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清代學(xué)者整理舊學(xué)之總成績（三）
——史學(xué) 方志學(xué) 地理學(xué)及譜牒學(xué)
六 史學(xué)
清代史學(xué)開拓于黃梨洲、萬季野，而昌明于章實齋。吾別有專篇論之看第五講、第八講、第十二講。但梨洲、季野在草創(chuàng)時代，其方法不盡適用于后輩。實齋才識絕倫，大聲不入里耳，故不為時流宗尚。三君之學(xué)不盛行于清代，清代史學(xué)界之恥也。清代一般史學(xué)家思想及其用力所在，王西莊之《十七史商榷序》最足以代之。今節(jié)錄如下：
……大抵史家所記典制，有得有失，讀史者不必橫生意見，馳騁議論以明法戒也。但當(dāng)考其典制之實，俾數(shù)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擇焉可耳。其事跡則有美有惡，讀史者亦不必強立文法，擅加與奪，以為褒貶也。但由考其事績之實，年經(jīng)事緯，部居州次，記載之異同，見聞之離合，一一條析無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貶，聽諸天下之公論焉可矣?！?
讀史之法與讀經(jīng)小異而大同?！谓?jīng)斷不敢駁經(jīng)。而史則雖子長、孟堅，茍有所失，無妨箴而砭之。此其異也?！?
大抵自宋以后所謂史家，除司馬光、鄭樵、袁樞有別裁特識外，率歸于三派。其一派則如胡安國、歐陽修之徒，務(wù)為簡單奧隱之文辭，行其溪刻隘激之“褒貶”。其一派則蘇洵、蘇軾父子之徒，效縱橫家言，任意雌黃史跡，以為帖括之用。又其一派則如羅泌之徒之述古、李燾之徒之說今，唯侈浩博，不復(fù)審擇事實。此三派中分史學(xué)界七百余年，入清乃起反動。
清初史學(xué)，第一派殆已絕跡，第二派則侯朝宗方域、魏叔子禧等扇其焰，所謂“古文家”“理學(xué)家”從而和之，其間如王船山，算是最切實的，然習(xí)氣尚在所不免。第三派則馬宛斯骕、吳志伊任臣及毛西河、朱竹垞輩，其著述專務(wù)內(nèi)容之繁博以炫流俗，而事實正確之審查不甚厝意。雖然，自亭林、梨洲諸先覺之倡導(dǎo)，風(fēng)氣固趨健實矣。
乾嘉間學(xué)者力矯其弊，其方向及工作，則略如王西莊所云云。大抵?？鼻笆肺拿炩?，其一也；訂正其所載事實之矛盾錯誤，其二也；補其遺闕，其三也；整齊其事實使有條理易省覽，其四也。其著述門類雖多，精神率皆歸于此四者?？偠撝?，清儒所高唱之“實事求是”主義，比較的尚能應(yīng)用于史學(xué)界，雖其所謂“實事”者或毛舉細(xì)故，無足重輕，此則視乎各人才識何如。至于其一般用力方法，不可不謂比前代有進(jìn)步也。
今就各家所業(yè)略分類，以論其得失：
（甲）明史之述作 附清史史料
清初史學(xué)之發(fā)展，實由少數(shù)學(xué)者之有志創(chuàng)修《明史》，而明史館之開設(shè)，亦間接助之。其志修《明史》者，首屈指亭林、梨洲，然以畢生精力赴之者，則潘力田、萬季野、戴南山。
自唐以后，各史皆成于官局眾修之手，是以矛盾百出，蕪穢而不可理。劉子玄、鄭漁仲已痛論其失，而卒莫之能改。累代學(xué)者亦莫敢以此自任。逮清初而忽有潘、萬、戴三君，先后發(fā)大心，負(fù)荷斯業(yè)，雖其功皆不就，不可謂非豪杰之士也。錢牧齋亦有志自撰《明史》，其人不足道，但亦略有史才。然書既無成，可不復(fù)論。
三家之中，潘、萬學(xué)風(fēng)大略相同，專注重審查史實。蓋明代向無國史，不如清代國史館之能舉其職，遞續(xù)修纂。只有一部《實錄》，既為外間所罕見，且有遺缺缺建文、天啟、崇禎三朝。而士習(xí)甚囂，黨同伐異，野史如鯽，各從所好惡以顛倒事實，故明史號稱難理。潘力田發(fā)心作史，其下手工夫即在攻此盤錯。其弟次耕序其《國史考異》云：“亡兄博極群書，長于考訂，謂著書之法，莫善于司馬溫公。其為《通鑒》也，先成長編，別著考異，故少牴牾。……于是博訪有明一代之書，以《實錄》為綱領(lǐng)，若志乘，若文集，若墓銘家傳，凡有關(guān)史事者一切鈔撮薈萃，以類相從，稽其異同，核其虛實?！ト〕鋈耄杂忻髡?；不徇單辭，不逞臆見；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遂初堂集》卷六又序其《松陵文獻(xiàn)》曰：“亡兄與吳先生（炎）草創(chuàng)《明史》，先作長編，聚一代之書而分劃之，或以事類，或以人類，條分件系，匯群言而駢列之，異同自出，參伍鉤稽，歸于至當(dāng)，然后筆之于書?！蓖暇砥吡μ镏问贩椒ǎ浣嵢绱?，故顧亭林極相推挹，盡以己所藏書所著稿畀之。其書垂成，而遭“南潯史獄”之難。既失此書，復(fù)失此人，實清代史學(xué)界第一不幸事也。遺著幸存者僅《國史考異》之一部分原書三十余卷，僅存六卷及《松陵文獻(xiàn)》，讀之可見其史才之一斑。
季野學(xué)術(shù)，已具第八講，此不多述。彼為今本《明史》關(guān)系最深之人，學(xué)者類能知之。但吾以為，《明史》長處，季野實尸其功；《明史》短處，季野不任其咎。季野主要功作，在考證事實以求真是，對于當(dāng)時史館原稿既隨時糾正，復(fù)自撰《史稿》五百卷，自言：“吾所取者或有可損，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與言之真，而不可益。”故《明史》敘事翔實，不能不謂季野詒謀之善。雖然，《史稿》為王鴻緒所攘，竄改不知凡幾。魏默深有《書王橫云明史稿后》辨證頗詳。后此采王稿成書，已不能謂為萬氏之舊。且季野最反對官局分修制度，而史館沿舊制卒不可革。季野雖負(fù)重望，豈能令分纂者悉如其意？況季野卒于康熙四十一年，《明史》成于乾隆四年，相距幾四十年，中間史館廢弛已久；張廷玉草草奏進(jìn)時，館中幾無一知名之士，則其筆削失當(dāng)之處，亦概可想。故季野雖視潘、戴為幸，然仍不幸也。最不幸者是《明史稿》不傳。然《明史》能有相當(dāng)價值，微季野之力固不及此也。
戴南山罹奇冤以死，與潘力田同，而著作之無傳于后，視力田尤甚。大抵南山考證史跡之懇摯，或不如力田、季野，此亦比較之辭耳。觀集中《與余生書》（即南山致禍之由者），其搜查史料之勤慎，尚可見；且彼亦與季野有交期，特其精力不甚費于考證耳。而史識、史才，實一時無兩，其遺集中《史論》《左氏辨》等篇，持論往往與章實齋暗合。彼生當(dāng)明史館久開之后，而不慊于史館諸公之所為，常欲以獨立私撰《明史》，又常與季野及劉繼莊、蔡瞻岷約偕隱舊京共泐一史。然而中年饑驅(qū)潦倒，晚獲一第，卒以史事罹大僇，可哀也！其史雖一字未成，然集中有遺文數(shù)篇，足覘史才之特絕。其《孑遺錄》一篇，以桐城一縣被賊始末為骨干，而晚明流寇全部形勢乃至明之所以亡者見具焉，而又未嘗離桐而有枝溢之辭。其《楊劉二士合傳》，以楊畏知、劉廷杰、王運開、運宏四人為骨干，寥寥二千余言，而晚明四川云南形勢若指諸掌。其《左忠毅公傳》以左光斗為骨干，而明末黨禍來歷及其所生影響與夫全案重要關(guān)系人面目皆具見。蓋南山之于文章有天才，善于組織，最能駕馭資料而镕冶之，有濃摯之情感而寄之于所記之事，不著議論且蘊且泄，恰如其分，使讀者移情而不自知。以吾所見，其組織力不讓章實齋，而情感力或尚非實齋所逮。有清一代史家作者之林，吾所俯首，此兩人而已。
潘、萬、戴之外，有應(yīng)附記者一人，曰傅掌雷維鱗。其人為順治初年翰林，當(dāng)明史館未開以前，獨立私撰《明書》一百七十卷。書雖平庸不足稱，顧不能不嘉其志。雖然，三君之書或不成，或不傳，而唯傅書巋然存，適以重吾曹悲也。
明清鼎革之交一段歷史，在全部中國史上實有重大的意義。當(dāng)時隨筆類之野史甚多，雖屢經(jīng)清廷禁毀，現(xiàn)存者尚百數(shù)十種。其用著述體稍經(jīng)組織而其書有永久的價值者，則有吳梅村偉業(yè)之《鹿樵紀(jì)聞》，專記流寇始末；其書為鄒漪所盜改，更名《綏寇紀(jì)略》，竄亂原文，顛倒事實處不少。有王船山之《永歷實錄》，記永歷帝十五年間事跡，有紀(jì)有傳；有戴耘野笠之《寇事編年》《殉國匯編》，實潘力田《明史長編》之一部；耘野與亭林、力田為至友。力田修《明史》，耘野為擔(dān)任晚明部分，此諸書即其稿。見潘次耕《寇事編年序》。有黃梨洲之《行朝錄》，于浙閩事言之較詳；有萬季野之《南疆逸史》，有溫睿臨之《南疆繹史》，皆半編年體；有計用賓六奇之《明季北略》《明季南略》，用紀(jì)事本末體，組織頗善；有邵念魯廷采之《東南紀(jì)事》《西南紀(jì)事》，蓋以所聞于黃梨洲者重加甄補，成為有系統(tǒng)的著述，于當(dāng)時此類著作品中稱甚善云。嘉道以降，文網(wǎng)漸寬，此類著述本可以自由，然時代既隔，資料之搜集審查皆不易，唯徐亦才鼒之《小腆紀(jì)傳》最稱簡潔。戴子高望嘗欲作《續(xù)明史》，成傳數(shù)篇，惜不永年，未竟其業(yè)。錢映江綺著《南明書》三十六卷，據(jù)譚復(fù)堂云已成，不審有刻本否，亦不知內(nèi)容何如。
官修《明史》自康熙十八年開館，至乾隆四年成書，凡經(jīng)六十四年。其中大部分率皆康熙五十年以前所成，以后稍為補綴而已。關(guān)于此書之編纂，最主要人物為萬季野，盡人皆知。而大儒黃梨洲、顧亭林，于義例皆有所商榷。而最初董其事者為葉讱庵及徐健庵、立齋兄弟，頗能網(wǎng)羅人才，故一時績學(xué)能文之士，如朱竹垞、毛西河、潘次耕、吳志伊、施愚山、汪堯峰、黃子鴻、王昆繩、湯荊峴、萬貞一等咸在纂修之例，或間接參定?！睹魇贰烦醺迥巢糠殖瞿橙耸郑煽汲稣?，如《太祖本紀(jì)》、高文昭章睿景純七朝后妃傳至江東李文進(jìn)、龍大有列傳四十七篇出湯荊峴；《成祖本紀(jì)》出朱竹垞；《地理志》出徐健庵；《食貨志》出潘次耕；《歷志》出吳志伊、湯荊蜆：《藝文志》出尤西堂；太祖十三公主至曹吉祥傳一百二十九篇，出汪堯峰；熊廷弼、袁崇煥、李自成、張獻(xiàn)忠諸傳，出萬季野；流賊、土司、外國諸傳出毛西河?！祟惞蕦?，散見諸家文集筆記中者不少。吾夙思搜集匯列之，惜所得尚希耳。一時流風(fēng)所播，助長學(xué)者社會對于史學(xué)之興味亦非淺鮮也。
史學(xué)以記述現(xiàn)代為最重，故清人關(guān)于清史方面之著作，為吾儕所最樂聞，而不幸茲事乃大令吾儕失望。治明史者常厭野史之多，治清史者常感野史之少。除官修《國史》、《實錄》、《方略》外，民間私著卷帙最富者，為蔣氏良騏、王氏先謙之兩部《東華錄》，實不過鈔節(jié)《實錄》而成。欲求如明王世貞之《弁州乙部稿》等稍帶研究性質(zhì)者且不可得。進(jìn)而求如宋王偁之《東都事略》等斐然述作者，更無論矣。其局部的紀(jì)事本末之部，最著者有魏默深源之《圣武記》、王壬秋闿運之《湘軍志》等。默深觀察力頗銳敏，組織力頗精能，其書記載雖間有失實處，固不失為一杰作。壬秋文人，缺乏史德，往往以愛憎顛倒事實。郭筠仙、意城兄弟嘗逐條簽駁，其家子弟匯刻之，名曰《湘軍志平議》。要之壬秋此書文采可觀，其內(nèi)容則反不如王定安《湘軍記》之翔實也。其足備表志一部分資料者，如祁鶴皋韻士之《皇朝藩都要略》對于蒙古部落封襲建置頗詳原委；如程善夫慶余之《皇朝經(jīng)籍志》《皇朝碑版錄》《八卿表》《督撫提鎮(zhèn)年表》等，當(dāng)屬佳構(gòu)，存否未審見戴子高所作程墓表。此外可稱著作者，以吾固陋，乃未之有聞。其人物傳記之部，最著者有錢東生林之《文獻(xiàn)徵存錄》、李次青元度之《國朝先正事略》等。錢書限于學(xué)者及文學(xué)家，頗有條貫；李書涉全部，自具別裁，而儉陋在所不免。其部分的人物，則如董兆熊之《明遺民錄》、張南山維屏之《國朝詩人征略》等頗可觀。至于《碑傳集》錢儀吉編，《續(xù)碑傳集》繆荃孫編，《國朝耆獻(xiàn)類征》李桓編等書，鈔撮碑志家傳，只算類書，不算著述。李書尤蕪雜，但亦較豐富。至如筆記一類書，宋明人所著現(xiàn)存者，什之五六皆記當(dāng)時事跡。清人筆記有價值者，則什有九屬于考古方面。求其記述親見親聞之大事，稍具條理本末如吳仲倫德旋《聞見錄》、薛叔耘福成《庸庵筆記》之類，蓋不一二覯。昭梿《嘯亭雜錄》、姚元之《竹葉亭筆記》、陳康祺《郎潛紀(jì)聞》之類，雖皆記當(dāng)時事，然全屬官場瑣末掌故，足資史料者甚少。故清人不獨無清史專書，并其留詒吾曹之史料書亦極貧乏。以吾個人的經(jīng)驗，治清史最感困難者，例如滿洲入關(guān)以前及入關(guān)初年之宮廷事跡與夫旗人殘暴狀況，《實錄》經(jīng)屢次竄改，諱莫如深。孟莼生《心史叢刊》記累朝改《實錄》事頗詳。又如順治康熙間吏治腐敗，民生凋敝，吾儕雖于各書中偶見其斷片，但終無由知其全部真相，而據(jù)官書記載，則其時乃正黃金時代。又如咸同之亂，吾儕耳目所稔，皆曾胡輩之豐功偉烈，至洪楊方面人物制度之真相，乃無一書記述。又如自戊戌政變，義和團以至辛亥革命，雖時代密邇，口碑間存，然而求一卷首末完備年月正確之載記，亦杳不可得?！`計自漢晉以來二千年，私家史料之缺乏，未有甚于清代者。蓋緣順康雍乾間文網(wǎng)太密，史獄屢起，“禁書”及“違礙書”什九屬史部，學(xué)者咸有戒心。乾、嘉以后，上流人才集精力于考古，以現(xiàn)代事跡實為不足研究。此種學(xué)風(fēng)及其心理，遺傳及于后輩，專喜挦撦殘編，不思創(chuàng)垂今錄。他不具論，即如我自己便是遺傳中毒的一個人。我于現(xiàn)代事實所知者不為少，何故總不肯記載以詒后人？吾常以此自責(zé)，而終不能奪其考古之興味。故知學(xué)風(fēng)之先天的支配，甚可畏也。嗚呼！此則乾嘉學(xué)派之罪也。
（乙）上古史之研究
《史記》起唐虞三代，而實跡可詳記者實斷自春秋而取材于《左氏》?！锻ㄨb》則托始戰(zhàn)國。而《左傳》下距《戰(zhàn)國策》既百三十三年，中間一無史籍，《戰(zhàn)國策》又皆斷片記載，不著事實發(fā)生年代。于是治史學(xué)者當(dāng)然發(fā)生兩問題：一春秋以前或秦漢以前史跡問題；一春秋戰(zhàn)國間缺漏的史跡及戰(zhàn)國史跡年代問題。
