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自由與實踐中的博物學

窗外有棵銀杏樹，我總在工作時忍不住抬頭看看它，抽芽、變綠、變黃、落葉，四季變化，年復一年。前兩年開始觀鳥后，它成了我的觀鳥自留地。因為很近，無需望遠鏡，有鳥飛來時抬頭即可，至少見到過珠頸斑鳩、白頭鵯、白頰噪鹛、麻雀、紅頭長尾山雀、鵲鴝、白鹡鸰、白腰文鳥、烏鶇、八哥、灰椋鳥、絲光椋鳥、黑尾蠟嘴雀和紅耳鵯等。三四月之交的銀杏葉已有錢幣大小，但還沒茂密到可以藏住鳥兒，樹上掛滿雄花花序。這兩天案頭上擺著劉華杰教授的《自然以自由》文集，里面有幾篇提到觀鳥，銀杏樹上有些吵鬧的白頰噪鹛提醒我，或許可以結合這兩年自己的觀鳥活動和觀鳥史研究聊聊文集中的一些話題。

《自然以自由》

鳥類能飛翔，常常是自由的象征，更契合了“自然”和“自由”的主題。之所以說“實踐中的博物學”，是希望回應文集中《科學文化研究的一個修辭策略》，即動賓結構的著述標題，甚至名詞動詞化，如Picturing the Book of Nature。我也同意這種修辭策略是在強調“過程”，正如范發(fā)迪在《知識帝國》中文版序言里所言，關注科學實踐是科學史研究的一種趨勢。“博物學或者博物學文化不是‘過去時’”，“實踐”不單指關注研究對象（博物者）的實踐或博物實踐中涉及的事件、觀點和物品（如工具、標本等），也指研究者自身的實踐過程，包括一階博物學活動和二階的博物學研究，即作者所提倡的“博物+”策略?！岸A研究者在做研究、寫論文的過程中也要沾沾泥土，親自操練至少一種自然愛好，而且要長期堅持，否則根本體會不到研究對象（諸多博物者）對大自然的深情。”劉華杰教授自己多年深耕于一階和二階博物學，是踐行“博物+”的典范，他也在通過各種方式呼吁、鼓勵和支持博物者和研究者加入到這種實踐中。

想來，一階和二階博物學結合的理念也是我自己受到劉華杰教授影響最大的一方面，鄉(xiāng)間的成長經(jīng)歷和植物園的工作經(jīng)歷培養(yǎng)了我對自然的熱愛，為我走向博物學研究之路埋下了種子。這顆種子讓我通過劉華杰教授推薦的《花神的女兒》一書與歷史上的女性博物者產(chǎn)生了共鳴，在他的支持下將女性和性別作為自己多年來研究博物學史的重點。這兩年觀鳥后更加深刻體驗到“博物+”策略的魅力，一階的博物學愛好不僅充滿樂趣和驚喜，與自然、與其他愛好者建立連接，也讓我更加敏銳去發(fā)現(xiàn)新的研究主題，例如女性在殖民地的鳥類收集、記錄和繪畫等實踐，20世紀初中國的女性觀鳥先驅戴珍（Jane B. Dye），等等；而二階的研究反過來讓我對自然保持著廣泛而持久的熱情，盡管這種熱情可能永遠只停留在業(yè)余愛好者狀態(tài)。

