嚇人的國粹教育

　　針砭社會的力量：序柏楊雜文“針砭社會”系列柏楊是一個傳奇人物，他的一生歷經(jīng)過中國現(xiàn)代動蕩不寧的社會變遷。早年的柏楊是一個熱血的“愛國”青年，一度崇拜蔣中正。“七七盧溝橋事變”后，他參加三民主義團，在青干班受訓，并且宣過誓“愿為領袖活，愿為領袖死”。到臺灣后，有過挫敗的經(jīng)歷，但也曾擔任蔣經(jīng)國文藝部隊“中國青年寫作協(xié)會”總于事。這些政治經(jīng)歷無疑表明柏楊具有相當強的政治情結。后來，柏楊被國民黨當局投入監(jiān)獄，理由是在《中華日報》家庭版的《大力水手》上發(fā)表漫畫內(nèi)容“侮辱元首”，釋放后又再次被捕，這次則羅織了大量政治罪名：“假事自誣”、“思想左傾”、“為匪做文化統(tǒng)戰(zhàn)工作”、“有明顯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等等，他于1968年6月27日被判處十二年徒刑（實際關押九年多）。如果根據(jù)國民黨當年的定罪來判定的話，柏楊早就有私通共黨嫌疑。再根據(jù)那個時期中國大陸的統(tǒng)戰(zhàn)思想來看，柏楊那個時候對國民黨的斗爭，那不亞于一個小組的地下黨。這顯然是國民黨當權者的神經(jīng)過敏，柏楊并沒有任何政治企圖，大陸、臺灣那時隔著茫茫海峽，怎么通敵？實際上，柏楊就是一個文化人，一個民間文人，他的批判根本著眼于文化批判。在他看來，任何政治都是值得懷疑的，如果文化的根基不加以修正改良的話。有很長一段時期，柏楊在臺灣被稱為“活著的魯迅”，在對社會現(xiàn)實的尖銳透徹的批判上、在用雜文做主要戰(zhàn)斗武器這一點上，二者確實有可比之處。但其實質還是有相當大的差異的。魯迅在中國現(xiàn)代時期與中國現(xiàn)代性思想的建構相伴生，他既是奠基者，也是不斷的開拓者。他與民族覺醒和解放的歷史共命運，也與中國文學和文化的歷史展開同呼吸，所以魯迅完全被歷史化，也被歷史象征化了。相比較而言，魯迅還是屬于中國現(xiàn)代被歷史化的精英知識分子，他一直是在民族解放與歷史覺醒的話語中被闡釋和理解的。柏楊所處的歷史境遇很不相同，柏楊不承載那么多的歷史含義，他更單純，更加個人化、民間化、世俗化。柏楊的雜文展開的文化批判也就是世俗批判，他集中注意力對日常社會中出現(xiàn)的一切不合理的現(xiàn)象展開批評，針砭時弊，毫不留情。沒有人像柏楊那樣深入細致地觀察世俗社會，他本人就是一個世俗化的知識分子，甚至更像傳統(tǒng)中國文人，生活于民間，既不在大學任教，也不供職于政府公務系統(tǒng)。他是一個自由寫作者，一個賣文為生的人。這種人實際上在中國三四十年代相當多，大陸在1949年以后，就再也不可能有這種知識分子或文人存在了。沈從文當年因為沒有被邀參加第一屆文代會幾乎精神失常，不被體制化，在五六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那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末日，直到九十年代大陸才以王朔和王小波等人為首出現(xiàn)一批自由撰稿人。柏楊也是自由撰稿人，他的立場可說是民間的立場，是自由文人的風格。他的言說方式，顯然與我們被長期體制化所規(guī)范的知識分子話語很不相同。