第一問題之研究，前此則有蜀漢譙周《古史考》、晉皇甫謐《帝王世紀(jì)》皆佚，宋胡宏《皇大紀(jì)》、呂祖謙《大事記》，羅泌《路史》、金履祥《通鑒前編》等。清初治此者則有馬宛斯骕、李廌清鍇。宛斯之書曰《繹史》，百十六卷，仿袁樞紀(jì)事本末體，蓋畢生精力所萃。搜羅資料最宏博，顧亭林極稱之，時人號曰“馬三代”。廌清之書曰《尚史》，七十卷，仿正史紀(jì)傳體《世系圖》一卷，《本紀(jì)》五卷，《世家》十三卷，《列傳》三十四卷，《系》四卷，《年表》十卷，《序傳》一卷，博贍稍遜馬書。李為鐵嶺人，關(guān)東唯一學(xué)者。此兩書固不愧著作之林。但太史公固云：“百家言黃帝，其言不雅馴，搢紳先生難言之?！蓖鹚馆呌鬃铀桓抑s引漢代讖緯神話，泛濫及魏晉以后附會之說，益博則愈益其蕪穢耳。然馬書以事類編，便其學(xué)者。李映碧清為作序，稱其特長有四：一、體制之別創(chuàng)，二、譜牒之咸具，三、紀(jì)述之靡舛，四、論次之最核。后兩事吾未敢輕許，但其體制別創(chuàng)確有足多者。蓋彼稍具文化史的雛形，視魏晉以后史家專詳朝廷政令者蓋有間矣。宛斯復(fù)有《左傳事緯》，用紀(jì)事本末治《左傳》；而高江村士奇之《左傳紀(jì)事本末》，分國編次，則復(fù)左氏《國語》之舊矣。此外則顧復(fù)初《春秋大事表》，為治春秋時代史最善之書，已詳經(jīng)學(xué)章，不復(fù)述。
嘉慶間則有從別的方向——和馬宛斯正相反的方法以研究古史者，曰崔東壁述，其書曰《考信錄》?！犊夹配浱嵋范恚堆a上古考信錄》二卷，《唐虞考信錄》八卷，《洙泗考信錄》四卷，《豐鎬別錄》《洙泗余錄》各三卷，《孟子實錄》《考信附錄》《考信續(xù)說》各二卷。太史公謂：“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藝?！睎|壁墨守斯義，因取以名其書。經(jīng)書以外只字不信?！墩撜Z》《左傳》，尚擇而后從，《史記》以下更不必論。彼用此種極嚴(yán)正態(tài)度以治古史，于是自漢以來古史之云霧撥開什之八九。其書為好博的漢學(xué)家所不喜。然考證方法之嚴(yán)密犀利，實不讓戴、錢、段、王，可謂豪杰之士也。
研究第二問題者，嘉道間有林鑒塘春溥，著《戰(zhàn)國紀(jì)年》六卷，同光間有黃薇香式三，著《周季編略》九卷。兩書性質(zhì)體裁略同，黃書晚出較優(yōu)。
第二問題，在現(xiàn)存資料范圍內(nèi)，所能做的工作不過如此，不復(fù)論。第一問題中春秋前史跡之部分，崔東壁所用方法，自優(yōu)勝于馬宛斯。雖然，猶有進(jìn)。蓋“考信六藝”，固視輕信“不雅馴之百家”為較有根據(jù)。然六藝亦強半春秋前后作品，為仲尼之徒所誦法。仲尼固自言“夏殷無征”，則自周以前之史跡，依然在茫昧中。六藝果能予吾儕以確實保障否耶？要之，中國何時代有史，有史以前文化狀況如何，非待采掘金石之學(xué)大興，不能得正當(dāng)之解答，此則不能責(zé)備清儒，在我輩今后之努力耳。
（丙）舊史之補作或改作
現(xiàn)存正史類之二十四史，除《史記》、兩《漢》及《明史》外，自余不滿人意者頗多。編年類司馬《通鑒》止于五代，有待賡續(xù)。此外偏霸藩屬諸史，亦時需補葺。清儒頗有從事于此者。
陳壽《三國志》精核謹(jǐn)嚴(yán)，夙稱良史，但其不滿人意者三點：一、行文太簡，事實多遺；二、無志表；三、以魏為正統(tǒng)。宋以后學(xué)者對于第三點抨擊最力，故謀改作者紛紛。宋蕭常、元郝經(jīng)兩家之《續(xù)后漢書》，即斯志也。清則咸同間有湯承烈著《季漢書》若干卷，吾未見其書；據(jù)莫郘亭友芝稱其用力尤在表志，凡七易稿乃成。爭正統(tǒng)為舊史家僻見，誠不足道，若得佳表志，則其書足觀矣。
《晉書》為唐貞觀間官修，官書出而十八家舊史盡廢，劉子玄嘗慨嘆之。其書喜采小說，而大事往往闕遺，繁簡實不得宜。嘉慶間周保緒濟著《晉略》六十卷，仿魚豢《魏略》為編年體也。丁儉卿晏謂其“一生精力畢萃于斯，體例精深，因而實創(chuàng)”；魏默深謂其“以寓平生經(jīng)世之學(xué)，遐識渺慮，非徒考訂筆力過人”，據(jù)此則其書當(dāng)甚有價值。乾隆間有郭倫著《晉紀(jì)》六十八卷，為紀(jì)傳體。
魏收《魏書》夙稱“穢史”，蕪累不可悉指。其于東西魏分裂之后，以東為正，以西為偽，尤不愜人心。故司馬《通鑒》不從之。乾隆末謝蘊山啟昆著《西魏書》二十四卷，糾正收書之一部分。南北正統(tǒng)之爭本已無聊，況于偏霸垂亡之元魏，為辨其孰正孰僭，是亦不可以已耶，然蘊山實頗具史才，此書于西魏二十余年間史料采摭殆無遺漏，結(jié)構(gòu)亦謹(jǐn)嚴(yán)有法，固自可稱。
今二十四史中，《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北魏書》《北齊書》《北周書》之與《南史》《北史》《舊唐書》之與《新唐書》《舊五代史》之與《新五代史》，皆同一時代而有兩家之著作，文之重復(fù)者什而八九，兩家各有短長，故官書并存而不廢。然為讀者計，非唯艱于省覽，抑且苦于別擇矣。于是校合刪定之本，頗為學(xué)界所渴需。清初有李映碧清著《南北史合鈔》口卷，刪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八書，隸諸南北二史而夾注其下。其書盛為當(dāng)時所推服，與顧氏《方輿紀(jì)要》、馬氏《繹史》稱為海內(nèi)三奇書。實則功僅鈔撮，非為不足比顧，并不足比馬也。映碧復(fù)鈔馬令、陸游兩家之《南唐書》為一書?？?、雍之交，有沈東甫炳震著《新舊唐書合鈔》二百六十卷。其名雖襲映碧，而體例較進(jìn)步，彼與兩書異同，經(jīng)考訂審擇乃折衷于一。其《方鎮(zhèn)表》及《宰相世系表》正訛補闕，幾等于新撰，全謝山謂“可援王氏《漢書藝文志考證》之例孤行于世”者也《鮚埼亭集·沈東甫墓志銘》。要之此二書雖不能謂為舊史之改造，然刪合剪裁，用力甚勤，于學(xué)者亦甚便。
《五代史》自歐書行而薛書殆廢，自《四庫》輯佚，然后兩本乃并行。歐仿《春秋》筆法，簡而無當(dāng)；薛書稍詳，而蕪累掛漏亦不少。要之其時宇內(nèi)分裂，實不能以統(tǒng)一時代之史體為衡。薛歐皆以汴京稱尊者為骨干，而諸鎮(zhèn)多從闕略，此其通蔽也。清初吳志伊任臣著《十國春秋》百十四卷吳十四卷，南唐二十卷，前蜀十三卷，后蜀十卷，南漢九卷，楚十卷，吳越十三卷，閩十卷，荊南四卷，北漢五卷，十國紀(jì)元世系表合一卷，地理志二卷，藩鎮(zhèn)表、百官表各一卷。以史家義法論，彼時代之史，實應(yīng)以各方鎮(zhèn)丑夷平列為最宜。實則宜將梁、唐、晉、漢、周并夷之為十五國。吳氏尚一間未達(dá)也。吳氏義例，實有無薛歐所不及處。然其書徒侈捃摭之富，都無別擇，其所載故事又不注出處。蓋初期學(xué)者著述，體例多缺謹(jǐn)嚴(yán)，又不獨吳氏也。道咸間，粵人吳蘭修著《漢紀(jì)》，梁廷柟著《南漢書》，皆足補吳書所未備，而考核更精審。
嘉慶間陳仲魚鳣著《續(xù)唐書》七十卷，以代五代史，其意蓋不欲帝朱溫，而以后唐李克用直接唐昭宗；后唐亡后，則以《南唐》續(xù)之。其自作此書，則將以處于劉、歐兩《唐書》與馬、陸兩《南唐書》之間。此與湯氏《季漢書》、謝氏《西魏書》同一見解。為古來大小民賊爭正統(tǒng)閏位，已屬無聊，況克用朱邪小夷，又與朱溫何別？徒浪費筆墨耳。然亦猶薛歐妄宗汴京稱尊者而造為“五代”一名稱，有以惹起反動也。有李旦華（憲吉）著《后唐書》內(nèi)容略同，未刻。
元人所修三史宋遼金，在諸史中稱為下乘，內(nèi)中《金史》因官修之舊，較為潔凈。金人頗知注重文獻(xiàn)，史官能舉其職，元好問、劉祁等私家著述亦豐，故《金史》有所依據(jù)?！端巍贰哆|》二史蕪穢漏略特甚。遼地偏祚短，且勿論。宋為華族文化嫡裔，而無良史，實士夫之恥也?！端问贰分斜彼尾糠直疽讶呤?，南宋部分尤甚。錢竹汀云：《宋史》述南渡七朝事，叢冗無法，不如九朝之無善；寧宗以后四朝，又不如高、孝三朝之詳明。識者早認(rèn)為有改造之必要。明末大詞曲家湯玉茗顯祖曾草定體例，鉤乙原書，略具端緒見王阮亭《分甘余話》及梁曜北《瞥記》。清初潘昭度得玉茗舊本因而擴之，殆將成書見梁茞林《退庵隨筆》。但今皆不傳。乾隆末邵二云發(fā)憤重編《宋志》，錢竹汀、章實齋實參與其義例，以舊史南宋部分最蒙詬病，乃先仿王偁《東都事略》，著《南都事略》，而《宋志》草創(chuàng)之稿亦不少見《章實齋文集·邵與桐別傳》。然二云體弱多病，僅得中壽卒年五十四，兩書俱未成，即遺稿鱗爪，今亦不得見。又章實齋治史別有通裁，常欲仍“紀(jì)傳之體，而參（紀(jì)事）本末之法，增圖譜之例，而刪書志之名”；以為載諸空言，不如見諸實事，故“思自以義例撰述一書，以名所著之非虛語；因擇諸史之所宜致功者，莫如趙宋一代之書”《文集·與邵二云論修宋史書》。是實齋固刻意創(chuàng)作斯業(yè)，然其書亦無成。以亟須改造之《宋史》，曾經(jīng)多人從事，其中更有史學(xué)大家如二云、實齋其人者，然而此書始終未得整理之結(jié)果，并前輩工作之痕跡亦不留于后，不得不為學(xué)術(shù)界痛惜也。朱記榮《國朝未刊遺書志略》載有吳縣陳黃中《宋史稿》二百十九卷。
《元史》之不堪，更甚于元修之史。蓋明洪武元年宋景濂之奉敕撰《元史》，二月開局，八月成書，二次重修，亦僅閱六月，潦草一至于此！雖鈔胥迻錄成文，尚虞不給，況元代國史本無完本，而華蒙異語捍格滋多者耶？故或以開國元勛而無傳并名氏亦不見，或一人而兩傳、三傳；其《刑法》《食貨》《百官》諸志，皆直鈔案牘，一無剪裁，于諸史中最為荒穢。清儒發(fā)憤勘治，代有其人?？滴蹰g則邵戒三遠(yuǎn)平著《元史類編》四十二卷，然僅就原書重編一過，新增資料甚少，體例亦多貽笑大方。乾隆間則錢竹汀銳意重修，先為《元史考異》十五卷，然新史正文僅成《氏族表》《經(jīng)籍志》兩篇。竹汀學(xué)術(shù)方面甚多，不能專力于此，無足怪也。據(jù)鄭叔問《國朝未刊遺書目》，言竹汀已成《元史稿》一百卷。嘉慶間則汪龍莊輝祖著《元史本證》五十卷，分《證誤》《證遺》《證名》三部分，竹汀謂其“自攄新得，實事求是，有大醇而無小疵”原書卷首《錢序》。推挹可謂至矣。右三家者，除竹汀所補表志外，余皆就原書拾遺匡謬，其對于全部之改作，則皆志焉而未之逮。大抵《元史》之缺憾，其一固在史法之蕪穢，其一尤在初期事實之闕漏。蒙古人未入中國，先定歐西。太祖、太宗、定宗、憲宗四朝，西征中亞細(xì)亞全部以迄印度，北征西伯利亞以迄中歐，及世祖奠鼎燕京，其勢已鄰弩末。前四朝事跡，實含有世界性，為《元史》最主要之部分，而官修《元史》概付闕如，固由史官荒率，抑亦可憑借之資料太闕乏也。乾隆間自《永樂大典》中發(fā)見《元秘史》及《皇元圣武親征錄》所記皆開國及太祖時事。兩書出而“元史學(xué)”起一革命。錢竹汀得此兩書，錄存副本，其所以能從事考證《元史》者蓋以此。其后張石洲穆將《親征錄》校正，李仲約文田為《元秘史》作注，于是治元史者興味驟增。雖然，元時之修國史，其重心不在北京史館，而在西域宗藩。有波斯人拉施特者，承親王合贊之命，著《蒙古全史》寫以波斯文，實為元史第一瑰寶，而中國人夙未之見。至光緒間洪文卿鈞使俄，得其鈔本，譯出一部分，而《元史》學(xué)又起第二次革命。蓋自道、咸以降，此學(xué)漸成顯學(xué)矣。近百年間，從事改造《元史》，泐成書者，凡四家：
一、魏默深源《新元史》九十卷道光間著成，光緒三十一年刻。
二、洪文卿鈞《元史譯文證補》三十卷光緒間著成，光緒二十六年刻。
三、屠敬山寄《蒙兀兒史記》，卷數(shù)未定光緒、宣統(tǒng)間隨著隨刻。
四、柯鳳蓀紹忞《新元史》二百五十七卷民國十一年刻。
吾于此學(xué)純屬門外漢，絕無批評諸書長短得失之資格。唯據(jù)耳食所得，則魏著訛舛武斷之處仍不少，蓋創(chuàng)始之難也。但舍事跡內(nèi)容而論著作體例，則吾于魏著不能不深服。彼一變舊史“一人一傳”之形式，而傳以類從。其傳名及篇目次第為……太祖服各國，太宗、憲宗兩朝平服各國。中統(tǒng)以后屢朝平服叛藩，勛戚開國四杰，開國四先鋒二部長，誓渾河功臣，開國武臣，開國相臣，開國文臣，平金功臣，平蜀功臣，平宋功臣，世祖相臣，……治歷治水漕運諸臣，平叛藩諸臣，平東夷南夷諸臣，中葉相臣等。但觀其篇目，即可見其組織之獨具別裁。章實齋所謂“傳事與傳人相兼”，司馬遷以后未或行之也。故吾謂魏著無論內(nèi)容罅漏多至何等，然固屬史家創(chuàng)作，在斯界永留不朽的價值矣。洪著據(jù)海外秘笈以補證舊史，其所勘定之部分又不多，以理度之固宜精絕。屠著自為史文而自注之，其注純屬《通鑒考異》的性質(zhì)，而詳博特甚，凡駁正一說，必博征群籍，說明所以棄彼取此之由；以著作體例言，可謂極矜慎極磊落者也?？轮肴淮筻?，然篇首無一字之序，無半行之凡例，令人不能得其著書宗旨及所以異于前人者在何處？篇中篇末又無一字之考異或按語，不知其改正舊史者為某部分？何故改正？所根據(jù)者何書？著作家作此態(tài)度，吾未之前聞。吾嘗舉此書記載事實是否正確，以問素治此學(xué)之陳援庵垣，則其所序批評，似更下魏著一等也，吾無以判其然否。最近柯以此書得日本博士。
上所舉皆不滿于舊史而改作者。其藩屬敵國外國之史，應(yīng)補作者頗多，惜少從事者。以吾所知有洪北江《西夏國志》，十六卷，未刻。而黃公度遵憲之《日本國志》四十卷，在舊體史中實為創(chuàng)作。
溫公《通鑒》絕筆五代。賡而續(xù)之者，在宋則有李燾，迄于北宋，在明則陳、王宗沐、薛應(yīng)旂，皆迄元末。然明人三家，于遼金正史束而不觀，僅據(jù)宋人紀(jì)事之事，略及遼金繼世年月，荒陋殊甚。清初徐健庵著《資治通鑒后編》百八十四卷，襄其事者為萬季野、閻百詩、胡東樵等?！端膸臁分?，許其善述。然關(guān)于北宋事跡，則李燾《長編》足本之在《永樂大典》者未出；關(guān)于南宋事跡，則李心傳《系年要錄》亦未出；元代則文集說部散于《大典》中者，亦多逸而未見。徐著在此種資料貧乏狀態(tài)之下，勢難完善，且于遼金事太不厝意，亦與明人等；而宋嘉定后、元至順前，亦太荒略，故全部改作，實為學(xué)界極迫切之要求，至乾隆末然后畢秋帆沅《續(xù)資治通鑒》二百二十卷出現(xiàn)。此書由秋帆屬幕中僚友編訂，凡閱二十年，最后經(jīng)邵二云校定。章實齋《邵與桐別傳》云：“畢公以二十年功，屬賓客續(xù)《宋元通鑒》，大率就徐本損益，無大殊異?！鼍w余，為之復(fù)審，其書即大改觀?！吂髳?，謂迥出諸家《續(xù)鑒》上?！笨梢姇鴮嵆捎谏凼?。而章實齋實參與其義例。實齋有代秋帆致錢竹汀論《續(xù)鑒》書，見本集。函中指摘陳王薛徐諸家缺失，及本書所據(jù)資料所用方法，甚詳核?？梢娬率吓c此書關(guān)系極深。其書“宋事，據(jù)二李燾、心傳而推廣之，遼金二史所載大事無一遺落，又據(jù)旁籍以補其逸。元事，多引文集，而說部則慎擇其可征信者。仍用司馬氏例，折衷諸說異同，明其去取之故，以為《考異》?！闭麓呏洛X書中語。蓋自此書出而諸家《續(xù)鑒》可廢矣。
