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的話

知我者謂我心憂；

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何必說？（代序）

話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說呢？已經(jīng)是走到了生命的盡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來算，甚（至）不能按星期來算了。就是有話，也可說可不說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歷史的糾葛”——直到現(xiàn)在外間好些人還以為我是怎樣怎樣的。我不怕人家責備，歸罪，我倒怕人家“欽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學我的樣子，不要以為我以前寫的東西是代表什么什么主義的；所以我愿意趁這余剩的生命還沒有結(jié)束的時候，寫一點最后的最坦白的話。

而且，因為“歷史的誤會”，我十五年來勉強做著政治工作——正因為勉強，所以也永久做不好，手里做著這個，心里想著那個。在當時是形格勢禁，沒有余暇和可能說一說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時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F(xiàn)在我已經(jīng)完全被解除了武裝，被拉出了隊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己的沖動和需要：說一說內(nèi)心的話，徹底暴露內(nèi)心的真相。布爾塞維克所討厭的小布爾喬亞智識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氣，不能夠不發(fā)作了。

雖然我明知道這里所寫的，未必能夠到得讀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的價值，但是，我還是寫一寫罷。人往往喜歡談天，有時候不管聽的人是誰，能夠亂談幾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況我是在絕滅的前夜，這是我最后“談天”的機會呢？

（瞿秋白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七日于汀州獄中。）

“歷史的誤會”

我在母親自殺家庭離散之后，孑然一身跑到北京，本想能夠考進北大，研究中國文學，將來做個教員度這一世，甚么“治國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沒有的，壞在“讀書種子”愛書本子，愛文藝，不能“安分安己的”專心于升官發(fā)財。到了北京之后，住在堂兄純白家里，北大的學膳費也希望他能夠幫助我——他卻沒有這種可能，叫我去考普通文官考試，又沒有考上，結(jié)果，是挑選一個既不要學費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專修館去進。這樣，我就開始學俄文了（一九一七年夏），當時并不知道俄國已經(jīng)革命，也不知道俄國文學的偉大意義，不過當作將來謀一碗飯吃的本事罷了。

一九一八年開始看了許多新雜志，思想上似乎有相當?shù)倪M展，新的人生觀正在形成?？墒?，根據(jù)我的性格，所形成的與其說是革命思想，毋寧說是厭世主義的理智化，所以最早我同鄭振鐸、瞿世英、耿濟之幾個朋友組織《新社會》雜志的時候，我是一個近于托爾斯泰派的無政府主義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個“政治動物”。五四運動期間，只有極短期的政治活動，不久，因為已經(jīng)能夠查著字典看俄國文學名著，我的注意力就大部分放在文藝方面了，對于政治上的各種主義，都不過略略“涉獵”求得一些現(xiàn)代常識，并沒有興趣去詳細研究。然而可以說，這時就開始“歷史的誤會”了：事情是這樣的——五四運動一開始，我就當了俄文專修館的總代表之一，當時的一些同學里，誰也不愿意干，結(jié)果，我得做這一學校的“政治領(lǐng)袖”，我得組織同學群眾去參加當時的政治運動。不久，李大釗、張崧年他們發(fā)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或是“俄羅斯研究會”罷？），我也因為讀了俄文的倍倍爾的《婦女與社會》的某幾段，對于社會——尤其是社會主義的最終理想產(chǎn)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興趣，所以也加入了。這時候大概是一九一九年底一九二○年初，學生運動正在轉(zhuǎn)變和分化，學生會的工作也沒有以前那么熱烈了。我就多讀了一些書。

最后，有了機會到俄國去了——北京《晨報》要派通信記者到莫斯科去，來找我。我想，看一看那“新國家”尤其是借此機會把俄國文學好好研究一下，的確是一件最愜意的事，于是就動身去（一九二○年八月）。

最初，的確吃了幾個月黑面包，餓了好些時候，后來俄國國內(nèi)戰(zhàn)爭停止，新經(jīng)濟政策實行，生活也就寬裕了些。我在這幾個月內(nèi)，請了私人教授，研究俄文、俄國史、俄國文學史。同時，為著應(yīng)付《晨報》的通信，也很用心看俄國共產(chǎn)黨的報紙、文件，調(diào)查一些革命事跡，我當時對于共產(chǎn)主義只有同情和相當?shù)牧私?，并沒有想到要加入共產(chǎn)黨，更沒有心思要自己來做中國共產(chǎn)黨的“創(chuàng)始人”，因為那時候，我誤會著加入了黨就不能專修文學——學文學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觀念，在當時已經(jīng)通行了。

可是，在當時的莫斯科，除我以外，一個俄文翻譯都找不到。因此，東方大學開辦中國班的時候（一九二一年秋），我就當了東大的翻譯和助教；因為職務(wù)的關(guān)系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書籍不得不研究些，而文藝反而看得少了，不久（一九二二年底），陳獨秀代表中國共產(chǎn)黨到莫斯科（那時我已經(jīng)是共產(chǎn)黨員，還是張?zhí)捉榻B我進黨的），我就當他的翻譯。獨秀回國的時候，他要我回來工作，我就同了他回到北京。于右任、鄧中夏等創(chuàng)辦“上海大學”的時候，我正在上海，這是一九二三年夏天，他們請我當上大的教務(wù)長兼社會學系主任。那時，我在黨內(nèi)只兼著一點宣傳工作，編輯《新青年》。

上大初期，我還有余暇研究一些文藝問題，到了國民黨改組，我來往上海廣州之間，當翻譯，參加一些國民黨工作（例如上海的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部的委員等），而一九二五年一月共產(chǎn)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又選舉了我的中央委員，這時候就簡直完全只能做政治工作了，我的肺病又不時發(fā)作，更沒有可能從事于我所愛好的文藝。雖然我當時對政治問題還有相當?shù)呐d趣，可是有時也會懷念著文藝而“悵然若失”的。

