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鄭天挺（1899—1981）自1924年起任教于北京大學。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后，鄭天挺組織安排北大師生南下，先后任教長沙臨時大學、西南聯(lián)大歷史系，并任聯(lián)大總務長，負責北大、清華、南開三校事務。
近日，由鄭天挺子女授權、中華書局整理校訂的《鄭天挺西南聯(lián)大日記》即將出版。日記自1938年1月1日起，至1946年7月14日訖，除少數(shù)缺失外，基本完整記錄了鄭天挺在西南聯(lián)大的工作、教學、交游、學術研究和生活狀況等。尤其幸運的是，作為史學家的鄭天挺，非常注重史實和細節(jié)的記錄，因此為后人留下諸多寶貴資料。
鄭天挺中年喪妻，抗戰(zhàn)期間只身一人南下，將幾個仍在上學的子女留在北平。鄭天挺小女鄭晏當時擔任“小管家”，對那段生活記憶深刻，現(xiàn)年已95周歲的她將這段經歷口述，并由女兒黃培記錄整理、弟弟鄭克揚審訂。借由《鄭天挺西南聯(lián)大日記》出版的契機，鄭晏特此將此份口述授權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刊發(fā)。另，澎湃新聞經中華書局授權，又將《鄭天挺西南聯(lián)大日記》中相對應內容穿插在文中，試圖將史實的兩方面呈現(xiàn)出來。
“七七事變”前家里的情況
我叫鄭晏，1923年的農歷六月初八，出生于北京，祖籍福建長樂。
長樂是個人杰地靈的地方，長樂鄭氏家族歷史悠久，我的高祖父鄭迋珪是道光甲辰年（1844）進士，我的祖父鄭叔忱是光緒十六年（1890）進士（在北京國子監(jiān)晚清進士碑上有名字），授庶吉士，長期在翰林院任職，后在京師大學堂（即北京大學前身）任教務提督（教務長）。鄭迋珪和鄭叔忱祖孫進士，在當?shù)貍鳛榧言挕?/p>
我父親鄭天挺（1899—1981，字毅生），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學、廈門大學、浙江大學、西南聯(lián)合大學、南開大學等校，曾任北京大學秘書長、西南聯(lián)大總務長、南開大學副校長、《中國歷史大詞典》總編、中國史學會主席團主席，是我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
1938年8月9日鄭天挺留影
按照長樂鄭氏的族譜排序，我們這輩人是第二十世，名字排“日”字頭，如我叫鄭晏、我大弟叫鄭克昌，二弟叫鄭克晟，小弟叫鄭克昜（揚/揚）；唯獨我姐姐叫鄭雯。
我母親是江蘇泰州人，按照中國舊俗，母親很小的時候，由長輩做主與父親訂的娃娃親。她比父親大兩歲，結婚之前他們從沒有見過面。到了結婚年齡女孩該出嫁了，周家就把姑娘送到了北平。周家清朝時是泰州的鹽商，家庭生活富裕，擁有一套八十多間房屋的大宅院。清末民初，周家開始敗落，外公是當?shù)剌^有名的畫家，靠出賣字畫和出租祖屋生活。按當?shù)亓曀?，女方陪嫁要帶很多東西，春夏秋冬四季成套的衣服，首飾、絲綢和梳妝臺等，連馬桶都帶來了。周家怕姑娘嫁到北方生活不習慣，還特意帶個老保姆過來照顧她的生活。
1921年秋天，父親與母親結婚。母親在泰州讀過私塾，雖文化水平不高，但知書達理，是位典型的賢妻良母?；楹髢扇讼嘤H相愛，關系極為和睦。此時父親還在北大文科門讀研究生，家庭負擔較重，便開始各處兼職。父親母親攜手共建溫馨家園，生活幸福美滿。
