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的立場：新生代作家訪談錄

　　片斷：少年的成長與感傷——丁天訪談錄1998年5月17日下午。北京。圓山大酒店。張鈞你是我這次走訪的作家中年齡比較小的一位，作品的數(shù)量也比較少，但是質量卻很高，或者說很有特點。我記得你在1997年10月號的《南方文壇》上發(fā)表過一篇題為《三部小說，流水十年》的創(chuàng)作談，看標題，你寫小說至今至少有10年時間了，請談談這10年來寫作的一些情況。丁天我寫作時間不是很長，大概有六七年了吧。我是高中沒有讀完就退學了，原因一是不喜歡上課，二是喜歡看課外書，也就是小說吧，同時也喜歡寫作，但是主要是混。后來我們家覺得這樣也不行，就給我弄到南京的一所英語?？茖W校去上學，本來應該上兩年，但我只上了一年。在那一年時間里，我整天上圖書館讀小說，給我印象比較深的是一套臺灣版的諾貝爾文學獎叢書，很多外國作家就是那個時候接觸的。一年以后就回來了，在北京的華藝出版社上班，上到1994年。1994年的時候我第一次發(fā)表小說，發(fā)在《北京文學》上，同時也給了《收獲》一個中篇。于是就決定辭職。我的第一篇小說寫的是十幾歲小孩的故事。張鈞到現(xiàn)在為止，你寫了大概有多少萬字的東西？丁天發(fā)表了有40萬字，還有一個長篇沒發(fā)出來。張鈞你在《三部小說，流水十年》那篇文章里，說你迄今為止所寫的小說盡管它們在文本上沒什么大聯(lián)系，但它們都應該算做成長小說，它們都和青春、友誼和愛情有關，同時又都很情緒化。這一點我在讀了你的一部分作品后比較同意你對自己的看法。比如《飼養(yǎng)在城市的我們》這個中篇，就是一部成長小說，就和青春、友誼和愛情有關，就很情緒化。整篇小說敘述得漫不經(jīng)心，與其說是小說，不如說更像散文。但正是這種漫不經(jīng)心的散文式敘述，將成長中的茫然無措和傷感情緒淋漓盡致地表現(xiàn)了出來。在這里，青春就像一場夢，一場漫無邊際無所適從的夢，既美妙又無聊。小說中敘述人“我”與林雪的那場愛情游戲，讓人感到心里空空蕩蕩的。能不能把這個中篇看成是作者的精神自傳或者情感自傳？小說中曾進行的那次“不成功的寫作”是否與你的小說寫作有某種關系？丁天可以這么說吧。這篇小說取材于我自己的生活，一些比較要好的朋友我也寫了進去。我的第一篇小說還是比較像小說的小說，有開始，有故事的發(fā)展，有高潮。而這篇小說再這樣寫就比較困難，因為我想再這樣寫過程就會比較亂，那時我的生活很難整理出一個明晰的故事，從十幾歲到二十幾歲之間想用一個比較明確的故事表現(xiàn)出來比較難，所以就用了這種散文化的寫法，我覺得這種方法好一點。張鈞你在寫作的時候，是否常有一種像《飼養(yǎng)在城市的我們》的主人公們的那種傷心感懷和失落無著的感覺？在生活中你是否常常體驗到這種茫然和失落？丁天對，我在生活中是經(jīng)常體驗到這種東西。張鈞《飼養(yǎng)在城市的我們》中的黃力為了證明與“我”的友誼，前后搞了兩次令人惡心又讓人悲痛的惡作劇。但他希望青年時代的朋友永遠不散的愿望還是令人感動的。生活在摧殘著青春拆散著友誼，快使純樸的情感變得窮兇極惡了，所以內(nèi)心深處僅存的一點純真的東西就變得彌為珍貴。這篇小說是一種對于純真的呼喚還是一曲青春的挽歌？丁天我想這兩方面的因素都有吧。張鈞讀《飼養(yǎng)在城市的我們》時，我想到了何頓的長篇《我們像葵花》。