在今天中國大陸，非職業(yè)和非體制的寫作者越來越多的時期，讀讀柏楊這個“活化石”級的中國自由撰稿人的文字無疑是有一種親切的感受。不管從哪方面來說，柏楊其實是一個十分另類的知識分子，他就是一個“非貴族的”文人，以我的觀點來看，他就是一個世俗社會的代言人。問題的關鍵就在于，柏楊始終是站立在世俗社會的立場上來發(fā)言，他不是要馴化世俗社會，而是試圖建構一個本真性的世俗社會，而現(xiàn)代性的民族國家應該是這個本真性的世俗社會的合理延伸。再強調(diào)一下，柏楊所不同之處就在于，他不是把世俗社會提升到精英社會的水準，他首先是要建構本真性的世俗社會，其次是要把精英社會拉到這個世俗社會的水準上。因此，他把不停息地針砭社會看成是自己推動中華民族自強自尊的責任。柏楊對自己的文化立場定位十分清醒，他時常有意使自己的寫作平?；?，也就是平民化。他從來不把他的寫作描述為要承擔民族國家走向現(xiàn)代之重任，而是有意強調(diào)自己的世俗民間的平民立場。他曾在一篇文章里寫道：“柏楊先生的雜文所以能夠出版問世，完全受讀者先生的愛護和支持，否則，誰肯冒本利皆銷、全軍覆沒的危險，去印無名老漢的作品也。當初猛寫時，和現(xiàn)在的心情一樣，不過為了糊口，毫無雄心大志。后來寫得久啦，偶有來信鼓勵者，心中稍喜。后來鼓勵日多，才正式覺得有點不同凡品?！碑斎?，這是明顯的謙詞，但也由此可見柏楊自覺平民化的態(tài)度。這使他的寫作，始終是在世俗社會的言論空間內(nèi)，面對平民的言說。柏楊的雜文始終流宕著一股為底層平民伸張正義的激情，對社會任何不平等的現(xiàn)象，柏楊都給予關注，并毫不留情表達自己的觀點。這也是柏楊的雜文極富號召力所在，他為所有受損害的弱者叫屈，為底層被蹂躪者鳴冤，這使得他的作品成為平民百姓最好的精神撫慰。在柏楊的雜文敘述中，“柏楊”始終把自己作為一個底層平民的角色來處理，這種處理絕無任何矯情的成份，而是顯得親切樸實，平易近人。對平等正義的呼喚，這與柏楊的身世經(jīng)歷也密切相關。柏楊在他的回憶錄與諸多雜文中也不時地提到他年幼時的孤兒處境，他一生的艱難坎坷使他始終對下層民眾的生存艱辛有著切身的體會，每當他看到生活中的不平等現(xiàn)象時，他就抑制不住他的悲憤之情。柏楊講的平等正義并不是什么高深的大道理，不是學院派式的法理爭辯，也不是革命家的起義造反，只是世俗社會，日常生活中的常見現(xiàn)象，是新聞媒體每日翻新的奇聞軼事。柏楊談論社會之平等正義，絕沒有赤化革命的意思，他沒有那些高深的革命真理與偉大的革命目標，他只是作為一個平民，作為一個人所要獲得的基本生存權力，理應要得到的尊重。在柏楊后來結集出版的《我們要活得有尊嚴》，收錄了他歷經(jīng)滄桑后的一些篇章，歲月的磨洗，老先生一如既往，抨擊丑陋，倡導平等尊嚴?？梢哉f，柏楊后來的政論色彩更重些，但也沒有失去他所具有的平民本色。本叢書就柏楊的主要雜文按專題劃分為三個系列，已經(jīng)出版的第一系列——瘋狂紅顏，第二系列——傳統(tǒng)大反思。現(xiàn)在是第三個系列，我們把它歸納為“文明大整合”系列。醬缸文化批判是柏楊雜文批判的重點所在。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樣，柏楊以對中國傳統(tǒng)的激烈反思聞名，他的反思批判不同于其他，他直接而尖銳，徹底而擊中要害，全面而痛快淋漓。可以說，反傳統(tǒng)話語在柏楊這里達到頂峰?！