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漢初儒生提出的社會政治問題

少年的賈誼要文帝“改正朔，易服色”，又要用“三表五餌以系單于”，遂為后人所嘲笑（《漢書》四十八傳贊）。但他的諫書提出了一些社會政治問題，遂開了后來儒生改革事業(yè)的起點。后來的儒生高談社會問題，主持政治改革，從晁錯到王莽，從董仲舒到王安石，都可以說是賈誼開的風氣。我們先略述賈誼當日提出的一些重要問題，來表示儒家的有為主義的色彩。

他提出的問題之中，他認為最迫切的——可為痛哭的——是怎樣解決那漢高帝造成的新封建局面。漢高帝以為秦帝國廢除同姓封藩，以致孤立而亡，故漢初分封功臣為諸侯，子弟為諸王，最大者有九國（燕、代、齊、趙、梁、楚、吳、淮南、長沙）?！稘h書》（一四）說：諸侯比境，周匝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非自云中至隴西，與京師內(nèi)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shù)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天子直轄的地，在故秦三十六郡中只有十五郡，其余盡是大國，這個局面是很難持久的。諸呂亂后，文帝以代王入為天子，不久即有淮南王長謀反（前一七四）的事。故賈誼說：其異姓負強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征矣，其勢又復(fù)然。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漢書》四八）故他提出救濟的原則如下：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nèi)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具體的辦法是：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悼惠王（齊）、幽王（趙）、元王（楚）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眾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漢書》四十八）這個計畫初看似乎很平常，但后來經(jīng)過幾次變通修正，居然解決了這個很危險的局勢。《漢書》（一四）說：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晁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主父偃）之策，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這就是賈誼的主張。）自此以來，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首邮剂⒄撸髧贿^十余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舊注，“仕于諸侯為左官”，如今人說“左遷”。）設(shè)附益之法。（據(jù)舊注，似是禁人阿附王侯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租稅，不與政事。至于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生于帷墻之中，不為士民所尊，勢與富室無異。這個問題的解決固然遠在賈誼死后，但他有創(chuàng)議的功勞，是不可埋沒的。

他又提出了君主待遇大臣的問題：廉恥節(jié)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远Y貌大臣而厲其節(jié)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與眾庶同黥劓髡刖笞（罵）棄市之法。然則堂不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quán)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乎？……

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古者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訶）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耳；上不執(zhí)縛系引而行也?！溆写笞镎?，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庇鲋卸Y，故群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jié)行。上設(shè)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jié)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兩種社會思想的沖突。古代封建社會的階級早已打破了，屠狗賣繒的都成了王侯將相了，還有什么用禮而不用刑的士大夫階級？故蕭何丞相一旦得罪，便得下廷尉獄，受械系；一旦放出來，便徒跣入謝。故韓信、彭越封王列士，一旦有罪，皆具五刑，夷三族。故淮南王長以帝子而封大國，一旦謀反失敗，便用檻車傳送，餓死在檻車之內(nèi)。說的好聽點，這便是后世俗話說的“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這便是法律之下人人平等。其實這是商鞅、李斯以來專制政體之下的威風。在那種獨裁政體之下，舊階級都消滅了，只剩下一個統(tǒng)治者和其余的被統(tǒng)治者。那獨裁的君主有無限的淫威，而一切臣民都毫無保障。所以賈誼和一班書生都忘不了那古代封建階級社會的幾種遺風舊俗，他們自己屬于新興的智織階級——新的“士”階級——故頗追想那“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制度。試看賈誼說：古者圣王制為等列，內(nèi)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他們追念那“等級分明”的社會，而不知道那種社會已一去不復(fù)返了。這一點是違反時代性的錯誤思想，頗影響當時以及后世的儒家社會政治思想。

但那舊階級社會的追戀，不過是賈誼的思想的一種背景。他所要提出的實際問題不但是主張皇帝應(yīng)該用禮貌優(yōu)待大臣，并且是一個更普遍的問題，即是反對嚴酷刑罰的問題。漢朝的刑法，承秦法之后，有種種殘酷之刑。《刑法志》所記“具五刑”之法，至今使我們讀了起最不快的感覺。漢以前的儒家當那封建階級崩壞的時代，本已有以禮讓治國的主張。從孔子以至荀卿，都有禮治之論。禮治之論，簡單說來，只有兩層要義：第一，古來上層社會的良風美俗應(yīng)該充分保存；第二，用教化的方法，養(yǎng)成道德的習慣，使人不容易陷入刑戮。賈生提倡禮治，其實是反對當時的專任刑罰而不注意教化。他說：禮者禁于將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zhí)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jù)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鬃釉唬骸奥犜A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睘槿酥饔嬚?，莫如先審取舍?！舱叻且蝗斩惨?，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中。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瓬渲锰煜掠谌柿x禮樂而德澤洽，……累子孫數(shù)十世?！赝踔锰煜掠诜钚塘P，德澤無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惡之如仇讐，禍幾及身，子孫誅絕?！@并不是根本否認刑罰，只是要政府看看亡秦的往事，不要專任嚴刑峻法，還得從教育下手，才可以建立長久的治安。

