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史”的出現，讓馬丁·蓋爾這樣的草根在曾經寫滿了精英的歷史中實現逆襲，進入大眾視野。作為一種被冠以“新”字的歷史書寫方式，新文化史興起于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西方，其時無論是在社會領域還是在知識界，都涌動著一股變革的力量。二戰(zhàn)后得以重建的豐裕社會已經顯現出乏力和疲態(tài)，一度穩(wěn)固的社會秩序逐漸成為人們自由流動的屏障。在思想領域，“后學”之風也在推波助瀾，以摧枯拉朽之勢沖擊著西方人固有的思維模式和價值觀念。
當時，從意大利到法國，從英國到美國，一批富有冒險精神的歷史學家脫穎而出，決心挑戰(zhàn)歷史研究的既有路徑。他們將目光從政治和經濟領域轉向文化領域、從社會上層轉向普羅大眾、從追求歷史的真實轉向探詢歷史的意義。歷史的客觀性原則讓位于敘事的技巧，歷史的宏觀結構被微觀的心靈世界所取代。這股創(chuàng)新之風因時因地而有著不同的稱呼，它在意大利被稱作“微觀史”，在法國被稱作“心態(tài)史”，在英國被稱作“歷史人類學”，在美國則被稱作“新文化史”。而上述那些篳路藍縷的歷史學家們，如今都已是殿堂級的人物：卡洛·金茲伯格、羅杰·夏蒂埃、勒華·拉杜里、林恩·亨特、羅伯特·達恩頓……當然，其中最引人矚目的非娜塔莉·澤蒙·戴維斯莫屬。
娜塔莉·澤蒙·戴維斯
將娜塔莉·戴維斯視為新文化史的象征或領軍人物，首先要歸功于1983年出版的那本給她帶來世界聲譽的《馬丁·蓋爾歸來》。在這部堪稱新文化史奠基之作的書中，戴維斯運用嫻熟的檔案和文本解讀能力，重構了十六世紀中葉法國鄉(xiāng)村眾多小人物的個人史。這些人中有離家出走的丈夫、有深藏隱情的妻子、有精明能干的“騙子”、有覬覦錢物的親戚……他們在以往的歷史書中很難被看到，即使偶有記載，也是作為一個語焉不詳的群體或類型，藏身于宏大敘事暗淡的背景之中，被抹去了應有的個性。戴維斯讓這些“沒有歷史的人”粉墨登場，走上前臺，像薩克雷筆下名利市場中的蕓蕓眾生那樣，講述各自離奇曲折的故事，為他們在光怪陸離的世界和公共的話語空間中爭得了一席之地。
戴維斯在這部書中還展現了一位長期置身學術體制邊緣的女性歷史學家理解和書寫歷史的獨有方式。比如，用生動的敘事將看似破碎的材料連綴成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在沒有史料作為證據時對事件做出合乎理性的推測、依據個體的情感和欲望而不是歷史的趨勢對事件做出解釋、不再把追求真相而是把呈現意義作為歷史寫作的目的，等等?；蛟S是戴維斯的理念過于前衛(wèi)，《馬丁·蓋爾歸來》出版后迎來的不是掌聲和贊譽，而是批評和質疑。評論者指責戴維斯對史料過分解讀甚至誤讀，認為她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去猜測人物的行為與動機無異于文學創(chuàng)作?？傊?，這部書混淆了真實與虛構的界限，很難稱得上是一部嚴謹的歷史著作。直到多年后新文化史這種范式得到人們的認可和推崇，《馬丁·蓋爾歸來》一書的經典地位才得以確立下來。
最新出版的《馬丁·蓋爾歸來》中譯本
戴維斯的這種遭際并非偶然，在她之前，卡洛·金茲伯格關于小人物的微觀故事即便使用的史料再多，分析得再為深入，也被認為是對非典型個體的描述而不具有普遍性。在她之后，史景遷因運用文學資料和意識流手法對王氏內心世界的建構，更被斥為背離了歷史學客觀性的原則，與創(chuàng)造小說無異?；蛟S我們只有將新文化史置于西方史學的發(fā)展脈絡中，才能夠更好地理解其意義和價值。
二戰(zhàn)后，西方史學經歷了兩次重要的轉折。第一次發(fā)生在六七十年代，標志是從政治史轉向社會史。第二次發(fā)生在八十年代，標志是從社會史轉向文化史。在這一被稱作“文化轉向”的過程中。歷史學經歷了一次重要重塑。一方面，歷史學越來越社會科學化，它愈發(fā)依賴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來拓展自己的疆域。如同第一次轉向中，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對于推進社會史的發(fā)展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一樣，在“文化轉向”中，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對新文化史的興起至關重要。戴維斯與另外一位新文化史的代表人物羅伯特·達恩頓，就都曾與人類學家格爾茨在普林斯頓大學有過密切合作，并深受其影響。具體而言，人類學對新文化史的影響主要集中在以下兩點。首先是人類學意義上的“文化”概念的影響。人類學上的文化強調的不是習俗和制度，而是象征和意義。格爾茨曾指出，人類時時刻刻處在自己所編織的意義之網中，而文化就是這些意義的承載物。對文化的研究重點不在探索規(guī)律，而在尋求意義。其次是人類學文本解讀方法的影響。格爾茨認為，當人類學家面對廣義上的文本時，比如眨眼睛或者斗雞活動，不能僅僅滿足對其表象的揭示，而是要挖掘其深層的象征意義，此即所謂的“深描”。對于歷史學家來說，他們應當像在田野中調查的人類學家那樣，從瑣碎的史料中發(fā)現意義，或者在史料闕如的情況下去建構意義?！恶R丁·蓋爾歸來》一書無疑體現了上述兩種影響。