搬u缸”是柏楊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最尖刻而形象的比喻，這個“醬缸”醬了兩千年，里面堆滿了猛料，奇味難聞。但現(xiàn)代以來，總有些不安分的人要攪動它，讓它的味道散發(fā)出來，讓人們面對它，看到里面的糟粕和丑陋。從魯迅到柏楊，無疑是最激烈的攪動者。柏楊指出中國文化最根本的問題就在于它在日常生活本性這點上就出了問題，而由此上升而成的政治文化更是離譜。柏楊要展開的批判就在于中國流傳至今的日常性文化，這就是世俗生活本身的文化。柏楊并非沒有直接批判政治文化，但他的深刻之處也許正在于，他立足于世俗的立場來看待政治文化的弊端，只有他如此看重世俗文化，看重日常性文化。正因為日常性文化本性上有問題，那么從這個日常性文化生長出來的，并且力圖超越于日常性文化的政治文化，就不可能具有健全的本性。但這只是后話，只是根據(jù)這個批判的前提作出的推論。對于柏楊來說，“醬缸”就是根本，就是所有。他攪動“醬缸”，就是要去除雜質，去其糟粕，還中國人的文化、中國人的社會以更清明純凈的本性。柏楊痛心疾首地認識到中國人身上的文化重負太多了，溫文爾雅的態(tài)度改變不了“丑陋的中國人”，而是應該下猛藥，集中火力毫不留情地進行抨擊，即使用太夸張、絕對的批判態(tài)度，才能對現(xiàn)狀有所改變，類似于魯迅提倡的大的、劇烈的變革。這也是他作為一個“野生的知識分子”的決絕態(tài)度。柏楊針砭社會文明與他批判傳統(tǒng)是一脈相承的，二者沒有實質區(qū)別，只是為了編輯和閱讀的方便，我們列為兩個板塊，各自選編了三卷?！皞鹘y(tǒng)大反思”更側重于傳統(tǒng)的社會制度和文化根源的批判，“文明大整合”則偏向于對社會的人倫習慣、日常心態(tài)、教育體制的反思，這些反思也貫穿著柏楊一貫的風格：以小見大，針砭時弊，嘻笑怒罵，妙趣橫生。在文明大整合系列中，柏楊對國人的崇洋媚外心理給予了尖刻的嘲諷。作為一個激烈批判傳統(tǒng)的人，柏楊當然不屑于站在狹隘的東方主義立場，他恰恰看到國人崇洋的片面性，西洋文明優(yōu)秀的地方，沒有被國人學習，而是那些外在的、負面的時尚卻被模仿得：睢妙惟肖。對待西方文化、制度和文明，“崇洋不媚外”是柏楊一貫堅持的立場和價值取向，主張吸收西方的精華，與魯迅先生的“拿來主義”在深層內(nèi)涵上是一致的。然而柏楊的雜文并不談論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而是以西方國家里一些細微的日常生活細節(jié)作為標準，于細微處見精神，來衡量中國是否達到了一個現(xiàn)代發(fā)達國家的文明要求，這體現(xiàn)出了柏楊“文化批判”的特征。柏楊認為“判斷一個國家是文明抑或野蠻，只有看他們的車輛對斑馬線、對紅綠燈的尊敬程度，馬上就可得出結論”（《反撞大同盟》），他稱贊美國是一個讓中國人自顧形慚的禮儀之邦，主要原因是美國公民遵守交通秩序。他指責中國人沒有交通觀念，亂走亂撞，司機也同樣如此，造成了整個交通一片混亂，車禍事故頻出。柏楊不但指出交通混亂的病源：中國人的不守規(guī)則的傳統(tǒng)性格，以及政府執(zhí)法不嚴，敷衍了事。而且給出“治療藥方”——“只有重罰——當然公正的重罰，才是治療交通混亂的特效藥”（《反撞大同盟》）。這是柏楊以西方國家的交通守則為參照得出的一個結論。