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余論—史料的搜集編制及其歷史觀

《史記》一書，因為充溢著作者的批判精神，后來的學(xué)者以為《史記》一書系司馬遷發(fā)憤之作，因疑其對于史實的記述，不甚注意。例如班固就說過：“其言秦漢詳矣。至于采經(jīng)摭傳，分散數(shù)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弊运我院?，學(xué)者多因襲班固之說，在《史記》中吹毛求疵。如宋王應(yīng)麟《困學(xué)紀聞》中，有《史記正誤》一篇，金王若虛有《史學(xué)辨惑》，明柯維騏有《史記考要》，清杭世駿有《史記考證》、梁玉繩有《史記志疑》、邵泰衢有《史記疑問》。這些學(xué)者的著作，對于《史記》，雖亦各有發(fā)明之處，然大抵據(jù)經(jīng)以證史，故其所疑者，未必可疑；其所正者，未必盡正。

我不是說，司馬遷對于史實的敘述，完全沒有疏漏或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我以為司馬遷的疏漏與自相矛盾，不是因為他不注重史實，或故意歪曲史實，而是因為他在整齊百家雜說，貫穿經(jīng)傳遺文之時，千頭萬緒，精力有時不能顧及之所致也。據(jù)我從《史記》中所知，司馬遷對于記錄史實，非常嚴謹。非根據(jù)古書，即根據(jù)訪問，從未隨便記一事，傳一人。

其根據(jù)古書之例，如司馬遷作《五帝本紀》，自唐、虞以下，則根據(jù)《尚書》，作殷、周本紀，則根據(jù)《尚書》、《詩經(jīng)》。他說：“自成湯以來，采于《書》、《詩》?！敝劣谧浴疤啤薄坝荨币陨?，他一再聲明“尚矣”，“尚矣”，“不可紀已”。故紀此“尚矣”之時，則擇傳說中之“其言尤雅者”，以為資料。

對于上古史如此，對于周以來的歷史亦如此。如司馬遷在《十二諸侯年表·序》曰：“太史公讀《春秋歷譜牒》?！痹凇读鶉怼ば颉罚瑒t曰：“太史公讀《秦記》。”在《秦楚之際月表·序》，則曰：“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按即《楚漢春秋》等）?！痹凇痘菥伴g侯者年表·序》，則曰：“太史公讀列封（按即封建諸侯的檔案）。”在《孔子世家·太史公曰》：“余讀孔氏書?！痹凇吨倌岬茏恿袀鳌ぬ饭弧罚骸坝嘁缘茏用瘴淖?，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為篇，疑者闕焉?！弊鳌独锨f申韓列傳》、《孟子荀卿列傳》，皆曾讀其人之書。作《孫子吳起列傳》，則曾讀《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作《屈原列傳》，則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作《賈誼列傳》，則曰：“讀《鳥賦》?！弊鳌蛾戀Z列傳》，則曰：“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弊鳌豆荜塘袀鳌罚瑒t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一言以蔽之，載之經(jīng)、傳者，必據(jù)經(jīng)、傳；其人有著述者，必讀其人之書。但司馬遷亦非凡書皆信，如“黃帝以來皆有年數(shù)”之“牒記”，因與“古文咸不同乖異”，司馬遷即不以為據(jù)。又如言怪物的《禹本紀》、《山海經(jīng)》，亦不置信。他在《大宛列傳·太史公曰》中云：“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jīng)》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司馬遷著《史記》，并非閉門造車，有若干史料，皆系身歷其地或親訪其人而得來。例如他作《河渠書》則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湟，上姑蘇，望五湖，東窺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作《齊太公世家》則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瑯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弊鳌段菏兰摇罚瑒t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作《孔子世家》，則曰：“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xí)禮其家。余祗迴留之，不能去云?！弊鳌睹蠂L君列傳》，則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奸人入薛中，蓋六萬余家矣?！乐畟髅蠂L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弊鳌缎帕昃袀鳌?，則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弊鳌洞荷昃袀鳌罚瑒t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作《蒙恬列傳》，則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筑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作《淮陰侯列傳》，則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弊鳌斗B滕灌列傳》，則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冢，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边@些，都是親歷其地的例子。

還有親訪其人者。例如他作《游俠列傳》，就曾訪問過當(dāng)時的大俠郭解。他在《游俠列傳·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采者?！庇秩缢鳌独顝V列傳》，亦曾訪問過李廣。他在《李廣列傳·太史公曰》：“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詞?！彼抉R遷對于同時的人，大半可以訪問者必訪問，不僅對郭解、李廣二人為然也。至不能見其人者，則“視其友”。

司馬遷對于以前的古人，大概有圖像者，必觀其圖像。例如他在《留侯世家·太史公曰》：“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zhèn)?。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彼运钜蕴餀M沒有圖像遺留下來，不能狀其貌為遺恨。他在《田橫列傳·太史公曰》：“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

此外，其史料亦有友人轉(zhuǎn)述者。如《項羽本紀·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刺客列傳·太史公曰》：“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薄痘羧ゲ×袀鳌ぬ饭弧罚骸疤K建語余曰。”

由此，可以證明，司馬遷對史實的記錄，并不是不注意。至于《史記》中所載史實，仍有疏漏抵牾之處者，則是著作家所難免。而且有一部分是司馬遷所不能負責(zé)的。例如《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中出現(xiàn)了昭、宣、元、成諸帝的年號，《楚元王世家》記地節(jié)二年之事，《齊悼惠王世家》書建始三年者二，《司馬相如列傳·太史公曰》中，出現(xiàn)了揚雄的名字等等，這些都是后人所竄，非司馬遷之原作。

