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墉的多面人生

　　子以父貴。作為劉統(tǒng)勛的長子，劉墉受到乾隆帝的特別關(guān)愛。劉墉早年雖然聰明好學，通古今，但30歲以前連個舉人的功名都沒有考取，乾隆帝加恩名臣之后，劉墉遂以恩蔭舉人的身份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考中進士，從此開始了他長達五十余年的仕宦生涯。人生是充滿無數(shù)變量的生命體驗。劉墉在其85年的漫長人生旅程中，作為站在歷史前臺的重要人物，見證了清朝盛極而衰的全部過程。他的性格，他的為官之道，他的處世風格，甚至他的書法詩文，都經(jīng)歷了太多太大的變化，當我們在經(jīng)意與不經(jīng)意之間，循著他的心路歷程，觸摸他的人生時，無不為歷史與時代對人個性的雕琢發(fā)出千年的感嘆！以乾隆中葉為分水嶺，劉墉一生涇渭分明地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一時期是他生命的黃金時段，主要在地方為官，從學政、知府、道員、按察使、巡撫，他拾階而上，雖然步履蹣跚，但他還是一步步攀升，執(zhí)著而有為，剛正而果敢。尤其是在他任江寧知府期間，抗總督，斗權(quán)貴，破奇案，察民情，得人心，號稱包龍圖再世，“名播海內(nèi)，吏民畏服，天下無不服其品誼”。此間，他嚴拒官場舊習，整飭士林風氣，搜查禁毀書籍，不遺余力；推動文字獄案，承風襲旨；懲治民間會黨，竭盡全智；他甚至自掏腰包，主動為乾隆刊刻《御制集》。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以后，劉墉主要在中央為官，歷任各部尚書，升職協(xié)辦大學士，成為名副其實的“副宰相”。也許是“廉頗老矣”，也許是在權(quán)力金字塔的攀登中他感到很疲憊，官居一品的劉墉變得“顢頇”，變得“模棱”，甚至像狐貍一樣，藏起自己的尾巴。盡管在他的眼里，世間仍有是非曲直，但“世外春秋縱轉(zhuǎn)換，王道難明為慨然”，他要學習鄭板橋，做一個真正的“由聰明變糊涂”的人。為此，他招致乾隆帝的多次嚴厲訓斥。一次，乾隆向劉墉詢問新任知府戴某品行如何，作為吏部尚書的劉墉卻以“也好”應對，乾隆為此大為光火。劉墉的“模棱”還表現(xiàn)在取士上。以前他不滿士風日下，每次取士，均以嚴厲著稱，中年以后，他再任考試官，以寬容取悅士人，以致大才子袁枚以“月無芒角星相避，樹有包容鳥亦知”詩句相贈。對于劉墉的“改節(jié)”，許多人也不以為然，好友謝墉專門進獻否卦象辭以相譏諷，希望劉墉還其本真，復其固有。盡管劉墉以“模棱為自全之計”，但五十余年的為官生涯還是讓他飽嘗了宦海風波。他入仕不久，即受父親牽連，被打入刑部大牢，初次領(lǐng)略了世事變幻無常。以后他因下屬虧空險被處決，雖然“皇恩浩蕩”，但兩年的流放生活，無疑給劉墉的仕途留下了陰影。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因上書房師傅集體曠工事件，劉墉作為總師傅被革去“協(xié)辦大學士”，不但招乾隆皇帝的當朝羞辱，而且與大學士一職失之交臂。劉墉歷經(jīng)乾隆朝的后30年和嘉慶朝的前9年。乾隆后期，和坤專權(quán)，內(nèi)外大臣無不奔走其門，只有劉墉、王杰、紀曉嵐等人“終不依附”，劉墉還以其滑稽性格“語刺和坤”，野史筆記中因此留下不少二人斗法的故事，這些遺聞軼事大多真實可信，反映了劉墉良莠同器不相合，廉潔白持的可貴品格。也是嘉慶親政后“劉墉之言最多采納，皇帝眷注，異于諸臣”的重要原因。劉墉死后賜謚“文清”，可謂論定，允稱其人。

　　陳連營，男，1965年10月生，河南省唐河縣人。漢族，中共黨員，歷史學博士。先后在河南大學歷史系、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從事明清史學習、研究工作多年，發(fā)表《明末農(nóng)民戰(zhàn)爭期間河南地主土寨初探》、《清代河南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述論》、《略論嘉慶帝的守成思想》、《關(guān)于清中期的吏治腐敗問題》、《略論劉墉》、《關(guān)于嘉慶帝統(tǒng)治政策的考察》等學術(shù)論文二十余篇，出版《中國古代治安制度史》（明代）、《康熙皇帝的治國藝術(shù)》、《戴名世與南山集案》、《清朝通史》嘉慶朝卷（合作）、《紀曉嵐的“風流”人生》、《宰相劉墉的一生》等著作多種?，F(xiàn)為紫禁城出版社編輯室主任、編審。目前主要研究興趣：清代中期政治及學術(shù)文化史、宮廷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