那時北大教授時常舉辦家庭聚會，父親受邀后總是一個人前往。一次校長蔣夢麟的夫人問他為什么不帶夫人來，父親說母親受的是中國傳統(tǒng)教育，不太習慣社交活動。幾位教授夫人就動員父親以后帶母親來，還對母親進行了穿衣打扮的指導，帶她去商店買了西式毛皮大衣、呢子大衣和皮鞋，囑咐她以后外出再不要穿斗篷了。母親第一次參加聚會時完全變了個樣，穿著西式呢大衣和皮鞋，朋友們特意在學校二院給她和父親照了張像留作紀念。后來父親再參加教授們的家庭聚會就都帶著母親，母親也與那些教授夫人成了好朋友。
1937年農歷大年除夕那天，全家人正準備歡度春節(jié)，母親突然肚子痛。痛的很嚴重，家人急忙將其送往醫(yī)院。母親住院期間，我和姐姐輪流照顧她，我上午值班，姐姐下午值班。當天上午，母親精神狀態(tài)還很好，與我說了些家常話。后來姐姐來接班，我就離開醫(yī)院回了家。大約下午4點鐘，姐姐提前回到家。我問她：“發(fā)生了什么事請？”她說：“不知道。”是大人們讓她回家的。將近天黑的時候，父親回到家里，神情非常沮喪，一句話也沒講。陸陸續(xù)續(xù)地，北大校長蔣夢麟，教授章川島、羅常培、陳雪屏、樊際昌等人的夫人都來到我家，客廳里坐滿了人。我們五個孩子就躲在臥室里聽大人講話，得知母親在做手術時發(fā)生醫(yī)療事故，永遠地離開了我們。我們五個孩子一聽，抱在一起大聲痛哭。那年姐姐和我13歲，大弟10歲，二弟6歲，小弟只有3歲。世上只有媽媽好，過去在母親的愛撫和養(yǎng)育下，我們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現(xiàn)在沒有母親了，我們再也無法享受母愛了，今后的日子該如何過？……想到這，心里更加難過。
鄭天挺夫人和五個孩子
在場的朋友極力主張與醫(yī)院打官司。父親說：“人已經死了，如果打官司能將人活過來，我就打，否則打這場官司有什么用？”一場醫(yī)療事故就這樣不了了之了。
突如其來的災難降臨我家，全家籠罩在悲痛之中，父親更是沉痛不已。母親驟逝，父親毫無思想準備，悲痛萬分，每天除了按時上、下班，回家以后就一個人進入書房念佛，懷念母親。我們五個孩子仿佛一下子都長大懂事了，大家商量好，在父親面前不再提“娘”（我們管母親叫娘）任何話，怕增加父親的痛苦。此后若干年里，曾有多位親朋好友勸說父親續(xù)弦，以便照顧他的生活，照顧我們健康地成長；而父親怕續(xù)弦以后我們幾個孩子受委屈，堅持不再結婚，一直過著鰥夫的生活。
“七七事變”，父親離開北平
時間很快到了夏天，日軍在北平附近挑起沖突，發(fā)生“七七事變”，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當時正值暑假期間，北大校長蔣夢麟、文學院長胡適等人都去廬山開會，不久學校教務長樊際昌及法學院長周炳麟等人也離開北平南下，當時北大的事情全由父親一個人負責。事發(fā)突然，北平在日軍的包圍下，情況十分危急，北平各大學的負責人幾乎每天都在北大開會，研究如何應付新的局面。當時學校留在校內的學生多數(shù)經濟上非常因難。最后經大家研究后，父親決定留在學校經理諸事。1937年7月28日，日寇進城，形勢更加惡化。趁日軍沒進北大校園，父親組織人力將學校的一些圖書和儀器等裝箱，以備南運保護。日軍進城后，面對日寇的威脅、恐嚇，父親臨危不懼，堅持每天上班，沉著鎮(zhèn)定地與敵人周旋，維持學校局面。那時北大校園有三個校區(qū)，理學院在景山東街的松公府，文學院在沙灘紅樓，法學院在北河沿。當時人心惶惶，已無人上班，多數(shù)教職工都想盡早撤離危城，但苦于沒有路費而已。