所以他又提出教育太子的問題。他說：天下之命縣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與選左右。他提議的教育太子之法，起于襁褓之中，用三公（太保、太傅、太師）、三少（少保、少傅、少師）作保傅，使他“生而見正事、聞?wù)?、行正道”。太子稍長，便入學校，學中有東學、南學、西學、北學及太學，叫做五學。這種提議便是后來國家立學校的起點。本意是為太子立學，推廣到為國子立學，更推廣到為國人立學，這是國學制度的演進。

但賈誼還提出一個更大的社會問題，就是怎樣對付那新興的商人階級的問題。舊封建社會的階級崩壞以來，商人漸漸占社會的重要地位?！妒酚洝へ浿硞鳌氛f的最明白：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十倍），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這便是新興的私有資產(chǎn)制度的社會階級的大致?！妒酚洝酚终f：夫用貧求富，農(nóng)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yè)，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醯醬千，醬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販谷糶千鐘，薪稿千車，船長千丈（總數(sh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個，其軺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髤（漆）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卮茜音支倩，是一種染料。此言素木器或鐵器或卮茜千石。百二十斤為石），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僮是奴婢，千指為百人），筋骨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粗厚之布）皮革千石，漆千斗，糵麹鹽豉千瓵，鮐千斤，鯫千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鼦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他果菜千鐘；子貸金錢千貫，節(jié)駔儈，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此十七字是一項，舊注都錯了。這是說，息借千貫錢來做買賣，貪賈得利多，廉賈得利少，故三個貪賈或五個廉賈，也可比千乘之家。上文“棗栗千石者三之”，也是說，這樣的三個人才可比千乘之家）——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他雜業(yè)不中什二（不夠二分利），則非吾財也。這是當日的所謂資產(chǎn)階級，其中有工業(yè)家（釀酒、做醋、造醬、織布、漆器、銅器等），有大農(nóng)（種樹、種竹、畜牧等），有商販，有運輸業(yè)（車、船等）。其生產(chǎn)方法還在手工工業(yè)時代，故奴婢也是資本的一種。其利益至少在百分之二十以上?！敦浿硞鳌罚ù藚⒂谩稘h書》本，比《史記》明白）又說：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此皆以錢計算。）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nóng)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這個新興的資產(chǎn)階級的享用奢侈，是當時很惹起注意的一點。當時去古未遠，封建階級社會的遺風習俗還在記憶之中，社會思想還全在封建時代留遺的書籍的勢力之下，故這種新的社會狀態(tài)是一般儒生所不能了解容忍的。故賈誼說：今民賣僮（女奴）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偏諸，即編緒，略如今之花邊），內(nèi)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里，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墻。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jié)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yōu)下賤得為后飾?！?

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之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于民之肌膚，欲其無為奸邪，不可得也。（《漢書》四十八）他從富人的奢侈，推想到國中財力的消耗。他以為商業(yè)的發(fā)達可以使人民棄農(nóng)而就商，棄本而逐末，所以生財者減少而耗財者加多，勢必至于國中財力竭蹶。他說：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鄙袝r，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出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chǎn)何得不蹶？（《漢書》二十四）這是他的經(jīng)濟學原理，也便是許多儒者的經(jīng)濟學原理。這種經(jīng)濟觀只承認農(nóng)業(yè)和手工為生產(chǎn)的來源，而商業(yè)沒有生產(chǎn)的功用；只承認農(nóng)產(chǎn)和手工產(chǎn)物為財富，而貨幣是不急之物。他們只看見“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卻沒有看見那一人的提倡可以使百人千人得衣食之具。他們只看見“出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而沒有知道那“靡之者多”正可以使“出之者”得高價，享厚利。

他們這種根據(jù)于農(nóng)業(yè)社會的經(jīng)濟成見，遂使他們提出一種重農(nóng)抑商的經(jīng)濟政策。賈誼說：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茍粟多而財有余，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zhàn)則勝。……今驅(qū)民而歸之農(nóng)，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zhuǎn)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漢書》二四）這個主張里含有多少傳統(tǒng)的經(jīng)濟學原理！第一是粟多則國富，第二是農(nóng)是財富之“本”，第三是商人是不自食其力的末技游食之民，第四是國家欲謀富足當驅(qū)民歸農(nóng)。

