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政治哲學

　　毛澤東漫長而又富有爭議的政治生涯結束了。時過境遷，現(xiàn)在，用一種新的觀點來認識他的一生，認識從其生涯中產(chǎn)生并指導他的政治思想已成為可能。就像他自己在上面引用的那句話中提及的，或許只有通過回顧才能更好地理解他的一生及其思想的形態(tài)或模式。本書試圖以我們現(xiàn)有的對毛澤東全部著作的研究為基礎，歷史地理解他的政治哲學中一個重要的模式——“無產(chǎn)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理論”。作為一位革命活動家，毛澤東的一生跨越了近現(xiàn)代中國近60年的歷史。他不僅是社會活動家，而且是思想家。在這60年間，他頻繁地寫作，不停地演說。本書首先假設毛澤東的政治生涯和從中形成的政治哲學的獨創(chuàng)性或適用性的歷史地位，不再對其真理性提出問題，然后在假設這些政治哲學具有內在歷史價值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入展開。所以，這一研究的目的，不是為了針對人們對毛澤東的批評，捍衛(wèi)毛澤東的思想。誠然，盡管我不時提到論述毛澤東思想的第二手重要文獻，但我并沒有企望以任何系統(tǒng)的方式，將自己對毛澤東思想的解釋，同那些論述這些思想的卷帙浩繁且數(shù)量還在激增的解釋性文獻相提并論。這樣做的結果，往往是一部過分冗長且具有不必要的復雜性的著作。在本書中，詳盡闡述毛澤東政治哲學的思想來源也不是我的目的。盡管我承認，我對這一難題頗感興趣，但我的專業(yè)是中國政治和政治理論，而不是思想史，所以我對毛澤東思想的歷史根源的思索，只能作為個人感興趣的業(yè)余愛好。至于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傳統(tǒng)中，毛澤東同其前輩的關系（無論是正統(tǒng)的，還是非正統(tǒng)的）這一相關而又眾說紛紜的問題，我聽從那些比我更看重這一問題的人的意見。我想，毋庸置疑，毛澤東認為自己是從對馬克思和列寧思想的理解出發(fā)并在由此而形成的思想框架內工作的。在這里，我試圖并行地陳述毛澤東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傳統(tǒng)中的前輩與毛澤東本人的觀點，以便對這些觀點進行比較。因為我相信，這一研究將成功地表明，無論如何，正像他一生所展示的那樣，毛澤東日益敏銳地認識到他所從事的革命、這一革命的社會環(huán)境以及他生活和工作的歷史時期的獨特性質。對馬克思和列寧的思想合乎正統(tǒng)或不合乎正統(tǒng)的修正是什么，這是一個必須在政治基礎層面上才能最終得以解答的問題。無疑，毛澤東本人確實關心過這一政治問題，尤其是在他的晚年。因而，我希望闡明他對這一政治問題的看法。但是，相對于他在馬克思主義傳統(tǒng)中的前輩的思想，對毛澤東的思想的正統(tǒng)或非正統(tǒng)性、獨創(chuàng)性或派生性的問題，另外提出一種外在的判斷并不是我的目的。最后，在任何完整的意義上，這本書都不應被視為傳記著作。盡管要談論毛澤東一生的思想演變而不時常提及其中的某些事件是不可能的，盡管我試圖將他的思想的重大轉變同我認為是影響那些轉變的事件聯(lián)系起來，但我并未打算以一種系統(tǒng)的方式把他的政治哲學同他的政治傳記結合起來。相反，我在這里的意圖是通過研究毛澤東政治哲學的內在邏輯及演變去闡明它的一個重要方面。我選擇的這一方面，即他的繼續(xù)革命理論，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是因為毛澤東本人及其后繼者都把繼續(xù)革命理論看作是他的理論活動的頂峰；其次，是因為對這樣一個方面的闡述，涉及對這一理論得以確立并從中進一步發(fā)展的政治命題、概念和思想的廣泛研究，從而提供一種對毛澤東政治哲學全方位考察的視角。我決定通過探討九個相互聯(lián)系的論題來研究毛澤東這一方面的思想；采取論題的形式而不是歷史的形式來描述毛澤東政治哲學是經(jīng)過深思熟慮的，盡管應當指出這要付出一定的代價。正如我們在下述章節(jié)中會看到的，毛澤東認識論的基本概念是，革命理論和革命實踐間存在著必然的辯證關系。他多次明確指出，與實踐相脫節(jié)的理論，既不合乎正統(tǒng)，又無益處?；谶@一根本原則，脫離實踐內容來探討他理論上的結論，就有某種不合理性。歷史地描述他的政治思想——即一種以其政治生涯的不同階段作為描述其思想基本輪廓的研究——也許更接近他關于理論與實踐必然聯(lián)系觀點的本意。另一方面，這種形式的不利之處在于難以避免贅述。由于我認為為理解毛澤東繼續(xù)革命理論而值得探討的各個論題都與他一生各個時期的各種事件相關，并隨之而變動，因此歷史的論述就必須抓住各個時期的各種線索，把它向前延伸一小段，然后再回到原話題上來。這在認識論上的準確性方面有所獲，但在透徹性方面則明顯有所失。確實，毛澤東在其政治生涯的各個時期都認為存在著一些突出的特殊問題或矛盾——他稱之為“主要矛盾”。理解這些問題是什么以及會對他的思想有什么影響，這是非常重要的。我聯(lián)系我所選擇的內容廣泛的論題來討論這些問題或矛盾，并且按照毛澤東在其整個生涯中形成的處理這些問題或矛盾的方式去討論各個論題，而不是按照年月順序來論述這些問題或矛盾。這樣一種研究絕沒有脫離歷史內容，但它又確實是在這樣一種假設的基礎上展開的，即從毛澤東的政治實踐中形成的某些思想超出了其概念暫時的有限聯(lián)系，形成了一個有機整體，從而能夠以這種方式進行有效的研究。由于本書采用這種框架，不熟悉這一時期歷史的讀者會發(fā)現(xiàn)，毛澤東傳記或關于他的歷史生涯的著作是本書有益的輔助讀物。