觀鳥這項活動早于19、20世紀之交“觀鳥”（birding/birdwatching）這個詞的出現(xiàn)，作者在文集中推薦的《叢中鳥：觀鳥的社會史》將英國觀鳥活動追溯到18世紀牧師博物學家吉爾伯特·懷特。懷特在工作和生活的教區(qū)長期以“古法”（裸眼）觀鳥，細致記錄和描述物種、習性、遷徙行為等，將他作為觀鳥先驅當然是合理的。這本書表明，觀鳥可以作為了解西方博物學、人與自然關系乃至西方文化等歷史的有效路徑，但它的書寫方式還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在此補充一點看法。受觀察工具和技術的限制，以及自然收藏熱潮、狩獵文化和依靠標本的鳥類研究傳統(tǒng)等因素影響，早期的觀鳥活動很少能與標本撇開關系，即便如懷特，也會偶爾獵殺鳥類，解剖和制作標本。當然，在此并非要批判懷特等先驅，而是想要強調觀鳥活動常常與標本收集、羽毛時尚、鳥類保護運動更顯性的活動交織在一起，被這些活動遮蓋，也遠沒有形成一種大眾潮流。這導致本書在討論20世紀之前的觀鳥史時重點并非觀鳥，而是這些更容易看見的人鳥互動方式，對女性觀鳥活動的忽視尤其嚴重，在此不妨舉幾個例子。與奧杜邦齊名的英國鳥類學家約翰·古爾德曾帶著妻子伊麗莎白·古爾德（1804-1841）在歐洲大陸和澳洲殖民地考察鳥類，后者擔任了他的鳥類畫師。在考察期間，伊麗莎白并不參與狩獵、剝制鳥皮等事務，而是就地觀察鳥類，用速寫的方式記錄鳥類棲息的植物和環(huán)境，這些速寫為古爾德《澳洲鳥類》的插圖奠定了基礎。再如鳥類畫家布萊克本（Jemima Blackburn, 1823－1909），從不對著標本作畫，而是在生境中觀察、寫生，對繪畫對象的行為、習性了熟于心。作家布萊特溫（Eliza Brightwen, 1830－1906），為青少年寫了不少博物學讀物，觀察和描述身邊的鳥類和植物，傳播鳥類知識，勸阻鳥類破壞活動，即使做標本也是處理自然死去的鳥類。在鳥類研究依靠獵槍的時代，女性與這項殘忍的博物學活動格格不入，出于各種目的的標本收藏也是靠購買、贈送等間接方式獲取，以懷特的方式觀鳥契合了得體、優(yōu)雅的性別角色期待，只是她們的觀鳥活動被其他角色和身份所掩蓋，比如這幾位女性的畫家或作家身份，所以很難被載入觀鳥史。因此，盡管《叢中鳥》專門寫了一章“遺忘角色：女性和觀鳥”，但談及的女性很少，尤其是20世紀之前，對以上女性只字未提。

《澳洲鳥類》

“birding/birdwatching”這個專有指稱在19、20世紀之交的出現(xiàn)可以視為大眾觀鳥潮流興起的標志，這種潮流植根于維多利亞時期的博物學文化，也與當時歐美鳥類保護運動密切聯(lián)系在一起。20世紀初期，在華的歐美人士就將觀鳥活動帶入了中國，例如上海的威爾金森（E. S. Wilkinson）和成都的戴珍等人開啟了國內觀鳥先河，起步并非如通常以為的那么晚。但受到經(jīng)濟文化發(fā)展的影響，20世紀初即使在歐美，觀鳥人數(shù)也有限，更不要說中國，觀鳥成為熱潮也不過是近些年的事。誠如劉華杰教授所言，“觀鳥活動是種享受，是一種有趣的生命體驗，也是一種優(yōu)良的生活方式……文明、高雅，所謂小康社會，可以用公眾博物的程度、觀鳥人數(shù)的多少來衡量！”博物學有助于人成為有道德的物種和個體，也可以幫助人“尋找、確認價值和意義，讓日常生活更美好”，越來越多的人通過觀鳥來實現(xiàn)這樣的目標。作者也反復強調通過博物學了解自己的家鄉(xiāng)和第二故鄉(xiāng)，發(fā)現(xiàn)身邊的自然，培養(yǎng)從平凡生命中感知自然的能力。我曾經(jīng)多次思考如何去觀察和了解自己的故鄉(xiāng)，在閱讀梁鴻的梁莊系列和黃燈的農(nóng)村觀察等作品時也感慨萬千，但終究發(fā)現(xiàn)博物學才能讓我走進那個熟悉又陌生的成長之地，甚至以此理解父母的生活方式，他們對鄉(xiāng)土的眷戀和依賴，以及他們積累的本土動植物知識。最近一兩年每次返鄉(xiāng)，總可以在村莊及附近平凡無奇的樹林和山谷里記錄到30多種鳥，有限的幾次觀鳥已經(jīng)累計近60種鳥類，這個數(shù)字還會增加。而現(xiàn)在生活和工作的成都，地鐵公交可達的市區(qū)/郊公園吸引了鳥友們反復打卡，我也時常一時興起出門走走，還有小區(qū)、校園、周圍的公園、河道等地，都提供了便利的觀鳥點。

