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談一束：吳小如學術隨筆自選集

　　本書是作者的一本學術隨筆自選集，收錄了多篇談古論今的文字，其中還包括作者近年所著的一些戲曲評論，作者晚年文章的風貌由此可窺一斑。片斷：嚴幾道先生二三事隨著北大百年校慶紀念活動的展開，作為北大第一任校長的嚴復（字又陵，又號幾道）又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在北大校園中樹起了這位西風東被的先驅(qū)者的銅像。在校慶活動期間，北大召開了關于蔡元培校長的研討會；不久前，紀念黃遵憲150年誕辰的研討會也在北大校園里舉行。于是我想談談嚴復。說良心話，嚴譯名著要比林譯小說難懂，他早年所寫的反儒家道統(tǒng)的長文如《辟韓》之類也不是很容易披讀的。我對嚴復本無所知，由于1945年以后遇到了一個偶然的、然而深可慶幸的機會，才使我對于這位先驅(qū)人物發(fā)生較大興趣。1945年秋，我考人燕京大學文學院，得識哲學系嚴群先生（字孟群）。后來有一年多時間，我寄居在孟群先生寓所，并成為他的及門弟子。而孟群先生是幾道先生的侄孫，因此得讀到不少幾道先生的手稿，并于與孟群師談話之頃，獲悉幾道先生一些軼事。1985年孟群師病逝于杭州，但他的第二位公子嚴誠兄以在北京工作之便，這些年同我一直保持往來。嚴誠的長兄嚴名，久居上海，近年僑寓美國；幼弟嚴揚，在杭州工作。他們手中都各自保存著一部分幾道先生的手跡。如《中國文化》1997年12月出版的第十五。十六期合刊上發(fā)表的《新發(fā)現(xiàn)的嚴復增刪未完稿》即嚴揚所提供者。據(jù)嚴誠兄談，他哥哥嚴名手中有兩件從未發(fā)表過的嚴復手跡，他屢次建議要嚴名提供出來公開發(fā)表，均未實現(xiàn)。這兩件手跡于考訂嚴復的交游和晚年出處有很大關系。過去的研究者關于嚴復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是否同學持兩種看法，或言兩人并非同學，或言確為同學。而在嚴名手中所藏嚴復的一封親筆信，則明言他與伊藤博文是同學，且交誼很深。另一嚴復的手跡則足以證明他與袁世凱的關系，對袁的打算稱帝曾明確表示持反對態(tài)度。關于嚴復是否支持袁世凱復辟稱帝，以及是否參加“籌安會”活動，在近人研究嚴復的幾種著作中大都持為嚴復洗刷的態(tài)度（如王栻的《嚴復傳》和王蘧常的《嚴幾道年譜》），而在美國哈佛大學本杰明·史華茲教授所著的《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Benjaminschwartg：InsearchofWealthandPower—YenFuandtheWest）一書的第十一章《晚年時代》中更有較詳盡的敘述與辨析（見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2月第二次印刷的中譯本，葉鳳美譯）。但如果以嚴復的親筆手跡作為內(nèi)證，則對于事實真相的揭橥將更為有力。不過據(jù)嚴復的老友林經(jīng)所撰的《告嚴幾道文》所言：“君翛然卻其千金，不署勸進之表”；“一腔之冤，不能敵萬眾之口”，并把嚴復比作抑郁含冤而死的柳子厚，看來是能得其實的。鼎鼎百年，是非功過總該有個結論，吾其拭目以待之。嚴誠兄還說及幾道先生一生是非常自負的。在幾道先生的書房中，懸其手書一聯(lián)，聯(lián)云：“有王者興，必來取法；雖圣人出，不易吾言。”我想，我們總不能從字面上來看問題，認為“王者”、“圣人”字樣即是擁護帝制和走向反動的標幟，而應從中看出這位書齋中的主人是多么的自豪與自信。知人論世，戛戛乎其難哉！1992至1993年，我到德國海德堡大學漢學系講了一個學期的課，其中有一門課曰“近代作家作品研究”，我選了兩個近代影響較大而爭議較多的作家來講授，即黃遵憲與林纖。根據(jù)我檢讀資料與反復思考的結果，我發(fā)現(xiàn)半個世紀以來我們對近代這一歷史階段中許多思想家、文學家、政治家的評價，都有偏嚴、偏低、強調(diào)其局限而無視其貢獻的狹隘觀點，這種觀點長期橫亙于研究者的胸中。一頂“改良主義”的帽子幾乎斷送了多少志士仁人的業(yè)績。對于提倡西學東被的先驅(qū)人物嚴復，同樣也是揪住一點而不及其余，自己并未下功夫認真研究便輕易跟在別人后面隨聲附和。我想，這種盲從輕信的學風該到了認真檢討清算的時候了。

　　吳小如，北京大學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安徽涇縣人，1922年出生于哈爾濱。1949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中文系。主要著作有《讀書叢札》、《中國文史工具資料書舉要》、《詩詞札叢》、《古典小說漫稿》、《吳小如戲曲文錄》、《書廊信步》、《今昔文庫》、《讀書拊掌錄》、《心影萍蹤》等十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