按時間順序閱讀毛澤東的著作本身是對本書更為重要的補充。事實上，即使對通曉這一時期歷史的讀者而言，本書也只是閱讀這些著作的介紹和指南，無論如何也不能替代接觸原始材料。閱讀毛澤東著作的起點，是看官方出版的選集，它收集了毛澤東1926年至1957年的著作。［2］其他兩本集子也已在北京出版。一本是毛澤東的軍事著作［3］；另一本是單卷本的毛澤東解放前后的著作“選讀”［4］。不過，官方出版的選集，僅收集了這一期間毛澤東的部分著作。在東京，已編輯出版了毛澤東解放前著作的中文版原文全集，即《毛澤東集》。這是一個比較完整可靠的版本。［5］此外，我們得知還要出版毛澤東的全集。［6］斯圖爾特·R·施拉姆的《毛澤東的政治思想》一書，收錄了中國官方選集沒收入的毛澤東解放前著作摘錄的譯文。［7］內有近300頁是毛澤東從其走上社會開始直至“文化大革命”為止的著作的節(jié)錄。施拉姆的注釋特別有用，它指出了現(xiàn)行的權威版本出版前編輯和修訂的毛澤東解放前著作種種版本的變動情況。我同南?！ぐ材荨ご鳡柡献?，參考中文來源和1949年至1975年近800件文獻的英譯本，編輯了基本上完整的毛澤東解放后著作的文獻目錄和索引。［8］最后，布朗大學目前正在開始一項工程，由高英矛（音譯）主持編輯工作，目的在于用中、英文出版毛澤東的全集。這一研究始于10多年前。當時，我對“繼續(xù)革命”觀點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這一觀點認為，在成功地奪取國家政權后，革命能夠而且應當繼續(xù)下去。這種思想似乎與在多數(shù)西方社會科學家中流行的關于革命的基本理論相矛盾。作為研究解放后中國政治的學者，下面的事實引起了我的興趣：雖然很明顯毛澤東及其戰(zhàn)友想在他們自己的實踐中來實施這一理論，而且確實在“大躍進”時期論述了這樣做的必然性，但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他們仍然認為，他們的永遠革命或不斷革命概念與早在約半個世紀前就已論及這一問題的利昂·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毫無關系；在我作關于中國繼續(xù)革命理論的學位論文期間，中國新聞界開始再次明確提到這一概念，稱之為“毛主席的無產(chǎn)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理論”。同時，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紅衛(wèi)兵組織出版了多種書刊，不僅在中國國內，而且在中國之外，人們都能夠找到大量新的先前沒出版過的毛澤東的講話和著作。［9］有了這種新材料，我的論文就把重點放在較近的時期，把繼續(xù)革命理論同“文化大革命”期間對它的實施聯(lián)系起來。［10］在1971年的一篇論文中，我對有關觀點作出了總結。［11］在最近的6年間，通過在伯克利和耶魯大學講授這一課程，我進一步發(fā)展了自己對毛澤東政治哲學的看法。這一經(jīng)歷使我經(jīng)常與那些對毛澤東政治哲學感到新奇的人接觸，這有助于我解決如何最好地從教學意義上探討這些問題。而且，通過課堂辯論，我進一步加深了對其哲學的理解和掌握：在一種真正的而且應當給予高度評價的意義上，我的學生始終是我的老師。我尤為感謝愛德華·弗里德曼、漢納·皮特金、斯圖爾特·施拉姆、約翰·瑟維斯和弗里德里克·韋克曼（即魏斐德）對本書初稿的精心指點，我同樣感謝南希·萊文伯格在本書手稿的最后階段所提供的編輯和研究方面的有益幫助。我最誠摯地感謝曾美霞（音譯）在文字翻譯方面的不厭其煩的指導，特別是她那為封面和詞匯表增輝的書法。我還要對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當代中國聯(lián)合會美國理事會1970—1971年的授權表示謝意，這使我能在中國香港進行為期一年的研究和思考。沒有這一年的研究時間，我完成不了這一研究。最后，我特別感謝我的妻子瑪里琳，她在困難時刻給我以堅定的支持，這非常重要，本書就是獻給她的。毛澤東在其漫長的革命生涯中扮演了許多角色：學生活動家、農(nóng)民組織者、軍事戰(zhàn)略家、詩人、政治締造者、國務活動家、政治理論家。此外，褒、貶者還以其他角色來描述他，對他們來說，毛澤東或是偉大的舵手，或是冷酷的獨裁者；或是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創(chuàng)新者，或是錯誤地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當作他達到自己個人或民族目的的工具的庸醫(yī)；或是無私的革命領袖，或是為了滿足他自己一時的興趣愛好，操縱其同僚和國民的不可捉摸的君主。毛澤東本人在自己即將走完一生時對自己的描繪，是一個令人感興趣的問題。他曾告訴他的傳記作家和朋友埃德加·斯諾，他不想讓人把他當成“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tǒng)帥，偉大的舵手”來回憶，他對“文化大革命”期間對他的這些稱呼表示“討嫌”而嗤之以鼻。相反，他說：“只剩下‘導師’這個詞，就是教員?！保?2］在談話結束時，他告訴斯諾，他并不是一個復雜的人，而是真的很簡單。［13］我奉獻此書，是為了豐富我們對這位偉人的政治哲學的了解，為了給我們對其成就和缺點的有關評價提供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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