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jié)　同盟會成立后革命形勢的發(fā)展

1905年到1911年是舊民主主義革命迅速發(fā)展達到高峰的時期。

同盟會成立之后，立即著手準備發(fā)動武裝起義，并展開宣傳，和堅持改良的君主立憲派進行政治上、思想上的論戰(zhàn)。這些是同盟會對于促進革命高漲的重要貢獻。

革命派與改良派的論戰(zhàn) 革命派在1905年到1906年與改良派進行了激烈的論戰(zhàn)，這在當時具有深刻的思想影響?？?、梁等改良派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接觸愈多，就愈害怕下層群眾起來沖擊舊社會秩序。梁啟超在日本橫濱主辦的《新民叢報》，大力鼓吹“開明專制”，以抵制民主革命思潮。當時國內多數(shù)知識分子還不能分清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思想界限。以西太后為首的清政府，一度也把康、梁等?；庶h和孫中山革命派看作同樣的危險分子。1904年5月軍機處下令把《新民叢報》和革命書報一律查禁。這樣，改良派的宣傳就更容易起著迷惑輿論破壞革命的作用。

1906年，同盟會在《民報》第三號的號外上，列舉12個問題，指出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根本分歧，其中要點是：“《民報》主共和，《新民叢報》主專制”；“《民報》以政府惡劣，故望國民之革命；《新民叢報》以國民惡劣，故望政府以專制”；“《民報》以為革命所以求共和，《新民叢報》以為革命反以得專制”。此后一年多中，雙方的爭論集中于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實行民主政治，要不要改變土地所有制這三個問題上。

首先，改良派宣傳，革命要引起“暴動”、“內亂”，要招致外國的干涉和“瓜分”，因此要“愛國”就不應革命。革命派駁斥說，清政府不斷出賣土地和利權，要愛國就必須推翻清政府，而改良派所愛的“國”實際上就是這個“洋奴”政府。革命派指出清政府是帝國主義的工具，這是他們進步之處，但沒有堅持反對帝國主義的干涉，而希望避免“群眾暴動”，希望“有秩序”地進行革命，希望依靠單純的軍事暴動迅速推翻清政府了事，這種幻想是資產階級軟弱性的表現(xiàn)。

其次，改良派誣蔑中國人民沒有行使共和國公民的政治權利的能力，連實施君主立憲一時都談不到，還要經過十年以上的“開明專制”。革命派以美、法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證明，不革命就連立憲也得不到，同時以西方資產階級的“天賦人權說”駁斥改良派反對共和的謬論。指出“興民權、改民主”才是中國的出路。革命派除了搬用西方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這些口號而外，并沒有可以對于廣大下層群眾發(fā)生實際影響的理論武器，因而對自己所提出的“民權”“民主”不能賦予應有的群眾性內容。但是他們能夠指出人民群眾解脫專制壓迫之后就有能力實行民主政治，這在當時是很先進的觀點。章炳麟在《民報》第四號上以犀利的筆鋒駁斥康、梁的論點。他說：“夫謂國民不可革命而獨可立憲者，何也？豈有立憲之世，一人圣明于上，而天下皆生番野蠻者哉！”“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開之，而但恃革命以開之。”這成為一時傳誦的警句。

最后，改良派以梁啟超為代表，宣稱地主占有土地是不可剝奪的、“正義”的權利，“土地國有”是危及“國本”，并且表示對革命派所提出的其他問題還可以商量，這個問題絲毫不能讓步。這種主張說明了資產階級右翼分子與地主階級的密切聯(lián)系。革命派從“土地為生產要素”、“本不當有私有者” ，指出地主占有土地的不合理性質。他們從地主壟斷土地、農民反而淪為佃農指出“地權失平”，從生產者遭受“徒手坐食”的“地主強權”壓迫指出“人權失平”。急進的民主主義者把自身對于勞動群眾的熱烈同情和法律理論結合，從而提出“貧民革命”的法理根據(jù)，給改良派以一個有力的打擊。

