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臭與芬芳：感官、衛(wèi)生與實踐，近代法國氣味的想像與社會空間》，[法]阿蘭·柯爾本著，蔡孟貞譯，臺灣商務印書館，2022年出版
在今天，若想以嗅覺文化作為研究對象，無論是史學、哲學還是文學領域的學者，甚至是器官醫(yī)學研究專家，也許都繞不開法國歷史學學者阿蘭·科爾班（Alain Corbin，1936-，臺灣地區(qū)譯作“柯爾本”）及其著作《惡臭與芬芳》（Le miasme et la jonquille）。新世紀以來，國內學界對科爾班著作的譯介（目前出版有《大地的鐘聲》[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身體的歷史·卷二》[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樹蔭的溫柔》[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6年]、《青草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沉默史》[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風的歷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以及《煙花女子》[商務印書館，2024年]。另有臺灣商務印書館于2021至2022年出版的“從感官史看世界”系列叢書[共四冊，均為科爾班作品]，分別是《惡臭與芬芳》《樹蔭的溫柔》《時間、欲望與恐懼》《大海的誘惑》）已然昭示了西方史學的熱點——微觀史、情感史抑或表象史的范疇?？茽柊嗍欠▏穼W界中研究感官文化史的先驅。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科爾班持續(xù)關注“可感知的文化”，致力于書寫關于氣味、聲音、空間想象、風景表象和陣發(fā)性集體行動的歷史。《惡臭與芬芳》初版于1982年，是科爾班在感官研究領域的首次嘗試。這部嗅覺文化史巨著顯示出科爾班試圖在科學正確與感受真實之間所取的一條折中路徑，向讀者展現(xiàn)了十八至十九世紀法國人在嗅覺認知轉型上的一場“革命”。在史料運用上，科爾班大膽地將觸角伸向文學作品，借助作家的靈韻探討腐臭警戒背后昭示的嗅覺與心靈的關系。值得注意的是，科爾班還頻繁提及了一個鮮見的名詞——嗅覺美學（l'esthétique de l'odorat）。本文即從阿蘭·科爾班在《惡臭與芬芳》中對腐臭氣味的研究出發(fā)，試論這位感官大師是如何在史學視閾下構筑審美心態(tài)與文學文本中的“嗅覺美學”的，并期為讀者理解科爾班的史學寫作提供一個旁側的索引。
自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在《靈魂論》中明確地將感覺劃限為“五感”（即視覺、聽覺、嗅覺、觸覺與味覺）以來，對人的各種感覺經(jīng)驗及其重要性的探討一直延續(xù)于西方哲學話語中。古希臘哲學家獨尊視覺，柏拉圖在《蒂邁歐篇》將視覺視作“我們最大利益的源泉”，將視覺呈現(xiàn)與至善、智慧聯(lián)結在一起；中世紀的基督教傳統(tǒng)則轉而崇尚聽覺，“道”的聽覺話語成為傳教工具。從奧古斯丁在《論自由意志》中提出的“內在感覺”到康德《純粹理性批判》中的“先驗感性”論，與心靈內省相對的外在感覺經(jīng)驗在人的主體理性中逐漸扮演起一種“直觀”的角色，直到尼采發(fā)出“一切從身體出發(fā)”的口號，感覺的身體話語在現(xiàn)代不斷被反思以煥出新的光彩。盡管對人類感覺經(jīng)驗的探討似乎從未停止過，這種難以言說的“生理感性”在現(xiàn)代史學書寫中卻呈現(xiàn)出另一副模樣，一切無所憑據(jù)的感覺經(jīng)驗都不免受到歷史學家懷疑的審視。