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響應與抗戰(zhàn)前途

國聯大會于九月二十八日通過二十三國咨詢委員會所提出的決議案，譴責日本空軍轟炸中國都市殘殺平民，贊成者達五十二國。大會主席阿加汗宣布決議案通過時，全場掌聲雷動，情形熱烈，得未曾有。當咨詢委員會開會時，各國代表都有激昂慷慨的陳詞，英代表克蘭波表示，這種慘酷的轟炸新聞，全文明世界聽到之后的深切的悲憤，非言語所能形容。法代表臺爾博斯也起來聲稱，凡是看到廣州南京漢口等地被轟炸的報告的人，沒有不悲憤填膺的，若再緘默無言，即等于與罪犯為同謀。倘令日世界的良心不起而大聲疾呼，則文明本身將有滅絕之虞。蘇聯代表李維諾夫于擁護克蘭波對于空中轟炸的譴責之外，并進一步聲明，對于空中的譴責，并非對于其他進攻中國的方法即可認為正當。向在模棱動搖中的美國當局也表示贊同國聯的譴責日本，謂國聯如有具體的建議，則美國務院將加以審慎的考慮；同時聲明美政府曾屢次向日政府聲明，日飛機漫無限制，在中國人民稠密的廣大區(qū)域任意轟炸平民，實不正當而違反法律與人道原則。

國際輿論與民眾對日本的暴行更表示義憤。倫敦《泰晤士報》在社論中直率痛斥暴日的無恥，世界輿論一致抨擊，英報且鼓吹實行經濟制裁。英國人民抵制日貨運動發(fā)展迅速，已普及全國，美國也在發(fā)動，紐西蘭及南洋各地都在開始這種運動。印度國民黨領袖尼赫魯也發(fā)起在加爾各答，孟買，麻打拉斯，仰光四城舉行民眾大會，提出印度民眾實行抵制日貨的決議案。國際充滿了憤恨日本的空氣，已是鐵一般的事實了。

日本是素以善宣傳聞于世的。聽說他們對于宣傳費，是和軍費一樣重視的。但是無論他們的無恥的代言人怎樣善于厚顏說謊，最近屠殺中國平民的殘酷獸行，仍然要激動世界的公憤，而做這殘酷獸行的犧牲品的卻是中國的死得慘痛絕倫的無數平民。暴日的目的是要以極殘酷的屠殺手段，恫嚇中國人民，根據他們自己毫無人格毫無國格的無恥想象，以為這樣可以使中國人嚇倒，由此可以達到他們所夢想的使中國“屈膝”。但是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是中國人民雖然遭受到人世間最慘痛的境遇，前仆后繼，斷頭絕臂，為國難而死，死而無悔，民眾始終所有的唯一心理是抗戰(zhàn)到底，必打到我們的強盜驅出國門，收回失地，恢復主權，才肯罷休。西班牙外長伐育在這次國聯大會中熱烈擁護該會譴責日本暴行的決議，宣稱“西班牙謹向中國偉大民族的團結一致，表示熱烈的同情?！蔽乙詾橹袊慌聻閲y而慘死的平民，他們的精神的偉大，實在是中國偉大民族精神的表現，而不是以屠殺作恫嚇手段的人們（？）所能想象得到的。徒然受人屠殺，只能引起人的憐憫而不能引起人的敬意。雖遭受到至慘極酷的轟炸獸行的屠殺而猶能前仆后繼，繼續(xù)擁護抗戰(zhàn)到底，繼續(xù)參加抗戰(zhàn)到底，這樣才能引起人的敬意。