武漢時代的前夜（一九二七年初），我正從重病之中脫險，將近病好的時候，陳獨秀、彭述之等的政治主張，逐漸暴露機會主義的實質(zhì)，一般黨員對他們失掉信仰。在中國共產(chǎn)黨第五次大會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間），獨秀雖然仍舊被選，但是對于黨的領(lǐng)導(dǎo)已經(jīng)不大行了。武漢的國共分裂之后，獨秀就退出中央，那時候沒有別人主持，就輪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其實，我雖然在一九二六年年底及一九二七年年初就發(fā)表了一些議論反對彭述之，隨后不得不反對陳獨秀，可是，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來代替他們——至少是獨秀。我確是一種調(diào)和派的見解，當時想望著獨秀能夠糾正他的錯誤觀念不聽述之的理論。等到實逼處此，要我“取獨秀而代之”，我一開始就覺得非常之“不合式”，但是，又沒有什么別的辦法。這樣我擔負了直接的政治領(lǐng)導(dǎo)有一年光景（一九二七年七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這期間發(fā)生了南昌暴動、廣州暴動，以及最早的秋收暴動。當時，我的領(lǐng)導(dǎo)在方式上同獨秀時代不同了，獨秀是事無大小都參加和主持的，我卻因為對組織尤其是軍事非常不明了也毫無興趣，所以只發(fā)表一般的政治主張，其余調(diào)遣人員和實行的具體計劃等就完全聽組織部軍事部去辦，那時自己就感覺到空談的無聊，但是，一轉(zhuǎn)念要退出領(lǐng)導(dǎo)地位，又感得好像是拆臺。這樣，勉強著自己度過了這一時期。

一九二八年六月間共產(chǎn)黨開第六次大會的時候，許多同志反對我，也有許多同志贊成我。我的進退成為黨的政治主張的聯(lián)帶問題。所以，我雖然屢次想說：“你們饒了我罷，我實在沒有興趣和能力負擔這個領(lǐng)導(dǎo)工作?！钡?，終于沒有說出口。當時形格勢禁，舊干部中沒有別人，新干部起來領(lǐng)導(dǎo)的形勢還沒有成熟，我只得仍舊擔著這個名義?？墒?，事實上六大之后，中國共產(chǎn)黨的直接領(lǐng)導(dǎo)者是李立三和向忠發(fā)等等，因為他們在國內(nèi)主持實際工作，而我只在莫斯科當代表當了兩年。直到立三的政治路線走上了錯誤的道路，我回到上海開三中全會（一九三○年九月底），我更覺得自己的政治能力確實非常薄弱，竟辨別不出立三的錯誤程度。結(jié)果，中央不得不再召集會議——就是四中全會，來開除立三的中央委員，我的政治局委員，新干部起來接替了政治上的最高領(lǐng)導(dǎo)。我當時覺得松了一口氣，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五年我居然當了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袖之一，最后三年甚至仿佛是最主要的領(lǐng)袖（不過并沒有像外間所傳說的“總書記”的名義）。

我自己忖度著，像我這樣性格、才能、學識，當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lǐng)袖確實是一個“歷史的誤會”。我本只是一個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還是“文人結(jié)（積）習未除”的。對于政治，從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漸減少興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實在完全沒有興趣了。工作中是“但求無過”的態(tài)度，全國的政治形勢實在懶得問。一方面固然是身體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現(xiàn)的十二分疲勞的狀態(tài)；別方面也是十幾年為著“顧全大局”勉強負擔一時的政治翻譯，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來，實在違反我的興趣和性情的結(jié)果，這真是十幾年的一場誤會，一場噩夢。

我寫這些話，決不是要脫卸什么責任——客觀上我對共產(chǎn)黨或是國民黨的“黨國”應(yīng)當負什么責任，我決不推托，也決不能用我主觀上的情緒來加以原諒或者減輕。我不過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說出來罷了?？傊?，我其實是一個很平凡的文人，竟虛負了某某黨的領(lǐng)袖的聲名十來年，這不是“歷史的誤會”，是什么呢？

脆弱的二元人物

一只羸弱的馬拖著幾千斤的輜重車，走上了險峻的山坡，一步步的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實在不能勝任了。我在負責政治領(lǐng)導(dǎo)的時期，就是這樣的一種感覺。欲罷不能的疲勞使我永久感覺一種不可形容的重厭（壓）。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密（蜜）的”休息，以致于腦經(jīng)麻木停止一切種種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產(chǎn)黨四中全會開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員之后，我的精神狀態(tài)的確是“心中空無所有”的情形，直到現(xiàn)在還是如此。

我不過剛滿三十六歲（雖然照陰歷的習慣算我今年是三十八歲），但是自己覺得已經(jīng)非常的衰憊，絲毫青年壯年的興趣都沒有了。不但一般的政治問題懶得去思索，就是一切娛樂甚至風景都是漠不相關(guān)的了。本來我從一九一九年就得了吐血病，一直沒有好好醫(yī)治的機會，肺結(jié)核的發(fā)展曾經(jīng)在一九二六年走到最危險的階段，那年幸而勉強醫(yī)好了，可是立即趕到武漢去，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緊張的工作。雖然現(xiàn)在肺癆的最危險期逃過了，而身體根本弄壞了，虛弱得簡直是一個廢人。從一九二○年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十年——除卻躺在床上不能行動神智昏瞀的幾天以外——我的腦經(jīng)從沒有得到休息的日子。在負責時期，神經(jīng)的緊張自然是很厲害的，往往十天八天連續(xù)的不安眠，為著寫一篇政治論文或者報告。這繼續(xù)十幾年的不休息，也許是我精神疲勞和十分厲害的神經(jīng)衰弱的原因。然而究竟我離得衰老時期還很遠，這十幾年的辛勞，確實算起來，也不能說怎么了不得，而我竟（成）了頹喪殘廢的廢人。我是多么脆弱、多么不禁磨煉?。?