這也是一部成長小說，何頓在這部長篇里寫了一代人——50年代末出生的那代人的悲歡離合。他們在讀中學的時候正趕上十年動亂，整天唱著“我們像葵花”之類的革命歌曲，荒草一樣盲目地生長。后來，十年動亂結束了，有的人有幸搭上了末班車考上了大學，而更多的人則成了無用的廢物，在茫然、無措中游蕩。于是，種種悲劇發(fā)生了。我記得，在小說的主人公馮建軍第二次入獄后，敘述人“我”在一種悲愴的情緒中想起了“我們”兒時游戲中所唱的一支順口溜：董存瑞，十八歲，參加了革命的游擊隊；炸碉堡，犧牲了，我們的任務完成了?！淮司瓦@樣完了，令人悲痛欲絕。你的這篇小說與何頓的不太一樣，但也有一樣的地方，就是寫了另一代人，這代人出生在70年代初，他們的青春也是同樣的茫然無措。請問，這里問題出在什么地方？丁天我想這種茫然感跟時代沒有太大的關系，哪個時代都有讓人茫然失落的東西。但是想一想呢，跟時代還是有一定的關系的，因為每一個時代還是有它的特定內(nèi)涵。只是對這個問題我沒有深究過，因為我是比較情緒化比較感情化的人。首先是有的事情發(fā)生了，覺得對自己來說比較重要，然后就把它寫下來。張鈞也就是說，你的寫作往往是一種感覺化的寫作，或者說情緒化的寫作？丁天可以這樣說吧，我覺得這種感覺和情緒也是很有意義的東西。張鈞我理解，曾獲1996年度《人民文學》優(yōu)秀作品獎的《數(shù)學課》寫的是一種生命在成長中慘遭摧殘的悲劇，這雖然是發(fā)生在你們這一代的悲劇，但是我想也是一種普遍的悲劇，因為這種少年成長的悲劇在任何時代都是可能出現(xiàn)的，而現(xiàn)世人生的殘酷和冷漠，正是通過這個悲劇得以揭露。小說敘述平靜，但刻骨銘心。我在這里的問題是，你寫這個東西有沒有生活的原型？或者純粹就是想像的結果？丁天有生活原型。其實，寫《數(shù)學課》時剛開始寫東西，對我來講是寫作練習。在這個小說里，我首先想到的是敘述一個事件，把我所聽到看到的全部寫下來。寫完之后我自己感覺不錯，但沒想到《人民文學》能接收，并且反響還可以。張鈞這個小說確實不錯。丁天我早期的寫作是從中學開始的，當時覺得我們的教育制度有些成問題，另一個就是覺得未成年人和成年人有一種對抗關系，這種對抗關系在不同的時代可能有不同的表現(xiàn)方式，但它根本性的東西我想還是一樣的。張鈞對，我想應該是這樣的。比如你這篇小說里的李圓，她是一個文靜、不茍言笑并且學習成績優(yōu)異的女學生，只因某一天她因故沒做作業(yè)，就在數(shù)學老師冰冷的威嚴的壓力下，跳樓自殺——當然她并沒有死，而是失去了雙腿。這比死還慘。從此以后，她就不能再上學了，只能坐在輪椅里了此一生。這個成長中的悲劇本來應該是驚心動魄的，然而事實卻非如此，世人的冷漠和殘酷，使得這個悲劇悄悄地被消解掉了。偶爾被人想起，不是作為反面教材就是作為閑聊時的談資，帶有幸災樂禍的色彩（李圓的鄰居、同學傅玉玲眉飛色舞地向別人講述李圓不光彩的家庭私事；班主任老胡太太把李圓作為反面教材讓同學們端正學習態(tài)度）。丁天在這里我所表現(xiàn)的是這樣一種關系：控制與被控制?？刂普弋斎痪褪浅赡耆?，而少年不管怎么樣你都是被控制者，這樣，鬧不好就必然要產(chǎn)生某種悲劇。張鈞你似乎很喜歡平靜地不動聲色地敘述一些本來應該驚心動魄的事件，比如《數(shù)學課》、《反光》、《張立國和劉英》等。這種敘述表面上看沒多大波瀾，有時還讓人感到有點瑣碎，但一旦讀到最后，卻能夠讓人久久難以平靜。能夠談談你這種敘述方式嗎？丁天我的這種敘述方式可能跟我的閱讀有關系，比如跟卡夫卡、博爾赫斯、索爾·貝婁有關。