“日本無論在平時或在戰(zhàn)時，終將仰賴世界以圖存?！保▊惗亍短┪钍繄蟆返脑挘┤毡疽繃獾脑?，要靠國外的市場，日本要想脫離世界而橫行霸道以圖存，實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侵略我國的日本已遭世界的一致唾棄，我們的敵人在國際上的孤立，同時就是我們的勝利，也就是對于我國的抗戰(zhàn)前途有著良好的影響。要保持這個良好的影響，要擴大這個良好的影響，要使這個良好的影響更現實化，更具體化，固然在外交上的運用，而尤其根本的還是在我們自己能不辱“中國偉大民族”的精神，在艱苦中把抗戰(zhàn)持續(xù)下去，國聯這次對于暴日獸行的嚴厲譴責，各國輿論和民眾的熱烈的同情，是我們的無數慘死同胞的血肉肝腦掉換而來的；是我們的無數同胞為國難而死的偉大精神掉換而來的。天下沒有不出代價的好結果。我們要爭取國際上的協助，必須有更大的代價；這更大的代價便是我們要從種種方面努力，使我們的抗戰(zhàn)能夠堅持下去。

國際響應誠然于我們抗戰(zhàn)前途是有利的。但是我們不要忽略它的來源，不要忘卻它的來源。必須把握住這一點，然后我們對于最近的國際響應與抗戰(zhàn)前途，才能獲得正確的認識與更進一步的努力。

中國當盡量運用自己的優(yōu)點

中國是一個弱國，這就某種意義上說起來，是相當正確的，尤其是在工業(yè)落后及軍備尚未充實方面，有著較明顯的流露，但是就民族解放的斗爭的立場上看來，中國卻也有它的優(yōu)點。在事實上，我國一直到現在，還未盡量運用我們自己的優(yōu)點，這是非常可以痛惜而需要猛醒的一件事情。

這優(yōu)點是什么？我以為是具有深刻民族意識的偉大的民眾力量。但是這偉大的力量至今還在潛伏著的狀態(tài)中，好像有無量金礦寶藏似的，還深深地埋藏在地下，未曾開發(fā)出來，未曾被我們盡量運用起來。在我國也許還有人對這個偉大的力量還糊里糊涂，或者有意熟視無睹，但是我們的民族敵人似乎已在擔憂著，所以對于我國的政府與民眾之間，大發(fā)揮他們的挑撥離間的作用。例如日本的近衛(wèi)首相最近還再三聲明日本對中國的軍事行動只是要膺懲中國的南京政府與軍事領袖，至于天真而善良的中國民眾并非日本的敵人。我們誰不知道，中國政府對日抗戰(zhàn)，正是反映全國民眾的迫切要求，全國民眾因為發(fā)動了對日抗戰(zhàn)，對政府愈益擁護得熱烈；我國全國上下是在一致團結對付我們的公共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者。但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一定要施用種種伎倆來把我們的民眾和政府分離開來，這就因為他們看出中國偉大的民眾力量之可怕，一旦被中國盡量運用起來，是他們所難于應付的。我們的敵人對于我們的這個優(yōu)點千方百計地摧殘，這是無足怪的，但是我們自己如縱任這個“寶藏”埋在地下，卻是一件很可痛惜的事情。

我們的這個優(yōu)點是侵略國所欲得而得不到的。日本帝國主義向中國開始進攻以后，他們的政黨還公開要求日本政府說明對華用兵的理由。據最近由日本回來的朋友，還說在日本有不少人問起為什么要到中國來打仗！他們不是沒有民眾，但是在少數軍閥和財閥所發(fā)動的軍事侵略之下，雖用盡麻醉的手段，壓迫的方法，民眾的力量還是喚不起來。被侵略的中國，情形便大不同了。我每日替《抵抗》三日刊拆閱無數讀者來信，看到他們愛國的真誠，愿為國家的抗戰(zhàn)遭受任何犧牲而無悔的表示，未嘗不深深地受到感動。同時也感覺到政府動員民眾的工夫還太不夠，以致有許多有志為國努力的民眾都陷入投效無門的苦悶境域，因此愈益深刻地感覺到中國至今還未能盡量運用自己的優(yōu)點。