在這兩年的論戰(zhàn)中，革命派以小資產階級的急進的民主主義觀點戰(zhàn)勝了改良派的反動理論，推動了思想潮流的進步。但是在要不要反對帝國主義和要不要依靠農民群眾進行革命這兩個關鍵問題上，革命派在論戰(zhàn)中采取猶豫回避的態(tài)度，沒有明確提出反帝反封建的任務，也就不可能給敵人以毀滅性的打擊。

同盟會聯(lián)絡會黨力量發(fā)動武裝起義 同盟會把武裝斗爭放在革命運動的首要地位。他們首先從聯(lián)絡會黨下手。

1906年江西萍鄉(xiāng)和湖南的瀏陽、醴陵一帶農民群眾舉行了起義。這次起義是由同盟會派人聯(lián)系會黨發(fā)動組織的。起義軍迅速占領了幾個州縣，清政府調集了五六省軍隊才把起義鎮(zhèn)壓下去。

萍瀏醴起義大大鼓舞了革命情緒。1906年和1907年之間，光復會革命黨人陶成章、徐錫麟和女革命者秋瑾等在浙江繼續(xù)聯(lián)絡會黨。秋瑾以紹興大通學堂為據(jù)點，招致金華、處州、紹興三府各屬會黨首領，運動杭州軍、學兩界，約定起義，但缺乏嚴密的組織，號令也不統(tǒng)一。1907年6月，紹興、嵊縣和金華各處先后單獨發(fā)動起義失敗。徐錫麟在匆促中刺殺安徽巡撫恩銘，希望以冒險的軍事暴動奪取安慶，結果徒以身殉。隨后秋瑾在紹興也被捕壯烈犧牲。

孫中山在不及一年的時間中，接連六次發(fā)動了兩廣和云南沿邊的武裝起義，即潮州黃岡起義（1907年5月），惠州七女湖起義（6月），欽州、廉州、防城起義（9月），鎮(zhèn)南關（今友誼關）起義（12月），欽州馬篤山起義（1908年3月）和云南河口起義（4月）。孫中山在鎮(zhèn)南關起義中親自參加戰(zhàn)斗。這些起義給人民群眾以很大的鼓舞。但起義本身基本上都是依靠地方性的會黨組織，或是通過會黨聯(lián)系自發(fā)斗爭的群眾，由同盟會派人前往領導，給予金錢和軍火的援助，如潮、惠、欽、廉諸役；或是以會黨組織小型敢死隊企圖奪取一個據(jù)點（如馬篤山和河口之役）。這些缺乏群眾性的軍事冒險行動都只能歸于失敗。

革命派內部的分歧 同盟會雖然在組織的形式上把各革命團體的成員統(tǒng)一起來，但它們的行動依然是分散的，意見也往往是分歧的。這造成了同盟會內部的不團結。華興會的宋教仁、劉揆一反對孫中山和胡漢民等只注意在南部發(fā)動起義。1907年，同盟會中四川、兩湖會黨頭目張伯祥等另組“共進會”，并把同盟會綱領的“平均地權”改為“平均人權”。陶成章也以光復會名義單獨活動。小資產階級革命者具有滿腔的革命熱情，但是脫離群眾、急于求成、不能從失敗中吸取經驗教訓。多數(shù)人認為會黨不足與謀事，因而主張把工作專注于聯(lián)系新軍，不知應該深入發(fā)動農民群眾。少數(shù)人如汪精衛(wèi)竟然希望以暗殺清朝親貴僥幸一逞。

人民群眾的反抗斗爭形勢正在蓬勃發(fā)展。這些自發(fā)性的斗爭，在1906年和1907年有記錄可查的將近200次。群眾愛國運動也在不斷發(fā)生，規(guī)模較大的如1907年江、浙人民為了滬杭甬鐵路借款而掀起的反英運動。立憲派為了切身的利害關系，在這些運動中表現(xiàn)得十分活躍。

