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理論以無休止的懷疑和不斷逼問的精神鑄造了自己的命運

【編者按】

為何批評家必須揭開文學作品的神秘面紗，為之祛魅？他們?yōu)楹螆孕盼淖挚傇陔[瞞某種真相，而自己的任務就是揭示未被言說或遭壓抑之物？《批判的限度》是《文學之用》《現(xiàn)代性的性別》的作者芮塔·菲爾斯基的作品，挑戰(zhàn)文學研究領域的主導闡釋模式——批判，她從哲學、政治、文化等多個角度，探索批判的邊界，揭示批判的盲點，引領讀者深入思考批判的本質和意義。本文摘自該書。

先從“重要”這個詞說起。一些批評著作的標題都驚人地相似，這背后是什么原因？是怎樣的心靈交融，催生了如此同步和對稱的措辭？很多拉住讀者，堅持不懈地（甚至憤憤不平地）讓我們?nèi)ラ喿x的書，都是這樣的題目：文學為什么重要？文學在21世紀為什么重要？詩歌為什么重要？維多利亞文學為什么仍然重要？人文學科為什么重要？彌爾頓為什么重要？在學校閱讀文學為什么仍然重要？書為什么重要？比較文學為什么重要？

這種口頭禪已經(jīng)過于流行了——為何“重要”這類話題，正在鍛煉著越來越多批評家的頭腦——這種現(xiàn)象表明了一種速度檔位的變化，以及對優(yōu)先級的改變。這類書名的語氣里帶著勸誡，并夾雜著一絲不滿。我們受夠了那些吹毛求疵、雞蛋里挑骨頭、研究“大頭針上可以有多少個天使跳舞”的經(jīng)院學問！不要再回避最根本的問題了：為什么文學值得我們?nèi)ベM心思？文學研究有何緊要之處？

在學術界內(nèi)外，解決這些問題的呼聲越來越高。在市場驅動的時代，人們愈發(fā)懷疑人文學科的用途，文學研究發(fā)現(xiàn)自己正處于合法化危機的陣痛中，四處尋找證明自身合理性的方法。畢竟，為什么要關心文學？直到最近，答案還很渺茫，因為占據(jù)主導地位的是強批判的情感，以及迷戀歷史共鳴而非當下相關性的歷史主義。特別是在文學理論家當中，談論價值常常會遭到嘲諷：這種做法被唾棄為反民主的、任性的、排外的，被認為受到了美學神秘化觀念的束縛。批評家依舊挑剔地選書，對偏愛的書做出詳細闡述，有時還懷揣著熱忱、敏銳和激情。然而，他們這樣做的理由往往被掩飾了，或者如下文所述，他們簡單聲稱“批判性”即唯一的衡量標準。回顧過去幾十年的文學論爭，會發(fā)現(xiàn)許多顧慮、懷疑、擔憂和不安的情緒，現(xiàn)在局外人也表達了同樣的態(tài)度，盡管原因非常不同。特別是文學理論，它以一種無休止的懷疑和不斷逼問的精神，鑄造了自己的命運；批評家以歌德《浮士德》中的梅菲斯特為榜樣，認為自己是“der Geist, der stets verneint”，即永遠否定的精神。在經(jīng)歷了數(shù)十年的破除偶像崇拜運動之后，在經(jīng)歷了撕碎新批評、嘲笑利維斯式陳詞濫調(diào)的酒神狂歡之后，我們只能在周日早晨慢慢忍受宿醉帶來的不適，并想知道從廢墟中還能尋回什么碎片（如果還有碎片的話）。

當然，對價值和規(guī)范的警惕心理，并非文學研究所獨有。在整個人文學科中，學者們所受的訓練往往不是去表達價值觀，而是去審訊它們，不斷重復?？碌挠^點：價值觀的話語從何而來？它的存在模式是什么？它為哪些利益和權力關系服務？學者們是在元評論（metacommentary）的深奧氛圍中成長起來的，這磨煉了他們將事物復雜化和問題化的能力，他們習慣將與世界有關的陳述，轉化為討論讓這些陳述得以產(chǎn)生的話語形式。我們無休止地進行這樣的審訊，不費吹灰之力，甚至在睡夢中都可以。然而，當被要求去證成（justify）對文學的依戀和投入時，我們卻往往不知所措，無所適從。

邁克爾·羅斯（Michael Roth）在《超越批判性思維》（“Beyond Critical Thinking”）一文中，討論了這種片面性。他指出，學者們太善于記錄意義、價值和規(guī)范的不足之處；我們就像頑強的獵犬，在每個拐角都能嗅出壓迫、串通或排斥。然而，當被要求去解釋各種（包括我們自己的）生活形式中的意義、價值和規(guī)范的重要性時，我們卻往往啞口無言。嚴謹?shù)乃伎急坏韧冢ú⒊３１缓喕癁椋┡械男膽B(tài)。其結果可能是一種可悲的智識傲慢——你能做的最聰明的事情，就是看穿別人深藏的信念和心中的依戀?！叭绻覀冞@些人文學科的教授更多地把自己看作規(guī)范的探索者，而不是規(guī)范性的批判者，”羅斯寫道，“那么就有望重建知識工作與公共生活發(fā)展之間的聯(lián)系。”

