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吃帶骨頭的肉，袁靖都會習慣性地看一下這是什么動物的哪塊骨頭。這是他的“職業(yè)病”。
今年已經71歲的袁靖是中國動物考古與科技考古的領軍人物，其代表性著作《中國動物考古學》曾在2016年榮獲首屆中國考古學大會研究成果金鼎獎。盡管動物考古在上世紀30年代殷墟考古時就已拉開序幕，但在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處于停滯狀態(tài)，直到上世紀70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才開始專門配備做動物考古的研究人員。袁靖本人是在1989年赴日留學后，才走上了這條路。
袁靖
在長期從事田野挖掘和研究工作的同時，袁靖還熱衷于科普工作。他是央視《考古公開課》的主講嘉賓，曾策劃過《與豬同行》這樣的普及性學術展覽。今年，他還出版了一本暢銷書《動物尋古：在生肖中發(fā)現中國》，從動物考古學視角解析中國的“十二生肖”在中華民族歷史上所起的作用。
在袁靖看來，動物與人類社會關系密切，它們或為先民的生存做出了巨大貢獻，或代表了先民向往的某種理想。動物考古，可以讓我們看到古代動物的狀況、人類環(huán)境的變遷、社會的發(fā)展和人對動物觀念的變化。
【對話】
從一塊小小的骨頭，看到動物活著的歷史
澎湃新聞：首先第一個問題，動物考古究竟指什么？同樣都是對挖掘出土的動物遺存開展研究，它和古生物學的差別是什么？
袁靖：古生物學與地質學關系密切，主要研究保存在地層中的地質歷史時期的生物遺體和化石，以探討生物的進化為主；而動物考古屬于考古學的一個分支，主要研究的是古人與動物之間的相互關系。我們對考古遺址出土的動物遺存開展全方位的研究，目的是探討研究古人怎么利用動物、這個過程在人類的歷史進程中發(fā)生了什么作用、人類的活動又對動物本身造成了什么影響。
河南殷墟郭家莊的車馬坑
澎湃新聞：要搞動物考古，需要掌握哪些知識？
袁靖：毫無疑問，在掌握考古學的基本知識外，我們還要學習動物學，也就是研究動物的形態(tài)、分類、生活、生態(tài)、行為、分布、遺傳、進化及其與人類的關系的學科。
動物學的主要分支學科包括動物分類學、動物解剖學、動物地理學和動物生態(tài)學。我們要學習這些學科的基礎知識。掌握了動物分類學，我們才能認識動物種類之間的親緣關系，科學排列遺址中出土的動物種類；熟悉動物解剖學，我們就能準確地鑒定出土動物遺存所屬的種類和部位，并且對骨骼上殘留的切割痕跡做出判斷；掌握動物地理學，我們可以依據一個地區(qū)動物群落的自然分布的狀況、遺址中出土的動物的種屬鑒定和數量統(tǒng)計結果等，判斷當時人類獲取野生動物的方式、家養(yǎng)動物的來源、動物的遷徙等信息；而動物生態(tài)學，可以幫助我們分析古人利用動物的一些行為的客觀原因。要做好動物考古，必須具有跨學科的基礎知識。
2018年，袁靖在王府井動物考古實驗室
澎湃新聞：能不能給我們描繪一下你們的日常工作是怎樣的？
袁靖：我們會按照古代的房址、墓葬、窖穴、灰坑、文化層等遺址單位，手工收集肉眼可見的動物遺存；同時，還要抽取特定遺跡的土樣進行過篩，以獲取其中的動物遺存。因為有些動物的骨骼十分細小，不通過過篩采集，很容易漏掉。
接下來，我們會用水將動物遺存表面清洗干凈，以便看清其形態(tài)特征。對有些破碎的動物遺存，還可以進行拼對粘接，最后拼對出來的動物骨骼越完整，骨骼上的特征點就越多，鑒定起來就越可靠。拼對完骨骼，我們就要開始做鑒定和測量等形態(tài)學方面的研究，包括確認這些骨骼屬于什么動物，是動物的哪個部位，各種動物的數量分別是多少，這只動物的年齡多大，形體如何，雌雄認定，骨骼上有無病變，人工痕跡，等等。比如，被人當作坐騎的馬，其腰部的脊椎骨會留下骨質增生、發(fā)育不對稱、脊椎融合、水平裂縫等多種病變跡象。而距今3300年左右的河南安陽殷墟遺址出土的馬骨，沒有發(fā)現這種病變跡象，說明騎馬這種行為在商代還沒有出現。馬傳入中國，首先是用來駕車的。