清政府的“預備立憲”和立憲派的立憲運動 在西太后統(tǒng)治的最后兩三年中（1906—1908年），清政府企圖以宣布“預備立憲”來抵制革命影響，并爭取資產階級立憲派和地方紳士的支持。1906年8月，西太后根據(jù)考察憲政回國的清宗室載澤等五大臣的意見，采取“以退為進”的辦法，下詔預備立憲。1907年，又宣布在中央籌設資政院，在各省籌設咨議局。于是立憲派的政治團體，在各地紛紛成立，其中較大的如江、浙以張謇等為首的“預備立憲公會”，湖南的“憲政公會”，廣東的“自治會”。這些團體是資產階級上層人物和地方封建勢力代表的集合。他們主張用“叩頭請愿”方式促使立憲實現(xiàn)。康、梁的“保皇會”從1907年初改組為“帝國憲政會”。同年7月，梁啟超在東京成立類似政黨的“政聞社”組織，向國內進行聯(lián)絡，標榜要求實行國會制度，建立責任內閣，借以抵制革命派的活動。但他在西太后心目中仍是罪在不赦，政聞社在第二年就被查禁消滅了。

在統(tǒng)治力量日趨解體的形勢下，清政府利用“預備立憲”的招牌，在1907年以“改官制”為名，把權力集中在滿洲貴族手里，同時減削地方督撫的權力，把其中最有勢力的張之洞和袁世凱內調，給予軍機大臣名義，奪去實權?！爸醒爰瘷唷笔歉锩鼊萘毫ο虑褰y(tǒng)治集團內部呈現(xiàn)裂痕的一種表現(xiàn)。1908年，西太后以“九年后實行立憲”答復江浙立憲派的請愿運動，在同時頒布的《欽定憲法大綱》，也是毫無誠意的表示。光緒三十四年十月即1908年11月，光緒帝、西太后在兩日之中先后死去。溥儀繼立，改元宣統(tǒng)(1909—1911年）。溥儀年幼，其父載灃以攝政王監(jiān)國。以載灃為首的統(tǒng)治集團依然沒有改弦更張的打算。

帝國主義侵華勢力調整相互關系 日俄戰(zhàn)爭后兩三年中，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勢力已經有了重要的變化和調整。一方面歐洲各帝國主義忙于準備世界大戰(zhàn)，急于重新調整它們之間的關系。英國利用第二次英、日同盟（訂立于1905年8月）和英、法資本在華合作侵略的關系，促使日、法互相承認其在中國和越南的侵略地位，再以法國居中促使日、俄達成對中國東北劃分侵略范圍的諒解，最后由法國調處沙俄和英國在亞洲各地侵略勢力的關系。因此1907年日法協(xié)定、日俄協(xié)定和英俄協(xié)定相繼成立，瓜分中國若干地區(qū)的陰謀正在暗中進行著。另一方面，美國從日本軍國主義的支持者變成了主要的競爭者。1907年，清政府改變東北官制，新任東三省總督的徐世昌和奉天巡撫唐紹儀都是袁世凱系人物。袁世凱本人當時正任外務部尚書。于是1907—1908年美國通過袁系進行東北的“新法鐵路”和“東三省銀行”的交涉，陰謀逐步控制中國。但是由于英、法、日、俄關系的調整，1908年美國也和日本成立諒解 ，保持其單獨進行侵略的計劃。

美帝國主義的宗教、文化活動 配合經濟侵略，美帝國主義也沒有放松精神上的奴化和滲透活動，某些教會勢力把一些傳教和文化、慈善事業(yè)看作他們滲透和控制中國的手段。有的美國傳教士 就公然說，這是“使用最圓滿、最巧妙的方式來控制中國的發(fā)展”,“使美國在精神的、商業(yè)的影響上，取回最大可能的收獲”。 1908年，美國國務院將“庚子賠款”未付的一部分“退還”中國，借以吸引中國學生赴美留學，并在中國辦理文化事業(yè)，希望這樣在知識分子中造成一批親美勢力。