或者，這不僅是身體本來不強壯，所謂“先天不足”的原因罷。

我雖然到了十三四歲的時候就很貧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謂“衣租食稅”的紳士階級，世代讀書，也世代做官。我五六歲的時候，我的叔祖瞿睿韶還在湖北布政司使任上，他死的時候正署理了湖北巡撫。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雖然在幾十年前就已經(jīng)完全賣盡，而我小的時候，卻靠著叔祖伯父的官俸過了好幾年十足的少爺生活。紳士的體面“必須”繼續(xù)維持。我母親寧可自殺而求得我們兄弟繼續(xù)讀書的可能；而且我母親因為窮而自殺的時候，家里往往沒有米煮飯的時候，我們還用著一個仆婦（積欠了她幾個月的工資到現(xiàn)在還沒有還清），我們從沒有親手洗過衣服，燒過一次飯。

直到那樣的時候，為著要穿長衫，在母親死后，還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縫債，要用殘余的木器去抵賬。我的紳士意識——就算是深深潛伏著表面不容易覺察罷——其實是始終沒脫掉的。

同時，我二十一二歲，正當所謂人生觀形成的時期，理智方面是從托爾斯泰式的無政府主義很快就轉(zhuǎn)到了馬克思主義。人生觀或是主義，這是一種思想方法——所謂思路；既然走上了這條思路，卻不是輕易就能改換的。而馬克思主義是什么？是無產(chǎn)階級的宇宙觀和人生觀。這同我潛伏的紳士意識，中國式的士大夫意識，以及后來蛻變出來的小資產(chǎn)階級或者市儈式的意識，完全處于敵對的地位；沒落的中國紳士階級意識之中，有些這樣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禮讓，避免斗爭……以至寄生蟲式的隱士思想。完全破產(chǎn)的紳士往往變成城市的波希美亞——高等游民，頹廢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說得實在些，是廢物。我想，這兩種意識在我內(nèi)心里不斷的斗爭，也就侵蝕了我極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時時刻刻壓制自己的紳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極勉強的用我所學到的馬克思主義的理智來創(chuàng)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覺方法?？墒菬o產(chǎn)階級意識在我的內(nèi)心是始終沒有得到真正的勝利的。

當我出席政治會議，我就會“就事論事”，拋開我自己的“感覺”專就我所知道的那一點理論去推翻一個問題，決定一種政策等等。但是我一直覺得這種工作是“替別人做的”，我每次開會或者做文章的時候，都覺得很麻煩，總在急急于結(jié)束，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我每每幻想著：我愿意到隨便一個小市鎮(zhèn)上去當一個教員，并不是為著發(fā)展什么教育，只不過求得一口飽飯罷了，在余的時候，讀讀自己所愛讀的書，文藝、小說、詩詞、歌曲之類，這不是很逍遙的嗎？

這種二元化的人格，我自己早已發(fā)著（覺）——到去年更是完完全全了解了，已經(jīng)不能夠絲毫自欺的了；但是八七會議之后我沒有公開的說出來，四中全會之后也沒有說出來，在去年我還是決斷不下，以致延遲下來，隱忍著。甚至對之華（我的愛人）也只偶然露一點口風，往往還要加一番彌縫的話。沒有這樣的勇氣。

可是真相是始終要暴露的，“二元”之中總有“一元”要取得實際上的勝利。正因為我的政治上的疲勞、倦怠，內(nèi)心的思想斗爭不能再持續(xù)了，老實說，在四中全會之后，我早已成為十足的市儈——對于政治問題我竭力避免發(fā)表意見，中央怎樣說，我就依著怎樣說，認為我說錯了，我立刻承認錯誤，也沒有什么心思去辯白，說我是機會主義就是機會主義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過去就算了。我對于政治和黨的種種問題，真沒有興趣去注意和研究。只因為久年的“文字因緣”，對于現(xiàn)代文學以及文學史上的各種有趣的問題，有時候還有點興趣去思考一下，然而大半也是欣賞的份數(shù)居多，而研究分析的份數(shù)較少。而且體力的衰弱也不容許我多所思索了。

體力上的感覺是：每天只要用腦到兩三小時以上，就覺得十分疲勞，或者過分的畸形的興奮——無所謂的興奮，以至于不能睡覺，腦痛……冷汗。

唉，脆弱的人呵，所謂無產(chǎn)階級的革命隊伍需要這種東西干嗎？！我想，假定我還保存這多余的生命若干時候，我只有拒絕用腦的一個方法，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但是，最好是趁早結(jié)束了罷。

我和馬克思主義

當我開始我的社會生活的時候，正是中國的“新文化”運動的浪潮非常洶涌的時期。為著繼續(xù)深入的研究俄國文學，我剛好又不能不到世界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去。我那時的思想是很紊亂的：十六七歲時開始讀了些老莊之類的子書，隨后是宋儒語錄，隨后是佛經(jīng)、《大乘起信論》——直到胡適之的《哲學史大綱》，梁瀨漠（漱溟）的印度哲學，還有當時出版的一些科學理論，文藝評論。在到俄國之前，固然已經(jīng)讀過倍倍爾的著作，共產(chǎn)黨宣言之類，極少幾本馬克思主義的書籍，然而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是根本說不上的。

而且，我很小的時候，就不知怎樣有一個古怪的想頭。為什么每一個讀書人都要去“治國平天下”呢？各人找一種學問或是文藝研究一下不好嗎？所以我到俄國之后，雖然因為職務(wù)的關(guān)系時常得讀些列寧他們的著作、論文演講，可是這不過求得對于俄國革命和國際形勢的常識，并沒有認真去研究政治上一切種種主義，正是“治國平天下”的各種不同的脈案和藥方。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師”，不想做“諸葛亮”——這些事自然有別人去干——我也就不去深究了。不過，我對于社會主義或共產(chǎn)主義的終極理想，卻比較有興趣。

記得當時懂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chǎn)社會同樣是無階級、無政府、無國家的最自由的社會，心上就很安慰了，因為這同我當初的無政府主義，和平博愛世界的幻想沒有沖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馬克思主義告訴我要達到這樣的最終目的，客觀上無論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銳的階級斗爭，以至無產(chǎn)階級專政——也就是無產(chǎn)階級統(tǒng)治國家的一個階段。為著要消滅“國家”，一定要先組織一時期的新式國家；為著要實現(xiàn)最徹底的民權(quán)主義（也就是無所謂民權(quán)的社會），一定要先實行無產(chǎn)階級的民權(quán)。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實際上很有道理的邏輯——馬克思主義所謂辯證法——使我很覺得有趣。我大致了解了這問題，就擱下了，專心去研究俄文，至少有大半年，我沒有功夫去管什么主義不主義。