1993年的時候，我們幾個朋友辦了一個油印刊物叫做《放棄》，當時可能是印了500本，可是辦了兩年就辦不下去了。原因是一個朋友出國了，另一個朋友結婚了。我們辦刊物這幾個朋友生活經(jīng)歷比較相似，寫作風格也差不多，總在一起聊，就辦了那本雜志。我的這種敘述方式的形成我想跟那本油印刊物也有很大關系，我們幾個朋友互相影響吧。張鈞這讓我想起了你的一篇叫做《說說寫寫》創(chuàng)作談。在那篇創(chuàng)作談里，你說寫小說和閑暇時與朋友在酒館里聊天一直是你生活中的兩大樂趣，并且聊天的主要內(nèi)容也與文學有關。可見，你的寫作與你的聊天實際上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這讓我想起了海明威在巴黎時的情景，他那時也是一邊寫作一邊到咖啡館去聊天，這似乎是一種標準的自由作家的生活方式和寫作方式。請你就這個話題再談談。丁天實際上我們聊天的內(nèi)容跟后來寫成就小說的內(nèi)容是非常相似的，所以說我的寫作跟聊天有很大的關系。……

　　張鈞原名覃榮群，1958年8月30日生于吉林省通化市。父親是壯族人，廣西柳州人氏，因此，張鈞原籍應是廣西壯族。其父參加朝鮮戰(zhàn)爭，轉業(yè)后在通化市醫(yī)院做外科醫(yī)生。母親是漢族人，從事工藝美術工作。張鈞6歲時，因父母離異，隨父親回廣西落戶。兩年后“文革”爆發(fā)，群眾性武斗激化了族仇，其祖父與伯父被殘酷打死，父親蒙冤入獄。張鈞因家族成分牽連，被剝奪了上小學的機會，小小年紀即遭受陪斗、蹲牢、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1972年，其父親出獄，但無法養(yǎng)活子女，只能在一個瀟瀟雨夜將張鈞兄妹送上北去列車，使其投靠母親。此時的張鈞不會說漢語，唯靠紙筆與列車員交流，輾轉十多天后才逃到母親身邊，被收留，遂改現(xiàn)名。由于靠母親和弟弟二人的口糧度日，經(jīng)常處于饑餓之中；也由于生活困難，初中時被迫輟學，做臨時工糊口，先后當過裝卸工、瓦工、架子工、管道工等。這期間，他曾學習油畫，一心想當畫家。1977年，張鈞報考美術學院，專業(yè)已通過，但因家庭成分的問題沒有被錄取。1978年再次報考，入延邊大學中文系學習。在大學期間他開始創(chuàng)作詩歌、小說，還舉辦過個人畫展。大學畢業(yè)后被分配在中學任教，兩年后調至吉林省白城地區(qū)戲劇創(chuàng)作室工作。這段時期，是張鈞創(chuàng)作激情的爆發(fā)期，他以冰島的筆名發(fā)表大量詩歌、小說和評論，其中詩作達近百首。1988年，張鈞到海南創(chuàng)業(yè)未果。1989年考東北師范大學中文系碩士研究生，主攻文藝理論。1992年獲得學位后在某出版社工作。一年后，調到東北師范大學當代文學室，任講師，從事理論研究兼創(chuàng)作。1997年，張鈞獲得國家社會科學規(guī)劃基金項目：中國當代小說創(chuàng)作中的個人化寫作。為做好這個項目，張鈞做了大量工作，閱讀六百多篇作品及大量理論文章，作了幾十萬字的訪談提綱，專訪了全國近30位作家，并整理完成了近50萬字的訪談錄和20萬字的論文，在全國各地雜志上陸續(xù)發(fā)表。1999年4月，張鈞不幸發(fā)現(xiàn)患了肺癌，醫(yī)治無效，于同年12月22日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