我記得梁任公曾替李鴻章作過一篇傳記，說李鴻章可以自豪的是甲午之戰(zhàn)，日本不是打中國，打的是李鴻章。這在李鴻章，以一人和一國打仗，也許可以自豪，但是在當時的中國，以一人的失敗而貽國家以無窮的禍患，不可說不是中國國家的一幕慘劇。這幕慘劇的遺禍于中國，流毒至今，未曾消失。當時日本強迫李鴻章親自到日簽訂求和條約，有人說這是有意侮辱李鴻章，但是割地賠款卻是中國國家的莫大損失。這次我國整個民族和日本帝國主義抗戰(zhàn)，形勢當然和李鴻章時代不同，但是在當時日本所與作戰(zhàn)的好像只是李鴻章一個人，現在日本所與作戰(zhàn)的好像只是中國的二百萬軍隊！我要特別鄭重提出這一點，因為依事實上的表現，實際上和日本作戰(zhàn)的只是軍隊，只有軍事上的動員，其他部分雖已漸漸地在那里發(fā)動，但是在這樣緊急的時期，這樣遷緩，這樣缺乏整個計劃，這樣散漫，是絕對不夠的。我們有急起直追，趕緊補救的必要。

我們有四萬五千萬的偉大的民眾力量，這是事實，但是如不盡量運用，那也只是一個空的數量，仍然不會發(fā)生實際的效用。我們有著這個優(yōu)點——擁有偉大的民眾力量——為我們的敵人所不及，這也是事實，但是如不盡量運用，有若無，無異消滅自己的優(yōu)點，替敵人消滅一種顧慮，這在民族利益方面，實在是一件罪大惡極的罪惡！這事如不急圖切實的補救，日本在甲午時候只須對付李鴻章一個人，在現在只須對付我們的二百萬軍隊，這危機實在值得我們的嚴重的注意和深刻的認識。

中國如真要作持久戰(zhàn)，如真要獲得最后的勝利，必須盡量運用自己的優(yōu)點——現在還在潛伏著的而未被積極開展的偉大的民眾力量。

文化工作與國民動員

八月初我和幾位朋友在南京的時候，上海風云已經非常緊急，我們見到剛由廣西趕入首都共赴國難的白崇禧先生。他是我國軍人中主張抗戰(zhàn)最堅決的一個，這一點特別引起我們的敬重，我一見面，就慨然說，在此全面抗戰(zhàn)即將實現的時候，槍桿做先鋒，重要極了，我們拿筆桿的當盡力跟著槍桿走。白先生說不是，真正做著先鋒的是筆桿，槍桿不過是跟著筆桿走。白先生是軍人，他對著拿筆桿的人說這幾句話，當然含著謙遜的意味，我們絕對不會輕視軍事在抗戰(zhàn)期中所占的重要的位置，不但不會輕視，而且是一致地尊崇，這只要看一般民眾對于浴血作戰(zhàn)，為民族爭生存的前線將士，屬望殷切，愛護備至，便可概見，但是軍心和民氣是有密切聯系的，近代的戰(zhàn)爭，尤其需要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就這一點說，造成正確的輿論，喚起國民御侮的意識與堅決國民奮斗的意志，文化工作的重要是誰也不能否認的。

國民革命軍北伐時代的所向無敵，五四運動的文化工作可以說是先鋒隊，由文化工作所傳播的種子和革命的軍事配合起來，才開出光輝燦爛的花。當時打倒北洋軍閥，有如摧枯拉朽，主要的原因就在一方面是為民眾所唾棄，一方面卻有著民眾的基礎，得到民眾方面種種的支持。這種民眾的基礎，這種民眾方面種種的支持，決不是派出幾支軍隊就可以號召起來的，在軍事發(fā)動以前，以及在軍事進行的過程中，都必須有文化工作在民間廣播革命的種子，培植斗爭的情緒。軍事動員也許可由幾道命令而咄嗟辦到，國民動員便沒有這樣簡單，必須在思想上及意識上下一番工夫，必須在斗爭的過程中繼續(xù)下工夫。