后來，莫斯科東方大學要我當翻譯，才沒有辦法又打起精神去看那一些書。誰知越到后來就越?jīng)]有工夫繼續(xù)研究文學，不久就宣（喧）賓奪主了。

但是，我第一次在俄國不過兩年，真正用功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常識不過半年，這是隨著東大課程上的需要看一些書，明天要譯經(jīng)濟學上的那一段，今天晚上先看過一道，作為預(yù)備，其他，唯物史觀哲學等等也是如此，這絕不是有系統(tǒng)的研究。至于第二次我到俄國（一九二八——一九三○年），那是當著共產(chǎn)黨的代表，每天開會，解決問題，忙個不了，更沒有工夫做有系統(tǒng)的學術(shù)上的研究。

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部分：唯物論的哲學，唯物史觀——階級斗爭的理論，以及政治經(jīng)濟學，我都沒有系統(tǒng)的研究過。資本論——我就根本沒有讀過，尤其對于經(jīng)濟學我沒有興趣。我的一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常識，差不多都是從報章雜志上的零星論文和列寧的幾本小冊子上得來的。

可是，一九三二年的中國，研究馬克思主義以至一般社會科學的人，還少得很，因此，僅僅因此，我擔任了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之后就逐漸的偷到所謂“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的虛名。其實，我對這些學問，的確只知道一點皮毛。當時我只是根據(jù)幾本外國文的書籍傳譯一下，編了一些講義。現(xiàn)在看起來，是十分幼稚，錯誤百出的東西?，F(xiàn)在已經(jīng)有許多新進的青年，許多比較有系統(tǒng)的研究了馬克思主義的學者——而且國際的馬克思主義的學術(shù)水平也提高了許多。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誤會”就是用馬克思主義來研究中國的現(xiàn)代社會，部分是研究中國歷史的發(fā)端，也不得不由我來開始嘗試。五四以后的五年中間，記得只有陳獨秀、戴季陶、李漢俊幾個人寫過幾篇關(guān)乎這個問題的論文，可是都是無關(guān)重要的。我回國之后，因為已經(jīng)在黨內(nèi)工作，雖然只有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智識，卻不由我不開始這個嘗試：分析中國資本主義關(guān)系的發(fā)展程度，分析中國社會階級分化的性質(zhì)，階級斗爭的形勢，階級斗爭和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的關(guān)系等等。

從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我在這方面的工作，自然在全黨同志的督促，實際斗爭的反映，以及國際的領(lǐng)導(dǎo)之下，逐漸有相當?shù)倪M步。這決不是我一個人的工作，越到后來，我的參加是越少。單就我的“成績”而論，現(xiàn)在所有的馬克思主義者都可明顯的看見：我在當時所做的理論上的錯誤，共產(chǎn)黨怎樣糾正了我的錯誤，以及我的幼稚的理（論）著之中包含著怎樣混雜和小資產(chǎn)階級機會主義的成分。

這些機會主義的成分發(fā)展起來，就形成錯誤的政治路線，以致于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委員會不能不開除我的政治局委員，的確，到一九三○年，我雖然在國際參加了兩年的政治工作，相當?shù)玫揭恍┬碌闹亲R，受到一些政治上的鍛煉，但是，不但不進步，自己覺得反而退步了。中國的階級斗爭早已進到了更高的階段，對于中國的社會關(guān)系和政治形勢，需要更深刻更復(fù)雜的分析，更明了的判斷，而我的那點智識絕對不夠，而且非無產(chǎn)階級的反布爾塞維克的意識就完全暴露了，當時，我逐漸覺得許多問題不但想不通，甚至想不動了。新的領(lǐng)導(dǎo)者發(fā)揮某些問題的議論之后，我會感覺到松快，覺得這樣解決原是最適當不過的，我當初為什么簡直想不到；但是，也有時候會覺得不了解。

此后，我勉強自己去想一切“治國平天下”的大問題的必要，已經(jīng)沒有了！我在十分疲勞和吐血癥復(fù)發(fā)的期間，就不再去“獨立思索”了。一九三一年初就開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極時期，直到現(xiàn)在。從那時候起，我沒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為思想。這并不是說我是一個很好的模范黨員，對于中央的理論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個最壞的黨員，早就值得開除的，因為我對中央的理論政策不加思索了。偶然我也有對中央政策懷疑的時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懷疑了，因為懷疑也是一種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懷疑。

我的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智識，曾經(jīng)在當時起過一些作用——好的壞的影響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不用我自己來判斷——而到了現(xiàn)在，我已經(jīng)在政治上死滅，不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宣傳者了。

同時要說我已經(jīng)放棄了馬克思主義，也是不確的。如果要同我談起一切種種政治問題，我除開根據(jù)我那一點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方法來推論以外，卻又沒有什么別的方法。事實上我這些推論又恐怕包含著許多機會主義，也就是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在內(nèi)，這是“亦未可知”的。因此我更不必枉然費力去思索：我的思路已經(jīng)在青年時期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初步，無從改變，同時，這思路卻同非馬克思主義的歧路交錯著，再自由任意的走去，不知會跑到什么地方去?！钪饕氖俏覜]有氣力再跑了，我根本沒有精力再作政治的，社會科學的思索了。Stop。