自宋袁樞作《通鑒紀(jì)事本末》，為史界創(chuàng)一新體。明陳邦瞻依其例以治宋史、元史。清初則有谷賡虞應(yīng)泰著《明史紀(jì)事本末》八十卷，其書成于官修《明史》以前，采輯及組織皆頗費苦心。姚立方謂此書為海昌談孺木（遷）所作，其各篇附論則陸麗京（圻）作。鄭芷畦述朱竹垞言，謂此書為徐倬作，雖皆屬疑案，然其書出谷氏者甚少，蓋可斷言。葉廷琯《鷗波漁話》辨證此事最平允。而馬宛斯有《左傳事緯》，高江村士奇有《左傳紀(jì)事本末》，皆屬此類書。
（?。┭a各史表志
表志為史之筋干，而諸史多缺，或雖有而其目不備。如“藝文”僅漢、隋、唐、宋、明五史有之，余皆闕如。三國六朝海宇分裂，疆域離合，最難董理，而諸史無一注意及此者，甚可怪也。宋錢文子有《補漢兵志》一卷；熊方有《補后漢書年表》若干卷，實為補表志之祖。清儒有事于此者頗多，其書皆極有價值。據(jù)吾所知見者列目如下：
《歷代史表》五十九卷鄞縣萬斯同季野著。此書從漢起至五代止，獨無西漢及唐，以《漢書》《新唐書》原有表也，所表皆以人為主，《方鎮(zhèn)年表》各篇最好。唯東漢于表人外，別有《大事年表》一篇，是其例外。
又季野尚有《紀(jì)元匯考》四卷、《歷代宰輔匯考》八卷，性質(zhì)亦略同補表。
《二十一史四譜》五十四卷歸安沈炳震東甫著。四譜者，一紀(jì)元，二封爵，三宰執(zhí)，四謚法。所譜自漢迄元。
《歷代藝文志》口卷仁和杭世駿大宗著（未見）。
以上總補。
《歷代地理沿革表》四十七卷常熟陳芳績亮工著。此書自漢至明分十二格，表示州郡縣沿革。
《史目表》二卷陽湖洪飴孫孟慈著。此書乃表各史篇目，甚便比觀，雖非補表，附錄于此。又歸安錢念劬（恂）亦有《史目表》一卷，但采洪著稍有加減，非創(chuàng)作也。
以上總補。
《史記天官書補目》一卷陽湖孫星衍淵如著。
《楚漢諸侯疆域志》三卷儀征劉文淇孟瞻著。
以上補《史記》《漢書》。
《后漢書補表》八卷嘉定錢大昭晦之著。此書因熊方舊著而補其闕、正其訛。為《諸侯王》《王子侯》《功臣侯》《外戚恩澤侯》《宦者侯》《公卿》，凡六表?！堆a續(xù)漢書藝文志》一卷嘉定錢大昭晦之著?！堆a后漢書藝文志》四卷番禺侯康君謨著。《后漢書三公年表》一卷金匱華湛恩孟超著。
以上補《后漢書》。
《三國志補表》六卷常熟吳卓信頊儒著。《三國志補表》十卷同上。上二書未刻，見朱記榮《國朝未刊遺書志略》。《補三國疆域志》二卷陽湖洪亮吉稚存著。《補三國藝文志》四卷番禺侯康君謨著?！度龂毠俦怼啡黻柡轱崒O孟慈著?！度龂o(jì)年表》一卷錢唐周嘉猷兩塍著?！度龂たh表補正》八卷宜都楊守敬星吾著（未見）。
以上補《三國志》。
《補晉兵志》一卷嘉興錢儀吉衍石著。《補晉書藝文志》四卷常熟丁國鈞著?！堆a晉書藝文志》口卷番禺侯康君謨著（未見）。《補晉書經(jīng)籍志》四卷錢塘吳士鑒著。《補晉書藝文志》五卷萍鄉(xiāng)文廷式著。《東晉疆域志》四卷陽湖洪亮吉稚存著。《十六國疆域志》十六卷同上。
以上補《晉書》。
《南北史表》七卷錢唐周嘉猷兩塍著。《年表》一卷，《世系表》五卷，《帝王世系表》一卷?！赌媳笔费a志》十四卷江寧汪士鐸梅村著。原書三十卷，今存十四卷，內(nèi)《天文志》四卷、《地理志》四卷、《五行志》二卷、《禮儀志》三卷；其《輿服》《樂律》《刑法》《職官》《食貨》
《氏族》《釋老》《藝文》八志，佚于洪楊之亂。《東晉南北朝輿地表》二十八卷嘉定徐文范仲圃著?！赌瓯怼肥?，《州郡表》四卷，《郡縣沿革表》六卷，《世系圖表》附《各國疆域》二卷?！妒鶉呵锸老当怼范砑闻d李旦華厚齋著。《補宋書刑法志》《食貨志》各一卷棲霞郝懿行蘭皋著。補《宋、齊、梁、陳、魏、北齊、周各書藝文志》各一卷番禺侯康君謨著（未見）?！堆a梁書、陳書藝文志》各一卷武進(jìn)湯洽著（未見）?！堆a梁疆域志》四卷陽湖洪齮孫子齡著。
以上補南北朝諸史。
《唐書史臣表》一卷嘉定錢大昕竹汀著?！短莆宕鷮W(xué)士表》一卷同上。《唐折沖府考》四卷仁和勞經(jīng)原笙士著，其子格季言補輯?！短普蹧_府考補》一卷上虞羅振玉叔蘊著。此二書雖非純粹的補表志，而性質(zhì)略同，附見于此。《唐藩鎮(zhèn)表》金匱華湛恩孟超著（未見，卷數(shù)未詳）。
以上補《唐書》。
《五代紀(jì)年表》一卷錢唐周嘉猷兩塍著?！堆a五代史藝文志》一卷江寧顧櫰三著。
以上補《五代史》。
《宋史藝文志補》一卷上元倪燦著?！对匪囄闹尽匪木砑味ㄥX大昕竹汀著。《元史氏族表》三卷同上。《宋學(xué)士年表》一卷同上。《補遼金元三史藝文志》一卷上元倪燦著。又一卷江都金門詔著。以上二書似不佳?！端芜|金元四史朔閏表》二卷嘉定錢大昕竹汀著。
以上補宋遼金元史。
此類書吾所知見者得以上若干種當(dāng)有未知者，容更搜補。清儒此項工作，在史學(xué)界極有價值。蓋讀史以表志為最要，作史亦以表志為最難。舊史所無之表志，而后人摭拾叢殘以補作則尤難。右諸書中，如錢衎石之《補晉兵志》，以極謹(jǐn)嚴(yán)肅括之筆法，寥寥二三千言另有自注，而一代兵制具見。如錢晦之之《補續(xù)漢書藝文志》、侯君謨之《補三國藝文志》等，從本書各傳所記及他書所征引辛勤搜剔，比《隋經(jīng)籍志》所著錄增加數(shù)倍，而各書著作來歷及書中內(nèi)容亦時復(fù)考證敘述，視《隋志》體例尤密。如洪北江、劉孟瞻之?dāng)?shù)種補疆域志，所述者為群雄割據(jù)、疆場屢遷的時代，能苦心鉤稽，按年月以考其疆界，正其異名。如周兩塍之《南北史世系表》，仿《唐書宰相世系表》之意而擴大之，將六朝矜崇門第之階級的社會能表現(xiàn)其真相。如錢竹汀之《元史藝文志》及《氏族表》可據(jù)之資料極貧乏，而能鉤索補綴，蔚為大觀?！泊私郧迦褰^詣，而成績永不可沒者也。
此外有與補志性質(zhì)相類者，則如錢衎石之《三國志會要》五卷已成未刻，《晉會要》《南北朝會要》各若干卷未成；楊晨之《三國會要》有刻本；徐星伯松之《宋會要》五百卷，《宋中興禮書》二百三十一卷，《續(xù)通書》六十四卷俱未刻。
以上所舉，各史應(yīng)補之表志，亦已十得四五，吾儕所最不滿意者，則食貨、刑法兩志補者甚寡僅有一家。兩志皆最要而頗難作，食貨尤甚，豈清儒亦畏難耶，抑不甚注意及此耶？
舊史所無之表，吾認(rèn)為有創(chuàng)作之必要者，略舉如下：
一、外族交涉年表：諸外族侵入，于吾族舊史關(guān)系至巨，非用表分別表之，不能得其興衰之真相。例如《匈奴年表》，從冒頓起，至劉淵、赫連之滅亡表之；《鮮卑年表》從樹機能始，至北齊、北周之滅亡表之；《突厥年表》，從初成部落，至西突厥滅亡表之；《契丹年表》，從初成部落，至西遼滅亡表之；《女真年表》，從金初立國，至清入關(guān)表之；《蒙古年表》，自成吉思以后，歷元亡以后，明清兩代之叛服，乃至今日役屬蘇維埃俄國之跡皆表之。自余各小種族之興仆，則或以總表表之。凡此皆斷代史所不能容。故舊史未有行之者，然實為全史極重要脈絡(luò)。得此則助興味與省精力皆甚多，而為之亦并不難，今后之學(xué)者宜致意也。羅叔蘊著《高昌麴氏年表》等，即此意。惜題目太小，范圍太狹耳。
二、文化年表：舊史皆詳于政事而略于文化，故此方面之表絕無。今宜補者，例如《學(xué)者生卒年表》《文學(xué)家生卒年表》《美術(shù)家生卒年表》《佛教年表》《重要書籍著作及存佚年表》《重要建筑物成立及破壞年表》等。此類表若成，為治國史之助實不細(xì)。創(chuàng)作雖不甚易，然以清儒補表志之精神及方法赴之，資料尚非甚缺乏也。
三、大事月表：《史記》之表，以遠(yuǎn)近為疏密。三代則以世表，十二諸侯、六國及漢之侯王將相則以年表，秦楚之際則以月表。蓋當(dāng)歷史起大變化之事跡，所涉方面極多，非分月表不能見其真相。《漢書》以下二十三史，無復(fù)表月者矣。今對于舊史欲補此類表，資料甚難得，且太遠(yuǎn)亦不必求詳。至如近代大事，例如《明清之際月表》《咸豐軍興月表》《中日戰(zhàn)役月表》《義和團事件月表》《辛亥革命月表》等，皆因情形極復(fù)雜，方面極多，非分月、且分各部分表之，不能明晰。吾儕在今日，尚易集資料。失此不為，徒受后人責(zé)備而已。
吾因論述清儒補表志之功，感想所及，附記如右。類此者尚多，未遑遍舉也。要之，清儒之補表志，實費極大之勞力，裨益吾儕者真不少。惜其眼光尚局于舊史所固有，未能盡其用耳。
（戊）舊史之注釋及辨證
疏注前史之書，可分四大類。其一，解釋原書文句音義者，如裴骃之《史記集解》，顏師古、李賢之《兩漢書》注等，是也；其二，補助原書遺佚或兼存異說者，如裴松之之《三國志注》等，是也；其三，?？痹瓡淖稚现e舛者，如劉攽、吳仁杰之《兩漢刊誤》等，是也；其四，糾正原書事實上之訛謬者，如吳縝之《新唐書糾繆》等，是也。清儒此類著述中，四體皆有，有一書專主一體者，有一書兼用兩體或三體者。其書頗多，不能悉舉。舉其要者錯綜論列之。
清儒通釋諸史最著名者三書，曰：
《二十一史考異》一百卷，附《三史拾遺》五卷、《諸史拾遺》五卷嘉定錢大昕竹汀著。
《十七史商榷》一百卷嘉定王鳴盛西莊著。
《二十二史札記》三十六卷陽湖趙翼甌北著。
三書形式絕相類，內(nèi)容卻不盡從同同者一部分。錢書最詳于?？蔽淖?，解釋訓(xùn)詁名物，糾正原書事實訛謬處亦時有。凡所?？?，令人渙然冰釋，比諸經(jīng)部書，蓋王氏《經(jīng)義述聞》之流也。王書亦間校釋文句，然所重在典章故實，自序謂：“學(xué)者每苦正史繁塞難讀，或遇典制茫昧，事跡樛葛，地理職官眼瞇心瞀，試以予書置旁參閱，疏通而證明之，不覺如關(guān)開節(jié)解，筋轉(zhuǎn)脈搖。……”誠哉然也！書末《綴言》二卷，論史家義例，亦殊簡當(dāng)。趙書每史先敘其著述沿革，評其得失，時亦?？逼錉龟酰蟀胝摗肮沤耧L(fēng)會之遞變、政事之屢更，有關(guān)于治亂興衰之故者”自序語。但彼與三蘇派之“帖括式史論”截然不同。彼不喜專論一人之賢否、一事之是非，唯捉住一時代之特別重要問題，羅列其資料而比論之，古人所謂“屬辭比事”也。清代學(xué)者之一般評判，大抵最推重錢，王次之，趙為下。以余所見，錢書固清學(xué)之正宗，其校訂精核處最有功于原著者；若為現(xiàn)代治史者得常識、助興味計，則不如王、趙。王書對于頭緒紛繁之事跡及制度，為吾儕絕好的顧問，趙書能教吾儕以抽象的觀察史跡之法。陋儒或以少談考據(jù)輕趙書，殊不知竹汀為趙書作序，固極推許，謂為“儒者有體有用之學(xué)”也。又有人謂趙書乃攘竊他人，非自作者。以趙本文士，且與其舊著之《陔余叢考》不類也。然人之學(xué)固有進(jìn)步，此書為甌北晚作，何以見其不能？況明有竹汀之序耶？并時人亦不見有誰能作此類書者?；蛑^出章逢之（宗源），以吾觀之，逢之善于輯佚耳，其識力尚不足以語此。
武英殿版《二十四史》每篇后所附考證，性質(zhì)與錢氏《考異》略同，尚有杭大宗世駿《諸史然疑》、洪稚存亮吉《四史發(fā)伏》等。洪筠軒頤煊《諸史考異》、李次白貽德《十七史考異》，疑亦踵錢例，然其書未見。
其各史分別疏證者，分隸于一總書之下，如錢竹汀之《史記考異》，即《二十一史考異》之一部分；《史記拾遺》，即《三史拾遺》之一部分，不再舉。則《史記》有錢獻(xiàn)之坫《史記補注》一百三十六卷，梁曜北玉繩《史記志疑》三十六卷，王石臞念孫《讀史記雜志》六卷，崔觶甫適《史記探原》八卷等。錢書當(dāng)是巨制，惜未刻，無從批評。王書體例，略同錢氏《考異》。梁書自序言：“百三十篇中愆違疏略，觸處滋疑，加以非才刪續(xù)，使金罔別，鏡璞不完，良可閔嘆！……”書名“志疑”，實則刊誤糾謬，什而八九也。崔書專辨后人續(xù)增竄亂之部分，欲廓清以還史公真相，故名曰“探原”。
《史記》為第一部史書，其價值無俟頌揚。然去古既遠(yuǎn)，博采書記，班彪所謂“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多不齊一”。此實無容為諱者。加以馮商、褚少孫以后，續(xù)者十余家。孰為本文？孰為竄亂？實難辨別。又況傳習(xí)滋廣，傳寫訛舛，所在皆是。故各史中最難讀而亟須整理者，莫如《史記》。清儒于此業(yè)去之尚遠(yuǎn)也。然梁、崔二書，固已略辟蠶叢。用此及二錢二王所校訂為基礎(chǔ)，輔以諸家文集筆記中之所考辨，匯而分疏于正文之下，別成一集校集注之書，庶為后學(xué)省無數(shù)迷惘。是有望于今之君子！
《漢書》《后漢書》有吳枚庵翌鳳《漢書考證》十六卷未見，惠定宇《后漢書補注》二十四卷侯君謨、沈銘彝各續(xù)補惠書一卷，錢晦之大昭《漢書辨疑》二十二卷、《后漢書辨疑》十一卷、《續(xù)漢書辨疑》九卷，王石臞《讀漢書后漢書雜志》共十七卷，陳少章景云《兩漢訂誤》五卷，沈文起欽韓《兩漢書疏證》共七十四卷；周荇農(nóng)壽昌《漢書注校補》五十六卷、《后漢書注校正》八卷，王益吾先謙《漢書補注》一百卷、《后漢書集解》九十卷、《續(xù)漢書志集解》三十卷等。諸書大率釋文、考異、訂誤兼用，而《漢書》則釋文方面更多，因其文近古較難讀也；《后漢書》則考異方面較多，以諸家逸書謝承、華嶠、司馬彪等遺文漸出也。王益吾《補注》《集解》最晚出，集全清考訂之成，極便學(xué)者矣。
《三國志》有杭大宗《三國志補注》六卷，錢竹汀《三國志辨疑》三卷，潘眉《三國志考證》八卷，梁茞林章鉅《三國志旁證》三十卷，陳少章《三國志舉正》四卷，沈文起《三國志注補》《訓(xùn)故》《釋地理》各八卷，侯君謨《三國志補注》一卷，周荇農(nóng)《三國志注證遺》四卷等。此書裴全屬考異補逸性質(zhì)，諸家多廣其所補，沈則于其所不注意之訓(xùn)故地理方面而補之也。
馬、班、陳、范四史最古而最善，有注釋之必要及價值，故從事者多，《晉書》以下則希矣。其間歐公之《新五代史》最有名而文句最簡，事跡遺漏者最多，故彭掌仍元瑞仿裴注《三國》例，為《五代史記注》七十四卷，吳胥石蘭庭亦有《五代史記纂誤補》四卷《纂誤》為宋吳縝撰，則糾歐之失也。而武授堂億、唐春卿景崇亦先后以此例注歐之《新唐書》。武書似未成，唐成而未刻云。其余如洪稚存之《宋書音義》、杭大宗之《北齊書疏證》、劉恭甫壽曾之《南史校議》、趙昭祖之《新[舊]唐書互證》等，瑣末點綴而已。
遼、金、元三史最為世詬病。清儒治《遼史》者，莫勤于厲樊榭鶚之《遼史拾遺》二十四卷。治《金史》者，莫勤于施研北國祁之《金史詳?！肥怼Ｆ洹对贰凡糠?，已詳前節(jié)，不再論列。唯李仲約文田之《元秘史注》十五卷，蓋得蒙古文原本對譯勘正而為之注，雖非正注史，附錄于此。
注校舊史用功最巨而最有益者，厥唯表志等單篇之整理。蓋茲事屬專門之業(yè)，名為校注，其難實等于自著也。最初業(yè)此者，則宋王應(yīng)鱗之《漢書藝文志考證》。清儒仿行者則如：
孫淵如《史記天官書考證》十卷未刻。
梁曜北《漢書人表考》九卷《古今人表》之注也。從古籍中搜羅諸人典故殆備，可稱為三代前人名辭典。又翟文泉（云叔）有《校正古今人表》。
全謝山《漢[書]地理志稽疑》口卷又段茂堂有《校本地理志》，未刻。