我曾經接到許多內地讀者的來信，報告各地抽調壯丁及征兵等事，因鄉(xiāng)民不明白這次神圣抗戰(zhàn)的意義，也不明白國民對于國家應有的責任，加上土豪劣紳的藉口，威迫勒索，無所不至，發(fā)生種種不幸的現象，這里面固含有很嚴重的政治的問題，而在鄉(xiāng)村的文化工作做得太不夠，或簡直根本就無所謂文化工作，也是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蘇聯的積極建設是世所羨稱的，尤其是他們在那樣落伍的農民群眾中間，受到種種的障礙與困難，居然成功集體農場的偉大事業(yè)。可是他們曾經動員整千整萬的勤苦忠誠的黨員深入農村里去做教育和宣傳工作，使頑固守舊的農民深切明了農村改革對于他們的意義，由此改變他們對于這新運動的態(tài)度。在最初期間，甚至有下鄉(xiāng)工作的黨員被無知農民所暗殺的，但是他們不怕艱苦，根據整個的計劃，繼續(xù)不斷地向前努力，到了后來，不但一掃頑固守舊的積習，而且動員數百萬數千萬的農民共同努力于農業(yè)生產的偉大的建設。世人徒知驚嘆于他們動員國民的偉大運動，卻很容易忽略他們在文化工作上的慘淡經營。

我常想中國要作持久戰(zhàn)，國民動員是最重要的一件事，而此所謂動員，一部分固然是動員直接參加前線的戰(zhàn)事；還有大部分卻是要動員來參加大規(guī)模的有整個計劃的迅速而緊張的國防經濟建設，與此經濟建設相輔而行，兼程并進的，是動員大量文化工作者參加大規(guī)模的、有整個計劃的迅速而緊張的文化工作。

蘇聯革命廿周紀念

中國現在是在整個民族爭生存的抗戰(zhàn)時期，在這抗戰(zhàn)時期里面，我們的一切思想和行動都以“抗戰(zhàn)第一”的目標為集中點。換句話說，我們的一切思想和行動都以如何保障抗戰(zhàn)最后勝利為中心。因此，逢到我國的友邦蘇聯革命廿周的紀念（恰在本刊本期出版的后一天即十一月七日），我們一方面要為我們的友邦慶祝，一方面卻很自然地要把蘇聯革命的艱苦歷程聯系到中國的抗戰(zhàn)。

中國目前是在非常艱苦的環(huán)境中奮斗著，在這奮斗的歷程中，暫時的挫折是在所難免的，而這種暫時的挫折往往容易使國人誤認為永久的失敗，減少勇氣，徒作悲觀，忘卻自己民族前途的大目標，忘卻持久戰(zhàn)的必然勝利。但是我們如想到蘇聯革命成功所經過的艱苦的情形，和今天他們所獲得的結果，便應該可以增加我們的勇氣，打破我們的悲觀，更明顯地望著我們的光明的前途，作繼續(xù)不斷的猛進。說到他們當時的國力，剛在世界大戰(zhàn)的漩渦中弄得民窮財盡，全國騷然；當時的白俄之勾結列國帝國主義，其形勢的嚴重，只有超過我國今日的漢奸；國土之被外敵占領，其范圍也超過我國今日，在實際上所剩下的只有莫斯科和它的附近的區(qū)域。但是三年的內戰(zhàn)（也可以說是“內外戰(zhàn)”，因為在叛亂的后面總是有列國帝國主義的支撐），全國的領導中心布爾塞維克始終堅定不移，在一九一九年底，叛將登尼卿（D?nikin）進展至莫斯科相離只二百四十五英里。但是終被攻退，國際聯軍的陰謀終因布爾塞維克所領導的持久戰(zhàn)而不得達到目的。倘若當時不是領導中心的堅強，堅持抗戰(zhàn)到底的主張，則中途的挫折早已使得人心渙散，跑到自殺政策的妥協路上去了！這是正在抗戰(zhàn)期中的中國，在蘇聯革命廿周紀念的今日，所要警覺的一點。