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

當我不得不擔負中國共產(chǎn)黨的政治領(lǐng)導(dǎo)的時候，正是中國革命進到了最巨大的轉(zhuǎn)變和震蕩的時代，這就是武漢時代結(jié)束之后。分析新的形勢，確定新的政策，在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階級斗爭最復(fù)雜最劇烈的（路）線匯合分化轉(zhuǎn)變的時期，這是一個非常艱難的任務(wù)。當時，許多同志和我，多多少少都做了政治上的錯誤，同時，更有許多以前的同志在這階級斗爭更進一步的關(guān)口，自覺的或者不自覺的離開了革命隊伍，在最初，我們在黨的領(lǐng)導(dǎo)之下所決定的政策一般的是正確的。武漢分共之后，我們接著就決定賀葉的南昌暴動和兩湖、廣東的秋收暴動（一九二七年），到十一月又決定廣州暴動。這些暴動本身無（并）不是什么盲動主義；因為都有相當?shù)娜罕娀A(chǔ)。固然，中國一般的革命形勢，從一九二七年三月底英、義（美）、日帝國主義者炮轟南京威脅國民黨反共以后，就已經(jīng)開始低落，但是接著而來的武漢政府中的奮斗、分裂……直到廣州暴動的舉出蘇維埃旗幟，都還是革命勢力方面正當?shù)耐旎鼐謩莸膰L試，結(jié)果失敗了——就是說沒有能夠把革命形勢重新轉(zhuǎn)變到高漲的陣容，必須另起爐灶。而我——這時期當然我應(yīng)當負主要的責任——在一九二八年初，廣州暴動失敗以后，仍舊認為革命形勢一般存在，而且繼續(xù)高漲，這就（是）盲動主義的路線了。

原來個別的盲動現(xiàn)象我們和當時的中央從一九二七年十月起就表示反對的；對于有些黨部不努力去領(lǐng)導(dǎo)和爭取群眾，反而孤注一擲或者僅僅去暗殺豪紳之類的行動，我們總是加以糾正的。可是，因為當時整個路線錯誤，所以不管主觀上怎樣了解盲動主義現(xiàn)象的不好，費力于枝枝節(jié)節(jié)的糾正，客觀上卻在領(lǐng)導(dǎo)著盲動主義的發(fā)展。

中國共產(chǎn)黨第六次大會糾正了這個錯誤路線，使政策走上了正確的道路。自然，武漢時代之后，我們所得到的中國革命之中的最重要的教訓，例如革命有在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可能和前途，反帝國主義革命最密切的和土地革命聯(lián)系著等，都是六大所采納的。蘇維埃革命的方針就在六大更明確的規(guī)定下來。

但是以我個人而論，在那時候，我的觀點之中不僅有過分估量革命形勢的發(fā)展以致助長盲動主義的錯誤，對于中國農(nóng)民階層的分析，認為富農(nóng)還在革命戰(zhàn)線之內(nèi)，認為不久的將來就可以在某些大城市取得暴動的勝利等觀念也已經(jīng)潛伏著或者有所表示。不過，同志們都沒有發(fā)覺這些觀點的嚴重錯誤，還沒有指出來，我自己當然更不會知道這些是錯誤的。直到一九二九年秋天討論農(nóng)民問題的時候，才開始暴露我在農(nóng)民問題上的錯誤。不幸得很，當時沒有更深刻的更無情的揭發(fā)?！?

此后，就來了立三路線的問題了。

一九二九年年底我還在莫斯科的時候，就聽說立三和忠發(fā)的政策有許多不妥當?shù)牡胤?。同時，莫斯科中國勞動大學（前稱孫中山大學）的學生中間發(fā)生非常劇烈的斗爭，我向來沒有知人之明，只想彌縫緩和這些內(nèi)斗，覺得互相攻許（訐）批評的許多同志都是好的，聽他們所說的事情卻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實俸為“打倒”對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調(diào)和的立場。這使得那里的黨部認為我恰好是機會主義和異己分子的庇護者，結(jié)果撤銷了我的中國共產(chǎn)黨駐莫代表的職務(wù)準備回國。自然，在回國的任務(wù)之中，最重要的是糾正立三的錯誤，消滅莫斯科中國同志之間的派別觀念對于國內(nèi)同志的影響。

但是，事實上我什么也沒做到，立三的錯誤在那時——一九三○年夏天——已經(jīng)形成了自己的半托洛斯基的路線，派別觀念也使得黨內(nèi)到處抑制莫斯科回國的新干部。而我回來之后召集的三中全會，以及中央的一切處置，都只是零零碎碎的糾正了立三的一些顯而易見的錯誤，既沒有指出立三的錯誤路線，更沒有在組織上和一切計劃及實際工作上保障國際路線的執(zhí)行。實際上我的確沒有認出立三路線和國際路線的根本不同。

老實說，立三路線是我的許多錯誤觀念——有人說是瞿秋白主義——的邏輯的發(fā)展。立三的錯誤政策可以說是一種失敗主義，他表面上認為中國全國的革命勝利的局面已經(jīng)到來，這會推動全世界革命的成功，其實是覺的自己沒有把握保持和發(fā)展蘇維埃革命在幾個縣區(qū)的勝利，黨的革命前途不是立即向大城市發(fā)展而取得全國勝利以至全世界的勝利，就是迅速的敗亡，所以要孤注一擲的拼命，這是用左傾空談來掩蓋右傾機會主義的實質(zhì)。因此在組織上，在實際工作上，在土地革命的理論上，在工會運動的方針上，在青年運動和青年組織等等各種問題上……無往而不錯。我在當時卻辨別不出來。事后我可以說，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國直接領(lǐng)導(dǎo)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末，在實際上我也會走到這樣的錯誤路線，不過不致于像立三這樣魯莽，也可以說，不會有立三那樣的勇氣。我當然間接的負著立三路線的責任。

于是四中全會后，就決定了開除立三的中央委員，開除我的政治局的委員。我呢，像上面已經(jīng)說過的，正感謝這一開除，使我卸除了千鈞擔。我第二次回國是一九三○年八月中旬，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我就離開了中央政治領(lǐng)導(dǎo)機關(guān)，這期間只有半年不到的時間?？墒沁@半年對于我?guī)缀醣任迨赀€長！人的精力已經(jīng)像完全用盡了似的，我告了長假休養(yǎng)醫(yī)病——事實上從此脫離了政治舞臺。

再想回頭來干一些別的事情，例如文藝的譯著等，已經(jīng)覺得太遲了！一九二○年到一九三○年整整十年我離開了“自己的家”——我所愿意干的俄國文學研究——到這時候才回來，不但田園荒蕪，而且自己的氣力也已經(jīng)衰憊了。自然有可能還是可以干一干，“以度余年”的。可惜接著就是大病，時發(fā)時止，耗費了三年光陰。一九三四年一月，為著在上海養(yǎng)病的不可能，又跑到瑞金——到瑞金已是二月五日了——擔任了人民委員的清閑職務(wù)?？墒牵热辉谔K維埃中央政府擔負了一部分的工作，雖然不必出席黨的中央會議，不必參與一切政策的最初討論和決定，然而要完全不問政治卻又辦不到了，我就在敷衍塞責，厭倦著政治卻又不得不略為問一問政治的狀熊（態(tài)）中間，過了一年。

