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城記

　　《雙城記》是狄更斯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早在創(chuàng)作《雙城記》之前很久，狄更斯就對法國大革命極為關注，反復研讀英國歷史學家卡萊爾的《法國革命史》和其他學者的有關著作。他對法國大革命的濃厚興趣發(fā)端于對當時英國潛伏著的嚴重的社會危機的擔憂。1854年底，他說：“我相信，不滿情緒像這樣冒煙比火燒起來還要壞得多，這特別像法國在第一次革命爆發(fā)前的公眾心理，這就有危險，由于千百種原因——如收成不好、貴族階級的專橫與無能把已經(jīng)緊張的局面最后一次加緊、海外戰(zhàn)爭的失利、國內偶發(fā)事件等等——變成那次從未見過的一場可怕的大火。”可見，《雙城記》這部歷史小說的創(chuàng)作動機在于借古諷今，以法國大革命的歷史經(jīng)驗為借鑒，給英國統(tǒng)治階級敲響警鐘；同時，通過對革命恐怖的極端描寫，也對心懷憤懣、希圖以暴力對抗暴政的人民群眾提出警告，幻想為社會矛盾日益加深的英國現(xiàn)狀尋找一條出路。　從這個目的出發(fā)，小說深刻地揭露了法國大革命前深深激化了的社會矛盾，強烈地抨擊貴族階級的荒淫殘暴，并深切地同情下層人民的苦難。作品尖銳地指出，人民群眾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在貴族階級的殘暴統(tǒng)治下，人民群眾迫于生計，必然奮起反抗。這種反抗是正義的。小說還描繪了起義人民攻擊巴士底獄等壯觀場景，表現(xiàn)了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然而，作者站在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立場上，即反對殘酷壓迫人民的暴政，也反對革命人民反抗暴政的暴力。在狄更斯筆下，整個革命被描寫成一場毀滅一切的巨大災難，它無情地懲罰罪惡的貴族階級，也盲目地殺害無辜的人們。　這部小說塑造了三類人物。一類是以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為代表的封建貴族，他們“唯一不可動搖的哲學就是壓迫人”，是作者痛加鞭撻的對象。另一類是得伐石夫婦等革命群眾。必須指出的是，他們的形象是被扭曲的。例如得伐石的妻子狄安娜，她出生于被侮辱、被迫害的農家，對封建貴族懷著深仇大恨，作者深切地同情她的悲慘遭遇，革命爆發(fā)前后很贊賞她堅強的性格、卓越的才智和非凡的組織領導能力；但當革命進一步深入時，就筆鋒一轉，把她貶斥為一個冷酷、兇狠、狹隘的復仇者。尤其是當她到醫(yī)生住所搜捕路茜和小路茜時，更被表現(xiàn)為嗜血成性的狂人。最后，作者讓她死在自己的槍口之下，明確地表示了否定的態(tài)度。第三類是理想化人物，是作者心目中以人道主義解決社會矛盾、以博愛戰(zhàn)勝仇恨的榜樣，包括梅尼特父女、代爾納、勞雷和卡爾登等。梅尼特醫(yī)生被侯爵兄弟害得家破人亡，對侯爵兄弟懷有深仇大恨，但是為了女兒的愛，可以摒棄宿仇舊恨；代爾納是侯爵兄弟的子侄，他大徹大悟，譴責自己家族的罪惡，拋棄爵位和財產，決心以自己的行動來“贖罪”。這對互相輝映的人物，一個是貴族暴政的受害者，寬容為懷；一個是貴族侯爵的繼承人，主張仁愛。他們中間，更有作為女兒和妻子的路茜。在愛的紐帶的維系下，他們組成一個互相諒解、感情融洽的幸福家庭。這顯然是作者設想的一條與暴力革命截然相反的解決社會矛盾的出路，是不切實際的?！　峨p城記》有其不同于一般歷史小說的地方，它的人物和主要情節(jié)都是虛構的。在法國大革命廣闊的真實背景下，作者以虛構人物梅尼特醫(yī)生的經(jīng)歷為主線索，把冤獄、愛情與復仇三個互相獨立而又互相關聯(lián)的故事交織在一起，情節(jié)錯綜，頭緒紛繁。作者采取倒敘、插敘、伏筆、鋪墊等手法，使小說結構完整嚴密，情節(jié)曲折緊張而富有戲劇性，表現(xiàn)了卓越的藝術技巧?！峨p城記》風格肅穆、沉郁，充滿憂憤，但缺少早期作品的幽默。

　　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Dickens，1812—1870），是十九世紀英國現(xiàn)實主義作家，他以十四部揭露、抨擊當時英國社會的巨著的突出成就，開創(chuàng)了現(xiàn)實主義新時期，被后世尊奉為批判現(xiàn)實主義最杰出的代表，幽默、諷刺的巨匠，語言大師，“召喚人們回到歡笑和仁愛中來的明燈”，也理所當然得到馬克思很高的評價。狄更斯于一八一二年二月出生于英國樸次茅斯，父親是海軍軍需部門的職員，由于欠債進了債務拘留所，全家生活陷于困境，也搬進拘留所，當時，十二歲的狄更斯已在一家皮鞋油作坊當學徒，在陰冷的地下室里干貼商標等雜活。《大衛(wèi)•科波菲爾》的主人公的遭遇，就是他童年經(jīng)歷的寫照。父親出獄后，送他去上了兩年學。十五歲時，進律師事務所當繕寫員，又自學速記，當了《紀事晨報》報導議會辯論的采訪記者。業(yè)余仍孜孜不倦地學習，是大英博物館圖書閱覽室的常客。他童年的不幸遭遇，他所從事的工作，尤其是當時英國的社會現(xiàn)實，是他真正的大學。作者所處的時代，是英國經(jīng)歷了始于十八世紀六十年代，延續(xù)至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工業(yè)革命，經(jīng)濟上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fā)展，階級矛盾更為尖銳的時代，套用狄更斯的語言來說，那是英國歷史上經(jīng)濟最繁榮的時代，也是最黑暗的時代；英國是世界上經(jīng)濟最發(fā)達的國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貧民窟。一方面，原始積累大大擴大，生產力迅速增長，財源滾滾而來，工農業(yè)資本家獲得了暴利；另一方面，大量農民，小生產者破產，淪為廉價的勞動力，從而造成了“人數(shù)最多、最集中、最典型的無產階級”；他們的處境極為悲慘，不滿情緒日益高漲，終于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爆發(fā)了轟轟烈烈的憲章運動，列寧稱之為“世界上第一次廣泛的、真正群眾性、政治性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在十年間（1838—1848），這一運動經(jīng)歷了三次高潮，雖然被鎮(zhèn)壓下去，但在工人運動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它提出的社會問題，群眾所表達的“憤怒和不滿”，也必然對當時英國的思想家、作家，產生很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