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三三年《都爾的本堂神甫》初次出版，題目叫作《獨身者》；獨身者一詞用的是多數，因為書中幾個主角都是單身人。作品未寫成時，巴爾扎克曾想命名為《老姑娘》；用《獨身者》為書題出版以后，一度又有意改為《脫羅倍神甫》；直到一八四三年以《人間喜劇》為全部小說總名的計劃完全確定的時候，才改作《都爾的本堂神甫》，而把《獨身者》作為《比哀蘭德》《攪水女人》和這篇小說的總標題。作者身后，一切版本都合《都爾的本堂神甫》與《比哀蘭德》為一冊，《攪水女人》單獨一冊；只有全集本才合印三部作品為一冊。

這部小說的三個主要人物，一個是老姑娘，一個是脫羅倍神甫，一個原來為大堂的副堂長，后來降級為郊外小堂的本堂神甫。作者一再更動題目，足見他對小說的重心所在有過長時期的猶豫，最后方始采用他對《賽查·皮羅多》和《邦斯舅舅》的辦法，決定以不幸的犧牲者、無辜受辱的可憐蟲作為故事的主題。

迦瑪小姐是承包脫羅倍和皮羅多兩個神甫膳宿的房東，她氣量狹小，睚眥必報，又抱著虛榮的幻想。脫羅倍是工于心計的陰謀家，只想在教會中抓權勢。皮羅多則是天真無知的享樂主義者，也是率直笨拙的自私自利者。同居的摩擦使迦瑪小姐和脫羅倍通同一氣，花了很大的力量，使盡卑鄙惡毒的手段，迫害一個忠厚無用、不堪一擊的弱者。瑣碎無聊的小事所引起的仇恨不但釀成一幕悲慘的戲劇，還促成了內地貴族和布爾喬亞的黨爭，甚至影響到遠在巴黎的政客。不管內容多么單調平凡，巴爾扎克塑造的人物，安排的情節(jié)，用極樸素而極深刻的手法寫出的人情世故和社會的真相，使這個中篇成為一個非常有力和悲愴動人的故事，在《人間喜劇》中占著重要地位。

正如作者用過幾個不同的書名，我們研究的時候也可以由幾個不同的線索：老處女的心理特征和怪僻，脫羅倍的陰狠殘忍，皮羅多的懦弱與愚蠢，都可作為探討各種典型面貌的中心。像巴爾扎克那樣的作家，幾乎沒有一部作品不是有好幾個人物刻畫得同樣深刻，性格發(fā)展得同樣充分，每個角色都能單獨成為一個主體的。但我們現在看來，最有意義的或許并不在于分析單身人的心理，而尤其在于暴露政治和教會的內幕。出家人而如此熱衷于名位，對起居飲食的舒適如此戀戀不舍，脫羅倍為此而不擇手段（他除了在教會中希圖高位以外，還覬覦皮羅多的住屋），皮羅多為此而身敗名裂：豈不寫盡了教士的可笑可憐，可鄙可憎！開口慈悲，閉口仁愛，永遠以地獄嚇唬人的道學家，原來干得出殺人不見血的勾當！自命為挽救世道，超度眾生的教會，不僅允許宣教師與政府相互勾結利用，為了滿足私欲而顛倒是非，陷害無辜，教會本身還做脫羅倍的幫兇，降了皮羅多的級位，還要宣布他為騙子。雖然巴爾扎克又是保王黨，又是熱心的舊教徒，事實所在，他也不能不揭發(fā)君主政體的腐敗與教會的黑暗。即使他不愿，也不敢明白指出教會的偽善便是宗教的偽善，作品留給讀者的印象終究逃不過這樣一個結論。