西方現(xiàn)代歷史學界對感官的關注轉向是從上世紀四十年代的年鑒學派開始的，但一直到九十年代，感官文化史才真正在新文化史的大流中被討論和書寫。此間的近半個世紀，感官文化史始終處于一種“令人不安的學術不確定性”（《惡臭與芬芳》，19頁）之中。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年鑒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呂西安·費弗爾在其論文《感覺與歷史：如何重建過去的情感生活》中梳理了感覺（sensibilités）的詞源，認為感覺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并且只產(chǎn)生于某個特定的有機環(huán)境之中。在《十六世紀的無信仰問題：拉伯雷的宗教》中，他再一次提出“歷史上的感覺”（histoire des sensibilités）這一命題，認為感覺是這個世紀的特征，營造了當時人們所依存的一種神秘氣氛。歷史中非視覺的感覺研究也在此初次被呼吁，費弗爾指出“十六世紀的人們首先不是看，而是聽，是嗅，是聞氣息，是捕捉聲音”，并提議對不同時期的思想的感覺基礎展開一系列有趣的研究。然而，在年鑒學派及之后，史學家們首先轉向了總體史及系列史的寫作。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由美國歷史學家林·亨特（Lynn Avery Hunt，1945-）提出的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帶來了歷史學的文化轉向，表象（representation）成為新文化史中的核心概念。史學家們把感知作為一個主動的過程來描繪，注意到由可延展的、流動的社會和文化形態(tài)構成的歷史?？茽柊嗟摹稅撼襞c芬芳》《大地的鐘聲》等著作即生長在這次“文化轉向”（彼得·伯克語）的環(huán)境中。
然而，科爾班所倡導的感官文化（Culture of Senses）寫作并沒有即刻成長為新文化史書寫中的典型，似乎先成為與性別史緊密聯(lián)系的“身體史”中受冷落的一部分，因著“身體是感覺的場所”（[法]阿蘭·科爾班主編：《身體的歷史·卷二》，楊劍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引言）。在針對五種感官的專門研究中，視覺文化研究幾乎奪去了所有注意的視線，人們醉心于將視覺中心主義、世界圖像時代、凝視等哲學界術語搬進對圖像與歷史的分析中。感官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of Senses）或感官史作為專門的學術領域幾乎是在2014年由康斯坦絲·克拉森（Constance Classen）主編的《感覺文化史》（Cultural History of the Senses）六卷本出版前后才逐步被追認的。克拉森是寫作感官文化史的另一位先行者，于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出版《天使的顏色：宇宙論、性別與美學想象》（The Color of Angels: Cosmology， Gender and the Aesthetic Imagination）以及《芳香：嗅覺文化史》（Aroma: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Smell），分別從視覺、嗅覺角度對特定文化中由感官引發(fā)的社會想象作了考察。2012年，克拉森又將感官文化史的焦點伸向觸覺，出版《最深切的感覺：觸覺文化史》（The Deepest Sense: A Cultural History of Touch），持續(xù)引領感覺史的寫作。總體看來，八十年代以后西方的感覺文化研究雖然面臨被圖像研究“遮蔽”的危險，但依然有著向多重感覺蔓延的趨勢，視點與觸角遍布不同區(qū)域、時段的文化，并大膽與理論視域結合。感官史大師科爾班也不局限于構筑特定時期的感覺文化史，消遣、樹蔭、沉默與草成為他將感覺與情感聯(lián)結起來的新論題。作為感官史巨擘之一，科爾班除了引領感官文化書寫之外，還有另一項特殊貢獻，即在史學寫作中重視對文學材料的運用，利用詩歌、小說和日記等材料再現(xiàn)情感與想象。“嗅覺美學”正誕生于這兩種傾向的交叉點上。