可是還有一點同樣重要的，那就是當時布爾塞維克的中心領導有廣大的民眾為基礎，這是他們所以終于能夠排除萬難達到最后勝利的基本原因。一九一九年的全年中，俄國完全被列國帝國主義所封鎖。甚至紅十字會的代表都拋棄了他們所視為必敗的首都。但是在這樣艱危的時期中，領導中心對于農民的政治教育及民眾組織仍積極進行，不遺余力，不但產業(yè)工人一致擁護，就是大多數的農民也竭誠擁護，所以一九一七年的十二月紅軍只有四十三萬五千人，一九一九年增至一百五十萬人，一九二○年增至五百三十萬人。白俄并不注意到工農廣大民眾的力量，他們所注意的只是浮在上層的城市布爾喬亞牧師和以前的地主，此外便一無所有。又白俄對于少數民族的態(tài)度仍然是維持著帝俄時代的帝國主義壓迫的辦法，他們進攻莫斯科，必須經過的俄羅斯的邊境，那里的居民大多數是“非俄民”（Non-Russians），這些“非俄民”完全擁護布爾塞維克，如同大多數的農民一樣，想出種種方法和白軍搗亂。所以當時布爾塞維克的克敵致果，軍事以外的種種力量固然是出于民眾工作，即紅軍的迅速強大，也是由于民眾工作。后來列寧的毅然實施過渡的新經濟政策，老實告訴他們的黨人，說這是要顧到當時大多數農民的企求，否則失卻大多數人的支持，布爾塞維克（這時已拿到政權）一定是要失敗的。這個蘇聯的偉大領導者對于廣大民眾的深切的注意，可以說是始終不懈的。我以為這也是正在抗戰(zhàn)期中的中國，在蘇聯廿周紀念的今日，所要警覺的又一點。

緊急時期的斷然處置

蔣委員長在本年國慶日宣告全國民眾：“這一次抗戰(zhàn)是死中求生的一戰(zhàn)，必須經過非常的危險和艱難，才能夠得到最后的勝利，全國同胞，一定要有實實在在的覺悟，知道初步努力，必繼之以更大的勇氣和犧牲……因此必須準備著一切，來擔當比今天還要艱難困苦到幾十倍的境遇?！?

我們在這緊急的時期，在華北太原失陷，及淞滬我軍撤退后，人心似乎呈現皇皇的今日，愿每個中華民國的國民自己反省地問道：“是否真已準備著一切來擔當比今天還要艱難困苦到幾十倍的境遇？”“是否真已立定犧牲到底的決心？”我們在這緊急的時期，愿全國同胞再仔細回念著蔣委員長所宣告全國的上面的那一段話。我們始終深信我們?yōu)槊褡迳媾c世界正義而抗戰(zhàn)到底，最后的勝利必然是屬于我們的。但是同時我們卻要深刻地明白這最后的勝利是必須我們不怕艱難困苦和犧牲到底去爭取得來的。倘若中途遇著艱難困苦，便嗒然若喪，心灰意冷，充滿著怯懦和悲觀的心理，那根本就不必想做獨立自由的國民，根本就準備做被蹂躪被侮辱的奴隸！

我們一方面愿以艱苦奮斗始終不屈，與全國同胞共勉。一方面愿竭至誠希望政府在這緊急的時期，實行斷然處置的政策，痛痛快快地做幾件振奮全國人心，挽回衰頹士氣，和展開有利戰(zhàn)局的事情。我們不怕中途的艱難困苦，但是我們不得不檢討已往的種種缺憾，補救這種種缺憾，使抗戰(zhàn)很迅速地展開光明的前途。

第一件事是徹底開放民眾運動。中國抗戰(zhàn)至今，仍限于軍事動員，并沒有做到全民抗戰(zhàn)，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即各地的抗敵后援會紛紛興起，形勢較前不能說沒有多少進步，但是廣大的下層民眾的組織訓練和武裝，并沒有真正的實現。聽說周恩來先生在太原預料中國抗戰(zhàn)的必有光明的前途，說起“日本只能帶軍隊來，不能帶民眾來”，他的意思，我們勝于敵人的是除了軍隊外還有民眾。但是我們的廣大民眾的偉力至今并未曾發(fā)揮出來。

第二件事是政治上的刷新。據事實所表現，要人中還有人發(fā)表模棱妥協的言論，各地官僚劣紳還有魚肉平民的劣跡，甚至如李宗仁先生談話所表示，即軍隊方面也有不少的弊端亟待改革。在這緊急的時期，用賢黜奸，須有一番大刀闊斧的表現。