這樣的批判直接尖刻，也不無簡單的偏激，但卻顯出柏楊的干脆可愛。柏楊在鼓吹“西化”的同時，清醒地認識到西方，尤其是美國的東西進入中國后會“變”，變成一種“四不像”，其中原因很復雜，但是一定與中國傳統(tǒng)中的醬缸文化有關系。洋奴政治就是“變”的一種產(chǎn)物，是他批判的全盤西化的“媚外”的產(chǎn)物，具體體現(xiàn)在“西崽”這類畸形人身上。他們滿嘴英文，“二抓牌氣質，一切洋大人第一”（《洋奴之味》），是中國人由于過度自卑引起的頹廢自尊產(chǎn)生的惡果。正如上文已經(jīng)提到的，只有“崇洋”而不“媚外”的精神和正確態(tài)度才能杜絕包括“西崽”現(xiàn)象在內(nèi)的西化后遺癥。柏楊顯然還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他并不掩飾他崇尚西洋民主自由制度，他也對西洋文明中強調(diào)個人的價值津津樂道。特別是他對西方個人的自律精粹贊賞有加。這些觀點都是柏楊在三四十年前發(fā)表的觀點，今天看來有不少可商榷之處。特別是在當今時代，后殖民主義理論大行其道，民族身份政治深入人心，而文化民族主義也躍躍欲試，都使人們可能對柏楊的觀點不容易產(chǎn)生共鳴，甚至可能反對者也不在少數(shù)。但從另一方面來看，現(xiàn)在已經(jīng)沒有人像柏楊這樣地看問題，也沒有人敢于這么坦率地發(fā)表對西方文明持一定程度的肯定態(tài)度。重新?lián)炱鸢貤?，不只是歷史溫習，也是作為現(xiàn)實的警醒。在“文明大整合”系列中，有相當一部分文章再次揭歷史的老底。說柏楊先生是個搗亂分子一點不過分，被掩飾得嚴嚴實實的歷史，被美化得華麗壯觀的歷史，柏楊非要掀開歷史的外表，讓我們看到那么多的歷史陳跡。柏楊的歷史知識之豐富，歷史觀察之透徹，這是專業(yè)歷史學家都表示敬佩的。他在獄中寫《中國人史綱》，那是一部情文并茂的著作，沒有一部正史能像他那樣揭露歷史真相，讓我們看到更多的歷史上存在的暴力、荒淫和壓迫。在某種意義上，柏楊的歷史觀反倒是應了毛澤東的話：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但反抗的結果卻又不過是改朝換代，歷史再次重演。柏楊對歷史書寫就是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那就是“鬼話的歷史”。他信手拈來，都是掌故；隨便翻翻，皆為材料；奇聞異趣，又都是有根有據(jù)的史實。在他看來，中國的二十六史，即所謂“正史”，簡直飛象過河兼鬼話連篇。柏楊說，“說它是鬼話還算客氣的，真乃是一大缸醬也”。在《玉皇大帝高坐云端》中他寫道：“中國人也真怪，一旦略露頭臉，就非冒出一點異稟和冒出一點異樣不可。這種干法，洋大人不太了解，你聽誰說過華盛頓先生是一條爬蟲——龍乎？又聽誰說過林肯先生降生時滿屋紅光，紅光滿屋乎？只有中國政壇上的頭目，不管他是大一統(tǒng)天下的祖字輩也好，或是可憐兮兮小局面的崽字輩也好；百年以上長命王朝也好，三載五載短命活劇也好；千篇一律，全都不同凡品。”他寫的是那些皇帝老子，當了皇帝后，后世的正史野史都把他們寫得神乎其神。權勢越大，異樣也越精彩。柏楊按照“正史”的順序，逐個王朝研究研究他們的開山老祖，結果發(fā)現(xiàn)，它們出生要么是蟲，要么蛇，要么是什么白虎精，要么滿屋紅光，早有各種預兆，真是裝神弄鬼。