鄭天挺日記1940年8月31日：當二十六年，敵陷北平，全校負責人均逃，余一人綰校長、教務長、文理法三學院院長、注冊主任、會計主任、儀器委員長之印。臨離北平，解雇全校職員、兼任教員及工友。
8月8日，傳說日本憲兵隊要逮捕父親。父親的表姐夫力舒東即把父親安置在西長安街自己開辦的尚志醫(yī)院三樓病房，并對護士有所交代。但他僅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瞞過護士悄然離去，因為北大校內和校外許多事情還等待他來處理。那些日子父親沒有回過家，我們也不知道他住在何處。直到10月18日偽維持會把學校貼了封條，父親才不去上班，學校同仁有事改到家中找他。
10月接到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在湖南長沙組成長沙臨時大學的通知，父親又給長沙寫信催促匯款，10月底一萬元匯款寄到，父親當即分送給各位教授（當時北大只發(fā)給了教授個人的路費），并送同仁陸續(xù)南下，留在北平城的同仁也給了幾個月的生活費，北平沒法呆了。
鄭天挺日記1946年7月7日：（民國）二十六年今日，倭虜啟釁，其年冬，余將北平北大諸事結束，并協(xié)助教授同人南下，資遣職員同人及工友畢，余遂只身南下，留兒輩于北平，含辛茹苦者九年，而氣未嘗稍餒，固知必有今日。九年中所懷念，惟兒輩耳。余詩所謂“萬里孤征心許國，頻年多夢意憐兒”，即當時之心境。
11月17日清晨，天氣寒冷，父親留下我們幾個無人照顧的孩子，只身與羅常培、魏建功等教授同車赴天津南下。那是停運后北平開往天津的列車，乘車的人很多，包括許多日本人。北大事務科的梁科長特意多派輛車，讓姐姐、我和大弟一起送父親，我們心里都很難過，身邊沒有一位親人了，今后的日子怎么過？父親告訴我說：“每月到東城一位叫沙鷗的女老師家去取100元錢，作為每月的生活費用”。大家正在依依惜別時，突然兩個日本人走到父親面前命令跟他們走，氣氛頓時緊張起來，我更是驚慌失措，心都快跳到了嗓子眼兒，默默地想：“不好了！日本人在家都沒有抓住父親，在車站把父親抓住了……”所有人都焦急萬分，祈盼父親平安歸來。火車快開了，我們看見父親沉著鎮(zhèn)定地朝我們走來，因為站臺和車上還有許多日本人，父親也不便多說話，泰然自若地向我們點頭示意“安全了”。
《鄭天挺西南聯(lián)大日記》
火車開走后，大家懸著的心才放下來。他們是北大教授中最后一批南下的人，以后他們乘船達香港，又經梧州、衡陽達長沙。父親苦撐北大殘局，保護北大師生安全撤離北平，博得師生的普遍贊譽。當時湖南《力報》連續(xù)報道《淪陷后的平津》述及“北大鄭某支柱艱危，忍辱負重……”上海《宇宙風》等雜志也都對父親“不畏艱險、苦撐危局，又富正義感的愛國精神”予以肯定與報道。
叔叔承擔重任，成為監(jiān)護人
父親離開北平第二年，我們家開始由叔叔當家。我叔叔鄭少丹北平民國大學畢業(yè)后，于1930年夏天赴日本留學，在日本東京明治大學法律系深造?！熬乓话耸伦儭焙螅捎谒谌毡就袊鴮W生參加“抗議日軍侵華游行”等活動，受到日本警局監(jiān)控。1932年一批愛國留日學生集體回國，其中就有叔叔。他回國后供職上海法院。