觀鳥活動的繁榮，使鳥類學成為最有代表性的“公民/公眾科學”（citizen science），在此借著觀鳥談談作者對“公民科學”的看法。作者并不太認同這種提法，因為它是“科學界發(fā)起的，天生具有不對稱性”，“依然以科學（家）為中心”，“根本上是讓百姓（愛好者、業(yè)余人士）成為外圍組織”，“廉價、免費甚至倒貼的打工者”。2023年5月《自然辯證法研究》“公眾科學研究”專題刊登了三篇論文，其中一篇將博物學復興運動作為公眾參與科學的本土案例，肯定了這場運動對科學、現(xiàn)代性以及科技治理的反思，其積極影響毋庸置疑。另外兩篇探討了公眾科學的概念和思想發(fā)展等，“公眾作為科學家”主動與科學家合作、參與到科學研究項目，并以此實現(xiàn)公眾知識與專家知識的對稱性，以及科學的民主化。兩篇論文都提到了康奈爾大學鳥類實驗室項目是公眾科學的經(jīng)典案例，我身邊也有一些公眾參與的鳥類研究項目，如成都越冬水鳥調查、城市公園鳥類調查、熊貓基地和唐家河保護區(qū)鳥類環(huán)志、龍泉山猛禽監(jiān)測等。除了環(huán)志由機構和科研團隊發(fā)起、招募志愿者，其他都由觀鳥會和自愿者組織和參與。有些項目志愿者確實比較辛苦，需要從早到晚一直“堅守崗位”，基本也沒有報酬，甚至需要自己解決交通和食宿，的確存在作者提出的這些弊端，但弊端可能不是全部。從志愿者的角度看，首先他們擁有選擇的自主權，可以選擇適合自己的項目、時間和想去的地方，比如以上幾類項目，我只喜歡鳥類環(huán)志項目。其次，從作者設想的“公民做若干科學探究，為自己服務”角度講，這些項目中會有專業(yè)的鳥類學家和資深鳥友指導，讓志愿者快速提升鳥類知識和觀鳥技能，有助于他們之后自己踐行博物學。有些項目可以為愛好者提供了“自己玩”無法實現(xiàn)的平臺，讓他們“利用”科研資源為自己的博物愛好服務。比如，我從環(huán)志項目中學到了環(huán)志的一系列技術，“合法”進入保護區(qū)核心地帶，使用研究工具，近距離接觸到鳥類，參與鳥類遷徙監(jiān)測數(shù)據(jù)的收集，這些都是我靠“個人致知”無法實現(xiàn)的。

對于作者設想的最關鍵一條建議——生產(chǎn)知識，公民科學項目提供的平臺鼓勵公眾提交自己的觀察結果，經(jīng)由審核納入數(shù)據(jù)庫，或者直接與科研團隊合作參與知識生產(chǎn)。這與“個人致知”并不矛盾，尤其是在個人還達不到形成較為完善的知識體系時，公民科學不失為參與知識生產(chǎn)的有效方式。畢竟，通過長期、系統(tǒng)的博物觀察然后完成某個地方的博物考察報告、自然觀察手冊等只是少數(shù)人想做也能做到的事，大部分人愛好者并沒有足夠的時間、精力或條件去完成這樣的目標。我不禁想起林奈的使徒們，還有后來帝國博物學網(wǎng)絡中身處科學中心的歐洲博物學家和遍布全球的采集者，即使在信息極不發(fā)達和對等的時代，歐洲的權威與“邊緣”地帶的采集者和本土居民之間，也并非完全的掌控與被掌控關系。當然這個類比可能不太合適，但在信息時代的公民科學，公眾在信息獲取、利用科學研究成果、選擇權等方面有越來越多的自主性，而科學共同體對公眾參與的依賴也會讓科學家不斷反思這種合作關系。博物學的式微不可否認，但在生態(tài)學、鳥類學、保護生物學、民族植物學、人類學等領域，專業(yè)科學家、學者也無法否認博物愛好者、本土居民對知識的貢獻，甚至必須依賴他們的參與，與他們一起采用傳統(tǒng)的博物學方法推進研究項目的開展。改善公民科學現(xiàn)有的不足，讓“表面浮淺”的博物學與現(xiàn)代科學方法并存、互利，搭建公眾和科學家的雙贏模式，或許也是一種選擇。當然，公民科學還有更多值得討論和探索的方面，我自己的想法并不成熟，會在親自參與、觀察和思考中發(fā)生變化。

這本文集也是劉華杰教授的“博物收集”，收集了不同時代和地方的博物者和博物好書，以及他們呈現(xiàn)的精彩紛呈的博物學文化，當然也匯集了作者自己豐富的博物實踐和思想，在此只是借觀鳥粗略談談。

何以自由？自然或許會給我們一些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