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選擇

　　《魯迅的選擇》集中論述的是知識分子、人學思想和啟蒙之路。在作者看來，魯迅是中國文學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基石，是覺醒的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代表。魯迅的人學思想受到作者高度重視，并對此進行了深入研究。比如，“在日本留學時期，魯迅的人學思想還是不完整的，也是不成熟的。他以尊個性超越了新民思想，卻仍然沒有與梁啟超為國家富強而維新、又為維新而新民的基本思路劃清界限。章太炎以個人的絕對自由與尼采一起幫助魯迅在某種程度上超越了梁啟超的新民說，卻又以民族主義和國粹主義給魯迅思想留下了各種矛盾。梁啟超的思想給魯迅留下了最終價值指向是‘人還是‘國的矛盾。章太炎的思想給他留下了復古與徹底反傳統(tǒng)的矛盾?！?一些人常常以魯迅在1907年前后的思想來說明魯迅，但魯迅思想是有變化的，五四時期的思想顯然更為重要。李新宇認為，魯迅是在新文化運動實踐中才完成并確立了他的人學思想。這有兩個顯著的標志：一是終于走出章太炎國粹主義的陰影，走上了徹底反傳統(tǒng)的道路；二是與梁啟超的新民思想劃清了界限，“不再以強國的意義來證明立人的合法性，而開始把人作為一切思考的基本出發(fā)點和最終歸宿，作為評判一切的價值尺度?！?李新宇通過獨具風格的論述告訴我們，從梁啟超的新民思想到魯迅的立人思想，這是20世紀中國思想的一個重大發(fā)展，也是中國近代思想和現(xiàn)代思想的一個重大分水嶺。然而，這個問題卻長期被忽視了。“因為梁啟超為國家富強而維新、為維新而新民的思路直到五四時期仍然被不少人所承襲，許多人在談論立人命題的時候不能與強國劃清界限，所以，直到今天，學界仍然沒有能夠充分注意維新派啟蒙思想家與五四啟蒙思想家的區(qū)別，因而以梁啟超的思路理解魯迅和胡適，錯誤地把新文化運動看作是服務于民族救亡的文化運動。事實上，魯迅在新文化運動中已經超越了梁氏思路而形成了以人為中心的思想體系，開始真正從人出發(fā)思考一切，以人為價值尺度來評判一切。這種終極價值標準和根本出發(fā)點的確立顯示著魯迅人學思想的成熟，同時也標志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現(xiàn)代性高度。換句話說，正是這種人的立場和價值尺度的確立使魯迅的思想獲得了現(xiàn)代性的本質意義，并成為20世紀中國文化現(xiàn)代性的本質標識?！?顯然，這些話都有現(xiàn)實針對性。近幾年來，一種觀點在中國學界頗為流行：現(xiàn)代性是一個不確定的概念。這種觀點的作用在于可以給不同的東西都貼上現(xiàn)代性的標簽，甚至可以出現(xiàn)“反現(xiàn)代性的現(xiàn)代性理論”。李新宇在不少的文章中都對此有過批駁。他指出：“目前國內外學界對現(xiàn)代性的討論都存在著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似乎現(xiàn)代性是一個可以無限擴大的橡皮口袋，什么東西都可以裝進去，甚至以抵抗現(xiàn)代化為目的的歷史運動都可以被當作現(xiàn)代性問題。之所以出現(xiàn)這樣的問題，就因為忽略了‘人這一現(xiàn)代性的基點。必須注意：世界現(xiàn)代化運動是在文藝復興運動以來的人學基礎上產生的?，F(xiàn)代性也是在文藝復興和思想啟蒙運動形成的人學思想基礎上形成的。離開了這一基礎，就根本談不到現(xiàn)代性?，F(xiàn)代化也是如此，它是在人的自由和權利這一基本出發(fā)點上開始的一個系統(tǒng)工程，包括經濟的市場化、政治的民主化和文化的開放性等各方面的具體內容，但是，只要離開了人的自由和權利的保障，無論工業(yè)文明還是市場經濟，無論城市化還是高科技，都不能構成真正的現(xiàn)代化社會。” 該書學術性與思想性并重，有很強的現(xiàn)實感。它是對魯迅思想和精神的再闡釋，同時也是對當前中國文化和思想的一種的介入。這種研究無疑是值得稱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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