錢獻(xiàn)之坫《新斠注漢書地理志》十六卷，《漢書十表注》十卷《表注》未刻。
汪小米遠(yuǎn)孫《漢書地理志校本》二卷。
吳頊儒卓信《漢書地理志補注》百零三卷頊儒尚有《漢三輔考》二十四卷，亦《地理志》之附庸也。
楊星吾守敬《漢書地理志補?！范?。
陳蘭甫《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七卷。
洪筠軒《漢志水道疏證》四卷。
徐星伯松《漢書地理志集釋》十六卷，《漢書西域傳補注》二卷。
李恢垣光廷《漢西域圖考》七卷此書實注《漢書·西域傳》也。
李生甫賡蕓《漢書藝文志考誤》二卷未刻。
朱亮甫右曾《后漢書郡國志補校》口卷未刻。錢晦之有《后漢郡國令長考》，實釋《郡國志》之一部分。
錢獻(xiàn)之《續(xù)漢書律歷志補注》二卷未刻。
畢秋帆《晉書地理志新校正》五卷。
方愷《新校晉書地理志》一卷。
張石洲穆《延昌地形志》口卷此用延昌時為標(biāo)準(zhǔn)，補正《魏書地形志》也。
章逢之宗源《隋書經(jīng)籍志考證》十三卷此書雖注重輯佚，但各書出處多所考證，亦不失為注釋體。
楊星吾《隋[書]地理志考證》九卷。
張登封宗泰《新唐書天文志疏正》口卷未刻。
沈東甫炳震《校正唐書方鎮(zhèn)表》《宰相世系表》此兩篇在《新舊唐書鈔》中，但全部校補，重新組織。全謝山謂當(dāng)提出別行，誠然。又《唐書宰相世系表訂訛》十二卷此書單行。
董覺軒沛《唐書方鎮(zhèn)表考證》二十卷似未刻。
以上各史表志專篇之校注，與補志表同一功用。彼則補其所無。此則就其有者，或釋其義例、或校其訛舛，或補其遺闕也。顧最當(dāng)注意者，上表所列，關(guān)于地理者什而八九，次則經(jīng)籍，次則天文、律歷皆各有一二，而食貨、刑法、樂、輿服等乃絕無。即此一端，吾儕可以看出乾嘉學(xué)派的缺點。彼輩最喜歡研究僵定的學(xué)問，不喜歡研究活變的學(xué)問。此固由來已久，不能專歸咎于一時代之人，然而彼輩推波助瀾，亦與有罪焉。彼輩所用方法極精密，所費工作極辛勤，惜其所研究之對象不能副其價值。嗚呼！豈唯此一端而已矣。
（己）學(xué)術(shù)史之編著及其他
專史之作，有橫斷的，有縱斷的。橫斷的以時代為界域，如二十四史之分朝代，即其一也。縱斷的以特種對象為界域，如政治史、宗教史、教育史、文學(xué)史、美術(shù)史等類是也。中國舊唯有橫斷的專史而無縱斷的專史，實史界一大憾也?！锻ǖ洹芳啊顿Y治通鑒》可勉強作兩種方式之縱斷的政治史。內(nèi)中唯學(xué)術(shù)史一部門，至清代始發(fā)展。
舊史中之儒林傳、藝文志，頗言各時代學(xué)術(shù)淵源流別，實學(xué)術(shù)史之雛形。然在正史中僅為極微弱之附庸而已。唐宋以還，佛教大昌，于是有《佛祖通載》《傳燈錄》等書，謂為宗教史也可，謂為學(xué)術(shù)史也可，其后儒家漸漸仿效，于是有朱晦翁《伊洛淵源錄》一類書。明代則如周汝登《圣學(xué)宗傳》之類，作者紛出，然大率借以表揚自己一家之宗旨，乃以史昌學(xué)，非為學(xué)作史，明以前形勢大略如此。
清初，孫夏峰著《理學(xué)宗傳》，復(fù)指導(dǎo)其門魏蓮陸一鰲著《北學(xué)編》，湯荊峴斌著《洛學(xué)編》，學(xué)史規(guī)模漸具。及黃梨洲《明儒學(xué)案》六十二卷出，始有真正之學(xué)史，蓋讀之而明學(xué)全部得一縮影焉。然所敘限于理學(xué)一部分，例如王弁州、楊升庵……輩之學(xué)術(shù)在《明儒學(xué)案》中即不得見。而又特詳于王學(xué)，蓋“以史昌學(xué)”之成見，仍未能盡脫。梨洲本更為《宋元學(xué)案》，已成十?dāng)?shù)卷，而全謝山更續(xù)為百卷。謝山本有“為史學(xué)而治史學(xué)”的精神，此百卷本《宋元學(xué)案》，有宋各派學(xué)術(shù)——例如洛派、蜀派、關(guān)派、閩派、永嘉派，乃至王荊公、李屏山等派——面目皆見焉，洵初期學(xué)史之模范矣。
敘清代學(xué)術(shù)者有江子屏藩之《國朝漢學(xué)師承記》八卷，《國朝宋學(xué)淵源記》三卷，有唐海鏡鑒之《國朝學(xué)案小識》十五卷。子屏將漢學(xué)、宋學(xué)門戶顯然區(qū)分，論者或病其隘執(zhí)。然乾、嘉以來學(xué)者事實上確各樹一幟，賤彼而貴我，子屏不過將當(dāng)時社會心理照樣寫出，不足為病也。二書中《漢學(xué)》編較佳，《宋學(xué)》編則漏略殊甚，蓋非其所喜也。然強分兩門，則各人所歸屬亦殊難正確標(biāo)準(zhǔn)，如梨洲、亭林編入《漢學(xué)》附錄，于義何取耶？子屏主觀的成見太深，其言漢學(xué)，大抵右元和惠氏一派，言宋學(xué)則喜雜禪宗。觀《師承記》所附《經(jīng)師經(jīng)義目錄》，及《淵源記》之附記，可見出。好持主觀之人，實不宜于作學(xué)史，特其創(chuàng)始之功不可沒耳。唐鏡海搜羅較博，而主觀抑更重。其書分立“傳道”“翼道”“守道”三案，第其高下；又別設(shè)“經(jīng)學(xué)”“心學(xué)”兩案，示排斥之意。蓋純屬講章家“爭道統(tǒng)”的見解，不足以語于史才明矣。聞道咸間有姚春木椿者，亦曾著《國朝學(xué)案》，其書未成，然其人乃第三四流古文家，非能治學(xué)者，想更不足觀也。吾發(fā)心著《清儒學(xué)案》有年，常自以時地所處竊比梨洲之故明，深覺責(zé)無旁貸；所業(yè)既多，荏苒歲月，未知何時始踐夙愿也。
學(xué)史之中，亦可分析為專門，或?qū)⒁坏貙W(xué)風(fēng)，或?qū)⒁粚W(xué)派傳授分布。前者如《北學(xué)編》《洛學(xué)編》等是，后者如邵念魯廷采之《陽明王子及王門弟子傳》《蕺山劉子及劉門弟子傳》即其例。學(xué)派的專史，清代有兩名著：其一為李穆堂紱之《陸子學(xué)譜》，貌象山之真；其二為戴子高望之《顏氏學(xué)記》，表習(xí)齋之晦，可謂振裘挈領(lǐng)，心知其意者矣。
文學(xué)美術(shù)等宜有專史久矣，至竟闕然！無已，則姑舉其類似者數(shù)書。一、阮蕓臺之《疇人傳》四十六卷，羅茗香士琳《續(xù)疇人傳》六卷，諸可寶之《疇人傳三編》七卷，詳述歷代天算學(xué)淵源流別。二、張南山維屏之《國朝詩人征略》六十卷，網(wǎng)羅有清一代詩家，各人先為一極簡單之小傳，次以他人對于彼之論評，次乃標(biāo)其名著之題目或摘其名句。道光前作者略具焉。三、卞永譽之《式古堂書畫匯考》三十卷，其畫考之部，首為畫論卷一，次為收藏法卷二，次論前代記載名畫目錄及評論之書卷三至七，次乃遍論三國兩晉迄明畫家卷八至三十，頗有別裁，非等叢鈔，儼具畫史的組織，宜潘次耕極賞之也。有魯東山駿《宋元以來畫人姓氏錄》三十六卷，以韻編姓，實一部極博贍之畫家人名辭典。此數(shù)書者即不遽稱為文學(xué)史、美術(shù)史，最少亦算曾經(jīng)精制之史料，惜乎類此者且不可多得也。
最近則有王靜安國維著《宋元戲曲史》，實空前創(chuàng)作，雖體例尚有可議處，然為史界增重既無量矣。
（庚）史學(xué)家法之研究及結(jié)論
千年以來，研治史家義法能心知其意者，唐劉子玄、宋鄭漁仲與清之章實齋學(xué)誠三人而已。茲事原非可以責(zé)望于多數(shù)人，故亦不必以少所發(fā)明為諸儒詬病。顧吾曹最痛惜者，以清代唯一之史家章實齋，生乾、嘉極盛時代，而其學(xué)竟不能為斯學(xué)界衣被以別開生面，致有清一代史學(xué)僅以摭拾叢殘自足，誰之罪也？實齋學(xué)說，別為專篇，茲不復(fù)贅。
七 方志學(xué)
最古之史，實為方志，如《孟子》所稱“晉《乘》、楚《梼杌》、魯《春秋》”，墨子所稱“周之《春秋》，宋之《春秋》，燕之《春秋》”；莊子所稱“百二十國寶書”，比附今著，則一府州縣志而已。唯封建與郡縣組織既殊，故體例靡得而援焉。自漢以降，幅員日恢，而分地紀(jì)載之著作亦孳乳寖多，其見于《隋書·經(jīng)籍志》者，則有下列各類：
一、圖經(jīng)之屬。如《冀幽齊三州圖經(jīng)》及羅含《湘中山水記》、劉澄之《司州山川古今記》等。
二、政記之屬。如趙曄《吳越春秋》，常璩《華陽國志》，失名《三輔故事》等。
三、人物傳之屬。如蘇林《陳留耆舊傳》，陳壽《益都耆舊傳》等。
四、風(fēng)土記之屬。如圈稱《陳留風(fēng)俗傳》，萬震《南州異物志》，宗懔《荊楚歲時記》等。
五、古跡之屬。如佚名《三輔黃圖》，揚衒之《洛陽伽藍(lán)記》等。
六、譜牒之屬。如《冀州姓族譜》，洪州、吉州、江州、袁州諸《姓譜》等。
七、文征之屬。如宋明帝《江左文章志》等。
自宋以后，薈萃以上各體成為方志。方志之著述，最初者為府志，繼則分析下達(dá)為縣志，綜括上達(dá)為省志。明以前方志，今《四庫》著錄者尚二十七種，存目亦數(shù)十?！端膸臁防核卧f志全收，明則選擇綦嚴(yán)，僅收五種，清則唯收當(dāng)時所有之省志而已。然道、咸以后，學(xué)者搜羅遺佚，《四庫》未收之宋元志續(xù)出重印者不少，以吾所見尚二十余種。入清，則康熙十一年曾詔各郡縣分輯志書，而成者似不多，佳構(gòu)尤希。雍正七年因修《大清一統(tǒng)志》，需省志作資料，因嚴(yán)諭促修，限期蕆事。今《四庫》著錄自李衛(wèi)等監(jiān)修之《畿輔通志》起至鄂爾泰監(jiān)修之《貴州通志》止，凡十六種，皆此次明詔之結(jié)果也。成書最速者為《廣東通志》，在雍正八年；最遲者為《貴州通志》，在乾隆六年。旋復(fù)頒各省府州縣志六十年一修之令。雖奉行或力不力，然文化稍高之區(qū)，或長吏及士紳有賢而好事者，未嘗不以修志為務(wù)，舊志未湮，新志踵起。計今所存，恐不下二三千種也。
方志中什之八九，皆由地方官奉行故事，開局眾修，位置冗員，鈔撮陳案，殊不足以語于著作之林。雖然，以吾儕今日治史者之所需要言之，則此二三千種十余萬卷之方志，其間可寶之資料乃無盡藏。良著固可寶，即極惡俗者亦未宜厭棄。何則？以我國幅員之廣，各地方之社會組織，禮俗習(xí)慣，生民利病，樊然淆雜，各不相侔者甚伙。而疇昔史家所記述，專注重一姓興亡及所謂中央政府之囫圇畫一的施設(shè)，其不足以傳過去現(xiàn)在社會之真相，明矣。又正以史文簡略之故，而吾儕所渴需之資料乃摧剝而無復(fù)遺，猶幸有蕪雜不整之方志，保存所謂“良史”者所吐棄之原料于糞穢中，供吾儕披沙揀金之憑借，而各地方分化發(fā)展之跡及其比較，明眼人遂可以從此中窺見消息，斯則方志之所以可貴也。
方志雖大半成于俗吏之手，然其間經(jīng)名儒精心結(jié)撰或參訂商榷者亦甚多。吾家方志至少，不能悉舉，顧以睹聞所及，則可稱者略如下。
康熙《鄒平縣志》馬宛斯獨撰，顧亭林參與。
康熙《濟陽縣志》張稷若獨撰。
康熙《德州志》顧亭林參與。
康熙《靈壽縣志》陸稼書為知縣時獨撰。
乾隆《歷城縣志》周書昌（永年）、李南澗（文藻）合撰。
乾隆《諸城縣志》李南澗獨撰。
乾隆《寧波府志》萬九沙（經(jīng)）、全謝山參與。
乾隆《太倉州志》王述庵（昶）獨撰。
乾隆《鄞縣志》錢竹汀參與。
乾隆《汾州府志》《汾陽縣志》俱戴東原參與。
乾隆《松江府志》《邠州志》《三水縣志》俱孫淵如主撰。
乾隆《偃師縣志》《安陽縣志》，嘉慶《魯山縣志》《寶豐縣志》《郟縣志》俱武授堂（億）主撰。
乾隆《西寧府志》《烏程縣志》《昌化縣志》《平陽縣志》俱杭大宗（世駿）主撰。
乾隆《廬州府志》《江寧府志》《六安州志》俱姚姬傳（鼐）主撰。
乾隆《寧國府志》《懷慶府志》《延安府志》《涇縣志》《登封縣志》《固始縣志》《澄城縣志》《淳化縣志》《長武縣志》俱洪稚存主撰。
乾隆《和州志》《永清縣志》《亳州志》俱章實齋獨撰。
乾隆《天門縣志》《石首縣志》《廣濟縣志》《常德府志》《荊州府志》俱章實齋參與。
乾隆《富順縣志》段茂堂為知縣時獨撰。
乾隆《朝邑縣志》錢獻(xiàn)之（坫）主撰。
嘉慶《廣西通志》謝蘊山（啟昆）為巡撫時主撰。
嘉慶《湖北通志》乾隆末畢秋帆為總督時主撰，章實齋總其事，但今本已全非其舊。
嘉慶《浙江通志》，道光《廣東通志》《云南通志》皆阮蕓臺主撰?！稄V東志》，陳觀樓（昌齊）、江子屏（藩）、謝里甫（蘭生）等總纂。
嘉慶《安徽通志》陶云?。ㄤ┲髯懫顚O（繼輅）總纂。
嘉慶《揚州府志》伊墨卿（秉綬）倡修，焦里堂、姚秋農(nóng)（文田）、秦敦夫（恩復(fù)）、江子屏等協(xié)成。
嘉慶《徽州府志》夏朗齋（鑾）、汪叔辰（龍）合撰，龔自珍參與。
嘉慶《鳳臺縣志》李申耆（兆洛）為知縣時獨撰。
嘉慶《懷遠(yuǎn)縣志》李申耆主撰，董晉卿（士錫）續(xù)成。
嘉慶《禹州志》《鄢陵縣志》《河內(nèi)縣志》洪幼懷（苻孫）主撰。
嘉慶《長安縣志》《咸寧縣志》董方立（祐誠）主撰。
嘉慶《郯城縣志》陸祁孫主撰。
道光《湖廣通志》林少穆（則徐）總裁，俞理初（正燮）總纂。
道光《陜西通志》蔣子瀟（湘南）參與。
道光《雷州府志》《?？悼h志》陳觀樓獨撰。
道光《興文縣志》《屏山縣志》《大足縣志》《瀘溪縣志》張介侯（澍）為知縣時獨撰。
道光《武岡府志》《寶慶縣志》鄧湘皋（顯鶴）獨撰。
道光《南?？h志》吳荷屋（榮光）主撰。
道光《河內(nèi)縣志》《永定縣志》《武陟縣志》方彥聞（履篾）主撰。
道光《貴陽府志》《大定府志》《興義府志》《安順府志》鄒叔績（漢勛）主撰。
道光《新會縣志》黃香石（培芳）、曾勉士（釗）合撰。
道光《濟寧州志》許印林（瀚）獨撰。
道光《涇陽縣志》蔣子瀟主撰，刻本多改竄。
咸豐《邳州志》《清河縣志》魯通甫（一同）主撰。
咸豐《遵義府志》莫子偲（友芝）、鄭子尹（珍）合撰。
同治《江西通志》董覺軒（沛）總纂。
同治《蘇州通志》馮林一（桂芬）主撰。
同治《南海縣志》鄒特夫（伯奇）、譚玉生（瑩）主撰。
同治《番禺縣志》陳蘭甫主撰。
同治《江寧府志》汪梅村（士鐸）主撰。
同治《湖州府志》《歸安縣志》陸存齋（心源）主撰。
同治《鄞縣志》《慈溪縣志》董覺軒、徐柳泉（時棟）合撰。
光緒《畿輔通志》黃子壽（彭年）總纂。
光緒《山西通志》曾沅甫（國荃）總裁、王霞舉（軒）總纂。
光緒《湖南通志》郭筠仙（嵩燾）、李次青（元度）總纂。
光緒《安徽通志》何子貞（紹基）總纂。
光緒《湘陰縣圖志》郭筠仙獨撰。
光緒《湘潭縣志》《衡陽縣志》《桂陽縣志》俱王壬秋（闿運）主撰。
光緒《杭州府志》《黃巖縣志》《青田縣志》《永嘉縣志》《仙居縣志》《太平續(xù)志》俱王子莊（棻）主撰。
光緒《紹興府志》《會稽新志》俱李莼客（慈銘）主撰。
光緒《湖北通志》《順天府志》《荊州府志》《昌平縣志》俱繆小山（荃孫）主撰。
宣統(tǒng)《新疆圖志》王晉卿（樹柟）總纂。
民國《江陰縣志》繆小山主撰。
民國《合川縣志》孫親石（森楷）獨撰。
以上諸志，皆出學(xué)者之手，斐然可列著作之林者。吾不過隨舉所知及所記憶，掛漏蓋甚多，然亦可見乾嘉以降，學(xué)者日益重視斯業(yè)矣。