最后這四年中間，我似乎記得還做了幾次政治問題上的錯誤。但是現(xiàn)在我連內(nèi)容都記不清楚了，大概總是我的老機會主義發(fā)作罷了。我自己不愿意有什么和中央不同的政見。我總是立刻“放棄”這些錯誤的見解，其實我連想也沒有仔細想，不過覺的爭辨（辯）起（來）太麻煩了，既然無關(guān)緊要就算了罷。

我的政治生命其實早已結(jié)束了。

最后這四年，還能說我繼續(xù)在為馬克思主義奮斗，為蘇維埃革命奮斗，為著黨的正確路線奮斗嗎？例行公事辦了一些，說“奮斗”是實太恭維了。以前幾年的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的責任，卻決不應(yīng)當因此而減輕的，相反，在共產(chǎn)黨的觀點上來看，這個責任倒是更加重了，歷史的事實是抹殺（煞）不了的，我愿意受歷史的最公開的裁判。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

“文人”

“一為文人便無足觀”，這是清朝一個漢學家說的。的確所謂“文人”正是無所用之的人物。這并不是現(xiàn)代意義的文學家、作家或是文藝評論家，這是詠風弄月的“名士”，或者是……說簡單些，讀書的高等游民，他什么都懂得一點，可是一點沒有真實的智識。正因為他對于當代學術(shù)水平以上的各種學問都有少許的常識，所以他自以為是學術(shù)界的人，可是，他對任何一種學問都沒有系統(tǒng)的研究，真正的心得，所以他對于學術(shù)是不會有什么貢獻的，對于文藝也不會有什么成就的。

自然，文人也有各種各樣不同的典型，但是大都實際上是高等游民罷了。假使你是一個醫(yī)生，或是工程師，化學技師……真正的作家，你自己會感覺到每天生活的價值，你能夠創(chuàng)造或是修補一點什么，只要你愿意。就算你是一個真正的政治家罷，你可以做錯誤，但是也會改正錯誤，你可以堅持你的錯誤，但是也會認真的為著自己的見解去斗爭，實行。只有文人就沒有希望了，他往往連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做的是什么！

“文人”是中國中世紀的殘余和“遺產(chǎn)”——一份很壞的遺產(chǎn)。我相信，再過十年八年沒有這一種智識（分）子了。

不幸，我自己不能夠否認自己正是“文人”之中的一種。

固然，中國的舊書，十三經(jīng)、二十四史、子書、筆記、叢書、詩詞曲等，我都看過一些，但是我是抓到就看，忽然想起就看，沒有什么研究的。一些科學論文，馬克思主義的和非馬克思主義的，我也看過一些，雖然很少。所以這些新新舊舊的書對于我，與其說是智識的來源，不如說是消閑的工具。究竟在哪一種學問上，我有點真實的智識？我自己是回答不出的。

可笑得很，我做過所謂“殺人放火”的共產(chǎn)黨的領(lǐng)袖，可是，我卻是一個最懦怯的，“婆婆媽媽的”，殺一只老鼠都不會的，不敢的。

但是，真正的懦怯不在這里。首先是差不多完全沒有自信力，每一個見解都是動搖的，站不穩(wěn)的。總希望有一個依靠，記得布哈林初次和我談話的時候，說過這么一句俏皮話：“你怎么同三層樓的小姐（一樣），總那么客氣，說起話來，不是‘或是’，就是‘也許’、‘也難說’……等?！逼鋵崳@倒是真心話。可惜的是人家往往把我的坦白當作“客氣”或者“狡猾”。

我向來沒有為著自己的見解而奮斗的勇氣，同時，也很久沒有承認自己錯誤的勇氣。當一種意見發(fā)表之后，看看沒有有力的贊助，立刻就懷疑起來，但是，如果沒有一個另外的意見來代替，那就只會照著這個連自己也懷疑的意見做去?？匆娨环N不大好的現(xiàn)象，或是不正確的見解，卻還沒有人出來指摘，甚至其勢兇兇（洶洶）的大家認為這是很好的事情，我也始終沒有勇氣說出自己的懷疑來。優(yōu)柔寡斷，隨波逐流，是這種“文人”必然的性格。

雖然人家看見我參加過幾次大的辯論，有時候仿佛很急（激）烈，其實我是最怕爭論的。我向來覺得對方說的話“也對”，“也有幾分理由”，“站在對方的觀點上他當然是對的”。我似乎很懂得孔夫子忠恕之道。所以我畢竟做了“調(diào)和派”的領(lǐng)袖。假使我急（激）烈的辯論，那么，不是認為“既然站在布爾塞維克的隊伍里就不應(yīng)當調(diào)和”，因此勉強著自己，就是沒有拋開“體面”立刻承認錯誤的勇氣，或者是對方的話太幼稚了，使我“箭在弦上不得不發(fā)”。

其實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爭論，“和和氣氣的過日子”。

我有許多標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講和氣，希望大家安靜些仁慈些等等。固然從（少）年時候起，我就憎惡貪污、卑鄙……以至一切惡濁的社會現(xiàn)象，但是我從來沒有想做俠客。我只愿意自己不做那些罪惡，有可能呢，去勸勸他們不要再那樣做；沒有可能呢，讓他們?nèi)チT，他們也有他們的不得已的苦衷罷？

我的根本性格，我想，不但不足以鍛煉成布爾塞維克的戰(zhàn)士，甚至不配做一個起碼的革命者。僅僅為著“體面”，所以既然卷進了這個隊伍，也就沒有勇氣自己認識自己，而請他們把我洗刷出去。

