見于漢代書，不必即始于漢代，即如遼西遼東諸郡，《漢志》明言秦置，而《史記·匈奴列傳》云是燕置，可見《漢志》所謂秦置郡縣中，每有導源自六國時者。此猶是郡縣之名稱設(shè)置也。若一般地名，則創(chuàng)造尤不易。今如執(zhí)鮮卑一調(diào)以為大招是東漢時所作之證，何其鑿也？《禹貢》一篇，以文辭論，固絕不能為夏商及西周之書，然必以為是戰(zhàn)國，亦未有充分之證據(jù)，若以為東周之書，可無謬焉。

第七類是所謂《虞夏書》兩篇，即《堯典》、《皋陶謨》。所記皆堯舜禹禪讓之故事，與三《誓》正為相對者，彼申三代征伐之思想，此陳三帝禪讓之思想，皆戰(zhàn)國時學者心中口中之大問題。此兩篇從頭即不是假定如《周誥》一類的文章而做的，自己先說“曰若稽古”，明為后人之言，而《左傳》僖二十七年引《堯典》明明曰《夏書》。戰(zhàn)國學人托堯舜禹故事以立言者必多，即春秋時或已多有之，如季孫行父不納莒太子時所引《舜功》一大段文章，即所謂放四兇族登庸十六才子者，必亦是傳說之一種，而與今所見《堯典》不合。今所見《堯典》中儒家思想之成分更重，原來故事之神話性更輕，《皋陶謨》一篇中竟將不同部族之“宗神”（Tribal Gods）合于一堂，而成全神庭（Pantheon），部落之傳說早為大一統(tǒng)之觀念改化矣。

以上四類，但可以東周思想史之資料，不可為虞夏殷周史跡之所依也。

附《左傳》引書表

《詩》、《書》在春秋戰(zhàn)國時之面目，可取春秋戰(zhàn)國時書引《詩》、《書》者統(tǒng)計推論之?！蹲髠鳌匪驹粗秶Z》一書，當是戰(zhàn)國初年集合數(shù)國之語以成之者（說詳后），其引《詩》、《書》頗可取以為《詩》、《書》在彼時狀態(tài)之證據(jù)。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七）所統(tǒng)計《左傳》所載賦詩之事，幾全與今所見詩篇章合.而引《書》多數(shù)在廿八篇之外。顧書抄引錯亂無序，今一一據(jù)《左傳》本文及杜注校之，列表如下。（至顧氏所引二十二事之外，是否有遺漏者，今不及遍校《左傳》全書，且待異日也。）

一、隱六——《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xiāng)邇，其猶可撲滅？”杜曰：“《商書》，《盤庚》。”

按，今《盤庚》無“惡之易也”一句，此句亦不類《盤庚》文辭。

二、莊八——《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倍旁唬骸啊断臅?，逸書也?！?

三、僖五——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庇衷唬骸笆蝠⒎擒?，明德惟馨?！庇衷唬骸懊癫灰孜铮┑驴埼?。”杜曰：“逸書?！?

四、僖二十三——《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倍旁唬骸啊吨軙?，《康誥》?！?

五、僖二十四——《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杜曰：“《夏書》，逸書。”

六、僖二十七——《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杜曰：“《尚書》，虞夏書也?！卑矗巳Z在今《皋陶謨》中（偽孔《益稷》）。

七、文五——《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倍旁唬骸按嗽凇逗榉丁?，今謂之《周書》?！?

八、文七——《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戚，勸之以九歌，勿使壞?！倍旁唬骸耙輹??！?

九、宣六——《周書》曰：“殪戎殷?！倍旁唬骸啊吨軙?，《康誥》也?！?

十、宣十五——《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杜曰：“《周書》，《康誥》。”

十一、成二——《周書》曰：“明德慎罰?！倍旁唬骸啊吨軙?，《康誥》?！?

十二、成十六——《周書》曰：“惟命不于常?！庇械轮^。杜曰：“《周書》，《康誥》?！?

十三、成十六——《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倍旁唬骸耙輹?。”

十四、襄十三——《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杜曰：“《周書》，《呂刑》也?！?

十五、襄二十一——《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杜曰：“逸書也?！?

十六、襄二十三——《夏書》曰：“念茲在茲?！倍旁唬骸耙輹病！?

十七、襄二十六——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jīng)?！倍旁唬骸耙輹病！?

十八、襄三十一——《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倍旁唬骸敖瘛渡袝ご笫摹罚酂o此文，故諸儒疑之?！?

按，此處傳文疑是敷衍經(jīng)文者?！督?jīng)》云：“公薨于楚宮。”《傳》云：“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魯至此時，幾成楚之藩邦，何欲楚之有？《魯語》記襄公如楚之故事云：“襄公如楚及漢，聞康王卒，欲還，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非為一人也，為其名與其眾也。今王死，其名未改，其眾未敗，何為還！’”如此形勢，何欲之為？且楚宮之楚，非謂荊楚之國，猶言大宮也?！对姟罚骸岸ㄖ街校饔诔m。揆之以日，作于楚室?！笔瞧淅?。強以左氏書比附經(jīng)文者，乃有此露馬腳之文焉。

十九、襄三十一——《周書》數(shù)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倍旁唬骸耙輹??！?

二十、昭十四——《夏書》曰：“昏，墨，賊，殺?！备尢罩桃?。杜曰：“逸書?！?

二十一、哀六——《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庇衷唬骸霸食銎澰谄潯！倍庞谇岸蜗略疲骸耙輹！庇诤蠖蜗略疲骸坝忠輹?。”

二十二、哀十一——《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倍旁唬骸啊侗P庚》，《商書》也。”按，今本《盤庚》作“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奸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