一、科學正確與感官真實：嗅覺革命作為“感覺主義”的影響閾
作為一位學術生涯跨越兩個世紀，時間超過五十年的學者，科爾班的學術之路緊隨二十世紀末的史學研究發(fā)展趨勢而變化，前后受到年鑒學派、歷史人類學以及新文化史等史學研究領域的影響。而就文本實踐來看，從博士論文《十九世紀利穆贊的懷古與現(xiàn)代》（1973）到成熟時期的《惡臭與芬芳》（1982）、《大地的鐘聲》（1994），再到新世紀的《樹蔭的溫柔》（2013）以及《沉默史：從文藝復興時期至今》（2016）等，無疑顯示出科爾班對歷史寫作的理解變化，周小蘭曾將此概括為“從社會史到情感史”（周小蘭：《從社會史到情感史——法國歷史學家阿蘭·科學班的學術之路》，《史學理論研究》2021年第3期）的轉向，前后的差異在于社會史更強調對客觀環(huán)境，特別是全局性的政治經(jīng)濟背景，而情感史則看到了集體表象背后人自身觀察社會與自我的方式，重視人的心態(tài)、情感等心理因素。1982年出版的《惡臭與芬芳》，從時段上來看屬于科爾班的早期論著，但在對嗅覺革命展開剖析的過程中，科爾班顯然已經(jīng)注意到了超出客觀社會環(huán)境背景的心理情感因素，而這一點尤其體現(xiàn)在對“嗅覺美學”的提出和論證上，顯示出此后科爾班對表象史（histoire de représentations）的擁護趨勢?？茽柊嘧穼馕吨玫撵`感是從法國衛(wèi)生專家艾勒（Jean-No?l Hallé）的除臭行動開始的，他指出十八世紀以來許多人對腐臭氣味極為敏感，隨之帶來的是人們對氣味的認知與分析方法的改變，亦即該作的主旨所在。然而，這場嗅覺認知革命并沒有引發(fā)一場聲勢浩大的運動，而是憑借氣味不易描述與分享的特質潛入人們的日常心態(tài)與生活，包羅了氣味可能影響的一切場域——社會結構、政治沖突、文化傳播、性別認知等等。因此，科爾班毫不避諱地聲稱自己仍“在等待研究感知歷史的同仁得出一個全面性理論”（18頁），他在這本書中所能做的只是提供所需的參考資料，從除臭政策、社交標準、欲望管理一直延伸到香水產(chǎn)業(yè)與文學想象。
在如此豐富詳盡的資料群中，科爾班也有意布置了架構全篇的線索，即感覺主義（sensualisme）的影響，這個意屬心理學的術語在國內顯然并不具有諸如唯物主義認識論那樣的大名。感覺主義的傳統(tǒng)承自英國哲學家洛克的經(jīng)驗主義學說，他肯定感覺是知識的唯一來源和基礎。十八世紀，感覺主義心理學一度主宰法國科學界。1746年，法國哲學家孔狄亞克（Etienne Bonnot de Condillac，1714-1780）在《人類知識起源論》中駁斥了笛卡爾一派對感官的反對論調，強調人的觀念無不來自感官，感官所引起的初級思想最終構成了反省后的知覺經(jīng)驗。正是在感覺主義的引領下，科爾班筆下那場浩蕩的氣味革命得以開啟?？茖W家們致力于厘清空氣的本質，進而埋頭對各種氣味標本進行收集，制作出精良的“臭氣潛藏危害分布圖”。這場嗅覺認知革命并未以化學界對氣味的研究的盛行而告終，科爾班在第三部中稱嗅覺器官學的淘汰后有“一部新的感覺論”（201頁）隨之誕生，嗅覺注意的焦點從公共空間走向了私人空間，人們持有“一定要努力不懈地細心清潔身體，才能保有肉體的敏感度與纖細的觸感”（252頁）的信念。至此，對衛(wèi)生的極致要求拉開了身體美學的旗幟。十九世紀，文化圈被感覺主義獨霸，優(yōu)雅的禮儀成為資產(chǎn)階級恪守的規(guī)范，他們追求享樂的志趣決定著一切的流行趨勢?？茽柊嗾琼樦杏X主義的思路，以人們渴望消除公共場所惡臭的態(tài)勢為始，勾勒出這場試圖打破嗅覺沉默的除臭運動。下水道和通風設備成為恢復信念的公共裝置，醫(yī)院、學校、監(jiān)獄成為除臭的試驗場?？茽柊嘞胍獜娬{的是，彼時人們心中的嗅覺警戒與真正的氣味科學存在偌大的距離，無論科學界如何解釋惡臭，人們繼續(xù)堅信惡臭是一種“外加于空氣的神秘物質”，依循自己的切身感受來調整凈化的行為。