1937年末南京失守后，叔叔也失去了工作，撤到湖南。這時北大正準備從長沙遷往昆明，父親即邀請叔叔在株州相會，表示一個人實難分身，勸叔叔返回北平，代為照顧我們幾個孩子。叔叔許諾，遂幾經輾轉，于1938年春回到北平，為保持中國人的骨氣，對抗日軍的統(tǒng)治，他堅持不去為日偽政府工作，始終在家閑居。
當年我們家住在西城區(qū)小醬坊胡同23號前院。小醬坊胡同位于西單北大街的路東，是一條“之”字形胡同，南端西起西單北大街，北端至大醬坊胡同，長960米。明代稱為醬黃胡同，因醬菜作坊而得名。我家23號院，位于胡同西端，緊靠馬路。隔壁22號院是邢瑞（字勉之）家住宅，庭院也很大。往東北拐不遠處有個神秘的大院是第七集團軍總司令傅作義家。
小醬坊胡同23號院在滿清時是個公主府，三進院落，院內寬綽疏朗，各室都有走廊相連，居住起來十分方便。特別前二進院子都有花園，我家住前院，院落栽了個大藤蘿架，還有果樹和花壇，使我們盡享大自然的美好。最有特點的是屋前有個寬走廊，像個戲臺子，上面擺著桌椅，充滿文化氣息，夏天可以在那兒乘涼，也可以擺上桌子請客吃飯，坐滿兩桌客人也不覺得擁擠。此宅院的主人是中國著名的大律師張耀曾。解放后小醬坊胡同23號的門牌號改為31號，現(xiàn)為中組部幼兒園，前院房屋末改，院子變成幼兒游戲場。
鄭天挺日記原件（1938年1月1日）
好景不長，日軍要強占小醬坊胡同23號院，使全家頓時大亂。面對日軍的淫威，比較好的辦法就是拖延搬家時間。叔叔是日本留學生，能講一口流利的日語，當日軍再催促搬家的時候，叔叔就出來與他們周旋。日軍一看叔叔留學過日本，就放松了監(jiān)視，答應搬家可推遲幾天。叔叔一方面準備找房子搬家，另一方面與上海的張耀曾聯(lián)系，建議他們盡快把房子賣掉，如果房屋被日軍強占，就一分錢也得不到了。
和平年代要在十幾天之內賣掉一個大宅院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況在兵荒馬亂的戰(zhàn)爭年代，誰還敢購房置業(yè)呢？幾經周折，張耀曾的私宅被當時偽北平商會會長鄒泉蓀以較低的價格買走，我們則搬到了西城區(qū)前毛家灣胡同。
我們搬到西城區(qū)前毛家灣胡同后住在1號的東院和后院，是租賃中國經濟史學家黃序鹓先生的私房。黃序鹓先生是經濟史學家，敬重我父親的為人，收取了較低的租金。這是一條寧靜的小胡同，我家搬到這里后，幾個孩子就轉學到離家較近的學校讀書。為防止日寇繼續(xù)迫害，我與弟弟們商量好，以后要是外人問父親是干什么的，我們就說是商人在外地做買賣。父親在昆明西南聯(lián)大教書的消息被我們隱瞞了八年，直到抗戰(zhàn)勝利。
“七七事變”后的生活來源：最初北大校長蔣夢麟攜帶夫人去了昆明，他家在前毛家灣胡同5號的私房由一位老管家照看，日軍進入北平后這套房子就租給了日本人。第一個日本人是個醫(yī)學教授，比較守規(guī)矩，每月交房租100元，老管家交給北大留守北平的沙鷗女士，我每月到家住東城的沙老師那兒領取，父親則在昆明把錢還給蔣夢麟。
一年多后沙鷗老師通知我：“這錢沒有了，不要來取了?！焙髞淼弥Y夢麟的房子被日本浪人強占。生活來源僅靠父親不定期寄來的生活費已經是入不敷出，以后我家以“當賣”家物補貼家用，時間一長，值錢的東西也變賣光了。1941年迫于經濟壓力，叔叔不得不到外面工作，先在國立華北編譯館（北海北門內）擔任編輯，后又任偽北京大學法學院講師，收入微薄，經濟難以維持。他按照父親“再困難也不要讓孩子失學”的要求，堅持供養(yǎng)我們幾個孩子上學，但把我們的生活費降到最低，一年四季只能吃窩頭和咸菜。
在淪陷區(qū)遭受的屈辱生活
