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韜奮先生編譯的《革命文豪高爾基》里敘述了高爾基和列寧的爭論，尤其是關于一九一七年高爾基的《新生活》報的事實，敘述得很詳細。并且說“這個報停辦之后，高爾基留在俄國的其余時間，都完全用于非政治性質的工作”。

關于《新生活》報的問題，值得說一說。因為鄒先生——也許是美國教授康恩先生——沒有清楚的敘述高爾基的改變政治態(tài)度和坦白的承認自己的錯誤，所以“非政治性質”這句話很可以引起誤會。其實，“十月”之后的高爾基，是很快就堅決的擔負了偉大的“政治工作”的——難道他的編輯許多種文化雜志、叢書等等，不是政治工作嗎？尤其是一九一八年之后，他的參加“Com. International”雜志的編輯，他的團結和組織許多革命同路人的工作……都是有重大的政治意義的。

新的社會的產生，克服著難產之中的一切痛苦，不會不戰(zhàn)勝高爾基的懷疑。高爾基在革命初期的《新生活》報上，的確，曾經表示些對于革命的失望。然而到了一九一八年五月間，他在《新生活》的論文里的情緒，已經表現(xiàn)著相當?shù)霓D變。那年五月十七日，他寫道：“齷齪和垃圾，在太陽好的日子，總要格外顯露些；時常會有這樣的事情：我們太緊張的注意那些敵對我們對于‘更好的’渴望的事實，我們就反而不再看見太陽的光線，仿佛不感覺到它的活躍的力量……現(xiàn)在，俄國民眾整個兒的參加了自己的歷史——這是有極大意義的事變，應當從這里出發(fā)，來估計一切好的和壞的，一切使得我們痛苦和愉快的?！薄缎律睢穲蟮揭痪乓话四昶咴率詹磐＾k的；而六月間，高爾基就已經停止了自己在這報上發(fā)表文章，感覺到《新生活》報以前的態(tài)度，事實上違背了他的目的：贊助勞動民眾的真正的文化革命。

這在后來，高爾基屢次坦白的承認過的。例如白俄僑民的文學家A.列文松在巴黎“Temps”（《時報》）上攻擊高爾基的時候，有一個左傾的雜志“Europe”（《歐洲》）給高爾基一封信，誠懇的請求他答復。高爾基的回答是：“列文松的文章對于我一點兒也沒有什么侮辱……我想，用不著說什么魔鬼，因為人們想出了，并且擁護著比地獄還壞不少的東西——這就是現(xiàn)代國家的可恥的結構。我同布爾什維克一塊兒走，他們是否認自由的？是的，我同他們一塊兒走，因為我擁護一切忠實的勞動的人的自由，而反對寄生蟲和空談家的自由。在一九一七年，我同布爾什維克爭論過，敵對過，當時我覺得，他們沒有能力領導農民，而農民被戰(zhàn)爭所無政府主義化的了，而且布爾什維克同農民的沖突，會使工人黨滅亡。后來，我相信了，這是我的錯誤，而現(xiàn)在我完全深信，不管歐洲各國政府的敵視，以及因為這種敵視而發(fā)生經濟上的困難，俄國的民眾已經走進自己的復興時代?！?

高爾基的創(chuàng)作生活一直同廣大的群眾斗爭聯(lián)系著的。如果看一看俄國革命運動的歷史，一九〇五年，反動期間，歐戰(zhàn)，“十月”，經濟恢復和五年計劃……那末[么]，我們可以看見高爾基的天才總在反應著當時的事變，回答歷史所提出來的新的問題。他自己在斗爭，在群眾里學習著，他給群眾極寶貴的“精神糧食”——偉大的藝術作品。他在斗爭和工作的過程里改正自己的錯誤，磨礪自己的武器。

他說：“當然，在極卑劣的許多次害蟲政策的事實之后，這固然是一部分專家的反動手段，可是，我必須重新審定——而且已經重新審定了我對于科學家、技術專家的態(tài)度?！彼闹匦聦彾ǖ膽B(tài)度，正是他的新的創(chuàng)作的淵源。一九二五年初他對人說過：“……我在寫著一部大作品。寫的是‘空想出來的’人。我們這里‘空想出來的’人實在多。有人把他們‘空想出來’，而他們也在自己把‘自己空想出來’……”這就是《四十年——克里慕[摩]·薩慕[摩]京的生活》。這部大小說是說的一九〇五年之后俄國智[知]識分子的離開革命。這是“中等智[知]識分子”的寫真。這種分子是占了革命者職位的市儈，是抄襲和盲從別人的思想的奴才，而自己按照著書本空想出自己的典型——一些無才的聰明人。結果，他們用自己的雪白的手擁護那“比地獄還壞不少的東西?！?

高爾基的創(chuàng)作生活的變遷，譬如上面所舉的一個例子，可惜在鄒先生編的《革命文豪高爾基》中太少了。然而不管這些——不管政治上的某些模糊的見解，不管關于文藝生活的缺少——這本書對于讀者還是一件寶貴的贈品。尤其在中國現(xiàn)在——介紹和學習世界文學的參考書如此之少的時候。讀者真正要學習的時候，他自然會深刻的思索，勤懇的找尋材料，用批判的態(tài)度去讀一切書。那么，像鄒編《高爾基》對于他一定有很大的益處。我在讀完之后，指出這本書的幾個缺點，目的只在收集一些材料在這里，幫助別的讀者的判斷。而且表示希望關于高爾基，尤其是高爾基自己的作品，有更好的，同鄒編的這本同樣認真的譯本出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