科爾班謹慎地埋下了這場“感受革命”轉向的伏筆——氣味界一個“哥白尼式的革命性翻轉”——即巴斯德對微菌與科學殺菌法的發(fā)現(xiàn)。這個驚人的發(fā)現(xiàn)似乎遣散了長久以來盤踞人們心頭的對于腐臭的焦慮，“惡臭誘發(fā)疾病”一說前所未有地走向式微。但科學界對惡臭警惕的放松并不影響人們心中的嗅覺習慣發(fā)揮某種堅韌的延續(xù)性，烏托邦式的除臭理想沒有從此消逝，人們依舊渴望嚴格管治引起不適的氣味，并且進而追求能創(chuàng)造身體芬芳的香氛制品。至此，論述的步調又重新回到了人的感受上，科爾班巧妙地縫合了感覺主義自我更新的路徑和表象史的方法，如終章中所言，“認知革命終將發(fā)聲，嗅覺沉默終將被打破”（326頁），科爾班對現(xiàn)代社會的嗅覺認知轉型持有無限期待。
二、對“嗅覺美學”的發(fā)現(xiàn)：學術不確定性背后的群體想象
回到嗅覺美學的話題上，科爾班在第一部的結尾宣稱，十八世紀末“嗅覺美學時代正式來臨”（133頁），其標志是人們渴望在祛除臭味，享受感官愉悅的基礎上收獲心靈的震動。這種震動托出了嗅覺的新亮點——引發(fā)充滿情感的回憶的功能?？茽柊鄬Υ说恼撟C基于文學文本中描寫氣味引發(fā)記憶的片段。就此，我們很容易將科爾班對作家作品的大量引用單獨劃入美學的領地，從而對嗅覺的從屬問題產(chǎn)生疑慮，既然科爾班企圖通過嗅覺引起自然和諧、情感記憶與心靈共鳴的功能承認嗅覺美學的獨立存在，那么在文學引證中不斷插入的其他話題，如哲學、科學、心理學或史學領域的重重案例，對“嗅覺美學”的提純有何意義？事實上，正如標題中所揭示，無論惡臭還是芬芳，從來都是在“感官、衛(wèi)生與實踐”的場域中共同營建起動態(tài)的社會想象與空間，因此嗅覺研究絕不只是一個低級的生理命題，也不僅僅涉及淺顯的個人感受。從對腐臭的容忍度的下降到重新學習容忍，這并不是一部簡單的嗅覺知覺史，人們對社會感官實踐的調配需求和對自身氣味的審美變化并不純粹是無意識的過程，此中涉及思想、權力等諸多可能為歷史中的嗅覺認知帶來改變的因素?？茽柊嘣谇把灾谐姓J厘清嗅覺感知時面對的困難：“在科學與在法令規(guī)章方面的論述分析、學者定義的行為社會學并賦予的主觀闡釋，以及上述一切共同形塑出來的公眾態(tài)度，使得嗅覺感知在及其復雜的背景下，經(jīng)歷了難以忍受，令人欣喜或志得意滿的種種階段。另外，加上權責機關施行的種種策略，這一切讓感知史的研究變得零碎而無章法，交雜了真實與想象。這使得那些不計任何代價，只想著一刀厘清所有的企圖，無疑是癡人說夢。”（18頁）當然，政治權力、經(jīng)濟利益中的感官調配與情感記憶中的感受本身即使有互相影響的部分，兩者之間仍然有很大程度的區(qū)隔。用科學和用文學單獨書寫的嗅覺文化史，是否還是同一部嗅覺史？科爾班在對嗅覺器官學、歷史人類學中的氣味研究作了如此詳細的梳理之后，顯然意識到了功利主義蔓延后的社會心態(tài)（對氣味與階級、種族關系的認定成為秩序與紀律的象征）與自然主義風潮之下的審美感受不可輕易混同處理，因此嗅覺美學才有其后發(fā)的必要性?？茽柊鄰男嵊X美學的表征中獲取了處理文學文本中的想象與情感的方法，繼而完成了《樹蔭的溫柔》（La douceur de l'ombre）、《沉默史》（Histoire du silence）以及《青草圖書館》（La Fra?cheur de l'herbe）的寫作，此時科爾班已經(jīng)僅采用層疊的文學材料來書寫情感的歷史了。