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個“戲子”——舞臺上的演員，倒很會有些成績，因為十幾年我一直覺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覺（著）大學教授，扮著政治家，也會真正忘記自己而完全成為“劇中人”。雖然這對于我很苦，得每天盼望著散會，盼望同我談?wù)蔚呐笥炎唛_，讓我卸下戲裝，還我本來面目——躺在床上去極疲乏的念著“回‘家’去罷，回‘家’去罷”，這的確是很苦的。然而在舞臺上的時候，大致總還扮得不差，像煞有介事的。

為甚么？因為青年精力比較旺盛的時候，一點游戲和做事的興會總有的。即使不是你自己的事，當你把它做好的時候，你也感覺到一時的愉快。譬如你有點小聰明，你會擺好幾幅“七巧版（板）圖”或者“益智圖”，你當時一定覺得痛快；正像在中學校的時候，你算出了幾個代數(shù)難題似的，雖則你并不預(yù)備做數(shù)學家。

不過扮演舞臺上的角色究竟不是“自己的生活”，精力消耗有（在）這里甚至完全用盡，始終是后悔也來不及的事情。等到精力衰憊的時候，對于政治舞臺，實在是十分厭倦了。

龐雜而無秩序的一些書本上的智識和累墜（贅）而反乎自己興趣的政治生活，使我麻木起來，感覺生活的乏味。

本來，書生對于宇宙間的一切現(xiàn)象，都不會有親切的了解。往往會把自己變成一大堆抽象名詞的化身。一切都有一個“名詞”，但是沒有實感。譬如說，勞動者的生活，剝削，斗爭精神，土地革命，政權(quán)等……一直到春花秋月，崦嵫，委蛇，一切種種名詞，概念，詞藻，說是會說的，等到追問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就會感覺到模糊起來。

對于實際生活，總像霧里看花似的，隔著一層膜。

文人和書生大致沒有任何一種具體的智識。他樣樣都懂得一點，其實樣樣都是外行。要他開口議論一些“國家大事”，在不太復(fù)雜和具體的時候，他也許會。但是，叫他修理一輛汽車，或者配一劑藥方，辦一個合作社，買一批貨物，或是清理一本賬目，再不然，叫他辦好一個學?！傊瑹o論那一件具體而切實的事情，他都會覺得沒有把握的。

例如，最近一年來，叫我辦蘇維埃的教育。固然，在瑞金、寧都、興國這一帶的所謂“中央蘇區(qū)”，原本是文化非常落后的地方，譬如一張白紙，在剛剛著手辦教育的時候，只是創(chuàng)辦義務(wù)小學校，開辦幾個師范學校，這些都做了。但是，自己仔細想一想，對于這些小學校和師范學校，小學教育和兒童教育的特殊問題，尤其是國內(nèi)戰(zhàn)爭中工農(nóng)群眾教育的特殊問題，都實在沒有相當?shù)闹亲R，甚至普通常識都不夠！

近年來感覺到這一切種種，很愿意“回過去再生活一遍”。

霧里看花的隔膜的感覺，使人覺得異常的苦悶、寂寞和孤獨，很想仔細的親切的嘗試一下實際生活的味道。譬如“中央蘇區(qū)”的土地革命已經(jīng)有三四年，農(nóng)民的私人日常生活究竟有了怎樣的具體變化，他們究竟是怎樣的感覺。我曾經(jīng)去考察過一兩次。一開口就沒有“共同的言語”，而且自己也懶惰得很，所以終于一無所得。

可是，自然而然的，我學著比較精細的考察人物，領(lǐng)會一切“現(xiàn)象”。我近年來重新來讀一些中國和西歐的文學名著，覺得有些新的印象。你從這些著作中間，可以相當親切的了解人生和社會，了解各種不同的個性，而不是籠統(tǒng)的“好人”、“壞人”，或是“官僚”、“平民”、“工人”、“富農(nóng)”等等。擺在你面前的是有血有肉有個性的人，雖則這些人都在一定的生產(chǎn)關(guān)系、一定的階級之中。

我想，這也許是從“文人”進到真正了解文藝的初步了。

是不是太遲了呢？太遲了！

徒然抱著對文藝的愛好和懷念，起先是自己的頭腦，和身體被“外物”所占領(lǐng)了，后來是非常的疲乏籠罩了我三四年，始終沒有在文藝方面認真的用力。書是亂七八糟著（看）了一些，也許走進了現(xiàn)代文藝水平線以上的境界，不致于辨別不出趣味的高低。我曾經(jīng)發(fā)表的一些文藝方面的意見，都駁雜得很，也是一知半解的。

時候過得很快。一切都荒疏了。眼高手低是這必然的結(jié)果。自己寫的東西——類似于文藝的東西是不能使自己滿意的，我至多不過是一個“讀者”。

講到我僅有的一點具體智識，那就只有俄國文罷。假使能夠仔細而鄭重的，極忠實的翻譯幾本俄國文學名著，在漢文方面每字每句的斟酌著也許不會“誤人子弟”的。這一個最愉快的夢想，也比在創(chuàng)作和評論方面再來開始求得什么成就，要實際得多?？上В峙卢F(xiàn)在這個可能已經(jīng)“過時”了。

告 別

一出滑稽劇就此閉幕了！

我家鄉(xiāng)有句俗話，叫做“捉住了老鴉在樹上做窠”。這窠是始終做不成的。一個平凡甚至無聊的“文人”，卻要他擔負幾年的“政治領(lǐng)袖”的職務(wù)。這雖然可笑，卻是事實。這期間，一切好事都不是由于他的功勞——實在是由于當時幾位負責同志的實際工作，他的空談不過是表面的點綴，甚至早就埋伏了后來的禍害。這歷史的功罪，現(xiàn)在到了最終結(jié)算的時候了。

你們?nèi)ニ阗~罷，你們在斗爭中勇猛精進著，我可以羨慕你們，祝賀你們，但是已經(jīng)不能夠跟隨你們了。我不覺得可惜，同樣我也不覺得后悔，雖然我枉費一生心力在我所不感興味的政治上。過去的是已經(jīng)過去了，懊悔徒然增加現(xiàn)在的煩惱。應(yīng)當清洗出隊伍的。終究應(yīng)當清洗出去，而且愈好（快）愈好，更用不著可惜。

