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商頌》是宋詩

宋人自稱商，金文中已有成例（見《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左傳》中此稱尤多（詳見閻百詩所考）。至于《商頌》之不能為商時物，必為宋時物者，王靜安論之甚詳，王君說：

《殷武》之卒章曰：“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毛、鄭于景山均無說?！遏旐灐窋M此章則云“徂徠之松，新甫之柏”，則古自以景山為山名，不當(dāng)如《鄘風(fēng)·定之方中》傳“大山”之說也。案，《左氏傳》商湯有景亳之命?！端?jīng)注·濟水篇》：黃溝枝流北徑已氏縣故城西，又北徑景山東，此山離湯所都之北亳不遠(yuǎn)，商丘蒙亳以北惟有此山，《商頌》所詠，當(dāng)即是矣。而商自盤庚至于帝乙，居殷墟，紂居朝歌，皆在河北；則造高宗寢廟，不得遠(yuǎn)伐河南景山之木；惟宋居商丘，距景山僅百數(shù)十里，又周圍數(shù)百里內(nèi)別無名山，則伐景山之木以造宗廟，于事為宜，此《商頌》當(dāng)為宋詩不為商詩之一證也。又自其文詞觀之，則殷墟卜辭所紀(jì)祭禮與制度文物，于《商頌》中無一可尋，其所見之人地名與殷時之稱不類，而反與周時之稱相類，所用之成語并不與周初類，而與宗周中葉以后相類，此尤不可不察也。卜辭稱國都曰商，不曰殷，而《頌》則殷商錯出；卜辭稱湯曰大乙，不曰湯，而《頌》則曰湯，曰烈祖，曰武王，此稱名之異也。其語句中亦多與周詩相襲，如《那》之“猗那”，即《檜風(fēng)·萇楚》之“阿儺”，《小雅·隰?！分鞍㈦y”，石鼓文之“亞箬”也；《長發(fā)》之“昭假遲遲”，即《云漢》之“昭假無贏”，《烝民》之“昭假于下”也；《殷武》之“有截其所”，即《常武》之“截彼淮浦，王師之所”也。又如《烈祖》之“時靡有爭”，與《江漢》句同；“約錯衡，八鸞鸧鸧”，與《采芑》句同。凡所同者，皆宗周中葉以后之詩，而《烝民》《江漢》《常武》，序皆以為尹吉甫所作，揚雄謂“正考父晞尹吉甫”，或非無據(jù)矣。

按王君此說有三證：一、景山在宋；二、《商頌》中稱謂與殷卜辭不同；三、《商頌》中詞句與宗周中葉以后詩之詞句同。二、三兩證斷無可疑，一證則無力。蓋《鄘風(fēng)·定之方中》亦有“景山與京”之語，此詩乃衛(wèi)文公成是丘時詩也。恐景山即是大山之義，未必是專名，雖此證未必有著落，然二、三兩證已足證《商頌》為宋詩而有余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