第三件事是與國的進一步的互助聯系。自抗戰(zhàn)以來，國際形勢始終是對于我們有利的。最近九國公約會議通過譴責日本違約的宣言，這在表面上看去似乎還僅屬紙上文章，但是主持正義的幾個國家已有另組堅強的聯合陣線以對付侵略的端倪（見國民新聞社十四日布魯塞爾電訊），和平陣線和侵略陣線將愈尖銳化，我們的“尋求與國”絕對不能把侵略國的伙伴也拉為與國，必須在主張正義的英美法蘇求之，尤其是在遠東更與中國有共同利害的蘇聯，我們必須和它有進一步的合作。

全國同胞應有民族自信心，這是完全對的，但是在這樣緊急的時期，我們認為在政治上外交上必須有幾件有利于戰(zhàn)局開勢的斷然處置，才能轉變目前的危殆的局面。

有組織的民眾的力量，健全的政治力量，與利害相共的與國力量，配合起來，兼程并進，我們的勝利必能很快地到來。

讀國府移都宣言

國民政府于本月二十日發(fā)表移駐重慶宣言，表示于極艱苦的環(huán)境中仍堅持其抗戰(zhàn)到底的決心，我們深信全國同胞捧讀這篇宣言，沒有不感動奮發(fā)，更以赤誠擁護政府，共同奮斗，爭取國家民族的生存獨立，達到最后的勝利。

這宣言首述“國民政府鑒于暴日無止境之侵略，愛決定抗戰(zhàn)自衛(wèi)，全國民眾敵愾同仇，全體將士忠勇奮發(fā)”，繼述日寇“分兵西進，逼我首都，察其用意，無非欲挾其暴力，要我為城下之盟”，最后表示“我國自決定抗戰(zhàn)自衛(wèi)之日，即已深知此為最后關頭，為國家生命計，為國際正義與世界和平計，皆已無屈服之余地”，因此“為適應戰(zhàn)況，統籌全局，長期抗戰(zhàn)起見，本日移駐重慶，此后將以最廣大之規(guī)模，從事更持久之戰(zhàn)斗?！蔽覀兺?，應更精誠團結，擁護政府，貫徹這“更持久之戰(zhàn)斗”。

為解放自由而抗戰(zhàn)的國家，在過程中遷都，繼續(xù)抗戰(zhàn)而終于獲得最后的勝利者，史不絕書，較近的例子有蘇聯和土耳其。蘇聯在一九一七年革命后，受國際聯軍的干涉，當時的首都原在彼得斯堡（即現在的列寧格拉），因受敵軍威脅而遷都莫斯科。土耳其的民族解放戰(zhàn)爭，首都君士坦丁受列強威脅，也遷都到安哥拉。前者在列寧和他的黨人領導之下，后者在凱末爾和他的黨人領導之下，排除萬難，繼續(xù)抗戰(zhàn)，后來的結果是大家知道的：被歐人譏為“半野蠻”的俄國，現在成為世界上最被人敬畏的國家了；被歐人譏為“近東病夫”的土耳其，現在成為完全獨立平等的國家了。遷都這件事的本身當然不是什么喜訊，但是遷都之后仍然繼續(xù)抗戰(zhàn)，不達到最后勝利不止，這卻是在民族解放戰(zhàn)爭的過程中不屈服不妥協的表現，這是全國同胞所應聞風興起，振作奮發(fā)的。

同時我們希望在移都繼續(xù)抗戰(zhàn)之際，對于與抗戰(zhàn)的勝利息息相關的內政外交，尤須有迅速的刷新與轉變。自全面抗戰(zhàn)發(fā)動以來，發(fā)現了我們的許多優(yōu)點，也暴露了我們的許多缺憾。為保障我們勝利的前途，我們當愈益奮勉地發(fā)揚光大這些優(yōu)點，也應該愈益坦白地糾正補救這些缺憾。講到內政方面，各地不肖官紳擾民虐民的事情必須嚴厲制裁；有利民生的事情，必須迅速實行，民心悅服，民生安定，這是鞏固后方支持久戰(zhàn)的重要基礎。關于軍隊方面，自浴血抗戰(zhàn)以來，前線英勇作戰(zhàn)的將士，已引起全國人民最高的崇敬，但最近據我們聞見所及，仍有一小部分不守紀律，做出對不住老百姓的事情，這是需要迅速補救，免失民心的。

