慘烈光華門

這是1937年12月日軍侵略南京的一幅戰(zhàn)地照片:幾名日軍士兵雙膝跪地,躲在光華門城門上由一堆木頭、沙包堆成的簡陋工事中向前方窺探,遠處依稀可見一股股冒起的濃煙。
他們屬于日本陸軍第九師團第三十六步兵聯(lián)隊,因為聯(lián)隊長名叫脅坂次郎,以日軍慣例又叫“脅坂部隊”,負責進攻光華門。這道城門距離南京大校場機場很近,是中日軍隊爭奪的重點目標。
1937年12月9日,第三十六聯(lián)隊不等待重炮和輜重部隊配合,開始獨自攻城,炸開光華門后一擁而入,不料發(fā)現(xiàn)里面還有一道城門,遭到中國軍隊守城的教導總隊第一旅第二團痛擊,敢死隊隊長伊藤善光少佐被當場擊斃。一個日軍軍官后來回憶:“激戰(zhàn)中,敵人的兩輛坦克迅猛突擊而來,將士們發(fā)現(xiàn)后立即以沙袋為掩體應戰(zhàn),所幸的是勇士們將其擊退了………最先登上城墻的敢死隊中,除了見軍曹、大谷伍長之外,有26人陣亡。除了中田、大橋兩位少尉之外,有28人負重傷或輕傷。”
隨著日軍重炮部隊加入戰(zhàn)場,13日,第三十六聯(lián)隊攻占光華門。中國軍隊在撤退時紛亂不堪,在戰(zhàn)斗中負傷的第二團團長謝承瑞被失控的人群沖倒,不幸在踩踏中身亡,第二年被國民政府追晉為陸軍少將。
攻占光華門后,脅坂次郎領著部下站在斷壁殘垣上集體向東京的方向“拜謝天皇”,隨即入城參與了慘無人道的南京大屠殺。
“魔王”入城

照片攝于1937年12月17日下午1時30分許,畫面是日軍侵占南京后舉行的“入城式”。
這張照片的最前面,騎在馬上的軍官就是日軍華中方面軍司令松井石根大將,日本陸軍的“第一中國通”。他是特意乘坐飛機從蘇州飛到南京,主持這場“入城式”的。道路兩側(cè)站滿了一排排日軍士兵,身挎刀槍。遠處,淪陷第四天日本陸軍和海軍一向不和,但又不得不在侵略戰(zhàn)爭中攜手合作。這次“入城式”也反映了這種矛盾:松井石根帶著陸軍的兩名高級軍官——“上海派遣軍”司令朝香宮鳩彥王、第十軍司令柳川平助以及一大群幕僚,由城東的中山門入城往西走,一路檢閱陸軍的“上海派遣軍”和第十軍士兵;而海軍的第三艦隊司令長谷川清中將帶著海軍的高級軍官從城北的挹江門入城往南走,一路檢閱的是海軍下屬的“上海特別陸戰(zhàn)隊”和各艘艦艇上的陸戰(zhàn)隊官兵。
兩路人馬共同的終點是位于南京市中心的國民政府門前廣場。他們在那里會合,一起舉行“入城典禮”。最后,由松井石根把一面日本國旗升到門前廣場中央的旗桿上。然后,他又領著所有人向東京的方向“遙拜”,并高呼三聲“大元帥陛下(指天皇)萬歲!”喊到第二聲時,他的嗓子卻發(fā)不出聲了。事后解釋,是因為“感慨至極”。
在此期間,日本陸軍航空兵和海軍航空兵的幾十架飛機組成編隊飛過南京上空,以示“軍威”。下方,海陸兩軍的士兵都盡力吹著軍號、奏著軍樂,同時發(fā)出瘋狂的歡呼。幾個小時后,諳熟漢詩的松井石根寫下一首《奉祝攻克南京》:“燦矣旭旗紫金城,江南風色愈清清,貔貅百萬旌旗肅,仰見皇威耀八纮。”
永生的義人
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20世紀女性教育運動的先驅(qū)者,也是一位在南京大屠殺中拯救無數(shù)生命的國際義人。而她自己卻成為這場大屠殺的受害者,以身殉職。
1912年,取得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碩士學位的魏特琳從美國來到中國,長期任教于中國各地學校,最后扎根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南京師范大學的前身),連續(xù)任教22年,多次任代理校長。一生未婚的她,給自己取了一個中文名字“華群”,意為“融入華人群眾中,為中華群眾服務”。
在戰(zhàn)火襲來之際,魏特琳先后四次拒絕美國大使館要她撤回美國的通知,堅持留在南京為中國人服務。1937年12月13日,日軍攻占南京,隨即在城市內(nèi)外展開大屠殺。一部分有良知的國際友人共同組建了“南京安全區(qū)國際委員會”,收容難民。魏特琳也是其中之一。她挺身而出,在金陵女子學院建立了一個收容所,冒著生命危險為婦女兒童搭起一道保護墻。她在這段時間記下的日記成為控訴南京大屠殺的珍貴史料,也讓世界看到了一位可敬的義人。
這些天,我整天都在校園里從一個地方跑到另一個地方,大聲地說:“這是美國學校!”大多數(shù)情況下,這足以讓日本人離開,但有時他們不理會,并兇狠地盯著我,有時還對我揮舞刺刀。
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無辜、勤勞的農(nóng)民和工人被殺害。我們讓所有40歲以上的婦女回家與她們的丈夫及兒子在一起,僅讓她們的女兒和兒媳留下。今夜我們要照看四千多名婦女和兒童。不知道在這種壓力下我們還能堅持多久,這是一種無以名狀的恐怖。
上午其余的時間,我都從校園的這一邊跑到另一邊,把一批批的日本人趕走。
我去了南山三次,然后又到校園的后面,接著又被急呼到教工樓,據(jù)說那里有兩個日本兵上了樓。在樓上五三八號房間里,我看見一個家伙站在門口,另一個正在強奸一名姑娘。我的出現(xiàn)和我手上那封日本大使館的信,使他們慌忙逃走。在我內(nèi)心深處,我真希望自己有力量把他們揍扁。
南京大屠殺中,魏特琳至少保護了上萬名婦女兒童免遭日軍的殺戮與踐踏,被無數(shù)中國人稱為“活菩薩”。然而她自己因為這段地獄般的經(jīng)歷,陷于嚴重的精神抑郁中。1940年春天,她不得不回到美國接受治療。一年后,因為無法化解的精神創(chuàng)傷,她用煤氣結(jié)束了自己55歲的生命。她的遺言是:“假如我有兩個生命,仍愿意選擇為華人服務。”抗戰(zhàn)勝利后,國民政府追授她最高外僑榮譽——三色襟綬采玉勛章。
如今,魏特琳在中國有兩尊銅像。一尊在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史料陳列廳內(nèi),她伸開雙臂保護著身后的中國婦女和兒童。銅像上方刻著當年南京安全區(qū)國際委員會主席、德國友人約翰·拉貝先生說過的一句話:“魏特琳就像抱窩的老母雞帶著小雞那樣保護著她們(難民)!”一尊在南京師范大學的校園內(nèi),她笑瞇瞇地注視著來來往往的中國師生,底座上刻著四個字:金陵永生。

這張照片拍攝于1939年,圖中前排戴眼鏡和黑色手套的女性就是魏特琳,她旁邊的男子是助手楊紹誠牧師。魏特琳去世后,他為她主持了追思儀式,并將這張合影珍藏起來。

(本文摘自鄒德懷著《山河在:一部鮮活的抗戰(zhàn)史(1931-1945)》,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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