澎湃新聞：對于動物骨骼，光是“看”可能還不夠吧，應該還會用上各種科技手段進行分析吧？
袁靖：當然。在肉眼的觀察和判斷后，我們還會對動物遺存進行碳14測定年代、古DNA分析、碳氮穩(wěn)定同位素分析、鍶同位素分析等科技檢測。比如，通過碳14測定年代確定距今多少年，建立明確的年代標尺。通過古DNA分析確定動物的譜系，我們說中國的黃牛、綿羊和山羊都是通過文化交流從外面?zhèn)魅氲?，其中的一個重要依據就是這些動物的基因特征最早都發(fā)現于西亞地區(qū)。通過碳氮穩(wěn)定同位素分析，我們可以認識動物的飲食結構，進而判斷那個動物是野生的還是已經被馴化的，因為動物與人類的食物趨同是人類掌控和飼養(yǎng)動物的標志；鍶同位素分析則可以揭示動物是土生土長的，還是外地傳入的，探討動物資源的流通?？偟膩碚f，這些科技手段可以讓我們從一塊小小的骨頭中看到動物們活著的歷史，包括它們從哪兒來、吃了什么、死于何時等等。
河南偃師商城的豬
澎湃新聞：能不能舉個例子？
袁靖：陜西省寶雞市有一個雍山血池遺址，是秦漢時期的國家級祭天場所。我們對這個遺址出土的26匹馬的骨骼進行了全方位的動物考古研究，發(fā)現它們是18匹公馬，8匹母馬，都是幼馬；馬的毛色以栗色為主，還有騮色和黑色；體型偏小，耐力較強，不擅長短跑。馬骨的線粒體DNA的多樣性非常高，可以劃分為六個不同的譜系。馬的骨骼中的鍶同位素比值表明他們均來自至少100公里之外的地方，這反映出秦漢時期中央集權體制可以高效調配動物資源。研究還發(fā)現，這些馬在宰殺前一段時間被喂食了大量粟、黍等C4植物草料。把這些信息結合在一起，我們便可以得知秦漢時期國家級的祭天儀式中征集、選擇、飼養(yǎng)和使用馬牲的情況。這些內容在司馬遷的《史記?封禪書》中都沒有提及，可以說，沒有動物考古學，這段歷史就不能完整地展現出來。
考古是實打實的，要秉承科學精神和嚴肅態(tài)度
澎湃新聞：既然說到馬，我記得您在《動物尋古》里寫道，在距今3300年以前的遺址中幾乎沒有發(fā)現馬骨，而在那之后，多處遺址都發(fā)現了車馬坑和馬坑，也就是說，家馬是突然出現在這一地區(qū)的。但當時究竟發(fā)生了什么，還不清楚。我好奇的是，研究人員需要從哪些方面入手、收集到什么樣的證據，才能推斷出為什么那個時候突然出現了大批家馬？
袁靖：這個很難說。我們現在只知道馬是從中國境外傳入的。從中亞地區(qū)傳播過來，可能是新疆的線路，由西向東；也可能是蒙古高原的線路，由北向南。但不管是哪條線路，沿途應該有多個出土馬骨的遺址，我們需要通過排列遺址，找出路線圖，然后才能進一步推測下去。但是現在還很少發(fā)現能夠把黃河中下游地區(qū)發(fā)現馬骨的遺址跟中國境外的遺址聯系起來的證據，很大一片地區(qū)都是空白，所以，我們暫時還不能做出科學的判斷和有根據的推測。要知道，數千年間因為沒有文字流傳而造成的歷史傳承的中斷，絕非輕易可以重建的?？脊诺镊攘驮谟诓粩嘤行碌陌l(fā)現。相信今后隨著新的出土馬骨的考古遺址和相關遺址的發(fā)現，我們能夠一步一步地把馬傳入中國的路線圖畫出來。隨著對位于那些區(qū)域的考古學研究的深入，我們能夠從遺跡和遺物中找到那個時候究竟發(fā)生了什么的證據，為探討家馬傳入中國的原因提供啟示。
陽陵出土彩繪陶塑動物群
澎湃新聞：馬一直是非常受矚目的動物，那有沒有什么動物，一般人不太會重視，但對于你們的工作很重要？
袁靖：有啊，老鼠。上個世紀20年代末，當北京周口店遺址發(fā)掘出第一個完整的北京猿人頭蓋骨時，整個世界都為之矚目。除了古人類的骨骼，學者們其實還發(fā)現了一些散碎的鼠類骨骼，但那些在當時并沒有引起更多的關注。