美國在東三省的侵略活動四國銀行團的成立 從1909年到1911年，帝國主義對中國利權的爭奪達到白熱化的程度。日、俄、英帝國主義以1910年的日、俄第二次協(xié)約和1911年英、日第三次同盟為基礎，加強合作侵略中國。美國為了打破和日本競爭中的孤立狀況，在1909年聯(lián)合英國奪取在東北修筑錦璦鐵路的權利。美國國務卿諾克斯在同年11月提出所謂“滿洲鐵路中立化計劃”，企圖由美國控制東北所有鐵路。1911年，美國又提出目的在于控制東北農業(yè)的計劃。長江更是帝國主義紛紛逐鹿的場所?；洕h鐵路（1905年收回商辦）和川漢鐵路（同年由地方決定商辦）在1908年都被郵傳部內定收為國有。張之洞在1909年6月和英、法、德三國銀行訂立“湖廣鐵路借款合同”。美國要求參加借款，并在國內成立包括摩根公司、坤洛公司、花旗銀行和哈里曼（所謂“鐵路大王”）等在內的銀團，和英、法、德資本家合組“四國銀行團”，打算控制中國的財政、金融并壟斷對清政府的貸款。1910年5月，四國銀行團在巴黎議決湖廣鐵路借款總額應為600萬鎊，四國均分。清政府在人民憤怒的抗議之下，一時不敢簽字。

親貴攬權與立憲派請愿早開國會 在革命潮流高漲的形勢下，清朝政府一面加緊投靠帝國主義，一面極力把政權集中在少數(shù)年輕的皇族親貴手里。1909年，攝政王載灃在罷斥袁世凱之后，就和載洵、載濤兄弟三人總攬陸海軍權。在1909年和1910年先后成立的各省咨議局和北京的資政院中，立憲派都占優(yōu)勢，形成了一個政治勢力。立憲派打算以敦促清政府早開國會來分取一部分政權。立憲派主要人物張謇以江蘇咨議局議長身份，在1909年底集合十省咨議局代表組織“國會請愿同志會”，并在1910年連續(xù)舉行三次大請愿。但他們所得到的答復只是“預備立憲”時間縮短為五年的空話。在資政院中，由各省咨議局選出的議員，還組織一個“憲友會”，和“敕選議員”也就是純粹的封建官僚對抗。這些官僚議員也先后組織了一個“憲政實進會”和另一個更小的團體“辛亥俱樂部”。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成立“責任內閣”。這實際上是一個“皇族內閣”，在內閣大臣13人中滿蒙貴族占了9人，其中皇族又占5人。軍權、政權的高度集中引起了漢族軍閥、官僚和資產階級立憲派的普遍不滿，造成清政府完全孤立搖搖欲墜的局面。

群眾反抗斗爭的新高潮 下層群眾的反抗斗爭，到1910年，已經形成了全國范圍的新高潮。各地人民反對清政府借“新政”名目苛索侵擾（如戶口捐、自治捐、學堂捐）的斗爭風起云涌。這一年，江蘇全省有一半州縣發(fā)生抗捐斗爭，“聚眾毀學、拆屋傷人之事，幾于無地不有，無日不有”。河南許多州縣人民反對“自治捐”，往往數(shù)萬人集合拆毀縣署。山東萊陽農民在五月間反對“新政”勒索，數(shù)萬人圍攻縣署，“搗大戶、捉富豪”，并發(fā)展為武裝起義。廣西人民武裝斗爭遍及數(shù)十州縣，發(fā)出“官逼民反，紳逼民變”的憤怒呼聲。全國各地反對官府、地主、土豪、劣紳的農民抗捐、抗租斗爭，如怒火般遍地燃燒起來。這一年，長江流域各地災情嚴重，官僚、地主、奸商和外國洋行囤積抬價，并偷運米糧出口，于是沿江中下游各省人民紛紛掀起搶米風潮。長沙人民由搶米斗爭發(fā)展為數(shù)萬人焚燒巡撫衙門、銀行、稅局、教堂、洋行以至日本領事館的大規(guī)模反帝反封建斗爭。這種形勢促使革命派在各地加緊進行醞釀起義的工作。