這個政策后來便成了西漢儒生的社會政策，在政治上發(fā)生了很重大的影響。晁錯（死于前一五四）便是主張這政策最有力的一個。晁錯的經(jīng)濟思想和賈誼最接近，但他說的更明白痛快。他說：今海內(nèi)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以無天災(zāi)數(shù)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nóng)也。民貧則奸邪生。貧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農(nóng)。不農(nóng)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xiāng)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漢書》二四）這里又添了一條原則，就是“不農(nóng)則不地著”。當時商業(yè)漸發(fā)達，民間自然有向都市移徙的趨勢。這種趨勢是很自然而且很有益的，因為這種移民可以救濟鄉(xiāng)間的人口過多，又可以用在都市工作所得來補助農(nóng)事的收入。但這班儒者不能了解這趨勢的意義，都以為民不歸田則田無人耕種了，民不著地便成了鳥獸一樣的游民了。晁錯因此又得一個經(jīng)濟政策，叫做“貴五谷而賤金玉”。他說：夫球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內(nèi)而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xiāng)，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長于時，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數(shù)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谷而賤金玉。他完全不了解貨幣的用處，只覺得貨幣有害而無利。如果沒有那“輕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內(nèi)”的貨幣，如果只有那笨重的五谷布帛，那么，人民就不會遠徙了，盜賊也無所利了，商業(yè)也不會發(fā)達了。

晁錯最詆毀商人，他以為商人是不勞而得利的寄生階級，他們營利的方法全靠投機操縱市場，又兼并（兼并即現(xiàn)在所謂掠奪）農(nóng)民，使農(nóng)民不得不逃亡。他這樣描寫農(nóng)民的生活：今農(nóng)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yǎng)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fù)被水旱之災(zāi)，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價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他又寫商人的生活道：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者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無農(nóng)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nóng)人，農(nóng)人所以流亡者也。他很感慨的說：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nóng)夫，農(nóng)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漢初大亂之后，商人投機牟利，使物價騰貴，米至每石值萬錢，馬一匹值百金。故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這種法令到呂后時才得廢弛，然而“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以上見《史記》三十）。這就是晁錯所謂“法律賤商人”。

大概商人是新興階級，本來常受舊階級的賤視。社會上越賤視商人，商人越不能不自衛(wèi)；自衛(wèi)的武器便是金錢的勢力。此如中古歐洲貴族武士賤視猶太商人，而因為金錢都在猶太商人之手，他們終得最后的勝利。試舉晁錯同時的一件事為例：吳楚七國兵起（前一五四）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赍貸子錢家。（舊注：“行者須赍糧而出，于子錢家貸之也?！绷泻罘饩龔能娊皂氉詡滟Y用，這是封建社會的遺制。歐洲封建時代也如此。）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guān)東，關(guān)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生一得十倍）。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guān)中。（《史記》一二九）這種高利債便是這班錢鬼子自衛(wèi)的方法，報復(fù)的武器，也便是他們最遭貴族文人仇視的原因。晁錯所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正是指此等行為。但在急需的時候，十倍之息還有人搶著要，何況一倍利呢？

晁錯等人對于這個新興而有絕大勢力的商人階級，都認為有實行裁制的必要。賈誼沒有提出具體的方案，晁錯是個大政治家，便提出了一個方案。晁錯的提議是：方今之務(wù)，莫若使民務(wù)農(nóng)而已矣。欲民務(wù)農(nóng)，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nóng)民有錢，粟有所渫（渫，散也）。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余，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晁錯的本意是重農(nóng)而抑商，但他這個入粟拜爵策卻是于農(nóng)商兩都有利的。他在無意之中發(fā)現(xiàn)了一條賦稅原則，叫做賦稅應(yīng)“取于有余”，他的入粟拜爵其實是一種變相的所得稅，使有錢的人拿錢去買粟來捐爵，一面抬高農(nóng)產(chǎn)的價格，一面又使國家增加一筆大收入。抽商人的余財以供國用，這是抑商。同時他使商人得買爵，這便抬高了商人階級的地位了。

漢文帝和景帝都采用了這個政策。最初只募民“能輸粟及轉(zhuǎn)粟于邊者拜爵”；后來邊境的屯糧已夠支五年了，又令民入粟于郡縣，以備兇災(zāi)。晁錯后來似乎專注重在那“損有余，補不足”的賦稅原則，所以又奏請“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nóng)民租”。文帝聽了他的話，遂下詔豁免十二年（前一六八）的田租之半。明年（前一六七），遂全免民田的租稅。過了十三年，景帝二年（前一五五），令民出田租之半額，原是十五分之一，半額便成了三十分之一了。（《漢書》二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