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

　　全書除了緒論、小結(jié)，分為十九章，凡64萬字。第一章，回溯明末清初西學傳播情況，及其對晚清的影響。第二章，述鴉片戰(zhàn)爭以前，西學在南洋及廣州等地傳播情況及特點。第三、四章，述鴉片戰(zhàn)爭以后至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以前西學傳播的內(nèi)容、影響。第五至八章，述新式學校包括教會學校與西學傳播的關系，重點解剖了同文館、廣方言館和格致書院。第九、十章，述報刊與西學傳播的關系，解剖了《萬國公報》和《格致匯編》兩個典型。第十一至十三章，述出版機構(gòu)與西學傳播關系，重點分析了江南制造局翻譯館與廣學會的情況。第十四至十六章，論述傳教士中傳播西學的三個代表人物，即傅蘭雅、李提摩太和林樂知的貢獻。第五至十六章，研究的時間都以19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為主。第十七至十八章，述二十世紀初年，即庚子以后、辛亥以前西學傳播情況，對通過日本轉(zhuǎn)口輸入西學的內(nèi)容與影響著墨較多。第十九章，綜論西學傳人以后的；中國社會的幾種具有典型意義的反應。全書章節(jié)編排，兼顧到歷史邏輯與西學傳播內(nèi)在機制兩個方面。書中附有35份統(tǒng)計表格，包括明末清初耶穌會士傳播西學錄要、受西學影響偽明清學者錄要、不同時期西學書刊目錄和數(shù)量分析、江南制造局翻譯館與廣學會等機構(gòu)出版西書目錄、不同時期翻譯出版西書的機構(gòu)目錄等。 作者在西學資料的搜集方面，下了很深的功夫。除了查閱收藏晚清西書豐富的上海圖書館、北京圖書館、上海社會科學院圖書館等國內(nèi)重要圖書館，作者還利用出國作訪問研究的機會，查閱美國加州大學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英國牛津大學、倫敦大學圖書館，特別是利用了一些重要的檔案資料，如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所藏的傅蘭雅的私人檔案，牛津大學波德林圖書館和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圖書館所藏的關于來華傳教士的圖書和檔案資料，牛津大學首任漢學教授理雅各從東方帶回英國的各種圖書，上海亞洲文會發(fā)起人偉烈亞力在中國搜集并帶回英國的大批中譯西書，使得此書的資料基礎非常扎實，也使得建立在這樣資料基礎上的理論分析，全面而中肯。 本書對西學東漸史上許多重大的理論問題、重要人物、事件的研究，提出了獨到的見解。作者介紹了此書的研究對象與學術界研究概況，對這課題的研究動態(tài)進行了學術清理，指出了此前研究的成就和不足，存在問題的原因所在，闡明了本書的研究重點。書中認為，對于晚清西學東漸史這一課題，學術界對此課題已有不少研究，有了不少成果，但從總體說來，個案研究多而綜合研究少，零散研究多而系統(tǒng)研究少，存在許多空白和薄弱環(huán)節(jié)，特別是鴉片戰(zhàn)爭前后一段、從庚子事變到辛亥革命一段，研究更少。作者對晚清西學東漸史的階段劃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分為四段，即1811-1842，1843-1860，1860-1900，1900- 1911。對每一階段西學傳播的機構(gòu)、人物、西學書刊的數(shù)量、西學內(nèi)容、傳播特點，都有數(shù)量統(tǒng)計和內(nèi)容分析。對于西學在晚清中國傳播的走勢，作者通過翔實的資料，清晰的數(shù)據(jù)進行了分析。書中指出，從1811年馬禮遜在中國出版第一本中文西書，到1911年清朝統(tǒng)治結(jié)束，首尾100年，中國共翻譯、出版西學書籍2291種。四個階段中，以年均翻譯西學書籍（不包括純粹宗教書籍）計算，第一階段，年均1種；第二階段，年均6種；第三階段，年均14種；第四階段，年均145種。前三個階段，年均譯書種數(shù)成幾何級數(shù)增長，第四階段，年均譯書數(shù)量猛增為第三階段的10倍以上。由此可見，晚清中國輸人西學，隨著時間的推移，呈急速增長趨勢，20世紀初達于極盛。以傳播西學主體而言，第一階段，基本上是西人的事；第二階段，西人為主，少量中國知識分子參與其事；第三階段，西譯中述，中西傳播機構(gòu)共存并進；第四階段，中國知識分子成為主體。這說明，中國知識分子在西學傳播過程中，逐漸由被動變?yōu)橹鲃?，由附從地位升為主導地位?本書對于早期傳教士在南洋傳播西學的研究，對五口通商初期西學傳播的研究，對墨海書館、江南制造局翻譯館、傅蘭雅、李提摩太、林樂知、格致書院、《格致匯編》、廣方言館等人物、機構(gòu)、雜志的研究，或填補了重大空白，或?qū)Υ饲把芯坑兄匾七M。作者從文化傳播學的角度，對晚清西學傳播的全過程，·進行了分析，包括傳播主體、受傳對象（受眾）、傳播媒介、譯書方式等因素對西學傳播效果的影響，對晚清西學東漸的了解世界、求強求富、救亡圖存、民主革命、科學啟蒙這五大主題逐一進行了討論；對于傳教士與西學傳播這一學術界頗有爭議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書中認為，傳教士與西學傳播、宗教與科學的關系，遠比人們傳統(tǒng)的印象要復雜得多，從歷史的長時段看，宗教與科學的關系并不是一成不變的，當科學結(jié)論以其嚴密的邏輯。歷試不爽的實驗，為社會普遍接受以后，宗教也會調(diào)整教義，適應科學。對于不同的教派、不同的差會、不同的時期傳教士與西學傳播的關系，更要具體分析。 本書的緒論部分，曾被譯為英文，在丹麥哥本哈根大學的《翻譯學研究》雜志（Perspectives：Studies in Translatology，1996．1）上發(fā)表；關于五口通商時期的內(nèi)容，曾被譯為英文，在《中國社會科學》英文版上發(fā)表。 本書獲得院科研成果（1993-1994年）特等獎；獲得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1994-1995年）著作二等獎；獲得華東六省一市優(yōu)秀政治理論讀物二等獎。

　　熊月之，江蘇省淮陰人，1949年12月生，1978年春考入蘇州大學歷史系，同年秋考入華東師范大學研究生班，師從陳旭麓先生，1981年秋畢業(yè)，獲歷史學碩士學位，同年進入上海社會科學院工作。現(xiàn)為副院長兼歷史所所長、研究員，社會科學雜志社社長，《社會科學》與《史林》雜志主編，復旦大學與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兼職博士生導師，上海市歷史學會副會長，上海市政協(xié)委員。1998年被評為國務院有突出貢獻專家。著有《章太炎》（1982年）、《中國近代民主思想史》（1986年）、《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1994年）、《上海通史·總論》卷（1999年）、《萬川集》（2004年）、《馮桂芬評傳》（2004年）；主編《上海通史》（1999年）、《晚清新學書目提要》（2007年）；論文有《論郭嵩燾》、《論上海租界與晚清革命》、《晚清上海私園公用與公共活動空間拓展》等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