各地群眾反對帝國主義掠奪鐵路礦山的“收回利權”斗爭，也在蓬勃地發(fā)展。1907年，江浙人民反對英國奪取滬杭甬路權。晉、豫人民要求從英國公司手里收回兩省礦權。冀、魯、豫三省人民要求從英、德兩國手中收回津鎮(zhèn)（津浦）路權。1909年，山東人民要求收回嶧縣中興等煤礦的德國股份，安徽人民要求廢除英國開采銅官山煤礦合同。云南人民成立“保地會”，反對法國修建滇越路。1910年，山西、河南、山東、云南、東北各地人民要求收回礦權。特別是1909年到1910年川、鄂、湘、粵四省人民要求收回粵漢、川漢鐵路的斗爭，以巨大的聲勢沖擊著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經濟勢力。在一些斗爭中，革命派通過所聯(lián)系的群眾，推動督促立憲派控制的咨議局進行一定的反抗斗爭，如山西、云南都有這種情況。

同盟會的兩次廣州起義 孫中山看到革命形勢的新發(fā)展，連續(xù)指示同盟會的一些負責者，要他們乘機發(fā)動起義。在1910年2月和1911年4月，同盟會兩次在廣州起義，但這些仍然都是單純的軍事冒險，結果都失敗了。在有名的第二次廣州起義即黃花崗起義中，同盟會從各地調來的許多重要骨干在起義戰(zhàn)斗中壯烈犧牲。葬于黃花崗的七十二烈士的英勇事跡，振奮了全國的人心，對于革命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保路運動 清政府變本加厲投靠帝國主義。1911年1月，大買辦盛宣懷被任為郵傳部尚書，和帝國主義磋商大批借款。4月15日，清政府以“改革幣制”和“振興東三省實業(yè)”為名，和英、美、法、德四國銀行團訂立了1000萬鎊借款協(xié)定，接著又同意向日本1000萬日元借款的要求。5月8日，以奕劻為首的新內閣成立。第二天，在帝國主義策動和盛宣懷力主之下，清政府不顧一切，以上諭宣布川漢、粵漢鐵路收為國有，另諭“借款正合同簽字勢難久延”。同月20日，全長1800公里的國內主要鐵路干線的修筑權，就在600萬鎊借款的名義下被斷送了。

作為辛亥革命前奏的各省人民保路運動開始了。川漢、粵漢鐵路都是在各省集資籌辦，四川是按地租3%出谷米作為鐵路股本。在“國有”的名義下，這些資金被清政府沒收干凈，路權又被清政府出賣給帝國主義。因此在鐵路問題上，各省人民以及地主紳商、立憲派都跟清政府和帝國主義發(fā)生了切身利益上的直接沖突，形成為具有廣泛群眾性的保路運動。立憲派力求控制這個運動。川、鄂、湘、粵四省的紳商先以請愿方式要求鐵路仍歸商辦，然后又退一步要求把民間股本改為股票發(fā)給股東，但都遭到清政府的拒絕。7月間，各省咨議局要求“另簡大員組織內閣”，也遭到清政府的斥責。立憲派對清政府也絕望了，只好另謀出路。保路風潮和有關各界人民群眾的革命運動迅速地配合起來。湖北宜昌幾千筑路工人和清軍發(fā)生武裝沖突。湖南長沙、株洲萬余工人罷工示威。各地紛傳會黨克期攻城、攻署的消息。特別是在保路風潮最激烈的四川，運動發(fā)展到全省一百四十余縣，參加“保路同志會”的各地人民達到數(shù)萬人，會黨也乘機公開活動。9月7日，四川總督趙爾豐在督署前槍殺請愿群眾數(shù)十人。在這個大慘案發(fā)生之后，革命黨人和會黨在各地組織“保路同志軍”進行武裝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