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古玩鋪》、《老珠寶店》兩部書稿編審配圖之際,我又著手寫《老古董商》。為什么要寫此書呢?因為,《老古玩鋪》寫的是清朝中期散氏盤出土,金石學再度興起,琉璃廠古董商為金石學研究作貢獻,服務于官僚、學者、豪門貴族,在經營鑒定古玩文物中形成博古齋一大門系。《老古玩鋪》著重寫了這一大門系的形成和發(fā)展,并將其鑒定古代字畫、碑帖和金石等古玩文物的經驗方法寫了出來。 這一歷史時期發(fā)生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中國古玩文物開始外流,而專做外國人古玩生意的古董商正在形成中。 八國聯國侵入北京后,我國的古玩文物除外國用武力掠奪外,外國商人也進入中國文玩市場,北京出現做外國人生意的洋行和古董商。古玩文物成了一種商品在市場上流通,政府允許古董商經營,自清末民初以來,中國的古玩文物不斷地大量流出。 清末民初,南方的盧芹齋首創(chuàng)中國文物出口的最大公司——盧吳公司,在上海、巴黎、紐約等地經營;北方的白瑞齋在同治年間就做外國人的古玩生意,乃做洋莊生意的第一人。之后便有岳彬做外國人的古董生意發(fā)了大財,因盜賣《帝后禮佛圖》未得善終。 《老古董商》寫的是岳彬(1896-1954)生平,把做洋莊古玩生意的古董商寫出來。我青少年時見過岳彬,又不斷聽他的大徒弟丁兆凱講岳彬的軼事趣聞和生活瑣事,他的二徒弟程長新,三徒弟王福祥,小徒弟董祖耀是我的表兄,他們時常到我所在的文古齋來,不斷說出彬記柜上的事兒。老年時我采訪老古董商、老珠寶商五百余人次,不少人提到岳彬,說他是古董商中做洋莊生意的典型人物,向我提供了一些資料。特別是我的師叔范岐周知道岳彬的底細更詳細,他讓我寫一本《岳彬》,詳細向我敘述了岳彬的根底……這些年來,我忙著寫我的“琉璃廠”系列書,也就沒顧得上寫岳彬。當《老古玩鋪》、《老珠寶店》將出版時,真的“寫寫岳彬”就提到我的寫作日程上來了。我計劃以岳彬為主線,既寫做“本莊”生意的博古齋等老古玩鋪,尤其要多寫寫岳彬的“洋莊”生意。于是,就有了這本《老古董商》。史貴存真。我是根據自己的耳聞目睹,按歷史年代順序,寫岳彬跟外國人做古董生意和鑒定文物的歷史情況的,知道多少寫多少,不胡編亂造,寫真實的東西才有意義。我努力給世人留下一部“信史”。但是,因為許多東西是聽來的——我沒有也不可能都曾親歷,所以肯定會有不妥之處。歡迎各位讀者不吝指正!民國時代,古玩文物也是商品,跟外國人買賣文玩沒人管。但是,作為一個中國人,在商品交易中,你求賺錢也可,你講交情也行,而更重要的,是要珍愛祖宗留下的歷史文化遺產,要愛我們自己的國家。岳彬是完全忘記了這些,為賺錢發(fā)財走進了死胡同,其結果落得個:“來也空空,去也空空,丟人現眼死獄中。”這樣的典型人物,對今日古玩行的從業(yè)者會有啟示,對其他行業(yè)的廣大讀者也有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