此外，文學研究還可以利用一種獨特的雙刃武器：對文學的批判vs.作為批判的文學。我們有一整套方法論工具可以隨時取用，拿來專門抽取文本無法知曉或不能理解的東西。政治或歷史診斷的手術刀將文學作品切開，暴露出它的缺失和閉塞，以及它的拒絕和否定。朱迪斯·費特利（Judith Fetterley）有一個經(jīng)典的觀點，她認為閱讀成了一種抵抗而非贊同的行為，它是一種將自身從文本力量中解放出來的方式。然而，對很多批評家來說，這類方法似乎是膚淺的，還不夠精細：與其說它暴露了文本的缺陷，不如說它體現(xiàn)了閱讀實踐不夠精妙。于是，一切被顛倒了過來：我們不再需要用批判對準文本，因為文學帶來了批判。文學現(xiàn)在可以獲得褒獎，是因為它能夠實現(xiàn)陌生化和去神秘化，能夠暴露尋常之物的庸常性，突出意義的純粹偶然性和建構性。簡言之，我們不需要懷疑文本，因為它已經(jīng)為我們做了懷疑的工作。在面對語言和思想的日常形式時，批評家和作品結為同盟，卻又互不信任。

不可否認，這樣的批評綱領同那些游離于社會主流生活之外或與之發(fā)生抵牾的藝術家有緊密關系。無論是福樓拜對資產(chǎn)階級愚蠢性的抨擊，布萊希特倡導的“間離效果”的刻薄諷刺，伍爾夫對男性自負的批評，還是達達主義者對陵墓般的博物館的嘲笑挖苦，都說明了現(xiàn)代藝術常常試圖去撼動一切。它是扎入肉中的刺、擊中眼睛的拳，是對日常語言的有力扭曲、變形和再利用。但我們可以質疑“批判性”（criticality）被狂熱地追捧為衡量文學價值的唯一標準這一現(xiàn)象。似乎只有證明藝術作品（哪怕是不自知地或不自覺地）參與了批判，我們才能合理化自己對藝術作品的喜愛。因此，一部特定的小說或電影之所以值得激賞，是因為它乃意識形態(tài)控制下的例外，而這種意識形態(tài)照例是必須被譴責的。我們經(jīng)?？吹脚u家為了證明一個文本蘊藏著不和諧的異響，結果把自己搞得狼狽不堪，仿佛他想不出別的方式來證明文本的優(yōu)點。至少在這一點上，我們?nèi)匀皇前⒍嘀Z和現(xiàn)代主義審美價值體制的忠實傳人。審美和社會價值似乎都只能通過反對性（againstness）的修辭來兌現(xiàn)。

然而，還有其他一些顯著的欲望、動機、議題在驅動著閱讀行為。盡管那些批評家在文學作品中拼命搜尋著或真或假的抵抗的蛛絲馬跡，卻對這些要素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我們之所以低估了藝術的重要性，是因為過度關注“de-”這個前綴（文學“去神秘化”“去穩(wěn)定性”“去自然化”的能力），而忽略了“re-”：文學如何再語境化、再設定或再激活知覺。藝術作品不僅是顛覆，也是轉換；它們不僅提供信息，也帶來轉變——這種轉變不僅是智識上的調(diào)整，也是情感上的重組（情緒的轉變、感覺的強化、不期而至的喜歡或迷茫）。尚塔爾·墨菲（Chantal Mouffe）指出，藝術作品可以激發(fā)強烈的依戀之情，并產(chǎn)生新形式的自我認同、主體性和知覺的可能性。這里，批判之所以陷入困局，正是因為一種錯誤的假定：任何未能對現(xiàn)狀加以“審問”的，都注定要去幫助維系現(xiàn)狀，并且任何不批判的，都要墜入非批判的深淵。批判總是自詡其作壁上觀的警惕性，但事實證明，它無法引領我們?nèi)フJ識審美依戀的大千世界。

近幾十年來，隨著文學正典受到?jīng)_擊，以及新的聲音和觀點大量涌入，我們對文學的本體和功能有了不同的看法，這一點是無可爭議的。然而，這并不意味詮釋這種變化的最佳術語來自批判——而不是靈感、發(fā)明、慰藉、認識、補償或激情。這樣的習慣性表達限制了我們對文學是什么和能做什么的認識；它以忽略情欲（愛和聯(lián)結）為代價，凸顯了斗爭（沖突和支配）的領域，并認為（這種想法并沒有什么理由）后者比前者更為本質。但凡參與過學術交流的人，都習慣于聽到這個必有的提問：“那權力呢？”也許，是時候去問另一類問題了：“那愛呢？”或者：“你怎么不討論依戀？”提出這樣的問題，并不是為了審美而放棄政治，而是要提出這樣一種觀點：藝術和政治都關乎聯(lián)結、組成、創(chuàng)造、共同生產(chǎn)、發(fā)明、想象、生成可能性。兩者不能簡單化約為批判——那種鋒利但偏頗的凝視。

《批判的限度》，[美]芮塔·菲爾斯基著，但漢松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