日軍占領北平初期，北平還屯有大量的生活物資，糧食供應充足，物價尚穩(wěn)定，錢還值錢，生活與過去沒有太大變化。那時我家的生活來源主要靠父親過去存的電燈股票以及他定期給我們的生活費，由叔叔統(tǒng)一管理。
隨著日軍加緊掠奪淪陷區(qū)，北平物資嚴重匱乏，物價飛漲，民不聊生，市民的基本生活都得不到保障。1939年北平發(fā)生糧荒，日偽政府開始執(zhí)行糧食的配給制度。1942年華北出現(xiàn)了亙古未有的大饑荒，配給的糧食也不能保證了，只給混合面和雜豆吃，市民開始掙扎在饑餓線上。從1940年起，中國人口死亡率一直在10%左右，1943年高達21%，北平市民深陷水深火熱之中，生活苦不堪言。
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日軍對北平的糧食供應越來越少，最開始供應一次糧食可維持三至五天生活，后來只能維持兩天，最后一人供應兩斤糧食，要維持若干天。糧食有玉米面、玉米豆、豆餅、雜豆、混合面等。玉米面是最好的糧食，白面從來沒賣過。所謂混合面，實際除了少量豆面外，大都是豆餅、豆渣、掃倉庫的庫雜糧等合在一起磨成的灰黑色面粉，面里混有許多麻線、羊毛等雜質。我每天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拿個舀子摘除糧食里的雜毛，篩干凈中午才能蒸窩頭。窩頭蒸熟以后怪味刺鼻，粘得難以下咽，吃后還要漲肚。
鄭天挺日記原件（1939年5月1日）
那時糧食供應不在糧店而在胡同里，為了買到有限的配給糧食，市民們早早地就得在胡同里排隊。我家保姆老張媽經常在凌晨4點就去排隊，管理人員在她的棉襖袖子上寫個粉筆號，按號賣糧，排隊晚了就買不到糧。我經常在天亮以后接替老張媽排隊，換她回家做早飯，我上學之前老張媽再回來換我。那時有錢人都從張家口等地買農民高價糧充饑；我家別說買高價糧了，窮的連油也買不起，吃飯從沒菜，自制的疙瘩頭腌咸菜切成絲是最高檔的菜。我們從沒有圍坐在餐桌邊吃過飯，桌子上也從來沒擺過碗和筷子，因為根本用不著筷子。每到吃飯的時候，年齡大些的還能忍受，二弟克晟經常餓得在夜里哭，每當這時我就把自己的窩頭掰一半分給他們吃，家里人人營養(yǎng)不良，小弟克揚骨瘦如柴，12歲的孩子體重僅20多公斤。
如果買到的是玉米豆和雜豆，我還要想辦法磨成面。我家對面有個私人沙木建材廠，里面有個大碾盤，老板可憐我們幾個孩子孤苦伶仃無人照看，允許我們使用。他家用毛驢拉的大碾子，而我家是小孩推碾子，石碾子直徑有兩尺來高，很大很沉，每次磨面的時候大弟推碾子，我跟在后面把碾碎的雜豆和玉米掃到石碾下。玉米豆和雜豆由粗到細要磨許多遍，大弟經常推著推著就推不動了，我和二弟、小弟就一起幫著推。我們力氣小，面經常碾的不夠細，只能蒸窩頭，連粥都熬不成，主要是碴子煮不爛，所以那時家里連粥都很難喝到。
在淪陷區(qū)的北平，日軍動不動就無緣無故地抓人，偽軍和日本人的狗腿子也仗勢欺人，隨意欺壓老百姓，大家都敢怒而不敢言。日寇特別痛恨身在重慶、昆明、延安的中國人，聽說哪家有人在那些地方，就會把他們的親屬抓起來嚴刑拷打,有些人被抓走后就沒了消息，生死不明。所以多年來我們幾個孩子一直隱瞞著父親在昆明工作的真實信息，平日里說話小心翼翼、提心吊膽，生怕一時不慎招惹了日寇，引起麻煩。一次大弟克昌在學校無緣無故地被偽保長的兒子打得鼻青臉腫，他咽不下這口氣，回家向我哭訴。我很氣憤也很難過，眼淚順著臉往下流，但想想為了全家的安全，只能勸大弟忍了。我說：“咱們家現(xiàn)在這種狀態(tài)已經很慘了，如果日偽軍知道咱們的真實身份，今后的日子還怎么過？”那時留守北平的許多親朋好友因為父親的真實身份都躲著我們，生怕我們給他們帶來麻煩與災難。我們明白家里的處境，只盼望著這種屈辱的日子盡快結束，盡快把小日本兒趕出中國去。