在文學作品的魅力之外，科爾班混融一體的論述中還有一條重要的理論脈絡。他關注到了一批對嗅覺話題感興趣的史學家、心理學家與社會學家，他們的先導構成了“嗅覺美學”依賴的理論證明，弗洛伊德被科爾班稱為彼時第一個大談嗅覺感受挑動激情欲望的人，福柯對醫(yī)院和監(jiān)獄造成的大眾恐懼的描述則引發(fā)了對社會權力運行下的嗅覺體驗的社會學思考。今天，我們時常引用他們的觀點作為文學研究的理論依據(jù)。當然，他們的對面也曾站著另一群人，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康德與黑格爾等美學家都曾經(jīng)貶低過嗅覺在感官中的位置?；蛟S正是這種美學本位上的長期否定，引發(fā)了科爾班所說的“令人不安的學術不確定性”（19頁），進而啟發(fā)他通過對多重史料的探索找到“嗅覺美學”的可能。沈堅指出，在研究人們的感知的歷史上，科爾班一直強調人們對現(xiàn)實世界的感知的重要性。在史料的層面，科爾班則認為史學家應該把文學的材料看得更重，因為它們比那些檔案材料更好地表達了那個時代的感覺（沈堅：《法國史學的新發(fā)展》，《史學理論研究》2000年第3期）。從雙重的意義上來說，科爾班是在踐行表象史主張的同時，從廣泛的文學材料中發(fā)現(xiàn)了嗅覺認知轉型背后的美學價值。
文學在嗅覺美學盛行的時代中正是處于這樣一個位置：它不僅能夠憑借擬寫現(xiàn)實的摹仿性道出嗅覺體驗在日常生活中的大眾化趨勢——香皂、古龍水等香氛產(chǎn)品的普及，同時尚可以亮麗的筆畫勾勒嗅覺體驗引發(fā)的“懷舊幽情”，從而譜寫驅動人類偉大心靈活動的故事。在十九世紀法國作家于斯曼（Joris-Karl Huysmans，1843-1907）的《逆流》（à Rebours，也譯作“逆天”）中，患有神經(jīng)官能癥的德賽森特常常對氣味產(chǎn)生想象的幻覺，通過為嗅覺體驗作注的方法掌握不同飄散物的“靈魂”，自然或化工制品的芳香，最后沉湎于芬芳的詩節(jié)所喚起的夢境中。小說第十章的結尾，他在嗅覺想象中經(jīng)歷了對自我的懷疑：
但是，突然間，他仿佛覺得微風卷過來一絲隱約的香檸檬氣味，跟它融合在一起的，還有茉莉花、金合歡和玫瑰露的濃香。他深吸一口氣，問自己是不是確實沒處在中世紀時人們設法禳解的那種魂靈附體的重壓底下。隨后，氣味變了，頑固堅持的同時又有所變化。一種說不準的氣味，混雜了妥盧香脂、秘魯香膏、藏紅花，由幾滴琥珀和麝香所焊接，正從山坡腳下的一個村莊中飄逸過來，突然，變形發(fā)生了，這些零散的碎片重新連接起來，那是雞蛋花的香味，他的嗅覺已經(jīng)感知到了它的本質，并準備好要對它作分析，它再次從豐特奈谷地滲出，一直飄上要塞，進攻他疲乏的鼻孔，還動搖了他脆弱的神經(jīng)，將他擲入衰竭中，使他昏沉沉地、幾乎可說是垂危一般地倒下，倒在窗戶前的支撐桿上。（[法]若利斯-卡爾·于斯曼：《逆流》，余中先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160-161頁）
于斯曼在這里借助嗅覺的變異揭示了現(xiàn)代社會中人的自我懷疑。整理科爾班在《惡臭與芬芳》中所使用的文學材料，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其中大部分都是十九世紀以及與科爾班同時代的法國作家的文學作品，提及最多的則是巴爾扎克、福樓拜、左拉、于斯曼的小說和波德萊爾的詩歌?？茽柊嘀赋鲎骷胰后w展現(xiàn)出的嗅覺審美具有持續(xù)性，“歷久不衰的香氣主題一直盤踞波德萊爾同時代的文人心頭”，而文人的嗅覺追尋之旅也被歸為一種“群體想象”（339頁）。從于斯曼筆下自稱心理學家的德賽森特的嗅覺迷惘，到巴爾扎克《入世之初》中年輕人奧斯卡對城市臭氣的尖銳諷刺，或者是波德萊爾《惡之花》中的那個儲存往日記憶的香水瓶，香氣成為時代文人鋪述時代線索或遣散憂郁的主題：
這時，醉人的回憶正飛舞在沉沉
混濁的空氣中；眼睛閉上；而眩暈
卻攫住被征服的靈魂，用手推它，
推向充滿人間瘴氣的深淵之下。
——波德萊爾《香水瓶》
