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本月分的日本民俗人類學小雜志（可以暫譯作“窆石”罷？）的紀事，才知道佐佐木喜善氏已于九月二十八日病故了。我初次看見佐佐木的名字還是在一九一年，《遠野物語》剛出板，柳田國男氏在序文里說，“此中所記悉從遠野鄉(xiāng)人佐佐木鏡石君聽來，明治四十二年二月以來，晚間常來過訪，說諸故事，因筆記之。鏡石君雖非健談?wù)?，乃誠實人也，余亦不加減一句一字，但直書所感而已?！薄哆h野物語》是在日本鄉(xiāng)土研究上有歷史意義的書，但在當時尚不易為社會所了解，故只印三百五十部，序中又云，“唯鏡石君年僅二十四五，余亦只忝長十歲已耳，生于事業(yè)盡多之今世，乃不辨問題之大小，用力失其當，將有如是言者則若之何？如明神山之角鴟，太尖豎其耳，太圓瞪其目，將有如是責者則又若之何？吁，無可奈何矣，此責任則唯余應(yīng)負之也?！?

計算起來佐佐木氏的年紀現(xiàn)在也不過四十七八而已，才過了中年不久，所以更是可惜了。這二十年來他孜孜不倦的研究民俗，還是那樣悃愊無華的，盡心力于搜集紀錄的工作，始終是個不求聞達的田間的學者，這我覺得是頂可佩服的事。他的著作我現(xiàn)在所有的只有下列這幾種：

一，《江刺郡昔話》（一九二二年）

二，《紫波郡昔話》（一九二六年）

三，《東奧異聞》（同上）

四，《老媼夜譚》（一九二七年）

五，《聽耳草紙》（一九三一年）

末了這一種是六百頁的大冊，凡一百八十三目，三百三篇的故事，內(nèi)容既甚豐富，方法尤極精密，可為故事集的模范。柳田氏序中提出兩點云：

“佐佐木君最初也同許多東北人一樣，感覺發(fā)達到幾乎多夢似的銳敏的程度，對于故事之太下流的部分當然予以割棄，又有依據(jù)主觀而定取舍的傾向。后來卻能差不多按住了自己的脾氣，為了那絕無僅有的將來少數(shù)的研究者留下這樣客觀的紀錄，那決不是自然的傾向，而是非常努力的結(jié)果。

向來講故鄉(xiāng)的事情的人往往容易陷于文飾，現(xiàn)在卻能脫去，特別是在這方面趣味本來發(fā)達的人而能夠如此自制，這實在是很不小的努力罷。這里的問題只在如此特殊的苦心將來的研究者能夠怎樣的感謝才好呢。我在當初《紫波郡昔話》及《老媼夜譚》成書的時候，一面常同情于這為人家所不知道的辛苦，一面也兼司警戒之役，怕這書不要成為佐佐木君個人的文藝了么。到了現(xiàn)在，我想這個警戒的必要已經(jīng)沒有了。假如可能，只想予這采集者以若干的余裕，使他能將這樣辛苦的集錄成的東西自己先來玩味一下。此外則是，不只是有些單純的共鳴者起于各地，乃是期望漸漸有人出來，用了和他大略相同的態(tài)度，把本地的故事盡量的集錄下來?！?

柳田氏所說的話實在可以作我們的當頭棒喝。近年來中國研究民俗的風氣漸漸發(fā)達，特別是在南方一帶，搜集歌謠故事紀錄風俗的書出來的很不少了，可是在方法上大抵還缺少講究。集錄歌謠的因為是韻語的關(guān)系，不能隨便改寫，還得保留原來的形狀，若是散文故事那就很有了問題，減縮還要算是好的，拉長即是文飾之一種了，有時候同在話劇臺上常要使用出舊戲的小丑或老生的表現(xiàn)法一樣，增長故事里排調(diào)或方正的分子，這便成了所謂個人的文藝，而且又常常不是上好的一路，于是只好歸入俗語的“文不像譽錄生武不像救火兵”這類里去，正是畫蛇添足點金成鐵了。民間傳述故事的時候往往因了說者的性質(zhì)與愛好，一篇故事也略有變化的地方，不過那是自然變化，有如建筑刻石之為氣候風雨所影響，是無可如何的事，若是搜集筆錄的人不能夠如實的記述，卻憑了自己的才氣去加以修飾，既失了科學的精嚴，又未能達到文藝的獨創(chuàng)，那么豈不是改剜古碑的勾當，反是很可惜的么。還有一層，中國作這些工作的機關(guān)和人員都不能長久繼續(xù)，這或者是因為這些都屬于官立機關(guān)的緣故亦未可知，總之像佐佐木那么耐得寂寞，孜孜矻矻的搜集民俗資料，二十年如一日的人，點了燈籠打了鑼去找也找不到，這是實在的。民俗學原是田間的學問，想靠官學來支持是不成的，過去便是證明，希望他在中國能夠發(fā)展須得卷土重來，以田間學者為主干，如佐佐木氏的人便是一個模范值得我們景仰的了。

（二十二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