生活再困難也要上學讀書
抗戰(zhàn)以前父親的工資應該算比較高的，但“七七事變”以后國民政府規(guī)定，公務員工資一律按八折支付，父親工資也縮減了20%，這時他既要維持自己在昆明的開支，還要承擔北平五個孩子的生活費與學費，父親掙的工資顯然不夠用。特別是學費，隨著我們逐年長大，學費越交越多，五個孩子的學費加起來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家庭經濟經常是捉襟見肘。
那時西南聯(lián)大多數(shù)教授的生活都非常艱難，為了維持家庭生活，他們都在社會上有些兼職。有的教授去云南土豪家做“兼管”（既教書又管家），生活狀態(tài)得以改善。而我父親在內的北大一些文科教授們，則一心教學、研究，堅決不到校外兼職。家庭生活實在困難，他就變賣自己的書畫，為人刻印圖章，寫文章，去電臺演講……賺些小錢，每月的收入也增不了多少。
鄭天挺日記1942年11月29日：得廉致侄書，知大女入偽北大西洋文學系，二女入光華女中高三，昌兒在盛新中學高一，惟未言晟兒、昜兒學校，且未提及晟兒，不知何故。年馀無兒輩書矣，得此念過于慰也。
抗戰(zhàn)時期國民政府為表示支持教育，每月給西南聯(lián)大教授兼任行政工作的領導一定津貼補助；而父親和楊石先教授等表示：“要與聯(lián)大師生同甘共苦，堅決不領任何打特株津貼補助?！彼运麖臎]有領過工資以外發(fā)的一分錢。
1946年8月鄭天挺同家人重返蘆溝橋
最開始父親每月給我們的生活費是100元，后來漲到了200元。其中前毛家灣房租100元，我們的生活費和學費100元?？箲?zhàn)時期，國民政府控制的昆明與日偽政府統(tǒng)治的北平貨幣是不流通的，前者使用的是以美元為儲備發(fā)行的貨幣，俗稱“法幣”，后者是日軍占領華北五省后發(fā)行的貨幣，俗稱“聯(lián)幣”。1938年起，日軍為進一步掠奪中國人民的財富，禁止法幣在北平流通，必須兌換成聯(lián)幣方可使用，同時宣布法幣貶值。此后法幣又貶值多次，最后兌換比例降到4:1，也就是說200元法幣到我們手里只剩50元聯(lián)幣。更要命的是，從1943年起，南北雙方停止貨幣匯兌，父親給我們的生活費無法從昆明寄出，只好托熟人帶回北平。那時從昆明到北平交通不便，路途遙遠，加上戰(zhàn)爭，需要輾轉多月才能到達我們手里。盡管生活特別艱難，我們堅持遵照父親“生活再困難也要上學讀書”的囑咐，五個孩子都沒有荒廢學業(yè)，堅持上學，勤奮讀書，成績優(yōu)良。
鄭天挺日記1940年5月8日：屢得家書，平寓非二百元不足用，房金尚不在內，益以房租須二百六十元，更益以匯水須二百八十五元矣，而余之所入不過三百十二元耳，今在此包飯非五十元不辦，日常洗衣、剃頭、零用又非二十元不辦，酬應尚不與焉，月虧已四十元矣。
抗戰(zhàn)時期日軍在淪陷區(qū)推行的是奴化教育，實行同化政策，消磨和摧殘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把日語定為各級學校的必修課，宣揚封建道德等。那時在平津的國際性教育團體（主要是教會學校）與日軍達成了協(xié)議，行政獨立、學術自由，這些學校不懸掛偽旗，學習環(huán)境還比較寬松。為追求這種學習氛圍，北平許多大中學生都選擇去教會學校念書，我們家的孩子也是如此：姐姐鄭雯在美國人辦的教會學校貝滿女子中學念書，我在西什庫天主教堂辦的光華女中念書，大弟克昌和二弟克晟先后在天主教辦的北平盛新中學以及基督教辦的北平孔德學校念書。