講到外交方面，自日本帝國主義與意德訂立防共公約，以防共為侵略及破壞民主政治的掩護之后，徒然促進英美法蘇的和平陣線的結合，這種國際形勢如運用得當，于我國的抗戰(zhàn)無疑地是有著很大的裨益，誠如張志讓先生所說，“我國的外交應該一面善用英美法蘇合作的傾向，以取得聯合對日的行動；一面推動英美贊助蘇聯為更進一步的單獨援助?！保ㄒ娯ヒ蝗铡渡陥蟆穼Ｕ摚┯鵀榈刂泻栴}不得不拉法國，法蘇為共同對德而不得不互助，中國在目前的緊急時期中欲得迅速的好轉，必須在外交上有一番驚人的發(fā)展，同時配合內政的刷新，然后才能從危殆的境地中自拔出來。

全國應注意的重要關頭

在兩年前我還流浪在倫敦的時候，有一天看了倫敦《泰晤士報》上所登日本軍部發(fā)言人的一段話，氣得一天飯都吃不下。那時日本帝國主義于掠奪東北四省之后，已開始侵入綏遠，英國各報對于日軍的橫行無忌，頗有煩言，日本軍部發(fā)言人便發(fā)表了一段意見，說中國民族無理可講，所怕的就只有拳頭。對付中國的唯一方法就只有武力，用武力是有求必應的，用其他方法是毫無功效的，這種實際的情形只有日本人懂得最清楚，不是西洋人所能了解的，所以奉勸西洋人不要多嘴，只要看日本人所得的結果就可以證明的。這明明是對世界公開宣言中國人是天生的奴性，只有用對奴隸威迫的辦法對付中國人！日本近衛(wèi)首相毫無顧忌地對世界宣言要把中國打到屈膝，也顯示著同樣的心理，“屈膝”是奴隸的狀態(tài)，在他看起來，中國的四萬萬五千萬人就只是一大群具有奴性的動物而已。

但是被日本帝國主義視為奴隸的中國人終于不能再忍辱含垢，奮然為保持民族的生存而起來抗戰(zhàn)了，日本帝國主義仍深信他們可用對付奴隸方法達到成功，所以盡量利用殺人的大炮，坦克車，機關槍，毒氣，和轟炸，在中國作大規(guī)模的慘無人道的屠殺，無辜的平民和避難的婦孺，都遭受到慘無人道的屠殺。但是中國人無論遭受了怎樣的慘遇，仍然是咬緊牙根，為著爭取民族生存而忍受慘苦，毫無怨懟。世界視態(tài)，為之激轉，暴日罪惡，盡行顯露。我們已對全世界證明中國人并不是像日本帝國主義所想像的只具有奴性的動物。

但是我們要真能自拔于“奴籍”，最最重要的是在當前抗戰(zhàn)的過程中勿上日本帝國主義的老當。據路透社十月三十日由布魯塞爾傳來據說可靠來源的電訊，日本認為如果中國政府愿與日本直接講和，日本愿由美國出來做調人。該電訊又說日本除了駐華的某系軍閥外，都急于要停止對華戰(zhàn)爭，勿使范圍擴大；又說日本的領袖們都怕深入中國后易受蘇聯的襲擊。這消息表示日本帝國主義經我國的英勇抗戰(zhàn)，已經著慌；表示在華的日軍閥已失卻國內的一般支持；表示日本帝國主義之不勝持久戰(zhàn)，也就是我國只要持久抗戰(zhàn)，必然可以得到最后的勝利。但是這一電訊說日本絕不放棄華北五省自治及內蒙帝國，甚至加上上海附近地帶的占有。這表示日本的所謂“講和”，就是等于要我們“屈膝”。我們所以大聲疾呼，認“主張妥協和平者就是漢奸”，原因也就在此。