（[法]波德萊爾：《惡之花 巴黎的憂郁》，錢春綺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110-111頁）
在科爾班的鋪墊下，我們發(fā)現(xiàn)當十八世紀的法國人憑借科學的威力驅散對空氣中的“神秘物質”的恐懼，借用公共權力緊鑼密鼓地拉開對腐臭的強烈警戒后，有另一種芳香的體驗正迅速地鉆進人們的日常生活體驗，與此同時，也構成了一個時代作家的集體想象。于是，嗅覺在現(xiàn)代性體驗中的特殊性便在一眾文本中漏出了馬腳，它也許并不如視覺中心主義（ocularcentric）那般強調技術、商品、娛樂手段在現(xiàn)代社會進程中的作用，但卻以其不易描述與書寫的特質，在腐臭警戒與香氛審美的二元環(huán)境中拉開了真實與想象的距離。如本雅明在論述普魯斯特形象時所言，小說、詩歌中的嗅覺體驗復現(xiàn)，也許已經(jīng)并非是單純按照感官本來的樣子（何況嗅覺的體驗有時是如此難以明說）去描繪的，而是“把它作為經(jīng)歷過它的人的回憶描繪出來”（[德]漢娜·阿倫特編：《啟迪：本雅明文選》，張旭東、王斑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8年，216頁）。科爾班在完成了對功利主義下嗅覺警戒的敘述后，將筆觸伸向了現(xiàn)代性體驗中的嗅覺記憶，以史學家的敏銳目光攫取了本國文學文本中的嗅覺資源，也因此說明了“嗅覺美學”的可驗證性。
三、嗅覺美學中的主體性：異文化中的嗅覺革命理路
從長期被視為近似野獸氣質的身體氣味到對社會他人與自身氣味的審視和甄別，嗅覺以其在身體表征中的固定位置彰顯出人的主體性的前所未有的高漲。讀者驚奇地發(fā)現(xiàn)，從柏拉圖的“穴喻”以來不斷被重申的“嗅覺地位低于視覺、聽覺”的話語開始，到康德《實用人類學》中那個“最得不償失并且顯得最多余”（[德]康德著：《實用人類學》，鄧曉芒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42頁）的感官以及黑格爾《美學》中“與藝術欣賞完全無關”（[德]黑格爾著：《美學》（第二卷），朱光潛譯，商務印書館1979年，48頁）的非認識性的感覺，嗅覺受貶抑的文化史和哲學與宗教上雙重的“身體受難史”（汪民安語）是如此并行不悖。嗅覺的重要性似乎一直以來都將是“失落中的失落”。然而科爾班將法國十八至十九世紀的嗅覺感受從科學實驗中部分抽離了出來，盡管他并不能就此放棄對凈化公共空間中的惡臭的論述，但卻始終承認真實與想象之間的偌大距離。人們對個體嗅覺的審美追求以及彼時一批文人筆下的嗅覺記憶，無疑隸屬于想象范疇，從而開辟出一個嶄新的“嗅覺美學”的時代?；蛟S我們不應該忘記，現(xiàn)代生活中人們長期依賴的無味甚至飄著淡香的絕大多數(shù)日常生活空間，并非長久以來默認存在的。科爾班借十八至十九世紀法國人民對腐臭的容忍度急劇下降，對改造自身氣味的強烈需求，述說了人與環(huán)境、他人乃至自我的心靈互動旅程，亦是人的主體性空前的彰顯。自十八世紀末科爾班口中的那個“嗅覺美學時代”到來后，嗅覺似乎憑借其隱秘性成為作家書寫現(xiàn)代性經(jīng)驗的某種“母題”話語。我們還記得令科爾班動容的那則訊息：1790年，艾勒醫(yī)生展開一場氣味丈量行動，行經(jīng)巴黎近郊的城鎮(zhèn)時曾發(fā)出的“這里有淡淡的善良窮苦人家的味道”的感嘆。關于窮人或富人的氣味，亦可以從下面三段異國的文本看到：
還不到Rush hour的近黃浦江的街上好像是被買東西的洋夫人們占了去的。她們的高跟鞋，踏著柔軟的陽光，使那木磚的鋪道上響出一種輕快的聲音。一個Blonde滿胸抱著那郁金香從花店出來了。疾走來停止在街道旁的汽車吐出一個披有著青草氣味的輕大衣的婦人和她的小女兒來。（《都市風景線》，劉吶鷗著，，浙江文藝出版社2004年，65-66頁）
