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釋《詩三百》之爭論，以關(guān)于《魯頌》者為最少。以為《魯頌》是僖公時(shí)詩，三家及毛《詩》一樣，這正因?yàn)椤对姟繁疚闹幸延小爸芄畬O，莊公之子”，“令妻壽母”（從朱子讀）的話，即使想作異說，也不可能。但三家《詩》以《魯頌》為僖公時(shí)公子奚斯所作，恐無證據(jù)?！秾m》卒章說“寢廟奕奕，奚斯所作”，是《魯頌》頌奚斯，不是奚斯作《魯頌》。三家雖得其時(shí)代，而強(qiáng)指名作者，亦為失之?！对娙佟分?，除《陳風(fēng)》外，恐無后于《魯頌》者（《商頌》時(shí)代不遠(yuǎn)），《魯頌》亦最為豐長。《商頌》既為襄公時(shí)物，宋襄卒于魯僖卒前十年，則《魯頌》《商頌》同代，而《魯頌》稍后也。《魯頌》擬《大雅》的痕跡顯然，反與《周頌》不相干，此亦可證《大雅》與《周頌》文詞之異，由于時(shí)代之不同，《魯頌》之時(shí)代近于《大雅》，故擬其近者；否則《魯頌》以體裁論，固應(yīng)擬《周頌》不應(yīng)偏擬《大雅》。

《商頌》之時(shí)代，三家說同；《史記·宋世家》：“宋襄公之時(shí)，修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薄俄n詩》薛君章句亦然。（《后漢書·曹褒傳》注引）獨(dú)《毛傳》立異說，以為“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于周之太師，以那為首”。這一說與《魯語》合，《魯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為首?！边@話是非常離奇的：第一，漢以前不聞有校書之事；第二，《國語》中無端出這一段《商頌》源流說，我們感覺不類。欲斷此文之為偽加，應(yīng)先辨者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