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蘭芳與二十一世紀（之三）

　　片斷：如果……·如果孟小冬沒離開梅孟小冬是中國近代京劇史上“坤生”（女老生）的杰出典范，是百年不遇的一個人才。她和梅的結(jié)合，同時給兩個人的藝術(shù)與人性都增加了一筆“亮色”。孟之離開梅，是有很大的偶然因素的，如果梅不去美國，她或許就不會遇到尷尬。當然，遇到尷尬的反倒是梅了。但在那個時代，相信梅自有化解尷尬的辦法。比較大的麻煩，倒是解放初期實行《婚姻法》。這種麻煩，也曾出現(xiàn)在其他一些男旦的一夫多妻制的家庭中，其他男旦都采取了“僅留其一”的辦法。但梅畢竟不是一般人，孟更不比某些上層民主人士身邊的妾。他倆繼續(xù)保持這種關(guān)系，至少會給梅帶來干擾，干擾會因后來不斷的政治運動而加劇。如果梅、孟在解放之初就毅然分手，也會在梨園內(nèi)外引起許多未必重要、卻在藝術(shù)上極有價值的話題。這種話題延續(xù)的時間一長，也會對建國初期所需要的安定局面產(chǎn)生影響。試想：如果那時梅、孟索性丟開這問題“自已不管”，而讓政府有關(guān)部門去來一個“憑天斷”，相信層層上報之后，像周總理那樣的天才，恐怕也會感到棘手。他肯定又要去請示毛澤東了。毛打仗是絕對的英明，但要去了斷這樣的家務(wù)事，怕倒也是平生第一次了吧？·如果不爆發(fā)抗日戰(zhàn)爭假使不爆發(fā)抗日戰(zhàn)爭，中國會是什么樣子？其后的梨園會是什么樣子？沒有抗日，首先會使國民黨和共產(chǎn)黨各自力量的對比和對抗，都沿其原來水平持續(xù)發(fā)展，而不會發(fā)生如今早已顯現(xiàn)的那些新變化。小而又小的，其次又其次的，才能談到京劇當中的京派和海派。那樣，梅蘭芳就不會在1933年南下上海（后來又去香港）當寓公，程硯秋也無須扛鋤北平西郊的青龍橋種地。北平的京派京劇繼續(xù)繁榮，南方和上海的京劇，反倒要差一些了。·如果馬連良再強盛一些這可能是個一直還沒被人談起的題。如果馬連良再強盛一些，同時某些方也再檢點一些，那么京派京劇的整體力也就更加強大，這種強大或許會對梅蘭芳產(chǎn)生影響。京劇之主要行當是一生一旦，生主要是老生，巳主要是青衣。梅蘭芳從二十年代開始，就牢牢站在了首席青衣的位置；馬連良從“富連成”出科不久即崛起．連續(xù)在“前中后”三期的“四大名旦”中占有位置，這些業(yè)績可以確認他是北平生行的第一位人物。我小時候，就在戲園子里親耳聽到戲迷這樣說：“這輩子要是沒聽過梅“王芳和馬連良，那就算白活了?！泵放c馬在藝術(shù)上都講求平均分，同時又都不太懂政治。但梅大事不糊涂，馬則有時犯迷糊。于是這一來，馬就要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每回都要影響他許多年。其實馬的這些“毛病”在追求政治的年代，弄得梅蘭芳也愛莫能助了?！と绻唤夥啪透銟O“左”這問題似更沒人談過，但經(jīng)歷過“文革”，肯定很多人心里想過。假如中國共產(chǎn)黨的極“左”從一解放就風行，那梨園秩序也會相應(yīng)大亂，程硯秋就有可能取代梅蘭芳。程是梨園最早人黨的，介紹人是周恩來和賀龍。程早期內(nèi)心深處受到過多的壓抑，于是此時才釋放出來，并且有時矛頭就直指梅蘭芳。據(jù)說程為此在黨內(nèi)受到委婉的批評，梅也因受到這種“壓力”而爭取入黨。還有假使一解放就搞極“左”，那么另一個結(jié)果就會是極大促使地方戲的興起，它們會有意無意間聯(lián)合起來“欺”京劇，因為地方戲在“配合和從屬‘政治’演現(xiàn)代戲”上邊，比京劇實在是有辦法得多。·如果解放后周信芳干得再‘寬’些周信芳在臺上是很寬的，假使他解放后把工作“觸角”延伸到上海的電影、話劇界，并做出一些更“寬些”的實績，那么海派戲劇文化活動就會更昌盛，同時也向北京發(fā)起更猛烈的挑戰(zhàn)。在這種背景下的梅蘭芳，恐怕很難再慢悠悠了，也只能急起直追，整個北京的戲劇圈也會為之激蕩，京劇那種慢悠悠的古典性格也不得不因之淡化?！と绻凡辉?961年就去世如果梅去世時間向后推移，那么他如何在1964年的京劇現(xiàn)代戲會演中表態(tài)？個更大的問題是：他能否安然度過“文革”？老舍在太廟遭到毒打而自殺，梅蘭芳如果也被揪到太廟，那種羞辱肯定會比老舍為甚。面對此情此景，他究竟會怎樣呢？荀慧生是在太廟遭受羞辱之后，回家感到種種的不堪，但終于忍了下來。他梅蘭芳畢竟是“四大名旦”，是整個中國劇壇的頂梁柱，他能夠忍耐得住么？應(yīng)該承認，梅逝世是“死得其時”的。當時的黨稱他為“一代完人”，到“文革”時，紅衛(wèi)兵則抄了他的家又砸了他的墳。梅和所有的著名文化人是不能置身事外的。他當時只有兩條路，一條是自殺全節(jié)，一條是委曲求全，好像不容易有第三條道路。如果采取了后者，等“文革”后又得“說清楚”，只有先“說清楚”了才能得到理解。而這“說清楚”對梅來說，無疑又是很難受的一件事。所幸政治家通常是既會作報告也會作檢討的，這可能是職業(yè)習慣所致。檢討一次不行，馬上又可以進行第二次。可憐人梅蘭芳就難了。他的嘴巴只會說戲，如果用說戲的態(tài)度去檢討，肯定是要遭殃的。所以真站到梅自身的立場來看，1961年——無疑就是他最佳的逝世年份，早了不行，晚了更麻煩。時至今日，穿越歷史時空去檢視各界名人的逝世時機，發(fā)現(xiàn)其中也包含著一個“大智大勇”的問題。肯于并樂于在該“離去”時離去，恐怕要比茍活一時要好得多。千秋萬歲之名，以及對于國計民生所發(fā)生的實際效能，顯然是高于重于一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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