而今天，動物考古學家非常重視老鼠的遺存。除了可以探討它們與古人的關系，當時的老鼠往往是作為偷食者存在的。另外，因為與其它動物相比，老鼠一般是在當地土生土長的。因此，只要我們能科學地判斷出這些出土的鼠類骨骼是屬于遺址單位的形成時期，而不是后來打洞鉆進去的，老鼠的牙齒就是建立當時當地鍶同位素標準的最理想的標本。也就是說，以老鼠牙齒的鍶同位素比值作為標準，我們通過測量古人和其它動物的鍶同位素，比較他們與老鼠的鍶同位素比值相同與否，就可以判斷古人和其它動物的居住地是否發(fā)生過變化，繼而推斷古人和其它動物在生長過程中是否發(fā)生過遷移，探究當時是否出現過文化交流。我們的研究證實，文化交流在中華文明起源和早期發(fā)展過程中是發(fā)揮了重要作用的。由于鼠類的骨骼十分細小，最大的頭骨或肢骨的長度也僅有1-2厘米左右，很難被肉眼發(fā)現，所以我們會對遺跡的土進行水洗篩選或過篩，希望能找到它們。老鼠骨骼對于動物考古學研究有獨到的價值。
澎湃新聞：動物的馴化一直是動物考古學家非常關注的重點。請問在這方面，中國的專家有沒有什么特別的發(fā)現與貢獻？
袁靖：那就要說到豬了。像黃牛、綿羊、山羊、馬這些動物，都是在西亞和中亞地區(qū)被馴化成家養(yǎng)動物后才引入中國的，而豬是在中國本土馴化的。我們在黃河流域史前時代遺址的研究證明了，先民大約在9000年前開始養(yǎng)豬。我認為，豬的馴化、飼養(yǎng)和選育技術是中國古代最偉大的發(fā)明之一，人口的增長、社會的復雜化進程、文明的起源和進步都與此密切相關。在歷史時期，家豬的飼養(yǎng)技術還擴散到整個東亞地區(qū)。不過，我們目前仍然無法最終確認控制野豬、飼養(yǎng)家豬起源于何時何地，希望未來的考古發(fā)掘會有更多這方面的發(fā)現，促進我們關于家豬起源的研究。
另外，我想特別提一個動物，雞。上世紀80年代，中英兩國學者曾在英國的《考古科學雜志》上合作發(fā)表論文，指出距今約8000年左右的河北武安磁山遺址發(fā)現了世界上最早的家雞。后來，我發(fā)現，當時的骨骼鑒定有問題，那個遺址里發(fā)現的應該是雉，就是俗稱的野雞，雉和雞是兩個不同的種，不能混淆，家雞是從原雞馴化而來的。有外國專家跟我開玩笑，說你會讓一些人不高興的，因為這讓中國失去了“發(fā)現世界最早之家雞”的地位。我跟他說，‘科學就是科學，并不以高興不高興為轉移。’考古是實打實的，我們在研究中始終都要秉承科學精神和嚴肅態(tài)度。
陜西咸陽漢陽陵彩繪陶犬
澎湃新聞：在《動物尋古：在生肖中發(fā)現中國》中，您還提到了許多遺址中出土的動物形象的文物，這也屬于動物考古的范疇嘛？
袁靖：是的。不同材質制作的動物形象的文物也能給我們帶來不少啟示。比如畫像石和壁畫中的牛耕，做成多種動物造型的器物及青銅器上的各種動物紋飾的變化，這些都涉及到古人的農業(yè)生產狀況、畜牧業(yè)狀況和精神世界，是我們需要認真探討的內容。比如，在畫像石和壁畫中都能看到駕馭牛耕地的圖像，而駕馭牛耕地的首要條件是讓牛完全聽從指揮，這樣才能進行牛耕。古人利用牛鼻敏感的特點，在牛的兩個鼻孔中間穿孔，然后穿上環(huán)，環(huán)上連著繩索，或者直接用繩索穿在牛鼻孔上，駕馭牛時，扯動繩索，使牛順從人的意志。收藏于上海博物館的牛形犧尊是春秋晚期的青銅器，在這件青銅器的牛鼻上穿有一枚銅環(huán)，由此證明在中國的牛鼻穿環(huán)技術最晚在春秋時期已經出現。這種牛鼻穿環(huán)的現象在考古遺址出土的牛骨上是看不到的，在出土的牛骨上僅能看到由于負荷過重產生的骨質增生現象，而負荷過重往往就與拉犁或拉車相關。把牛骨和文物結合到一起，我們就能客觀地重建古人駕馭牛耕地的歷史。駕馭牛耕地，這是古代農業(yè)社會生產力的一場革命。
澎湃新聞：這么多年的動物考古工作做下來，您如何理解人與動物的關系？
袁靖：我覺得我變得越來越重視動物了。多年的工作告訴我，離開人類，動物并不會消亡，但人類離開動物，幾乎寸步難行。
鄂公網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