我已經(jīng)退出了無產(chǎn)階級的革命先鋒的隊伍，已經(jīng)停止了政治斗爭，放下了武器，假使你們——共產(chǎn)黨的同志們——能夠早些聽到我這里寫的一切，那我想早就應(yīng)當開除我的黨籍。像我這樣脆弱的人物，敷衍、消極、怠情的分子，尤其重要的是空洞的承認自己錯誤而根本不能夠轉(zhuǎn)變自己的階級意識和情緒，而且，因為“歷史的偶然”，這并不是一個普通黨員，而是曾經(jīng)當過政治局委員的——這樣的人，如何還不要開除呢！

現(xiàn)在，我已經(jīng)是國民黨的俘虜，再來說起這些似乎多余的了。但是，其實不是一樣嗎？我自由不自由，同樣是不能夠繼續(xù)斗爭的了。雖然我現(xiàn)在才快要結(jié)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已結(jié)束了我的政治生活。嚴格的講，不論我自由不自由，你們早就有權(quán)利認為我也是叛徒的一種。如果不幸而我沒有機會告訴你們我的最坦白最真實的態(tài)度而驟然死了，那你們也許還把我當做一個共產(chǎn)主義的烈士。記得一九三二年訛傳我死的時候，有地方替我開了追悼會，當然還念起我的“好處”，我到蘇區(qū)聽到這個消息，真叫我不寒而栗，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實在太那個了。因此，雖然我現(xiàn)在已經(jīng)囚在監(jiān)獄里，雖然我現(xiàn)在很容易裝腔作勢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這樣做。歷史是不能夠，也不應(yīng)當欺騙的。我騙著我一個人的身后不要緊，叫革命同志誤認叛徒為烈士卻是大大不應(yīng)該的。所以雖然反正是一死，同樣是結(jié)束我的生命，而我決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

永別了，親愛的同志們！——這是我最后叫你們“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們“同志”的了，告訴你們：我實質(zhì)上離開了你們的隊伍很久了。

唉！歷史的誤會叫我這“文人”勉強在革命的政治舞臺上混了好些年。我的脫離隊伍，不簡單的因為我要結(jié)束我的生命，結(jié)束這一出滑稽劇，也不簡單的因為我的痼疾和衰憊，而是因為我始終不能夠克服自己的紳士意識，我終究不能成為無產(chǎn)階級的戰(zhàn)士。

永別了，親愛的朋友們！七八年來，我早已感覺到萬分的厭倦。這種疲乏的感覺，有時候例如一九三○年初或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間，簡直厲害到無可形容、無可忍受的地步。我當時覺著，不管全宇宙的毀滅不毀滅，不管革命還是反革命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現(xiàn)在已經(jīng)有了“永久休息”的機會。

我留下這幾頁給你們——我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實話，永別了！判斷一切的，當然是你們，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

一生沒有什么朋友，親愛的人是很少的幾個。而且除開我的之華以外，我對你們也始終不是完全坦白的。就是對于之華，我也只露一點口風。我始終戴著假面具。我早已說過：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對于動手去揭穿別人的痛快，就是對于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夠揭穿?，F(xiàn)在我丟掉了最后一層假面具。你們應(yīng)當祝賀我。我去休息了，永久休息了，你們更應(yīng)當祝賀我。

我時常說：感覺到十年二十年沒有睡覺似的疲勞，現(xiàn)在可以得到永久的“偉大的”可愛的睡眠了。

從我的一生，也許可以得到一個教訓：要磨煉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種種“異己的”意識以至最微細的“異己的”情感，然后才能從“異己的”階級里完全跳出來，而在無產(chǎn)階級的革命隊伍里站穩(wěn)自己的腳步。否則，不免是“捉住了老鴉在樹上做窠”，不免是一出滑稽劇。

我這滑稽劇是要閉幕了。

我留戀什么？我最親愛的人，我曾經(jīng)依傍著她度過了這十年的生命。是的，我不能沒有依傍。不但在政治生活里，我其實從沒有做過一切斗爭的先鋒，每次總要先找著某種依傍。不但如此，就是在私生活里，我也沒有“生存競爭”的勇氣，我不會組織自己的生活，我不會做極簡單極平常的瑣事。我一直是依傍著我的親人，我唯一的親人。我如何不留戀？我只覺得十分的難受，因為我許多次對不起我這個親人，尤其是我的精神上的懦怯，使我對于她也終究沒有徹底的坦白，但愿她從此厭惡我，忘記我，使我心安罷。

我還留戀什么？這美麗世界的欣欣向榮的兒童。“我的”女兒，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們。我替他們祝福。

這世界對于我仍然是非常美麗。一切新的，斗爭的，勇敢的都在前進。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偉的工廠和煙囪，月亮的光似乎也比從前更光明了。

但是，永別了，美麗的世界！

一生的精力已經(jīng)用盡。剩下一個軀殼。

如果我還有可能支配我的軀殼，我愿意把它交給醫(yī)學校的解剖宣（室）。聽說中國的醫(yī)學校和醫(yī)院的實習室很缺乏這種科學實驗用具。而且我是多年的肺結(jié)核者（從一九一九年到現(xiàn)在），時好時壞，也曾經(jīng)到（照）過幾次X光的照片，一九三一年春的那一次，我看見我的肺部有許多瘢痕，可是醫(yī)生也說不出精確的判斷。假定先照過一張，然后把這軀殼解剖開來，對著照片研究肺部的狀態(tài)那一定可以發(fā)見一些什么。這對于肺結(jié)核的診斷也許有些幫助。雖然，我對醫(yī)學是完全外行。這話說得或許是很可笑的。

總之，滑稽劇始終是閉幕了。舞臺上空空洞洞的。有什么留戀也是枉然的了。好在得到的是“偉大的”休息。至于軀殼，也許不由我自己作主了。

告別了，這世界的一切。

最后……

俄國高爾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薩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魯定》，托爾斯泰的《安娜·卡里寧娜》，中國魯迅的《阿Q正傳》，茅盾的《動搖》，曹雪芹的《紅樓夢》，都很可以再讀一讀。

中國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東西，世界第一。

永別了！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