柏楊通過對中國古代歷代皇帝出身的分析，看到正史為了維護封建帝王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造出了歷代皇帝都是上天注定，出身不凡，是天生的龍種之類的鬼話，指出“這正是中國所謂的‘正史’，也正是圣人所歌頌的‘良史’。內(nèi)容啥都有，就是缺少真”（《且看“良史”》），其根源是“有權就有理”的傳統(tǒng)文化造出了這種荒謬和失真的歷史，這是柏楊對“鬼話連篇”的中國歷史和文化的重重痛擊。他要做的事，可以稱得上的最徹底的歷史祛魅。在這一個系列中，柏楊對教育做出尖銳的批判。柏楊對任何不滿的現(xiàn)狀都要說三道四，教育更是他認為一個問題重重的“坑道”。他把“救下一代孩子”作為現(xiàn)代教育改革的一部分，針對教育制度的弊病，詳細分析了它的原因，由此提出具體的改革措施，目的是建立一個由身體強壯、精神健康的國民組成的富強民主的現(xiàn)代國家。他要以個人之力清理這個坑道。這當然不可能。但柏楊的精神是可貴的，他責任感意義重大，直到今天，柏楊的那些批評還是那么中肯。柏楊臺灣六七十年代（部分文章涉及八十年代）國民黨統(tǒng)治下的教育體制。那時就可看到，臺灣國民黨政府也寄望于教育來振興臺灣社會，六七十年代的臺灣教育有一個快速發(fā)展的過程。但優(yōu)勢教育資源還是非常欠缺，選擇好學校和出國途徑，這使中小學學生的競爭異常激烈，學生不堪重負。柏楊對聯(lián)考制度進行抨擊。他呼吁“聯(lián)考必須改變”，最重要理由是他看到，因為“聯(lián)考”的巨大壓力而產(chǎn)生了惡性補習，這是對中小學生身心的謀殺，也是對教授“惡補”的教習的摧殘。柏楊指出“惡補”之所以官方屢次制止而失敗，主要是因為學生之間激烈的競爭。他繼續(xù)發(fā)現(xiàn)，人口太多產(chǎn)生出太多的學生資源，這也是“惡補”流行的最根本的原因。柏楊還看到臺灣特色的“殖民地意識下的教育，除了原有的科舉坑道外，又出現(xiàn)了洋科舉坑道”（《集天下之大鮮》）。這是“人生以出國為目的”的一種新的科舉坑道，而惡補還是通過它的惟一法寶。所以柏楊對“惡補”深惡痛絕，極力提倡“節(jié)育”和避孕，認為這是“根絕惡補惟一方法”（《節(jié)育！節(jié)育！節(jié)育！》）。通過節(jié)育來減少人口，相應地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和教育質量，改變教育現(xiàn)狀。臺灣當年面臨的這些問題，今天在中國大陸一樣存在，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柏楊的尖銳批評，今天看來，依然不無道理，對于我們?nèi)绾谓逃乱淮?，對于當代教育的種種弊端困局，都有借鑒意義。在這個系列中，柏楊依然對國民的陳規(guī)陋習，種種不良品性展開批判。魯迅早就抨擊過中國人的冷漠、麻木、嫉妒的性格和看客心理，多年后盡管社會狀況改變了一些，但是這些弱缺點仍然驚人地存在著，而且與以前極其相似。妒嫉造成了非?？膳碌暮蠊C里斗、不團結甚至造成了死亡的悲劇，是國民劣根性的最極端表現(xiàn)，所以被柏楊稱為“萬惡之源”，極力批判。柏楊亦關注人性的缺點，在多篇雜文中，他都對人性的各種弱點不留情地加以揭露，長期歷史地形成的習慣如何造就了各種各樣的變態(tài)的社會心理。