另一方面，歷史學越來越遠離宏大敘事，體現出細碎化和邊緣性的一面。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文化轉向之后的歷史學與后現代史學有著難以厘清的關系。盡管淵源有所不同，但雙方在實踐上卻走在了一起。它們都放棄了建立在啟蒙理性主義之上的“大寫歷史”（History），轉而關注各種被忽視和被壓抑的“小寫歷史”（histories），為那些隱藏在結構和規(guī)律之下的群體和個人發(fā)聲。兩者也都放棄了從中心看問題的視角，將關注的焦點放在了遠離中心的邊緣，以此來挑戰(zhàn)現代史學強大的規(guī)訓和控制能力。在戴維斯筆下，不論是邊緣中的女性、冒名頂替的騙子、請求赦罪的犯人、生死抗爭中的奴隸，抑或在兩個文化世界中游走的穆斯林，無不體現了碎化和邊緣的特點。由此，歷史學的疆界得到了極大擴展，歷史學的面貌也得到極大改觀?？陀^性、史料、論證和普遍性不再被視為歷史學的要素，也不再被認為是一部成功的歷史著作的標志。相反，個體意識、記憶、敘事和偶然性事件成為歷史學家再現過去的有力武器。
可以說，新文化史的出現讓人們對歷史學的性質、史料的作用、歷史知識的限度、歷史學家的責任都有了不同于以往的認識，而這一切都要歸功于戴維斯等新文化史實踐者對這一領域的開拓和推動。作為一位勤奮多產的歷史學家，戴維斯在其漫長的職業(yè)生涯中穿梭于不同的研究領域，在女性史、影視史、跨文化史中都頗有建樹。但不管研究的對象和主題如何，戴維斯都能將之統(tǒng)攝在新文化史的主旨和意涵之內，以邊緣的視角從特殊的個體中展現歷史的多種可能。不過，戴維斯也沒有故步自封，而是不斷挑戰(zhàn)自我，去竭力展現更為錯綜復雜的歷史情勢。在2006年出版的《騙子游歷記：一位16世紀穆斯林的雙重世界》（中譯本《行者詭道：一個16世紀文人的雙重世界》）中，我們可以看到戴維斯的這一追求。
《行者詭道：一個16世紀文人的雙重世界》
《騙子游歷記》考察了一位被歐洲人稱作“非洲人利奧”的穆斯林哈?！ね哔澰趦蓚€文化世界——北非的伊斯蘭世界和歐洲的天主教世界——之間的經歷和遭遇，全書內容復雜，視野宏大。較之戴維斯以往的著作，該書在研究空間上超出了作者所熟悉的法國史領域，延及整個地中海世界；該書在類型上也超出了新文化史的范疇，體現了跨文化、跨國甚至全球史的特征。與之前那些主題單一的著作相比，該書糅合了認同、全球化、文化遭遇（cultural encounter）、文化混雜（cultural hybridity）等眾多主題，體現了戴維斯全新的史學抱負。在這部頗具啟發(fā)性的著作中，戴維斯著力倡導了一種“去中心的歷史”（decentering history），即通過展現地方視角和地方敘事，來說明在一個全球互動業(yè)已形成的時期，沒有哪個區(qū)域或哪種文化主宰著這一過程。作為兩個文化世界的穿越者和聯接點，“非洲人利奧”或者哈?！ね哔澰谶M入或離開天主教世界時并不全然出于被動，而是有著自己清晰的文化策略。
雖然很難為《騙子游歷記》歸類，但該書沿承了戴維斯一貫的風格：近乎“沒有歷史”的小人物、邊緣性的視角、生動的敘事，以及充滿想象力的意義建構。因此，我們依然可以將該書看作是戴維斯在新文化史領域的一次全新嘗試，一次融合了全球史的理念但又力圖消除全球史的權力中心的嘗試。戴維斯在史學上的這種進取心和開放性，來自她從未將歷史作為一種封閉的話語體系的信念。在戴維斯看來，歷史是過去與現在、普遍與特殊、邊緣與中心、真實與虛構之間永久的對話。1987年，戴維斯在當選美國歷史學會主席時，作了題為《歷史的兩個身體》的就職演講——題目顯然仿效了中世紀學者恩斯特·康托洛維茨的經典《國王的兩個身體》。在演講的結尾處，戴維斯用形象的語言強調了對話在歷史研究中的重要性：“我心目中的歷史至少有兩個身體，至少有兩個人在其中對話、爭論，當他們用手指著自己的著作發(fā)表觀點時，一方總是在傾聽著另一方?！毙挛幕坊蛟S正是這樣一種開放和多元的對話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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