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民國創(chuàng)立

　　一、本書原由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原書名為《細說民國》第一部。因本書下限寫至民國元年為止，故在征得作者同意后，改為《細說民國創(chuàng)立》。二、由于兩岸政治環(huán)境與史學觀點的差異，經(jīng)作者同意，在這次出版時，我們對書中某些觀點、提法作了相應的修改；因受上下行文限制或其他原因而難以修改的部分，僅代表作者個人的觀點。對書中少數(shù)訛誤之處，根據(jù)近年來已有定論的學術研究成果作了校訂。三、本書的年代、日期基本采用中國歷史紀年與陰歷，為便于讀者閱讀，現(xiàn)擇要加注公歷（陰歷日期以中文數(shù)學表示，公歷日期以阿拉伯數(shù)字表示）。

　　黎東方原名智廉，祖籍河南省正陽縣皮店鄉(xiāng)。1907年（光緒33年）農(nóng)歷8月初8日出生于江蘇省東臺縣河垛場。其尊翁黎淦字衡平，清季舉人，仕于江南。他髫齡隨太夫人李氏居江都，母教甚嚴，先誦經(jīng)史，后入小學，9歲從武進鄧師習英文。稍長，負笈遠游，先后就學于上海南洋大學附中、北京清華大學，在清華攻史學，為梁任公最后之及門弟子。弱冠去法，在巴黎大學專修法國大革命史于馬第埃教授之門，兼從瑟諾波教授習方法論，從柏格森教授習哲學，從格羅次教授習希臘史，從金尼拜爾教授習基督教史，從莪塞教授習經(jīng)濟史，從沙尼阿教授習世界通史。1931年6月4日以所著《比列志士記》通過辨論獲頒巴黎大學文科博士學位，并附以“最榮譽記名”。此項“記名”，在19世紀僅泰納與古朗希二人獲得，至20世紀，他為榮獲此項“記名”之第一人。他1931年8月回國，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主講歷史哲學、法國大革命史和西洋通史，其高足卓然有成者以李樹桐、夏鼐為翹楚。“9·18”事起，他因支援東北義勇軍，不容于國民黨北方當局，乃倉促南下，轉(zhuǎn)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門人之佼佼者為岑家梧、戴裔煊。1937年至開封，任東北大學教授，抗日軍興，隨校播遷西安，再遷三臺，所造就之高才頗多，而以王大任、李符桐、金鑠、閻文儒為最。1939年應成都中央軍校邀請，對少校以上軍官講戰(zhàn)史。又應教育部長陳立夫之聘，至渝主持史地教育委員會工作，兼大學用書編輯委員會常委，迄于抗日勝利。在此期間，復在中央、朝陽、復旦各大學兼課，受其薰陶，自成一家言者甚眾，今在臺灣者有唐德剛、劉子健等。其時日機在我西南大后方狂轟亂炸，而黎先生師弟弦歌不輟，對民族前途信心堅定。他并于課余之暇在重慶、成都、昆明、瀘州作公開講演，暢談曹劉對峙，孫仲謀首鼠兩端，唐明皇專寵楊氏，致大權旁落于楊國忠，慈禧以悔過太遲而斷送清朝江山，化繁為簡，深入淺出，繪聲繪色，發(fā)前人所未發(fā)，聽眾聞所未聞，場場座無虛席，一時傳為佳話。抗日勝利后，他應賽珍珠女士之邀赴美，助編其所辦之《亞洲雜志》，未及就任，又被波靈頓城福爾蒙州大學聘請創(chuàng)辦遠東學系，此一創(chuàng)舉，為全美之最早者。1947年9月任紐約布魯克林學院客座教授，兼私立亞洲研究院指導教授。1948年歸國任貴州大學歷史學系主任。1949年再次赴美，先后在密蘇里州坎薩斯市大學、勞倫斯城坎薩斯州大學、伊斯諾州波奧哩阿城布雷德來大學任教。1954年與林語堂博士在新加坡共創(chuàng)南洋大學。1955年3月赴臺灣，任國際文教合作委員會主任委員，與美方委員布朗博士、華方委員兼僑務委員長鄭彥芬、臺灣大學校長錢思亮、政治大學校長陳大齊等合作無間，建樹頗多，如招納僑生萬千百萬，擴建各大學教室宿舍，資助教育部建筑辦公大樓，譯印《東南亞通史》等世界名著多種，深受臺灣教育部長張其昀（曉峰）之崇敬。張氏創(chuàng)辦中國文化研究所，聘他為史學門主任，他作風一新，禮邀各大學名師講課，探賾索隱，各展所長，為史壇所稱道。1963年又赴美國，在邁地森城威士康辛州大學任客座教授，其時，臺灣文化研究所擴充為中國文化學院，原史學門升格為史學研究所，以他為所長。在他去美期間，由宋旭軒代理。他回臺后，堅決表示，愿全力從事歷史教學事業(yè)，不愿擔任行政事務，該所所長一職，由宋真除。張董事長勉允所請，尊之以永久教授，研究部名譽主任等稱號。無何，中國文化學院改為中國文化大學，他盡瘁于歷史教學，二十年如一日，蜚聲士林，歐美爭聘，歷任美國佛雷斯諾城加州州立學院、圣地牙哥城私立國際大學史學教授，又應英國牛津大學之邀，赴英講述中國彩陶與里海東境彩陶之比較，然對中國文化大學之設備以及學生之進修輔導仍然殷殷關注，可謂忠信。張曉峰氏和他相尚以道，相慕以文，倚為手足，親如兄弟；他亦雅重張之恢宏氣度與力學精神。他曾親譯張著《孔學今義》、《戰(zhàn)國學術》二巨冊為英文，以廣其流傳。張譽之為“中國之湯因比”，創(chuàng)例聘他為研究教授，只授一門課程，并指定講師一人為其助理，以助其寫作中英文對照之巨著《中國史之研究》。張氏逝后，他痛失子期，離臺去美，卜居于南加，繼續(xù)埋首著書，期于早日完成。此書已改名為《我們的根》，上溯史前，下及現(xiàn)代，既分述各斷代，亦通論其因革成敗之典章制度，與夫科技文哲社經(jīng)，熔中外為一爐，串古今以一貫，將為史學之精金美玉。此外，他已寫有專書數(shù)十部，論文百余篇，士林傳育，紙貴洛陽，均可概見其博識文才。著述之暇，嘗多次用英語在各大城市作公開演講，弘揚中國文化，不亞當年川滇談風生之時。他身在異域，情系宗邦，念念不忘歸根，以85歲高齡，尚在撰寫《我們的根》，使在歐美出生的華人子女以及海峽兩岸的中華兒女認知我列祖列宗如何締造了大好河山和優(yōu)美文化，其一片真摯的愛國情懷，尤令人肅然生敬。我們應為有這樣一位史學家和教育家的河南同鄉(xiāng)而感到自豪。從國家民族出發(fā)，他是世界級學者，桃李滿天下，國之瑰寶而鮮為人知，故特述其生平，以補史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