那時我們最厭惡的課程是日語課，我們班主任是個中國人，每次考試前她就對我們說：“你們可以抄書，但是不能讓日本人看見。”考試時老師在教室外放哨，我們在教室內抄書，遇到日本人到各班督查，我們就把書藏起來。學了八年日語，我一句也沒有記住。
鄭天挺日記原件（1942年12月25日）
抗戰(zhàn)后期我家同時有三個孩子在大學讀書，姐姐鄭雯在國立西南聯(lián)大外語系讀書，我與大弟克昌在輔仁大學讀書。輔仁大學學費很貴，開學以后父親的學費遲遲沒有寄來，家里的錢僅夠一個人交學費，我與大弟不可能同時念書。我想大弟克昌是男孩子，今后的前途很重要，還要承擔成家立業(yè)的責任，學業(yè)不能中斷，作為姐姐，我決定休學一年，讓大弟繼續(xù)念書。第二年家里有了錢交了學費，我才繼續(xù)上學。
我姐姐鄭雯自幼聰明好學，一貫品學兼優(yōu)，初中是北平女一中學生，高中考上京城名校貝滿女子中學，大學考上偽北大英語專業(yè)。1943年大四哥（堂哥）鄭廉治從重慶回到北平，目的是帶些進步年輕學生去重慶。姐姐由于不堪忍受日寇的壓迫，背著叔叔與鄭廉治一起奔向大后方。渡黃河時遭遇日機轟炸，險些在河中喪命。至洛陽已身無分文，經別人幫助用電報通知在昆明的父親，父親聞訊又驚又喜。但此時昆明多數(shù)教授都入不敷出，父親只好向好友獨立出版社盧逮曾先生貸款，迅速寄給姐姐，使她平安到達昆明。之后姐姐考入國立西南聯(lián)大外文系43班，是品學兼優(yōu)的好學生。1946年7月姐姐從西南聯(lián)大三年級結業(yè)，擬返回北平就讀清華大學外語系四年級，從昆明返回北平途中在濟南遭遇空難，不幸去世，時年23歲?？箲?zhàn)八年，全家人一直處于分離狀態(tài)，終于盼到勝利，盼到全家要團聚了，姐姐又突然離世，讓全家人極感悲痛。
鄭天挺日記1946年7月14日：晏兒得友人李君電話，謂報載前日中央航空公司飛機自滬飛平，在濟南失事，名單中有雯兒之名。初不敢信，以前得來函，須十四日以后動身也。姑打一電報，詢張三姐雯兒是否北上。少頃，買報讀之，仍疑信參半，而友好來電話詢問者不絕。十一時許，雪屏夫婦、楊周翰夫婦及王遜同來相慰。余詳度之，若非實確，必不能列其姓名，更念雯兒向極活潑高興，而今春來信時，有衰索意，于是為彷徨不寧，然仍不能無萬一之望。下午欲睡不能，兩次登榻，三次倚枕，一瞬即醒。王世儀來，以其家刻書籍為贈，強閱之。比晚再取報紙讀之，玩其語意，絕難幸免，悲傷之馀，彌增悔痛。余若不為接收先回，絕不致置其一人留滇。孟真以五月四日來平，余若早以回平飛機事詢明告之，絕不致使其搭車赴滬。兒以六月十□日到滬，余若早日寫信安其心，絕不致急急搭中央機北來。天乎！命乎！至于二十六年冬，余照料北大同人南下，一一叩門送錢，告以天津接頭地址，而此次雯兒在昆，無人照料，余固不敢以怨也。九時余讓之銜父命來相慰。上午六哥來，下午君坦、公渚來，久談，均不知此事。十二時大風雷雨，燈滅就寢。
小弟克揚6歲以后進入北平市皇城根小學念書，初中考上北京四中。
抗戰(zhàn)期間我們家生活那么困難，五個孩子堅持讀書學文化，這是父親感到最欣慰的一件事。
圓滿完成“管家”任務