方志之通患在蕪雜。明中葉以后有起而矯之者，則如康海之《武功縣志》，僅三卷，二萬余言；韓邦靖之《朝邑縣志》，僅二卷，五千七百余言，自詫為簡古。而不學(xué)之文士如王漁洋、宋牧仲輩震而異之，比諸馬班。耳食之徒，相率奉為修志?？?，即《四庫提要》亦極稱之。又如陸稼書之《靈壽縣志》，借之以昌明理學(xué)，而世人亦竟譽為方志之最良者。乾隆以前一般人士對于方志觀念之幼稚誤謬，可以想見矣。注意方志之編纂方法，實自乾隆中葉始。李南澗歷城、諸城兩志，全書皆纂集舊文，不自著一字，以求絕對的征信。后此志家，多踵效之。謝蘊山之《廣西通志》，首著敘例二十三則，遍征晉唐宋明諸舊志門類體制，舍短取長，說明所以因革之由。認(rèn)修志為著述大業(yè)，自蘊山始也。故其志為省志模楷，雖以阮蕓臺之博通，恪遵不敢稍出入，繼此更無論。余如焦里堂、李申耆集中，皆有專論修志體例之文，然其間能認(rèn)識方志之真價值、說明其真意義者，則莫如章實齋。
實齋以清代唯一之史學(xué)大師，而不能得所藉手以獨撰一史，除著成一精深博大之《文史通義》，及造端太宏未能卒業(yè)之《史籍考》外，其創(chuàng)作天才，悉表現(xiàn)于和州、亳州、永清三志及《湖北通志》稿中?！胺街緦W(xué)”之成立，實自實齋始也。實齋關(guān)于斯學(xué)之貢獻(xiàn)，首在改造方志之概念。前此言方志者，為“圖經(jīng)”之概念所囿，以為僅一地理書而止。實齋則謂方志乃《周官》小史、外史之遺，其目的專以供國史取材，非深通史法不能從事。概念擴大，內(nèi)容自隨而擴大。彼乃著《方志設(shè)立三書議》，謂：“凡欲經(jīng)紀(jì)一方之文獻(xiàn)，必立三家之學(xué)：仿紀(jì)傳正史之體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仿《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征’。三書相輔而行，缺一不可?！北送砟陸?yīng)畢秋帆聘，總鄂志局事，即實行其理想，分泐《湖北通志》《湖北掌故》《湖北文征》三書，彼又以為“志”須繼續(xù)增修，而資料非隨時保存整理，則過此將散失不可復(fù)理，于是倡議各州縣設(shè)立志科，使文獻(xiàn)得有所典守而不墜，而國史取材，亦可以有成式而免參差蕪猥之患。又晰言省志與府志、府志與縣志地位之差別，大旨謂府縣志為省志資料，省志為國史資料，各自有其任務(wù)與其組織；省志非拼合府縣志可成，府縣志非割裂省志可成。
實齋所改造之方志概念既與前不同，則其內(nèi)容組織亦隨之而異。今試將舊志中號稱最佳之謝氏《廣西通志》，與實齋所擬《湖北三書》稿，比較如下。
嘉慶《廣西通志》目錄：
訓(xùn)典四表：郡縣沿革 職官 選舉 封建
九略：輿地——疆域圖、分野、氣候、戶口、風(fēng)俗、物產(chǎn)。山川——山、川、水利。關(guān)隘建置——城池、廨置、學(xué)校、壇廟、梁津。經(jīng)政——銓選、恤助、經(jīng)費、祿餉、恤政、田賦、鹽法、榷稅、積貯、祀典、土貢、學(xué)制、兵制、馬政、郵政、承審?fù)了臼录?、口糧、鹽倉、刑具、鼓鑄、陂河、經(jīng)費、船政。前事藝文——經(jīng)、史、子、集、傳記、事記、地記、雜記、志乘、奏疏、詩文。金石勝跡——城池、署宅、冢墓、寺觀。
二錄：宦績 謫宦
六列傳：人物 土司 列女 流寓 仙釋 諸蠻
《湖北三書》目錄：
《湖北通志》七十四篇
二紀(jì)：皇言 皇朝編年（附前代）
三圖：方輿 沿革 水道
五表：職官 封建 選舉 族望 人物
六考：府縣 輿地 食貨 水利 藝文 金石
四政略：經(jīng)濟 循績 捍御 師儒
五十三傳（目多不載）
《湖北掌故》六十六篇
吏科——四目：官司員額、官司職掌、員缺繁簡、吏典事宜。
戶科——十九目：賦役、倉庾、漕運、雜稅、牙行等。
禮科——十三目：祀典、儀注、科場條例等。
兵科——十二目：將弁員額、兵丁技藝額數(shù)、武弁例馬等。
刑科——六目：里甲、編甲圖、囚糧衣食、三流道里表等。
工科——十二目：城工、塘汛、江防、銅鐵、礦廠、工料價值表等。
《湖北文征》八集：
甲集上下——裒錄正史列傳。
乙集上下——裒錄經(jīng)濟策要。
丙集上下——裒錄詞章詩賦。
丁集上下——裒錄近人詩詞。
約而言之，向來作志者皆將“著述”與“著述資料”混為一談。欲求簡潔斷制不失著述之體耶？則資料之割舍者必多。欲將重要資料悉予保存耶？則全書繁而不殺，必蕪穢而見厭。故康之《武功》，韓之《朝邑》，與汗牛充棟之俗志交譏，蓋此之由。實齋“三書”之法，其《通志》一部分，純?yōu)椤霸~尚體要”“成一家言”之著述；《掌故》《文征》兩部分，則專以保存著述所需之資料。既別有兩書以保存資料，故“純著述體”之《通志》，可以肅括閎深，文極簡而不虞遺闕。實齋所著《方志辨體》自述其《湖北通志》稿之著述義例，內(nèi)一段云：“《通志》食貨考田賦一門，余取《賦役全書》布政使司總匯之冊，登其款數(shù)，而采用明人及本朝人所著財賦利病奏議詳揭及士大夫私門論撰，聯(lián)絡(luò)為篇。為文不過四五千言，而讀者于十一府州數(shù)百年間財賦沿革弊利，洞如觀火。蓋有布政司以總大數(shù)，又有議論以明得失，故文簡而事理明也。舊志盡取各府州縣《賦役全書》，挨次排纂，書盈五六百紙。……閱者連篇累卷。但見賦稅錢谷之?dāng)?shù)，而數(shù)百年利病得失則茫然無可求?！?
其保存資料之書，又非徒堆積檔案謬夸繁富而已，加以別裁，組織而整理之，馭資料使適于用?！逗闭乒省分杏小顿x役表》一篇，《方志辨體》述其義例云：“志文既擷其總要，貫以議論，以存精華，仍取十一府州六十余州縣《賦役全書》，巨帙七十余冊，總其款目以為之經(jīng)，分其細(xì)數(shù)以為之緯，縱橫其格，排約為《賦役表》。不過二卷之書，包括數(shù)十巨冊，略無遺脫?！庇^此可見《掌故》書體例一斑。實齋之意，欲將此種整理資料之方法，由學(xué)者悉心訂定后，著為格式，頒下各州縣之“志科”，隨時依式最錄，則不必高材之人亦可從事，而文獻(xiàn)散亡之患可以免。此誠保存史料之根本辦法，未經(jīng)人道者也。實齋所作《州縣請立志科議》云：“天下大計，既始于州縣，則史事責(zé)成，亦當(dāng)始于州縣之志。州縣有荒陋無稽之志，而無荒陋無稽之令史案牘?！手菘h之志，不可取辦于一時，平日當(dāng)于諸典吏中，特立志科，僉典吏之稍明于文法者，以充其選。而且立為成法，俾如法以紀(jì)載?！e數(shù)十年之久，則訪能文學(xué)而通史裁者，筆削以為成書?！缡怯址e而又修之，于事不勞而功效已為文史之儒所不能及?！?
實齋之于史，蓋有天才，而學(xué)識又足以副之。其一生工作，全費于手撰各志，隨處表現(xiàn)其創(chuàng)造精神。以視劉子玄、鄭漁仲，成績則既過之矣。今《和》《亳》《永清》三志，傳本既甚希，吾儕僅在《文史通義》外篇見其敘例；《湖北通志》，則畢秋帆去職后，全局皆翻；嘉慶官本，章著痕跡，渺不復(fù)存，幸而《遺書》中有檢存稿及未成稿數(shù)十篇，得以窺其崖略。然固已為史界獨有千古之作品，不獨方志之圣而已。吾將別著《章實齋之史學(xué)》一書詳論之，此不能多及也。
吾于諸名志，見者甚少，不敢細(xì)下批評。大約省志中嘉道間之廣西謝志，浙江、廣東阮志，其價值久為學(xué)界所公認(rèn)，同光間之畿輔李志、山西曾志、湖南李志等，率皆踵謝、阮之舊，而忠實于所事，抑其次也。而宣統(tǒng)新疆袁志，前無所承，體例亦多新創(chuàng)，卓然斯界后起之雄矣。各府州縣志，除章實齋諸作超群絕倫外，則董方立之《長安》《咸寧》二志，論者推為冠絕今古；鄭子尹、莫子偲之《遵義志》，或謂為府志中第一；而洪稚存之《涇縣》《淳化》《長武》，孫淵如之《邠州》《三水》，武授堂之《偃師》《安陽》，段茂堂之《富順》，錢獻(xiàn)之之《朝邑》，李申耆之《鳳臺》，陸祁孫之《郯城》，洪幼懷之《鄢陵》，鄒特夫、譚玉生之《南?！罚愄m甫之《番禺》，董覺軒之《鄞縣》《慈溪》，郭筠仙之《湘陰》，王壬秋之《湘潭》《桂陽》，繆小山之《江陰》，皆其最表表者。而比較其門目分合增減之得失，資料選擇排配之工拙，斯誠方志學(xué)中有趣且有益的事業(yè)。余有志焉，而今病未能也。
昔人極論官修國史之弊。蓋謂領(lǐng)其事者皆垂老之顯宦，不知學(xué)問為何物；分纂人員猥濫，無所專責(zé)，雖有一二達(dá)識，不能盡其才。故以劉子玄之身具三長，三入史館，而曾不得一藉手以表所學(xué)，徒發(fā)憤于《史通》，此其明效矣。方志地位，雖亞于國史，然編纂之形式，率沿唐后官局分修之舊，故得良著甚難，而省志尤甚。必如謝蘊山、阮蕓臺之流，以學(xué)者而任封圻，又當(dāng)承平之秋，史事稀簡，門生故吏通學(xué)者多，對于修志事自身有興味，手定義例，妙選人才分任而自總其成，故成績斐然也。然以乾隆末之湖北志局，以畢秋帆為總督，而舉國以聽于章實齋，亦可謂理想的人選矣。全書已成未刻，畢忽去位，而局中一校對員陳增者構(gòu)煽其間，遂至片跡不存。若非實齋白錄有副本之一部分，則數(shù)年間努力之結(jié)果，皆灰飛燼滅矣。始未見《章氏遺書》中《方志略例》及各散篇。又如乾隆初年之《浙江通志》，其經(jīng)籍一門出杭大宗手，而卒被局員排擠削去。大宗雖別錄單行，然今竟不可得見矣?？础兜拦盘眉烧憬?jīng)籍志序》。州縣志規(guī)模較小，責(zé)任轉(zhuǎn)專，故得良著亦較易?；蚩儗W(xué)之長官親總其事，如陸稼書之在靈壽，段茂堂之在富順，李申耆之在鳳臺；或本邑耆宿負(fù)重望居林下，發(fā)心整理鄉(xiāng)邦文獻(xiàn)，如王述庵之于太倉，武授堂之于偃師、安陽，陸存齋之于歸安，鄧湘皋之于寶慶，繆小山之于江陰；又或為長官者既物色得人，則隆其禮貌，專其委任，拱手仰成，不予牽制，如永清之得章實齋，長安、咸寧之得董方立。三者有一于此，斯佳志可成。雖然，猶有難焉。以郭筠仙之通才博學(xué)，官至督撫，歸老于鄉(xiāng)，自任本縣《湘陰圖志》總纂，書已告成，而為李桓所扼，卒歷若干年，僅得以私貲付刻。始末見本書后序。蔣子瀟受聘修《涇陽志》，體例一仿實齋，及全書刻出，凡例仍其原文，而內(nèi)容已竄改無完膚矣。見《七經(jīng)樓文集》“關(guān)中志乘”條。夫方志之著述，非如哲學(xué)家文學(xué)家之可以閉戶瞑目其理想而遂有創(chuàng)獲也。其最主要之工作在調(diào)查事實，搜集資料。斯固非一手一足之烈，而且非借助于有司或其他團體，則往往不能如意。故學(xué)者欲獨力任之，其事甚難，而一謀于眾，則情實糾紛，牽制百出。此所以雖區(qū)區(qū)一隅之志乘，而躊躇滿志者且不一二睹也。
雖然，以乾、嘉以后諸名志與康、雍以前各志相較，乃至與宋、元、明流傳之舊志相較，其進(jìn)步既不可以道里計，則諸老之努力固未為虛也。
官修之外，有私家著述，性質(zhì)略與方志同者。此類作品，體制較為自由，故良著往往間出。其種別可略析如下：
一、純屬方志體例而避其名者。例如嘉慶初師荔扉范之《滇系》，實私撰之《云南通志》，因舊通志極蕪略，且已七十年失修，乃獨力創(chuàng)此。又如劉端臨之《揚州圖經(jīng)》，劉楚楨之《寶應(yīng)圖經(jīng)》，兩書吾未見，疑實具體之州志、縣志。許石華之《海州文獻(xiàn)錄》。亦未見，劉伯山《通義堂集》有序，極稱之。
二、專記一地方重要史跡者。其體或為編年，例如汪容甫之《廣陵通典》，此書極佳，實一部有斷制之揚州史。董覺軒之《明州系年要略》；此書未見，當(dāng)是一部好寧波史。或為紀(jì)事本末，例如馮蒿庵蘇之《滇考》。此書甚佳，能言云南與中原離合之所由。
三、專記人物者。此即《隋志》中《某某耆舊傳》《某某先賢傳》之類，實占方志中重要部分。例如潘力田之《松陵文獻(xiàn)》，此書為極用心之作，詳其弟次耕所序。劉伯山毓崧之《彭城獻(xiàn)征錄》，馬通伯其昶之《桐城耆舊傳》，徐菊人世昌之《大清畿輔先哲傳》等。
四、專記風(fēng)俗軼聞?wù)?。此即《隋志》中“風(fēng)土記”“異物志”之類，亦方志之一部。例如屈翁山大均之《廣東新語》，田綸霞雯之《黔書》等。
五、不肯作全部志，而摘取志中應(yīng)有之一篇，為己所研究有得而特別泐成者。例如全謝山之《四明族望表》，實《鄞縣志》中主要之創(chuàng)作。前此各方志無表族望者。謝山此篇出，章實齋復(fù)大鼓吹之，同光后之方志多有此門矣。孫仲容之《溫州經(jīng)籍志》，實將來作《溫州志》者所不能復(fù)加。此書佳極，仿朱氏《經(jīng)義考》，搜羅殆備。劉孟瞻之《揚州水道記》，林月亭伯桐之《兩粵水經(jīng)注》，即揚州或兩廣志中水道篇之良著。陳靜庵述之《補湖州府天文志》，即府志之一部。
六、有參與志局事而不能行其志，因自出所見，私寫定以別傳者。例如焦里堂之《刊記》，伊墨卿修《揚州圖經(jīng)》，里堂主其事。墨卿去官而局廢。里堂乃出所考證，私撰此書。吳山夫玉搢之《山陽志遺》等。《淮安府志》志山陽事頗多漏略。山夫躬在志局，心不慊焉，別為此書。
七、有于一州縣內(nèi)復(fù)析其一局部之地作專志者。例如張炎貞之《烏青文獻(xiàn)》，烏青為蘇州一鎮(zhèn)，炎貞為潘力田學(xué)友。此書效《松陵文獻(xiàn)》，三十年乃成。焦里堂之《北湖小記》，北湖為揚州鄉(xiāng)村，里堂所居。此書凡六卷四十七篇，阮蕓臺謂足覘史才。乃至如各名城志，例如朱竹垞之《日下舊聞》，專記京師事。各名山志，例如徐霞客之《雞谷山志》，體倒精審獨絕等。
凡此皆方志之支流與裔，作者甚多，吾不過就所記憶，各舉一二種以為例。此類書自宋以來已極發(fā)達(dá)。有清作者，雖無以遠(yuǎn)過于前代，然其間固多佳構(gòu)，或竟出正式方志上也。
以文征列方志三書之一，此議雖創(chuàng)自章實齋，然一地文征之書，發(fā)源既甚早，實齋文征體例，與諸家所輯不盡從同。歷代集部所著錄，若《蘇州名賢詠》《浙東酬唱集》《河汾遺老詩》《會稽掇英集》《宛陵群英集》，其最著名而范圍較廣者如元遺山之《中州集》，皆是也。然多屬選本，或?qū)橐粫r少數(shù)人酬唱之薈萃，含史學(xué)的意味蓋尚少。清代學(xué)者殆好為大規(guī)模的網(wǎng)羅遺佚，而先著手于鄉(xiāng)邦。若胡文學(xué)之《甬上耆舊詩》三十卷，李鄴嗣補之為若干卷，全祖望續(xù)之為七十卷，又國朝部分四十卷。沈季友之《槜李詩系》四十二卷。若張廷枚之《姚江詩存》若干卷。若汪森之《粵西詩載》二十五卷、《粵西文載》七十五卷。若費經(jīng)虞及其子密之《劍閣芳華集》二十五卷明代蜀人詩，此皆康、雍以前所輯也。中葉以后，踵作滋繁。若盧見曾之《江左詩征》、王豫《江蘇詩征》，吳顥及其孫振棫之《杭郡詩輯》，吳允嘉之《武林耆舊集》，阮元之《淮海英靈集》輯揚州及南通州人作、《兩浙輶軒錄》督浙學(xué)時所輯，劉寶楠《寶應(yīng)文征》，溫汝適之《粵東文?！贰痘洊|詩?！?，羅學(xué)鵬之《廣東文獻(xiàn)》，鄭珍之《播雅》輯貴州遵義府人詩，鄧顯鶴之《資江耆舊集》《沅湘耆舊集》，夏退庵之《海陵文征》《詩征》，沈翁之《湖州詩摭》，朱祖謀之《湖州詞錄》等。悉數(shù)之殆不下數(shù)十種，每種為卷殆百數(shù)十。其宗旨皆在鉤沉搜逸，以備為貴，而于編中作者大率各系以小傳。蓋征文而征獻(xiàn)之意亦寓焉。
