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裳書話

　　黃裳的文章豐富而駁雜，既有雜家的廣度，又有專家的深度。不過，作為一個個性色彩極為鮮明的文章大家，在讀書界廣受歡迎的，還要算是他那況味雋永、筆致練達的書話和以美文筆法寫成，兼具史論色彩的文史隨筆。許是大半輩子浸淫其中的緣故，黃裳于“書道”中寄注的精力、情懷都非尋常人能比，而個中甘苦，更非局外人所能充分體會和理解。這中間，既有“如同占領(lǐng)了整個世界”的大喜過望，又有“如后主失卻南唐”、“揮淚對宮娥”的無奈和失落的悲哀。讀黃裳的書話，每每讓人體味到前輩學人對書的一腔癡情，這在書香之氣日見稀薄，讀書越來越功利化的今天，已幾近廣陵絕響。黃裳書話的另一重特色，就是那掩抑不住更又揮之不去的書卷氣。自然，這書卷氣不是靠“掉書袋子”硬充進文章里的，而是豐厚的學養(yǎng)和書呆子特有的“癡氣”的一種自然流露。也正是因了這種“自然流露”，才使得一篇篇看似不起眼的小文章，別具一種高遠的氣象和雍容的風度，十足大家風范。我想，也只有這樣的文字，才能稱得上是書話；也只有這些寄情于文化山水的“苦旅者”，才能寫好書話。 較之書話，那些言及明清易代之際家國變幻、人事更迭、民族沖突的文史隨筆，似乎更能見出黃裳的襟懷、才情和愛憎。黃裳關(guān)于治史，有自己的獨到之見，那就是以一斑窺全豹，通過攝取、解剖三幾個關(guān)聯(lián)朝野的焦點式人物，來折射時代的風云變幻——至少是反映特定時代的一個側(cè)面。于是便有了《關(guān)于柳如是》、《陳圓圓》、《關(guān)于吳梅村》這樣情理兼?zhèn)涞暮梦恼?。黃裳的這類文章，不同于一般歷史學家的專門著作，即所謂正史。他往往能突破舊史家的樊籬，將正史、野史、筆記、當事人的詩文等，相互參證比較，努力發(fā)掘塵封在歲月深處的史實真相，并以此來把握中國歷史、文化流變的脈絡。加之他有藏書優(yōu)勢，材料自然比一般人豐富“鮮活”得多——這些東西一經(jīng)他梳理考證，妙筆點染，感性和知性、情趣和理趣、史事和詩情、人情風物和文史掌故、清談娓娓和雄辯滔滔即渾然成為一體，可謂文、質(zhì)并勝，既見山又見水。這樣的文章讀來真是意趣盎然，如沐春風。而他于史、事、人、情方面的見解和洞察力，更非尋常史家可比。 黃裳雖然是一位在古書中尋夢的“古典”文人，但他的思想并不“線裝”，其文章的內(nèi)在氣質(zhì)更是秉承了魯迅的風骨。

　　黃裳解放前在大學里學的是電機專業(yè)。畢業(yè)后先后做過翻譯和《文匯報》記者。20世紀40年代，黃裳的文章即已受到巴金、葉圣陶等人的賞識和關(guān)注，他的第一本書《錦帆集》就曾收入巴金編的“中華文藝叢刊”，由中華書局出版。1949年以后，黃裳更多的是以藏書家名世。他的收藏以明清易代之際的野史、筆記為專，其中不乏稀世的孤本。其庋藏之富，堪與阿英、鄭振鐸這些當代藏書大家比肩。“文革”中被查抄的黃裳藏書裝滿了好幾輛卡車，據(jù)說，其中一些珍品被覬覦已久的康生所竊奪。“文革”后，黃裳先生文思泉涌，出了包括《榆下說書》、《珠還記幸》、《翠墨集》、《銀魚集》等十幾種集子，還在《讀書》上開了《書林一枝》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