人到彌留之際，臥室里這種隱隱可聞的聲音使人感到有一股死人的腐臭氣。......我朝棺材走過去。長工們無動于衷地坐在床上。我似乎從飄浮在死者上方的空氣中呼吸到一種苦澀的東西，那就是把馬孔多引向毀滅的聽天由命的氣氛。（《枯枝敗葉》，[哥倫比亞]加西亞·馬爾克斯著，劉習良、筍季英譯，南海出版公司2018年，131-132頁）
她繼續(xù)用吸管頭攪拌姜汁汽水：“可我家窮酸得多?！?/p>
“怎么知道？”
“聞味??！就像闊佬能聞出闊佬的味道一樣，窮人也能聞出窮人的味道?！保ā肚衣狅L吟》，[日]村上春樹著，林少華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年，70頁）
時間來到二十世紀，此時代的作家面對惡臭與芬芳的刺激，已不再有當年的那種極度厭惡與熱切渴望，更多的是平靜與觀望（聞）。在科學觀察與主觀青睞之間，作家們好像劃出了一系列面對不同氣味時的態(tài)度圖表，并且不自覺地將個體事件中的嗅覺感受賦予集體氣氛與全局事件，以傳達某種“隱憂”。相對應的是，科爾班在終章中以1911年巴黎的惡臭（工業(yè)臭氣代替了糞便臭氣）作為這場革命未名而名的結尾，“認知革命終將發(fā)聲，嗅覺沉默終將被打破”（326頁），他以獨到的眼光為讀者揭開了現(xiàn)代性體驗下的嗅覺認知轉型，與此同時也暗示著與認知革命并行的“嗅覺美學”將繼續(xù)書寫。科爾班巧妙地將關節(jié)點設置在1911年的巴黎，那個處于具有世界意義的時段下的國際性城市，是否也預示著嗅覺革命的世界性，或者說全域性？作為人類共有的感覺之一，嗅覺在不同文化中的位置是否相同？
如?，敗じ甑赂ダ祝⊿ima Godfrey）在《阿蘭·科爾班：使法國歷史有意義》一文中所概括的，科爾班的文化史寫作與文學文本之間存在某種共生關系，其作“為解讀文學作品提供了語境，而文學又為科爾班提供了語匯和社會想象”（Sima Godfrey，Alain Corbin：making sense of French history，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vol.25，no.2，2002）。1984年，聚斯金德（Patrick Süskind，1949-）的小說《香水》轟動德語文壇，2006年又被改編成同名電影，從此為世界讀者熟知。主人公格雷諾耶與于斯曼筆下的德賽森特一樣是個氣味天才，然而這個癡心掌握香水技術的怪人卻通過殺害少女以取得她們的香味制成香水。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聚斯金德多次提及自己的創(chuàng)作靈感來自阿蘭·科爾班的《惡臭與芬芳》。讀者似乎一下子難以將那個香水狂魔與科爾班對城市惡臭的嚴謹論述聯(lián)系在一起，我想科爾班是為《香水》提供了一個背景式的環(huán)境——十八世紀那個始終彌漫著現(xiàn)代人無法想象的臭氣的城市巴黎，同時也提供了以交織著神秘幻想的文學姿態(tài)反映社會感覺的范式。
科爾班對感官文化的強調不僅激發(fā)了文學創(chuàng)作靈感，他所采用的感覺史寫作范式也為新世紀以來的年輕學者提供了充足的養(yǎng)料，他們紛紛聚焦于特定區(qū)域的感覺文化，試圖回答科爾班在終章中所指向的嗅覺革命的世界性的問題。在嗅覺文化研究領域，特定時期的城市氣味首先成為一批學者研究的視點，梅勒妮·基希勒（Melanie A. Kiechle）在《嗅覺偵探》（Smell Detectives）中強調十九世紀美國城市中的氣息是如何作為一種公共衛(wèi)生手段被形塑的，而非像今天我們所習慣的那樣，戶外新鮮的空氣僅作為一種美學設計與享受而存在。威廉·圖利特（William Tullett）在《十八世紀英國的氣味》（Smell 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中則聚焦十八世紀前后人們嗅覺觀念的轉變——從疾病預防到情感判斷，廣泛運用日記、信件、衛(wèi)生記錄以及各種印刷商品中的嗅覺資料，以驗證嗅覺的社會性改變了該時期感官與社會之間的關系。