亦有不用總集體而用筆記體，于最錄遺文之外再加以風(fēng)趣者。如戴璐之《吳興詩話》，朱振采之《江西詩話》，莫友芝之《黔詩紀(jì)略》等。
亦有不限于鄉(xiāng)邦人所作，而凡文章有關(guān)鄉(xiāng)邦掌故皆最錄之，如焦循之《揚州足征錄》等。
亦有簿錄鄉(xiāng)邦人之著述作，記其存佚為之提要者，如孫詒讓之《溫州經(jīng)籍志》，朱振采之《豫章經(jīng)籍志》，廖平之《井研藝文志》等。
更有大舉搜集鄉(xiāng)邦人著述匯而刻之者，如《畿輔叢書》《嶺南遺書》《豫章叢書》等，別于論叢書章，臚舉其目。
凡此皆章實齋所謂方志三書之一也。語其形式，實等類書，除好古者偶一摩挲，更無他用。雖然，深探乎精神感召之微，則其效亦可得言。蓋以中國之大，一地方有一地方之特點，其受之于遺傳及環(huán)境者蓋深且遠(yuǎn)，而愛鄉(xiāng)土之觀念，實亦人群團結(jié)進(jìn)展之一要素。利用其恭敬桑梓的心理，示之以鄉(xiāng)邦先輩之人格及其學(xué)藝，其鼓舞浚發(fā)，往往視逖遠(yuǎn)者為更有力。地方的學(xué)風(fēng)之養(yǎng)成，實學(xué)界一堅實之基礎(chǔ)也。彼全謝山之極力提倡浙東學(xué)派，李穆堂之極力提倡江右學(xué)派，鄧湘皋之極力提倡沅湘學(xué)派，其直接影響于其鄉(xiāng)后輩者何若，間接影響于全國者何若，斯豈非明效大驗耶？詩文之征，耆舊之錄，則亦其一工具而已。
八 地理學(xué)
中國地理學(xué)，本為歷史附庸，蓋自《漢書》創(chuàng)設(shè)地理志，而此學(xué)始漸發(fā)展也。其后衍為方志之學(xué)，內(nèi)容頗雜，具如前章所述?，F(xiàn)存之古地理書，如唐代之《元和郡縣志》、宋代之《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等，其性質(zhì)可謂為方志之集合體。蓋皆以當(dāng)時郡縣為骨干，而分列境界、風(fēng)俗、戶口、姓氏、人物、土產(chǎn)等。后此明清《一統(tǒng)志》，皆仿其例也。其專言水道之書，則有如《水經(jīng)注》等；專言域外地理之書，則有如《大唐西域記》等。
晚明有一大地理學(xué)者，曰徐霞客宏祖，所著《霞客游記》，成于崇禎十三年，一般人多以流連風(fēng)景之書視之，不知霞客之游，志不在選勝，而在探險也。潘次耕序之云：“霞客之游，在中州者無大過人。其奇絕者，閩粵楚蜀滇黔，百蠻荒徼之區(qū)，皆往返再四?！葘徤矫}如何去來，水勢如何分合，既得大勢后，一丘一壑支搜節(jié)討?！厮轂憸?、金沙，窮南北盤江之源，實中土人創(chuàng)辟之事。……山川條理，臚列目前。土俗人情，關(guān)梁阨塞，時時著見。向來山經(jīng)地志之誤，厘正無遺，然未嘗有怪迂侈大之語，欺人以所不知?！薄端斐跆眉肪砥呱w以科學(xué)精神研治地理，一切皆以實測為基礎(chǔ)，如霞客者真獨有千古矣。
清康熙間復(fù)有一實測的地理學(xué)家，曰南昌梁質(zhì)人盼，著有《西陲今略》。劉繼莊記其事云：“梁質(zhì)人留心邊事已久。遼人王定山為河西靖逆侯張勇中軍，與質(zhì)人相與甚深。質(zhì)人因之遍歷河西地，因得悉其山川險要，部落游牧，暨其強弱多寡離合之情，皆洞如觀火，著為一書，凡數(shù)十卷，曰《西陲今略》。歷六年之久，寒暑無間，其書始成。余見其稿，果有用之奇書也?！薄稄V陽雜記》二繼莊極心折此書，嘗于逆旅中費二十二日之工，晝夜不停，手錄其稿。余考質(zhì)人蓋習(xí)與李恕谷游，好顏習(xí)齋之學(xué)者。見《恕谷年譜》徐霞客為西南探險家，質(zhì)人亦西北探險家矣。惜其書久佚，并繼莊復(fù)寫本亦不可見，不獲與霞客《游記》同受吾曹激賞也。
航海探險家，則有同安陳資齋倫炯，所著書曰《海國聞見錄》。資齋以閩人，幼為水手，其游蹤東極日本，西極波斯灣；中國沿海岸線，周歷不下數(shù)十次。后襲父蔭，康熙末官至提督。其書雖僅兩卷，然于山川阨塞，道里遠(yuǎn)近，沙礁島嶼之夷險，風(fēng)云氣候之變化，無不憑其實驗，纖悉備書。其論海防主要地點，曰旅順，曰膠澳，曰舟山，曰金廈二島，曰臺灣，曰虎門，曰欽州。至今淪沒殆盡，夫誰識二百年前，固早有高掌遠(yuǎn)蹠，目營而心注之者耶？噫！資齋之論渤海，謂登州、旅順，南北對峙，而以成山為標(biāo)準(zhǔn)。是知膠、威、旅大失，而北洋門戶撤矣。其論南海，謂金廈二島，為閩海咽喉；虎門、香山，實粵東門戶，廉多沙，欽多島，據(jù)天然之保障；海南孤露，地味瘠薄，不及臺灣澎湖沃野千里，可以屏捍內(nèi)地。是知臺灣、廣州灣之失，而南屏壞矣。其論東海，謂定海為南海之堂奧，乍浦濱于大海，東達(dá)漁山，北達(dá)洋山，某處水淺可以椗舶，某處水深可以通航。是知舟山為中部最良之軍港矣。其遠(yuǎn)見碩畫，大率類此。
以上三家，吾名之曰探險的實測的地理學(xué)者。其有本此精神而更努力于地理學(xué)觀念之全部改造者，則手鈔《西陲今略》之劉繼莊其人也。
繼莊之言曰：“今之學(xué)者率知古而不知今，縱使博極群書，亦只算半個學(xué)者?！薄稄V陽雜記》卷三，葉十其對于一切學(xué)術(shù)，皆以此為評判之鵠，故同時顧景范、萬季野之地理學(xué)，彼雖表相當(dāng)?shù)耐圃S，然終以“僅長于考古”少之。其自己理想的新地理學(xué)則略如下：
方輿之書，所記者惟疆域建置沿革、山川古跡、城池形勢、風(fēng)俗職官、名宦人物諸條耳。此皆人事，于人地之故，概乎未之有聞也。余意于疆域之前，別添數(shù)條，先以諸方之北極出地為主，定簡平儀之度，制為正切線表，而節(jié)氣之后先，日食之分杪，五星之凌犯占驗，皆可推求。以簡平儀正切線表為一，則諸方之七十二候各各不同，如嶺南之梅，十月已開；湖南桃李，十二月已爛漫。無論梅矣，若吳下，梅則開于驚蟄，桃李放于清明。相去若此之殊也?！裼谀媳敝T方，細(xì)考其氣候，取其確者，一候中不妨多存幾句，傳之后世，則天地相應(yīng)之變遷，可以求其微矣。余在衡久，見北風(fēng)起，地即潮濕，變而為雨，百不失一，詢之土人，云自來如此。始悟風(fēng)水相逆而成雨。燕京吳下，水皆東南流，故必東南風(fēng)而后雨；衡湘水北流，故須北風(fēng)也。然則諸方山川之背向，水之分合，支流何向，川流何向，皆當(dāng)案志而求，匯成一則，則風(fēng)土之背正剛?cè)?，暨陰陽燥濕之征，又可次第而求矣。諸土產(chǎn)，此方所有，他方所無者，別為一則，而土音譜合俚音譜共為一則，而其人情風(fēng)俗之征，皆可案律而求之矣。然此非余一人所能成。余發(fā)其凡，觀厥成者望之后起之英耳?！稄V陽雜記》卷三，葉四十九
繼莊書除《廣陽雜記》五卷外，片紙無存，其地理書恐亦未成一字。然觀以上所論，則其注意于現(xiàn)代所謂地文學(xué)與人生地理學(xué)，蓋可概見。彼蓋不以記述地面上人為的建置沿革為滿足，進(jìn)而探求“人地之故”——即人與地相互之關(guān)系，可謂絕識矣。繼莊好游，不讓霞客?！鄂^埼亭集》有記劉繼莊遺事一則云：“……萬先生（季野）與繼莊共在徐尚書（健庵）邸中。萬先生終朝危坐觀書，而繼莊好游，每日必出，或兼旬不返，歸而以所歷告之萬先生。萬先生亦以其所讀書證之，語畢復(fù)出。……”而所至皆用實地調(diào)查之功，《雜記》中所記氣候、地形、物產(chǎn)，影響于人類生活之實例，是自親歷目驗者頗多，皆所謂“人地之故”也。要之，繼莊之地理學(xué)雖未有成書，然其為斯學(xué)樹立嶄新的觀念，視現(xiàn)代歐美學(xué)者蓋未遑多讓。惜乎清儒佞古成癖，風(fēng)氣非一人能挽，而三百年來之大地理學(xué)家，竟僅以專長考古聞也。
清儒之地理學(xué)，嚴(yán)格的論之，可稱為“歷史的地理學(xué)”。蓋以便于讀史為最終目的，而研究地理不過其一種工具，地理學(xué)僅以歷史學(xué)附庸之資格而存在耳，其間亦可略分三期：第一期為順康間，好言山川形勢阨塞，含有經(jīng)世致用的精神；第二期為乾嘉間，?？伎たh沿革、水道變遷等，純粹的歷史地理矣；第三期為道咸間，以考古的精神推及于邊徼，寖假更推及于域外，則初期致用之精神漸次復(fù)活。
顧亭林著《天下郡國利病書》及《肇域志》，實為大規(guī)模的研究地理之嚆矢。其《利病書》自序云：“感四國之多虞，恥經(jīng)生之寡術(shù)，于是歷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志書，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冊之類，有得即錄?！笔瞧渲鰟訖C，全在致用；其方法則廣搜資料，研求各地狀況，實一種政治地理學(xué)也。惜其書僅屬長編性質(zhì)，未成為有系統(tǒng)的著述，且所集資料，皆求諸書本上，本已不甚正確，時過境遷，益為芻狗，即使全部完整，亦適成其為歷史的政治地理而已。
清代第一部之考古的地理書，端推顧景范祖禹之《讀史方輿紀(jì)要》百三十卷。景范著此書，二十九歲始屬稿，五十歲成，二十余年間，未嘗一日輟業(yè)。其書前九卷為歷代州域形勢；后七卷為山川源委及分野；余百十四卷則各省府州縣分?jǐn)?。每省首冠以總序一篇，論其地在歷史上關(guān)系最重要之諸點，次則敘其疆域沿革，山川險要，務(wù)使全省形勢了然。每府亦仿此，而所論更分析詳密。每縣則紀(jì)轄境內(nèi)主要之山川關(guān)隘橋驛及故城等。全書如一長篇論文。其頂格寫者為正文，低格寫者為注，夾行寫者為注中之注。體裁組織之嚴(yán)整明晰，古今著述中蓋罕其比。
景范與徐霞客異，其所親歷之地蓋甚少。然其所記載，乃極翔實而正確，觀魏禧、熊開元兩序，可見其概。魏序云：“北平韓子孺時從余案上見此書，瞪目視余曰：‘吾不敢他論。吾僑家云南，出入黔蜀間者二十余年，頗能知其山川道里。顧先生閉戶宛溪，足不出吳會，而所論攻守奇正荒僻幽仄之地，一一如目見而足履之者，豈不異哉！’……熊序云：“余楚人，習(xí)聞三楚之要，莫如荊襄，又熟履其地，考往事得失。及令崇邑，知海外一區(qū)，為三吳保障?！璺巧砺亩＝裢鹣I一室，出入二十一史，凡形勢之險阨，道里之近遙，山水之源委，稱名之舛錯，正其訛，核其實，芟其蔓，振其綱?！睂{書本上推勘考證，而能得爾許收獲，可謂異事！固由其力精勤，抑亦有通識、能別裁之效也。然此種研究法，終不能無缺憾。故劉繼莊評之曰：“《方輿紀(jì)要》誠千古絕作，然詳于古而略于今。以之讀史，固大資識力，而求今日之情形，尚須歷練也?！薄稄V陽雜記》二景范自論其書，亦曰：“按之圖畫，索之典籍，亦舉一而廢百耳。”又言：“了了于胸中，而身至其地反憒憒焉，則見聞與傳聞異辭者之不可勝數(shù)也?！北松w深有感于地理之非實測不能征信矣。嘉慶間濟寧許云嶠（鴻磐）著有《方輿紀(jì)要考證》，辨正顧氏之舛漏頗多。凌次仲稱許之。惜其書已佚。
景范之書，實為極有別裁之軍事地理學(xué)，而其價值在以歷史事實為根據(jù)。其著述本意，蓋將以為民族光復(fù)之用。自序所言，深有隱痛焉。序中首述顧氏得姓之由，引《商頌》“韋顧既伐”文而申之曰：“后有棄其宗祀，獻(xiàn)符瑞于仇讎之庭者，是則顧之罪人也。”又述其父臨終遺命云：“嘗怪我明《一統(tǒng)志》，先達(dá)稱為善本，然于古今戰(zhàn)守攻取之要，類皆不詳；于山川條列，又復(fù)割裂失倫，源流不備。……何怪今之學(xué)者，語以封疆形勢，惘惘莫知，一旦出而從政，舉關(guān)河天險，委而去之?！坝嘀?，而四海陸沉，九州騰沸。……嗟乎！園陵宮闕，城郭山河，儼然在望，而十五國之幅員，三百年之圖籍，泯焉淪沒，文獻(xiàn)莫征，能無悼嘆乎！余死，汝其志之矣。”上所述著作動機，可知其非徒欲垂空文以自見云爾。蓋其書經(jīng)始于順治十二三年間。時永歷尚存，閩鄭未滅，仁人志士，密勿奔走謀匡復(fù)者，所在多有。此書之作，則三年畜艾之微意也。在今日海陸交通狀況，迥異三百年前，其書自強半不適于用，然國內(nèi)戰(zhàn)爭一日未絕跡，則其書之價值，固一日未可抹煞也。
若離卻應(yīng)用問題，而專就研究方法及著述體裁上評價，則在今日以前之地理書，吾終以此編為巨擘。若仿其成規(guī)，而推及軍事以外各方面，斯可為躊躇滿志之作矣。本書凡例末條言：“《周官·職方》，兼詳人民、六畜、土宜、地利。……余初撰次歷代鹽鐵、馬政、職貢……等，尋皆散軼，病侵事擾，未遑補綴。其大略僅錯見篇中，以俟他時之審定，要未敢自信為已成之書也。”據(jù)此知景范所欲撰著，尚不止此。彼卒年僅五十七，晚歲多病，未終其業(yè)也。
景范嘗與萬季野、閻百詩、胡朏明、黃子鴻等，同參徐健庵在洞庭山所開之《大清一統(tǒng)志》局事。蓋景范、子鴻屬草最多云。其后乾隆八年，統(tǒng)志始告成，其中一部分實采自《方輿紀(jì)要》，對勘可知也。乾隆末，洪稚存著《乾隆府廳州縣圖志》五十卷，則《一統(tǒng)志》之節(jié)本，稍便翻覽而已。
部州郡縣之建置，代有革易，名稱棼亂，讀史者深所患苦。有兩書頗便檢閱者，一為康熙間常熟陳亮工芳績所著《歷代地理沿革表》四十七卷，一為道光間武陵楊愚齋丕復(fù)所著《輿地沿革表》四十卷。陳書按古以察今，楊書由今以溯古。陳書以朝代為經(jīng)，地名為緯。楊書以地名為經(jīng)，朝代為緯，兩書互勘，治史滋便，陳楊兩氏皆無他種著述。陳之祖父為顧亭林友?！锻ち旨分杏匈浟凉ぴ姟Ｆ鋾恋拦忾g始刻出，上距成書時百六十余年。楊書亦光緒間始刻出，上距成書時三十余年。而李申耆之《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二十卷，不用表體，純依韻以編為類書，尤便檢查。