《比哀蘭德》是另一情調的凄涼的詩篇，像田間可愛的野花遭到風雨摧殘一樣令人扼腕，嘆息，同時也是牛鬼蛇神爭權奪利的寫照。主要事實很簡單，交織在一起的因素卻是光怪陸離；因為人的外部表現可能很單純，行事可能很無聊，不值一談，他的精神與情緒的波動永遠是復雜的，以比哀蘭德來說，周圍大大小小的事故從頭至尾造成她的悲劇，她遭遇不幸好像是不可解釋的；以別的人物來說，一切演變都合乎斗爭的邏輯，不但在意料之中，而且動機和目標都很明確，經過深思熟慮的策劃和有意的推動：比哀蘭德不過是他們向上爬的階梯上踩死的一個蟲蟻而已。在并無感傷氣質的讀者眼中，與比哀蘭德的悲劇平行的原是一場由大小布爾喬亞扮演的丑惡的活劇。

巴爾扎克寫《人間喜劇》的目的之一，原要替一個時代一個民族留下一部完整的風俗史，同時記錄各個城市的外貌，挖掘各種人物的內心，所以便是情節(jié)最簡單的故事，在他筆下也要牽涉到幾個特殊的社會階層和特殊背景。在這部書里，作者分析了小商人，也分析了各個不同等級的布爾喬亞；寫了一對少年男女的純潔的愛，也寫了老處女和老單身漢的鄙俗的情欲——他并不一味譴責他們的褊狹、自私、鄙陋、庸俗，也分析造成這些缺點的社會原因，家庭教育的不足和學徒生活的艱苦，流露出同情的口吻；他既描繪了某個內地城市的風土人情，又考證歷史，做了一番今昔的對比。貫串全篇的大波瀾仍是私生活的糾紛所引起的黨派斗爭，只是規(guī)模比《都爾的本堂神甫》更大，做配角的人物更多罷了。置比哀蘭德于死命的還是那些復雜而猥瑣的情欲和求名求利的野心。農民出身的小商人有了錢，得不到地位名譽而嫉妒同是小商人出身，但早已升格為上層布爾喬亞的前輩；窮途潦倒的律師痛恨當權的幫口；所謂的進步黨千方百計反對政府，拿破侖的舊部表示與王政復辟勢不兩立，骨子里無非都想取而代之，或至少分到一官半職。一朝金錢、權勢、名位的欲望滿足了，昔日的政敵馬上可以握手言歡，變?yōu)榕笥选碜o路易十八與查理十世的官僚為了保持既得利益和繼續(xù)升官發(fā)財，迫不及待地向七月革命后的新政權賣身投靠。反之，利害關系一有沖突，同一陣營的狐群狗黨就拔刀相向，或者暗箭傷人，排擠同伴：古羅上校與維奈律師的明爭暗斗便是一例。至于蒂番納派和維奈派的傾軋，其實只是布爾喬亞內部分贓不均的斗爭；因為當時貴族階級已敗落到只有甘心情愿向布爾喬亞投降的份兒——世家舊族的特·夏日伯甫小姐還不是為了金錢嫁了一個膿包的針線商？

作者在《都爾的本堂神甫》中揭破了教會的假面具，在《比哀蘭德》中又指出司法界的黑幕。法律既是統(tǒng)治階級壓迫人民的工具，也是統(tǒng)治階級內訌的武器。資產階級動輒以司法獨立為幌子，不知他們的法律即使不用納賄或請托的卑鄙手段，僅僅憑那些繁復的“程序”已足以使窮而無告的人含冤莫訴。不幸巴爾扎克還死抱著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的信念，認為人間的不義，小人的得志，終究逃不過上帝的懲罰。這種永遠不會兌現的正義只能使被壓迫的弱者隱忍到底，使殘酷的劊子手橫行無忌到底。用麻醉來止痛，以忍耐代反抗而還自以為苦口婆心，救世救人，是巴爾扎克最大的迷惑之一。因為這緣故，他在《都爾的本堂神甫》中只能暴露教會而不敢有一言半語批判宗教，在《比哀蘭德》中妄想以不可知的神的正義來消弭人的罪惡；也因為這緣故，他所有的小說都隨時隨地歌頌宗教，宣傳宗教；不用說，在巴爾扎克的作品中，除了擁護君主專政以外，這是我們最需要加以批判的一點。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