據(jù)班固《漢書·司馬遷傳》載，《史記》一書，至宣帝時，始由司馬遷的外孫楊惲發(fā)表于世。以后流布，頗有缺失，班固所見者已缺十篇。但班固僅說“十篇缺”，而未指明何十篇。張晏曰：“遷沒之后，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倍亷煿艅t云：“序目本無《兵書》，張云亡失，此說非也。”總之，《史記》是經(jīng)過后人的纂補，這是很明顯的；因而其中有一部分錯誤，歸纂補者負責(zé)。

兩千年來，讀《史記》未有不盛贊司馬遷之文章者；誠然，司馬遷的文章真是氣勢磅礴，既沉重而又飛舞。但無論怎樣，文章總是司馬遷的余事。而且司馬遷也從來沒有在文字上去雕刻。他絕不故為深奧，作出一些讓他同時代的人看不懂的文章，以顯出自己的高深典雅；反之，他引用古文，多改為漢代當(dāng)時所通用的言語。例如他引《尚書》，絕不照抄“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勛”，而是改為“帝堯者，放勛”。如果司馬遷生在現(xiàn)在，他一定把這句話改為“傳說中的堯皇帝，他的名字叫放勛”。司馬遷不學(xué)《尚書》，而后來的史學(xué)家，偏要學(xué)《史記》。假如司馬遷死而有知，一定說：“這都是他不肖的門徒，只知模仿其皮毛，而不知師承其精神，見帝王則曰神圣，見革命的豪杰，則曰盜賊，何其無恥也！”

司馬遷的文章之好，不在于筆調(diào)，而在于他善于組織史料。例如他傳伯夷，則錄其《西山之歌》，以顯其氣節(jié)；傳孔、孟，則錄其言語，以顯其大道；傳老、莊，則錄其著作以顯其學(xué)派；傳屈、賈，則錄其辭賦，以顯其文章；傳儒林，則錄其師承，以顯其淵源；傳管、晏，則錄其政績，以顯其文治；傳田單、樂毅，則錄其戰(zhàn)伐，以顯其武功；傳蘇、張，則錄其游說，以顯其縱橫；傳貨殖，則錄其財產(chǎn)，以顯其富厚；傳刺客，則錄其敢死，以顯其慷慨；傳游俠，則錄其重諾，以顯其俠義；傳滑稽，則錄其笑謔，以顯其諷刺；傳佞幸，則錄其賣身投靠，以顯其下流無恥?？傊麑τ诿恳粋€紀傳的人物，都能抓住他的特點，闡揚他的特點，使這個被紀傳的人物，躍然紙上，蕭疏欲動。例如他寫刺客，不但從紙上飄起慷慨悲歌之聲，簡直是匕首當(dāng)前，鮮血射面。像以上所述，就是司馬遷的文章之所以成為千古的絕調(diào)。至若之乎也者，乃其余事。

自然，我不是說司馬遷的《史記》完美無缺，例如他的歷史觀受了騶衍終始五德說的影響，而帶著歷史循環(huán)論的色彩。他在《高祖本紀·太史公曰》中說：“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huán)，終而復(fù)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tǒng)矣?！边@就是說，歷史的發(fā)展，即忠、敬、文的循環(huán)。所以他在《平準書·太史公曰》中又說：“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zhuǎn)，一質(zhì)一文，終始之變也。”此外他又替漢高祖作出一些赤帝、白帝的神話，在《封禪書》中，又征引土德、水德的受命之說。于是用赤、白、黑，配合忠、敬、文，再配合金、木、水、火、土，歷史就在金、木、水、火、土的相生與赤、白、黑，忠、敬、文的循環(huán)中，在司馬遷面前打圈圈了。雖然，我們論一個人，總要根據(jù)他自己的時代。在司馬遷的時代，正是五行說高漲的時代，他怎能不受影響呢？假如我們以歷史的循環(huán)論而責(zé)司馬遷，那就無異責(zé)備殷人不該信鬼。

自司馬遷開創(chuàng)了紀傳體歷史方法以后，兩千年來，中國的歷史家都奉為歷史學(xué)的正宗，凡寫著所謂正史，都用這種方法。一部二十四史，都是用紀傳體的歷史方法寫成的。一直到我們的今日，凡達官顯宦死了以后，政府都還有一道“宣付史館立傳”的命令，足見司馬遷在中國歷史學(xué)上的影響之巨大而悠久。

但是司馬遷的學(xué)生，從班固算起，沒有一個能夠望及項背的。中國的學(xué)者往往以《史記》、《漢書》相提并論，我以為這未免太恭維班固了。班固，充其量，也不過是司馬遷的學(xué)生中比較高明的一個。他用司馬遷的方法，寫成了一部西漢的歷史；而且關(guān)于武帝以前的歷史，連文章都是照抄《史記》的原文。如果說他在方法上有發(fā)明，那就是把司馬遷的“書”，改名曰“志”。如果說他在歷史學(xué)上也有創(chuàng)見，那就是去掉項羽的本紀，將漢代的歷史上推于楚漢之際。取消陳涉的世家，把他降入列傳。還有，就是加上了惠帝的本紀，辯護呂后的專政。所以若以《漢書》比《史記》，那真是瞠乎其后矣。

現(xiàn)在歷史學(xué)已經(jīng)進入了科學(xué)的階段，紀傳體的歷史方法已經(jīng)成了過去。但中國的歷史資料大半都保存在紀傳體的歷史著作之中；為了找歷史資料，我們應(yīng)該知道紀傳體的歷史方法。同時我并且以為即使在我們今日，紀傳體的歷史仍不失為一種保存史料最好的方法。因略論司馬遷的歷史學(xué)，以說明紀傳體歷史方法的內(nèi)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