鄭漁仲有言：“州縣之設(shè)，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笾芳?，主于州縣；州縣移易，其書遂廢。……以水為主，……則天下可運諸掌?！钡乩頃纭对涂たh》《太平寰宇》，以至《方輿紀(jì)要》《一統(tǒng)志》等，皆所謂主于州縣者也。以水為主者，起于酈道元《水經(jīng)注》，然其書太鶩文采，泛濫于風(fēng)景古跡，動多枝辭，且詳于北而略于南；加以距今千載，陵谷改移，即所述北方諸水亦多非其舊。于是清儒頗有欲賡續(xù)其業(yè)而匡救其失者。最初則有黃梨洲之《今水經(jīng)》，惜太簡略，而于塞外諸水亦多舛訛。次則有戴東原之《水地記》，造端甚大，惜未能成。洪蕊登謂已成七冊，今孔葓谷所刻僅一卷，自昆侖之虛至太行山而止。次則有齊次風(fēng)召南之《水道提綱》二十八卷，號稱精審。其書以巨川為綱，以所會眾流為目。其源流分合，方隅曲折，統(tǒng)以今日水道為主，不屑屑附會于古義，而沿革同異，亦即互見于其間以上《四庫提要》語。乾隆間修《一統(tǒng)志》，次風(fēng)實總其成?？偛萌翁m枝。凡勘定諸纂修所分輯之稿，咸委諸次風(fēng)。此書即其在志局時所撰，蓋康熙朝所繪內(nèi)府輿圖，經(jīng)西士實測，最為精審，而外間得見者希。次風(fēng)既有著述之才，而在志局中所睹資料又足以供其驅(qū)使，故為書特可觀也。其專研究一水源委者，如萬季野之《昆侖河源考》，阮蕓臺之《浙江考》等名著尚多。
河防水利，自昔為國之大政，言地理學(xué)者夙措意焉。然著作價值，存乎其人。顧景范《方輿紀(jì)要》凡例云：“河防水利之書，晚近記載尤多，浮雜相仍，無裨實用。”其最有名者，則歸安鄭芷畦元慶之《行水金鑒》一百七十五卷，是書題傅澤洪撰，蓋芷畦在傅幕府為之纂輯，而遂假以名，如萬季野之《讀禮通考》假名徐氏矣?！端膸焯嵋分^：“有明以后，此類著作漸繁。大抵偏舉一隅，專言一水。其綜括古今，臚陳利病，統(tǒng)四瀆分合、運道沿革之故，匯輯以成一編者，莫若此書之詳且善?！鄙w芷畦與萬九沙、李穆堂、全謝山為友，其于學(xué)所得深也。道光間黎世垿有《續(xù)行水金鑒》百五十八卷。董士錫亦有《續(xù)行水金鑒》，詳今略古。戴東原亦有《直隸河渠書》百十一卷，蓋趙東潛所草創(chuàng)，而東原為之增訂。后為無賴子所盜，易名《畿輔安瀾志》，刻于聚珍板云。自余類此之書尚多，其在學(xué)術(shù)上有永久價值者頗少，不具錄。
清儒嗜古成癖，一切學(xué)問皆傾向于考古。地理學(xué)亦難逃例外，自然之勢也。故初期所謂地理學(xué)家，胡朏明之得名，則以《禹貢錐指》；閻百詩之得名，則以《四書釋地》；自余如亭林、季野，皆各有考古的地理書。雍、乾以降，則《水經(jīng)注》及《漢書·地理志》實為研究之焦點?！端?jīng)注》自全、趙、戴三家用力最深外，綜前清一代治此者，尚不下二三十家，其人與其書已略見?？闭隆！稘h地理志》之校補注釋，亦不下二十家，略見史學(xué)章表志條，今皆不具述。若錢竹汀，若洪稚存，皆于研究郡國沿革用力最勤。自余諸名家集中，關(guān)于考證古水道或古郡國者，最少亦各有一二篇，其目不能遍舉。其成書最有價值者，則如江慎修之《春秋地理考實》，程春海之《國策地名考》等。
因研究《漢書·地理志》，牽連及于《漢書·西域傳》，是為由古地理學(xué)進(jìn)至邊徼及域外地理學(xué)之媒介。邊徼地理學(xué)之興，蓋緣滿洲崛起東北，入主中原?？?、乾兩朝，用兵西陲，辟地萬里。幅員式廓，既感周知之必需，交通頻繁，復(fù)覺研求之有借。故東自關(guān)外三省，北自內(nèi)外蒙古，西自青海、新疆、衛(wèi)藏，漸為學(xué)者興味所集，域外地理學(xué)之興，自晚明西土東來，始知“九州之外復(fù)有九州”。而竺古者猶疑其誕。海禁大開，交涉多故，漸感于知彼知己之不可以已，于是談瀛之客，頗出于士大夫間矣。蓋道光中葉以后，地理學(xué)之趨向一變，其重心蓋由古而趨今，由內(nèi)而趨外。
以邊徼或域外地理學(xué)名其家者，壽陽祁鶴皋韻士，大興徐星伯松、平定張石洲穆、邵陽魏默深源、光澤何愿船秋濤為最著。而仁和龔定庵自珍、黟縣俞理初正燮、烏程沈子敦壵、固始蔣子瀟湘南等，其疏附先后者也。此數(shù)君者，時代略銜接，相為師友，而流風(fēng)所被，繼聲頗多。茲學(xué)遂成道光間顯學(xué)。
邊徼地理之研究，大率由好學(xué)之謫宦或流寓發(fā)其端。如楊大瓢賓之《柳邊紀(jì)略》，為記述黑龍江事情之創(chuàng)作，蓋其父以罪編置此地，大瓢省侍時記其間見也。洪北江亦以譴謫成《伊犁日記》《天山客話》等書，實為言新疆事之嚆矢。此等雖皆非系統(tǒng)的著述，然間接喚起研究興味固不少。祁鶴皋、徐星伯皆夙治邊徼地理，皆因遣戍伊犁而其學(xué)大成。鶴皋于乾隆季年在史館創(chuàng)撰《蒙古王公表》，凡閱八年，成書百二十卷；中國學(xué)者對于蒙古事情為系統(tǒng)的研究，自此始也。嘉慶十年，鶴皋以公罪戍伊犁，則于其間成《西陲總統(tǒng)事略》十二卷，《西域釋地》二卷，歸后又成《藩部要略》十六卷，《西陲要略》一卷。其云西陲者則新疆，云藩部者則諸部蒙古也。星伯以嘉慶十七年戍伊犁，續(xù)補鶴皋之《總統(tǒng)事略》，即其后進(jìn)呈、賜名《新疆識略》者是也。其在戍也，復(fù)成《新疆賦》二卷，《西域水道記》五卷，《漢書西域傳補注》二卷；復(fù)有《元史西北地理考》《西夏地理考》，未刻。內(nèi)《西域水道記》最為精心結(jié)撰之作，蓋自為記而自釋之，其記以擬《水經(jīng)》，其釋則擬酈注也。而李恢垣光廷著《漢西域圖考》，雖未歷其地，而考證有得者頗多。
張石洲著《蒙古游牧記》十六卷，《北魏地形志》十三卷。《游牧記》蓋與鶴皋之《藩部要略》相補，《要略》為編年史，此則專門地志也。屬稿未竟而卒，何愿船補成之。
龔定庵著有《蒙古圖志》，為圖二十有八，為表十有八，為志十有二，凡三十八篇。其《像教志》《水地志》《臺卡志》《字類表》《聲類表》《氏族表》，及《在京氏族表》《冊降表》《寄爵表》《烏梁海志》《青海志》等，皆有序文見本集中，蓋深通史裁之作品也。定庵復(fù)有《北路安插議》《西域置行省議》等篇，言新疆事頗中窾要。同時魏默深亦治西北史地之學(xué)，而其精力萃于《新元史》一書，考證地理蓋其副業(yè)云。
何愿船稍晚出，壽亦最短，然其學(xué)精銳無前，所著《北徼匯編》八十六卷，咸豐間賜名《朔方備乘》。其書為“圣武述略”六，東海諸部內(nèi)屬述略、索倫諸部內(nèi)屬述略、喀爾喀內(nèi)屬述略、準(zhǔn)噶爾蕩平述略、烏梁海內(nèi)屬述略、哈薩克內(nèi)屬述略。為“考”二十有四，北徼星度考、北徼界碑考、北徼條例考、北徼喀倫考、北徼形勢考、俄羅斯館考、俄羅斯學(xué)考、雅克薩城考、尼布楚城考、波羅的等路疆域考、錫伯利等路疆域考、俄羅斯亞美里加屬地考、北徼城垣考、北徼邑居考、艮維窩集考、庫葉附近諸島考、北徼山脈考、艮維諸水考、包楞格河源流考、額爾齊斯河源流考、北徼水道考、北徼教門考、北徼方物考、烏孫部族考。為“傳”六，漢魏北徼諸國傳、周齊隋唐北徼諸國傳、遼金元北徼諸國傳、元代北徼渚王傳、歷代北徼用兵將帥傳、國朝北徼用兵將帥傳。為“紀(jì)事始末”二，俄羅斯互市始末、土爾扈特歸附始末。為“記”二，俄羅斯進(jìn)呈書籍記、俄羅斯叢記。為“考訂諸書”十五，“辨正諸書”五，目多不具舉。為表七，北徼事跡表上下、北徼沿革表、北徼地名異同表、俄羅斯境內(nèi)分部表、北徼世次表、北徼頭目表。而以“圖說”一卷終焉。其書言蒙古最詳，而尤注重中俄關(guān)系；有組織，有別裁，雖今日讀之，尚不失為一名著也。
同光間治西北地理者，有順德李仲約文田著《元秘史注》《雙溪集注》等，所注專詳?shù)乩恚挥袇强h洪文卿鈞著《元史譯文證補》，末附考數(shù)篇，皆言地理。大抵道咸以降，西北地理學(xué)與《元史》學(xué)相并發(fā)展，如驂之有靳。一時風(fēng)會所趨，士大夫人人樂談，如乾、嘉之競言訓(xùn)詁音韻焉。而名著亦往往間出，其大部分工作在研究蒙古，而新疆及東三省則其附庸也。
此類邊徼地理之著作，雖由考古引其端，而末流乃不專于考古，蓋緣古典中可憑借之資料較少。而茲學(xué)首倡之人如祁鶴皋、徐星伯輩，所記載又往往得自親歷也。其專以考古邊徼地理名家者，在清季則有丁益甫謙。
益甫以鄉(xiāng)僻窮儒，交游不廣，蓄書不多，而所著《蓬萊軒輿地叢書》六十九卷，探賾析微，識解實有獨到處，除各史之蠻夷傳咸分別考證外，其余凡關(guān)于邊徼及域外地理之古籍，上自《穆天子傳》，中逮法顯、玄奘諸行傳，下迄耶律楚材、丘長春諸游記，外而《馬哥波羅游記》，皆詳細(xì)箋釋。成書凡數(shù)十種，皆互相鉤稽發(fā)明，絕少牴牾。其中不能無誤謬處，自是為時代及資料所限，不能苛求。可謂釋地之大成，籀古之淵海也已。其學(xué)風(fēng)與益甫略相近而學(xué)力亦相埒者，則有錢唐吳祁甫承志，著有《唐賈耽記邊州入四夷道里考實》五卷。
言世界地理者，始于晚明利瑪竇之《坤輿圖說》，艾儒略之《職方外紀(jì)》。清初有南懷仁、蔣友仁等之《地球全圖》。然乾嘉學(xué)者視同鄒衍談天，目笑存之而已。嘉慶中林少穆則徐督兩廣，命人譯《四洲志》，實為新地志之嚆矢。鴉片戰(zhàn)役后，則有魏默深《海國圖志》百卷，徐松龕繼畬《瀛環(huán)志略》十卷，并時先后成書。魏書道光二十二年成六十卷，二十七年刻于揚州，咸豐二年續(xù)成百卷。徐書作始于道光二十三年，刻成于二十八年。魏書不純屬地理，卷首有籌海篇，卷末有《籌夷章條》《夷情備采》《戰(zhàn)艦、火器條議》《器藝貨幣》等。篇中多自述其對外政策，所謂“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師夷長技以制夷”之三大主義。由今觀之，誠幼稚可笑，然其論實支配百年來之人心，直至今日猶未脫離凈盡，則其在歷史上關(guān)系，不得謂細(xì)也。徐書本自美人雅裨理，又隨時晤泰西人輒探訪，閱五年數(shù)十易稿而成，純敘地理，視魏書體裁較整。此兩書在今日誠為芻狗，然中國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識，實自此始，故略述其著作始末如上。其晚近譯本，不復(fù)論列也。
制圖之學(xué)，唐代《十道圖》今已不存，而元朱伯思之圖，在前代號稱最善，蓋所用者阿拉伯法也。清圣祖委任耶穌會士分省實測，于康熙五十三年成《內(nèi)府輿圖》，為后此全國地圖所本。乾隆平定準(zhǔn)、回部及大小金川后，使用新法測量，成《西域圖志》，益精善矣詳官書章。然皆屬殿板，民國罕見。道光間，李申耆創(chuàng)制《皇朝一統(tǒng)輿圖》一卷，《歷代地理沿革圖》二十二幅，其沿革圖用朱墨套印，尤為創(chuàng)格，讀史者便焉。同治間，胡文忠林翼撫鄂，著《大清一統(tǒng)輿圖》三十一卷，凡海岸、山脈、河流、湖澤、道里、城邑、臺站、關(guān)塞，無不詳細(xì)登錄。其開方之法，則準(zhǔn)以緯度，一寸五分為一方，方為百里。各行省及外藩皆作專圖，可分可合，實當(dāng)時空前之作也。光緒間楊星吾守敬著《歷代輿地沿革險要圖》，因李氏之舊，稍加精密。鄒沅帆代鈞自制中國輿地尺，一華尺等于百萬分米特之三十萬又八千六百四十二。以繪世界全圖。凡外圖用英法俄尺者，悉改歸一律，無論何國何地，按圖可得中國里數(shù)分率之準(zhǔn)焉，此清代制圖學(xué)進(jìn)步之大凡也。
九 譜牒學(xué)
方志，一方之史也；族譜家譜，一族一家之史也；年譜，一人之史也。章實齋語意。三者皆為國史取材之資。而年譜之效用，時極宏大。蓋歷史之大部分，實以少數(shù)人之心力創(chuàng)造而成。而社會既產(chǎn)一偉大的天才，其言論行事，恒足以供千百年后輩之感發(fā)興奮，然非有嚴(yán)密之傳記以寫其心影，則感興之力亦不大。此名人年譜之所以可貴也。
年譜蓋興于宋。前此綜記一人行事之著作見于著錄者，以《東方朔傳》《李固別傳》等為最古，具體殆類今之行狀。其有以年經(jīng)月緯之體行之者，則薛執(zhí)誼之《六一居士年譜》、洪興祖之《昌黎先生年譜》、魯訔之《杜甫年譜》、吳斗南之《陶潛年譜》，其最先也。自明以來，作者繼踵，入清而極盛。
第一類，自撰年譜。歐美名士，多為自傳，蓋以政治家自語其所經(jīng)歷，文學(xué)家自語其所感想，學(xué)者自語其治學(xué)方法……令讀者如接其謦欬，而悉其甘苦，觀其變遷進(jìn)步，尚友之樂，何以加諸？中國古代作者，如司馬遷、東方朔、司馬相如、揚雄、班固、王充、劉知幾等皆有之，而遷、充、知幾之作附于所著書后者，尤能以真性情活面目示吾儕，故永世寶焉。年譜體興，自譜蓋鮮。明以前靡得而指焉，所見者僅有明張文麟自撰《端巖年譜》。清人自譜之可稱者如下：
《孫夏峰先生年譜》夏峰八十七歲時自撰大綱，門人湯斌、魏一鰲、趙御眾、耿極編次而為以注，并續(xù)成后五年。
《毋欺錄》朱伯廬（用純）著。此書自記其言論、行事、感想，皆系以年，實等于自撰年譜也。光緒間金吳瀾匯刻《歸顧朱三先生年譜》，即以此當(dāng)朱譜。
《魏敏果公年譜》魏環(huán)溪（象樞）口授，子學(xué)誠等手錄。
《蒙齋年譜》田山薑（雯）六十歲時自著，子肇麗續(xù)成后十年。
《漁洋山人年譜》王貽上（士禎）自著，小門生惠棟補注。
《漫堂年譜》宋牧仲（犖）自著。
《恕谷先生年譜》李恕谷（塨）自為日譜，五十二歲時命門人馮辰輯之為年譜，實等自撰也。凡恕谷友已下世者，皆附以小傳則全出辰手。
《尹元孚年譜》尹元孚（會一）自著。
《瞿木夫自訂年譜》木夫名中溶，錢竹汀女婿。
《言舊錄》張月霄（金吾）自撰年譜。
《病榻夢痕錄》《夢痕余錄》汪龍莊（輝祖）自撰年譜。本錄記事，余錄記言。
《敝帚齋主人年譜》徐彝舟（鼒）自撰。
《退庵自訂年譜》梁茞林（章鉅）自撰。
《駱文忠公秉章年譜》自撰。
《葵園自定年譜》王益吾（先謙）自撰。
此外自撰年譜有刻本者尚十?dāng)?shù)家，以其人無足稱，不復(fù)論列。黃梨洲、施愚山皆有自撰譜，已佚。自撰年譜中主人若果屬偉大人物，則其價值誠不可量，蓋實寫其所經(jīng)歷所感想，有非他人所能及者也。惜以上諸家能饜吾望者尚少，內(nèi)中最可寶者厥唯《恕谷年譜》。其記述自己學(xué)問用力處，可謂“驚心動魄，一字千金”；彼又交游甚廣，一時學(xué)風(fēng)藉以旁見者不少。其體裁最完整者莫如汪龍莊之《夢痕錄》。惜龍莊學(xué)識頗平凡，不足耐人尋味耳。章實齋、邵二云皆龍莊摯友。若彼二人有此詳細(xì)之自敘，豈非快事！葵園譜下半述其刻書編書之經(jīng)歷頗可觀。月霄、彝舟皆質(zhì)樸有風(fēng)趣。木夫譜最可見乾嘉學(xué)風(fēng)印象，且錢竹汀學(xué)歷多藉以傳。夏峰譜原文雖簡，得注便詳，明清之交“北學(xué)”“洛學(xué)”之形勢見焉。其余則“自鄶以下”矣。