身為中國人，柏楊如此尖刻地批判中國人，讓很多中國人百思不得其解。民族的自豪感與自信心，是一個民族始終掛在嘴邊的信條與經(jīng)文，人們都樂于充當民族傳統(tǒng)精神弘揚的精英，沒有人愿意揭短。特別是在海外的華人，都樂于把中華民族定位成勤勞智慧、互助友愛的集體。但柏楊痛感中國人存在的種種惡習，種種負面性格和狹隘心理，他直率指出來，讓中國人正視，讓中國人有勇氣面對。作為一個激烈的世俗社會的批判者，柏楊恰恰不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他懷抱著深遠的理想，懷抱著提升中國文明的最真誠的愿望，憤世嫉俗，嫉惡如仇，從不姑息，決不手軟。這一切都源于他的坦誠與徹底?！爸袊擞羞@么多丑陋面，只有中國人才能改造中國人。……中國人的苦難是多方面的，必須每一個人都要覺醒。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成為一個好的鑒賞家，我們就能鑒賞自己，鑒賞胴友，鑒賞國家領導人物。這是中國人目前應該走的一條路，也是惟一的一條路。”在《丑陋的中國人》結尾，柏楊如是說。問題的根本當然不在于柏楊說的尖銳直接，而在于他說的是否是真話？不幸的是，只要是坦誠的中國人，只要是明白的中國人，都不得不承認柏楊直陳的那些事實，不得不為柏楊敏銳犀利的觀察和分析所折服。今日聽來，依然振聾發(fā)聵。自從1960年5月在《自立晚報》上寫專欄起，迄今已近半個世紀，看看歷史的巨大變化，柏楊所指陳的那些文化病癥，并未銷聲匿跡，有些依然頑固，有些變本加厲。既然如此，反對柏楊是沒有意義的，那等于是重新蒙起自己的雙眼，柏楊不過是讓大家睜開眼來看看事實，他沒有錯，他是有勇氣的，他有切膚之痛，他是負責的，他是真實的。21世紀的今天，伴隨著中國大陸經(jīng)濟的強勁發(fā)展，中國在2l世紀的崛起似乎指日可待，中國人也正陶醉在對未來的輝煌想像中。在這樣的時候，讀讀柏楊的雜文，真正去除掉我們身上的固弊陋習，以更為務實的態(tài)度去吸取人類文明的優(yōu)秀成果，以及關注我們教育制度的更新改革，這對于創(chuàng)建一個健康堅強、博大寬廣、精神煥發(fā)的中華文明，無疑意義無限深遠矣！本人承蒙柏楊先生和張香華女士謬薦擔當雜文叢書主編，深感學淺才疏，不能勝任。然恭敬不如從命，在此感謝他們對我的信任。因時間緊迫和本人的水平有限，錯誤與疏漏在所難免，還望廣大讀者批評指正。是以為序。陳曉明2005年11月9日于北京

　　柏楊，男，原名郭衣洞，河南輝縣人，據(jù)柏楊自己推算是1920年，具體日期不詳。學歷證書年輕時不多，年長時無數(shù)，現(xiàn)住臺北。大事跡：一生念過無數(shù)個學校，從小學到大學，因屢屢被學校開除，從沒有拿過一張文憑，為此還造過假文憑。一生中（到目前為止）娶過五個妻子，每一次婚姻都伴隨過一段如煙往事。少年時代打過繼母，青年時代從過軍，和蔣氏父子都有過面對面的經(jīng)歷，多次企圖自殺，無數(shù)次被學校和單位開除，曾遭遇十年牢獄之災，在七十年代幾乎被槍決……主要作品：震驚海外的《丑陋的中國人》、當選為臺灣最有價值和最暢銷的《柏楊版資治通鑒》、《被列為對社會影響力最大的十部書之一的《中國人史綱》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