1945年9月2日，日本在無條件投降書上簽字，中國人民堅持八年的抗戰(zhàn)終于勝利了，全國軍民歡欣鼓舞?？箲?zhàn)勝利以后教育部即任命父親負責北京大學復校以及學校接收復員工作。9月，父親從昆明出發(fā)，由于交通緊張，11月3日才回到北平。他是第一批從昆明返回北平的北大領導。
由于日偽統(tǒng)治時期，北平淪陷區(qū)成立了偽北京大學，占用著抗戰(zhàn)前北大的全部校舍。9月，學校學生已在上課，來不及接收，教育部決定暫緩接收。父親就只能抓緊調研、起草公文，爭取在北大校園周圍以及市內其他地方多接管一些日偽房產，以供昆明教授、學生回京之急需。
父親從南方飛回北平的時候，北大事務科的梁科長特意派了一輛車讓我們到南苑機場接人。我沒有去，中午有許多客人要到家里吃飯，我需要在家里與老張媽準備飯菜。父親在一些留在北平的親朋好友和北大同仁的簇擁下走進家門，我終于見到了日思夜想的父親，小聲地叫了聲“爹爹！”父親撇開眾人走近我，慈祥、和藹地看著我，用鏗鏘有力的聲音說出四個字：“勞苦功高！”當時我特別激動，熱淚盈眶，八年來的辛酸苦澀全飛到九霄云外了。我有許多話想對父親訴說，可當時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父親總結的四個字是對我最大的肯定與最高褒獎。當年父親離開北平去長沙時，三個弟弟的年齡分別為10歲、6歲和3歲，現(xiàn)在他們都長大了，我可以把他們完整地交給父親了，我圓滿地完成了“管家”的任務。
鄭天挺日記1946年2月2日除夕：六時回家上供，與六嫂，董行佺表侄，柴志澄表甥，養(yǎng)富、維勤、紹文三侄，晏、昌、晟、昜四兒共飯。飯后兒輩跳舞，并作游戲，擲色子，推牌九，極熱鬧有趣，至二時余就寢，兒輩仍有馀歡佳興也。不知旻兒一人在昆如何過年。
尾聲
1946年夏天昆明三校（北大、清華、南開）師生陸續(xù)回校，10月10日北京大學在四院大禮堂隆重舉行復員北平的開學典禮。復員后，北京大學在胡適校長、傅斯年代校長以及各方面的努力下，在原有的文、理、法三個學院基礎上，增設了醫(yī)、農、工三個學院，擴大為6個學院，33個學系，教師、學生、校舍等都成倍地增加。從此北大真正地成為當時國內專業(yè)最齊全的綜合性最高學府。
1946年北大復校后的體制，仍保持原來形式。校長胡適是蜚聲中外的知名學者和社會名流，不管學校具體的事務。北大不設副校長，而設秘書長、教務長、訓導長，由三長代行校長的部分職責。父親作為秘書長，職責尤為重要，是北大的“不管部長”，負責處理校內外的重大事情，所以師生們都說他是這座名聞遐邇的最高學府的“大管家”。
逝世前四日的鄭天挺
解放以后，父親辭掉了北大秘書長職務，專職教書，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父親被調整到南開大學任歷史系主任，后任南開大學副校長、《中國歷史大詞典》總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歷史組負責人、全國人大代表、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委員、中國史學會主席團主席等職，于1981年去世，享年83歲。
備注：本文部分歷史資料參考了《鄭天挺先生學行錄》《史學家鄭天挺圖傳》兩書。（文/鄭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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