除此之外，環(huán)境、種族、交流等“世界話語”也逐漸成為感官文化研究中新的關鍵詞（近五年來，西方學界的嗅覺文化史專著有：The Smell of Risk: Environmental Disparities and Olfactory Aesthetics， NYU Press，2020；Smellosophy: What the Nose Tells the Mi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20； The Smell of Slavery: Olfactory Racism and the Atlantic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0； Scent: A Natural History of Fragra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2； Aroma of Asia: Exchanges， Histories， Threats，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23等）。2015年，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召開“感同身受：近代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下的感官與感覺”工作坊，將感覺文化史引入“文化交流史”，提供了在國內引介歐美學界的感覺文化研究范式的平臺。此后，不少中國學者選擇從感官角度切入，對近代中國文學與文化展開討論，也展現(xiàn)了對科爾班所開創(chuàng)的聚焦特定時期的感官認知革命，聯(lián)系感官與文學實踐的范式的回應。復旦大學康凌在《有聲的左翼：詩朗誦與革命文藝的身體技術》中從聽覺角度探討左翼詩歌的節(jié)奏詩學，試圖構建起聲音秩序背后的一種左翼抒情主義。愛丁堡大學的黃雪蕾受益于科爾班的思路，在去年出版了《中國氣味：近代嗅覺文化史》（Scents of China: A Modern History of Smell），該作將視角放置于近代中國，從清代小說《紅樓夢》的氣味描寫、來華傳教士日記中夸張化了的惡臭論至民國報刊中的香味制品以及五四文學中的力比多氣味，呈現(xiàn)了階級、殖民、陌生等關鍵詞下的嗅覺印象所交織出的一段復雜的歷史記憶。
正如嗅覺在西方傳統(tǒng)哲學話語中不斷受貶損的歷史一般，對嗅覺文化的研究似乎也落后了視覺文化一大截。但當今天“視覺中心主義”的神話面臨著被解構的危機，思想界“充斥著對視覺及其在現(xiàn)代的支配地位的深刻疑慮”（《低垂之眼：20世紀法國思想對視覺的貶損》，[美]馬丁·杰伊著，孔銳才譯，重慶大學出版社2021年，29頁）之時，對其他感官文化的探究以及感官之間的合作正被賦予偌大的期待。如陳建華所指出的，“視覺中心主義的批判與‘視覺轉向’的波動，也涉及對人體其他感官的重新認識，如對聽覺和嗅覺的研究令人矚目，方興未艾”（陳建華：《王國維與視覺中心主義》，收于陳建華《論境界：〈人間詞話〉與康德哲學》，商務印書館2024年，128頁）。因此我們不必抱憾，而是可以篤定地說，阿蘭·科爾班的“氣味之旅”正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中延續(xù)，他始終提倡的感官文化研究與文本中的表象史范式已經(jīng)開出了馥郁的花朵。在今天，人人都分外真切地體驗、珍視著自己每一個感官的細微感受，嗅覺的私人記憶正以極其豐富的形式被儲存、分享和交流，具有世界性、多樣性的感官研究范式也同樣亟待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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