我國政府為保持土地主權而領導全國抗戰(zhàn)，蔣委員長三令五申地表示我國必抗戰(zhàn)到底的決心，這是與天下以共見的事實，我們國民只有熱誠擁護政府和蔣委員長抗戰(zhàn)到底，決無任何懷疑的余地。但是正是因為我們要熱誠擁護政府和蔣委員長抗戰(zhàn)到底，所以對于敵人動搖我國人心的陰謀及漢奸為虎作倀的活動，不得不加以精密的注意與嚴厲的制裁。

我們要下決心抗戰(zhàn)到底，做堂堂的人呢？還是自甘中途妥協，幫助日本帝國主義造成四萬萬五千萬的“奴隸”，使日本帝國主義代言人對世界侮辱中國民族的狂吠得到事實上的證明？這是全國應注意的重要關頭！

堅持抗戰(zhàn)與積極辦法

自“八一三”全面抗戰(zhàn)的號炮發(fā)出之后，有兩件令人興奮而于中國抗戰(zhàn)非常有利的事實是很顯著的。一件是國際對中國的一致的同情；還有一件事是中國士兵的作戰(zhàn)英勇。但是盡管有著這兩件有利于中國抗戰(zhàn)的事實，自從華北的太原失陷與淞滬撤兵之后，動搖的心理與軍事上的令人失望似乎已漸漸地傳布著它的毒菌，這種嚴重的形勢實值得我們的嚴重的注意與迅速的補救，否則抗戰(zhàn)前途不免要受到重大的打擊。換句話說，時至今日，要堅持抗戰(zhàn)，必須排除諱疾忌醫(yī)的心理，提出毫無掩飾的檢討，在政治上有個大的整頓，決定積極的辦法，才能使這危殆的局面為之一變。

目前抗戰(zhàn)形勢的不能好轉最大的癥結還是在僅有軍事上動員，而實在沒有做到全民族的整個抗戰(zhàn)，也就是說對于民眾運動仍然是未有徹底的解放。因為民眾運動沒有得到徹底的解放，軍事上也受到很大的不良的影響。這種不良的影響，在事實上已有著很明顯的表現，例如運輸、救濟、間諜等等的缺憾，固有許多人說到，又如武裝民眾一事，如再不實行，敵人每占一地，即無后顧之憂，不必多消耗他們的軍隊來防后方，可盡量運用他們的軍力作更進的侵略，這是多么大的危機！至于補充我們的軍力，無論人力物力，也是非徹底開放民眾運動不可?，F在有許多人都在高呼持久戰(zhàn)，消耗戰(zhàn)，但是這種戰(zhàn)略非迅速使軍民打成一片，是絕對沒有多大把握的。

除民眾運動的徹底解放外，要注意的還有動搖分子的肅清與政治機構的健全；自主的外交路線之迅速決定，對英美法蘇的更進一步的聯合，尤其是對于在遠東與中國利害相共的蘇聯應有進一步的合作，不僅僅是希望幫助一些軍火而已，在攻守同盟的參謀本部計劃，以及政治外交種種方面的問題，都應有徹底的商定與合作。同時在內地的戰(zhàn)時生產，必須有大規(guī)模的籌劃與實施，安定民生，以鞏固后方的基礎?？傊?，整個民族的抗戰(zhàn)，絕不能僅限于軍事的一個方面，中國抗戰(zhàn)到了今日的形勢，不在政治上有一番大轉變下個大決心，不能整飭散漫的人心，振作衰頹的士氣，得到堅強的與國，展開有利的戰(zhàn)局。

真要堅持抗戰(zhàn)，必須有積極辦法。否則盡管說最后勝利必屬于我，不知道最后勝利是待于我們的最大努力得來的，那也只是所以自慰的空話，于實際是無補的。我們要全國人民熱烈擁護抗戰(zhàn)，當然要使他們有民族自信心，但同時政治上必須有種種展開有利戰(zhàn)局的事實，與天下以共見，然后才能使全國人民振作奮發(fā)，向著共同的大目標向前邁進。

形勢已一天天地嚴重起來了，時機稍縱即逝，及今不圖，后悔無及，希望全國同胞急起直追，督促并贊助倡導全國抗戰(zhàn)的政府和領袖，迅速在事實上實現中山先生“喚起民眾，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的遺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