此外亦有自撰墓志銘之類者，以吾記憶所及，則屈翁山、張稷若、李恕谷、彭南畇皆有之。又如汪容甫有《自序》，則文人發(fā)牢騷之言，所裨史料僅矣。其仿馬班例為詳密的自述，附所著書中者甚少，吾憶想所得，唯顧景范《讀史方輿紀(jì)要序》頗近是。
第二類，友生及子弟門人為其父兄師友所撰年譜。此類年譜價值，僅下自撰一等，因時近地切，見聞最真也。但有當(dāng)分別觀之者。其一，先問譜主本人價值如何？若尋常達(dá)宦之譜，事等諛墓，固宜復(fù)瓿。其二，譜主人格雖可敬，然豐于所昵，人之恒情；親故之口，慮多溢美。其三，即作譜者力求忠實，又當(dāng)視其學(xué)識如何？“相知貴相知心”，雖父師亦未必遂能得之于子弟。以此諸因，此類譜雖極多，可稱者殊寥落，今略舉如下：
《孫文正公（承宗）年譜》《鹿江村先生（善繼）年譜》門人陳鋐著。
《劉蕺山先生（宗周）年譜》門人董瑒著，子汮錄遺。
《漳浦黃先生（道周）年譜》門人莊起儔著。尚有門人洪恩、鄭亦鄒兩本在前。
《申端愍公（允佳）年譜》子涵光著?！渡犋D盟（涵光）年譜》弟涵盼著。
《顧亭林先生（炎武）年譜》子衍生著。后人續(xù)者尚數(shù)家，見第三類。
《李二曲先生（颙）年譜》門人王心敬著。
《魏石生先生（裔介）年譜》子荔彤著。
《顏習(xí)齋先生（元）年譜》門人李塨、王源合著，以習(xí)齋自撰日譜為底本。
《湯文正公（斌）年譜》門人王廷燦著。
《查他山先生（慎行）年譜》外曾孫陳敬璋著。
《陸稼書先生（隴其）年譜》子宸征、子婿李鉉合著。
《施愚山先生（閏章）年譜》曾孫念曾著。
《全謝山先生（祖望）年譜》門人董秉純著。
《汪雙池先生（紱）年譜》門人金龍光著。
《戴東原先生（震）年譜》門人段玉裁著。
《阮尚書（元）年譜》子福著。
《孫淵如先生（星衍）年譜》友人張紹南著。
《洪北江先生（亮吉）年譜》門人呂培著。
《弇山畢公（沅）年譜》門人史善長著。
《方植之（東樹）年譜》從弟宗誠著。
《吳山夫（玉搢）年譜》友人丁晏著。
《養(yǎng)一子（李兆洛）年譜》門人蔣彤著。
《陳碩甫先生（奐）年譜》門人管慶祺、戴望著。
《阿文成公（桂）年譜》孫那彥成、門人王昶同著。
《曾文正公（國藩）年譜》門人李瀚章、黎庶昌等著。
《左文襄公（宗棠）年譜》湘潭羅正鈞著。
《羅忠節(jié)公（澤南）年譜》失著人名氏。
《王壯武公（錱）年譜》湘潭羅正鈞著。
《丁文誠公（葆楨）年譜》門人唐炯著。
《劉武慎公（長祐）年譜》友人鄭輔綸、王政慈同著。
上所列除他山、愚山兩譜時代稍后外，其余皆作譜人直接奉手于譜主，聞見最親切者。然價值亦有差等。最上乘者應(yīng)推蕺山、習(xí)齋、東原三譜，次則雙池、養(yǎng)一兩譜，蓋皆出于其最得意門生之手，能深知其學(xué)也。蕺山譜記譜主學(xué)行外，尤多晚明時局史料。自余諸學(xué)者之譜，亦皆有相當(dāng)價值，須改造者亦不少，若亭林譜即其例也。諸大學(xué)者中，如胡朏明，惠定宇，江慎修，李穆堂，錢竹汀，段茂堂，王石臞、伯申父子，焦里堂，莊方耕，劉申受，魏默深，陳蘭甫，俞蔭甫……皆無當(dāng)時人所撰年譜，亦未聞有謀補作者，甚可惜也。
學(xué)者之譜，可以觀一時代思想，事功家之譜，可以觀一代事變，其重要相等。阿文成譜為卷三十有四，可謂空前絕后之大譜，其中繁蕪處當(dāng)不少吾未見，但作史料讀固甚佳也。曾文正公譜十二卷，亦稱巨制。余如陶文毅、林文忠、郭筠仙、李文忠等，似尚未有譜（？），頗可惜。
篇幅極長之行狀事略等，往往詳記狀主事跡之年月，雖不用譜體，其效力亦幾與譜等。如王白田之子箴昕所作《先府君行述》，洪初堂榜所作《戴東原先生行狀》，焦里堂之子廷琥所作《先府君事略》，王石臞為其父文肅公安國所作《先府君行狀》之類，名篇頗多。后此作譜者可取材焉。
第三類，后人補作或改作昔賢年譜。此乃當(dāng)時未有譜而后人補作，或雖有譜而未完善，后人踵而改作者。此類作品，其一，必譜主為有價值的人物，得作譜者之信仰，故無下駟濫竽之病。其二，時代已隔，無愛憎成心，故溢美較少，此其所長也；雖然，亦以時代相隔之故，資料散失或錯誤，極難得絕對的真相，此其所短也。為極勤苦極忠實的考證，務(wù)求所研究之對象得徹底了解，此實清儒學(xué)風(fēng)最長處。而此類補作或改作之年譜，最能充分表現(xiàn)此精神，故在著作界足占一位置焉。今將此類作品分兩項論列如下：
（甲）清人或今人補作或改作清人名人年譜以卒于清代者為限，以譜主年代先后為次。
《張蒼水（煌言）年譜》咸豐間趙之謙著。舊有一譜，題全謝山著，趙氏辨其偽，別撰此本。
《黃梨洲（宗羲）年譜》（一）同治間梨洲七世孫炳垕著；（二）薛風(fēng)昌著。
《顧亭林（炎武）年譜》（一）吳映奎著；（二）車守謙著；（三）胡虔著；（四）徐松著；（五）周中孚著；（六）張穆著。此譜最初本為亭林子衍生作，吳氏因之，車氏又因吳氏。徐氏未見諸本，孤意創(chuàng)作，已寫定，未刻。張氏乃綜合車、徐兩本，再加厘定，道光二十三年著成。胡氏本見張本自序，周氏本見其所著《鄭堂札記》，想皆已佚。
《王船山（夫之）年譜》（一）劉毓崧著；（二）王之春著。劉本同治乙丑年成，前無所承，創(chuàng)作至難，故名曰初稿，而自序稱其未備者有七。之春為船山八世從孫，據(jù)家譜及他書以正劉本之訛而補其闕。書成于光緒十八年壬辰。
《朱舜水（之瑜）年譜》梁啟超著。
《吳梅村（偉業(yè)）年譜》道光間顧師軾著。
《傅青主（山）年譜》（一）張廷鑒著，闕存；（二）同治間曹樹谷著；（三）宣統(tǒng)間丁寶銓著。
《徐俟齋（枋）年譜》《萬年少（壽祺）年譜》俱今人羅振玉著。
《閻古古（爾梅）年譜》（一）道光間魯一同著；（二）今人張慰西著。
《冒巢民（襄）年譜》冒廣生著。
《陳乾初（確）年譜》嘉慶間吳騫著。
《張楊園（履祥）年譜》蘇惇元著。
《閻潛丘（若璩）年譜》道光間張穆著。
《戴南山（名世）年譜》道光間戴鈞衡著（？）。此譜為戴作抑徐宗亮作，待考。
《章實齋（學(xué)誠）年譜》今人胡適著。日本人內(nèi)藤虎次郎創(chuàng)作，胡氏訂正擴大之。
《黃蕘圃（丕烈）年譜》光緒間江標(biāo)著。
《龔定庵（自珍）年譜》（一）吳昌綬著；（二）宣統(tǒng)間黃守恒著。
《徐星伯（松）年譜》光緒間繆荃孫著。
（乙）清人或今人補作或改作漢至明名人年表或年譜以譜主年代先后為次。
《賈生（誼）年表》汪中著。
《董子（仲舒）年表》蘇輿著。
《太史公（司馬遷）系年要略》王國維著。
《劉更生（向）年譜》（一）梅毓著；（二）柳興恩著。
《許君（慎）年表》陶方琦著。
《鄭康成（玄）年譜》（一）沈可培著；（二）洪頤煊著；（三）陳鳣著；（四）袁鈞著；（五）丁晏著；（六）鄭珍著。王鳴盛《蛾術(shù)編》有《高密遺事》，卷三中亦有年表。
《鄭司農(nóng)（玄）、蔡中郎（邕）年譜合表》林春溥著。
《孔北海（融）年譜》繆荃孫著。
《諸葛武侯（亮）年譜》（一）張澍著，（二）楊希閔著。
《陳思王（曹植）年譜》丁晏著。
《王右軍（羲之）年譜》（一）吳潯著，（二）魯一同著。
《陶靖節(jié)（潛）年譜》（一）丁晏著；（二）陶澍著；（三）梁啟超著。陶譜舊有宋人吳斗南、王質(zhì)兩家，丁作似自創(chuàng)，陶作名曰年譜考異，訂正舊說，加詳。梁作又加訂正。
《庾子山（信）年譜》倪璠著。
《魏文貞公（征）年譜》王先恭著。
《慈恩法師（玄奘）年譜》梁啟超著，僅成略本。
《王子安（勃）年譜》姚大榮著。
《張曲江（九齡）年譜》溫汝適著。
《李鄴侯（泌）年譜》楊希閔著。
《王摩詰（維）年譜》趙殿成著。
《陸宣公（贄）年譜》（一）丁晏著；（二）楊希閔著。
《白香山（居易）年譜》汪立名著。白譜舊有宋陳振孫本，汪氏改作。
《玉溪生（李商隱）年譜》（一）朱鶴齡著；（二）馮浩著；（三）張采田著，名曰《會箋》。
《韓忠獻(xiàn)公（琦）年譜》楊希閔著。
《歐陽文忠公（修）年譜》華孳享著。
《司馬溫公（光）年譜》（一）顧棟高著；（二）陳宏謀著。
《王荊公（安石）年譜》（一）顧棟高著；（二）蔡上翔著。
《東坡先生（蘇軾）年譜》（一）邵長蘅著；（二）查慎行著。蘇譜舊有南宋施元之、宿父子，王宗稷三家，及傅藻《編年錄》。邵作重訂王譜。查作為年表式。
《蘇文定公（轍）年譜》龔煦春著。
《黃文節(jié)公（庭堅）年譜》徐名世刪補。黃譜舊有南宋末山谷諸孫闒所撰，徐氏刪補之。
《二程（顥、頤）年譜》池生春著。
《米海岳（芾）年譜》翁方綱著。
《稷山段氏二妙（克己、成己）年譜》孫德謙著。
《元遺山（好問）年譜》（一）翁方綱著；（二）凌廷堪著；（三）施國祁著；（四）李光廷著。
《洪文惠（適）年譜》《洪文敏（邁）年譜》俱錢大昕著。
《岳忠武王（飛）年譜》梁玉繩著。忠武孫珂《金陀編》有簡譜，梁氏補之。
《李忠定公（綱）年譜》楊希閔著。
《朱子（熹）年譜》附《考異》王懋竑著。朱譜舊有門人李公晦所著，明嘉靖間李默改竄之，全失其舊。康熙初有洪璟刪補。李默本亦不佳，王氏作此訂正之。
《陸子（九淵）年譜》李紱著，陸譜舊有其門人袁燮、傅子云所著，其后附刻全集之末，刪汰失真。李氏作此訂正之。
《陸放翁（游）年譜》（一）趙翼著，（二）錢大昕著。
《深寧先生（王應(yīng)麟）年譜》（一）錢大昕著，（二）張大昌著，（三）陳僅之著。
《謝皋羽（翱）年譜》徐沁著。
《王文成公（守仁）年譜》（一）毛奇齡著，（二）楊希閔著。王譜舊有其門人錢德洪所著，后經(jīng)李贄竄亂。毛、楊皆訂正之，但亦未見佳。
《弇州山人（王世貞）年譜》錢大昕著。
《歸震川（有光）年譜》（一）汪琬著，已佚；（二）孫守中著。
《戚少保（繼光）年譜》戚祚國著。
《楊升庵（慎）年譜》簡紹芳著。
《左忠毅公（光斗）年譜》馬其昶著。
《徐霞客（宏祖）年譜》丁文江著。
上兩項數(shù)十種，實清代年譜學(xué)之中堅。大抵甲項幾無種不佳，乙項之佳者亦十而六七。此類之譜，作之實難，蓋作者之去譜主，近則百數(shù)十年，遠(yuǎn)乃動逾千歲。非如第二類之譜，由門人子弟纂撰者，得以親炙其言行，熟悉其時日。資料少既苦其枯竭，苦其掛漏，資料多又苦其漫漶，苦其牴牾。加以知人論世，非灼有見其時代背景，則不能察其人在歷史上所占地位為何等，然由今視昔，影像本已朦朧不真，據(jù)今日之環(huán)境及思想以推論昔人，尤最易陷于時代錯誤。是故欲為一名人作一佳譜，必對于其人著作之全部，專就學(xué)者或文學(xué)家言，別方面則又有別當(dāng)注意之資料。貫穴鉤稽，盡得其精神與其脈絡(luò)。不寧唯是，凡與其人有關(guān)系之人之著作中直接語及其人者，悉當(dāng)留意。不寧唯是，其時之朝政及社會狀況，無一可以忽視。故用一二萬言之譜，往往須翻書至百數(shù)十種。其主要之書，往往須翻至數(shù)十遍。資料既集，又當(dāng)視其裁斷之識與駕馭之技術(shù)何如，蓋茲事若斯之難也。吾嘗試著一二譜，故深知其甘苦，然終未能得滿意之作。吾常謂初入手治史學(xué)者，最好擇歷史上自己所敬仰之人，為作一譜?？梢阅捜棠托??？梢詫W(xué)得搜集資料、運用資料之法。優(yōu)為此者，厥唯清儒，前代蓋莫能及。
上列諸譜中，其最佳者，如王白田之《朱子年譜》。彼終身僅著此一書，而此一書已足令彼不朽。朱子之人格及其學(xué)術(shù)真相皆具焉。李穆堂之陸譜，價值亦略相埒也。如顧震滄之溫公譜，其意欲使不讀溫公集之人，讀此亦能了解溫公人物真相之全部，在諸譜中實為一創(chuàng)格。震滄意謂有附集之譜，有單行之譜。附集者，備續(xù)集時參考，故宜簡明。單行者，備不讀集人得有常識，故宜詳盡。再以與彼所著荊公譜合讀，則當(dāng)時全盤政局，若指諸掌矣。如蔡元鳳之荊公譜，雖體裁極拙劣，而見識絕倫。如陶云汀之《淵明譜考異》，張孟劬之《玉溪譜會箋》，最注意于譜主之身世，觀其孕育于此種環(huán)境中之文藝何如。如張石洲之顧、閻兩譜，劉伯山之船山譜，羅叔蘊之徐、萬兩譜等，于譜主所履之地位、所接之人等，考核精密，細(xì)大不遺。如翁覃溪、李恢垣之遺山譜，孫益庵之二妙譜，資料本極乏，而搜羅結(jié)果乃極豐富。如丁儉卿之陳思譜，魯通甫之右軍譜，姚儷桓之子安譜，于譜主之特性及其隱衷，昭然若揭。如胡適之之實齋譜，不唯能擷譜主學(xué)術(shù)之綱要吾尚嫌其未盡，并及時代思潮。凡此諸作，皆近代學(xué)術(shù)界一盛飾也。
第四類，純考證的遠(yuǎn)古哲人年表。此類性質(zhì)，與前三類皆不同。不重在知其人因其人為人所共知，而重在知其確實之年代。故不作直行之詳贍年譜，而唯作旁行斜上之簡明年表。然而考證辨析，有時亦甚辭費焉。列其作品如下。
《周公年表》牟庭著。
《孔子年表》（一）江永《孔子年譜》，黃定宜為之注；（二）狄子奇《孔子編年》；（三）胡培翚校注、宋胡仔之《孔子編年》；（四）崔述《洙泗考信錄》；（五）魏源《孔子編年》；（六）林春溥《孔子師弟年表》。
《卜子年譜》陳玉澍著。
《墨子年表》（一）孫詒讓《墨子年表》；（二）梁啟超《墨子年代考》。
《孟子年表》（一）黃本驥《孟子年譜》；（二）汪椿《孟子編年》；（三）任啟運《孟子考略》；（四）周廣業(yè)《孟子四考》；（五）曹之升《孟子年譜》；（六）任兆麟《孟子時事略》；（七）狄子奇《孟子編年》；（八）崔述《孟子事實錄》；（九）魏源《孟子編年》；（十）林春溥《孟子時事年表》。
《荀子年表》（一）汪中《荀卿子通論》附年表；（二）胡元儀《郇卿別傳》。
《董生年表》蘇輿著。在蘇著《春秋繁露義證》內(nèi)。
以上諸作，皆考證甚勤。夫非有問題，則不必考證。問題取決于紙上資料，恐終于“以后息者為勝”耳。雖然，經(jīng)過若干人嚴(yán)密之考證，最少固可以解決問題之一部分也。至如墨、孟、荀等生卒年既無法確定，則欲編成具體的年表，總屬徒勞。
族姓之譜，六朝、唐極盛，宋后寖微，然此實重要史料之一。例如欲考族制組織法，欲考各時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齡、平均壽數(shù)，欲考父母兩系遺傳，欲考男女產(chǎn)生比例，欲考出生率與死亡率比較等等無數(shù)問題，恐除族譜家譜外，更無他途可以得資料。我國鄉(xiāng)鄉(xiāng)家家皆有譜，實可謂史界瑰寶，將來有國立大圖書館，能盡集天下之家譜，俾學(xué)者分科研究，實不朽之盛業(yè)也。
清代當(dāng)承平時，諸姓之譜，恒聘學(xué)者為之修訂。學(xué)者亦喜自訂其家之譜。觀各名家集中殆無一不有“某氏族譜序”等文，可見也。吾嘗欲悉薈萃此項文比而觀之，則某地某姓有佳譜，蓋可得崖略。惜今未能，故亦不克詳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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