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經(jīng)典背后的……“文化戰(zhàn)爭”與冒險

《重讀經(jīng)典的偉大冒險：從荷馬、柏拉圖到尼采、波伏瓦》， [美] 大衛(wèi)·丹比著，馮莉譯，北京日報出版社︱理想國，2022年4月版，608頁，108.00元

作為一個教名著閱讀課程的教師，讀美國記者、評論家大衛(wèi)·丹比（David Denby）的《重讀經(jīng)典的偉大冒險》（原書名Great books: My Adventures With Homer, Rousseau, Woolf, and Other Indestructible Writers of the Western World，1996），那種感覺實在是太有感覺了，而且我相信選修這門課的同學如果讀到這本書，也可能會有同感。因為它不是講如何讀那些西方經(jīng)典名著——那些書太多了，而是以一個三十年前修過這門課程的老學生身份，重新回到哥大的課室聽課一年，然后講述今天（其實是1990年代初了）在這門課程上那些老師如何介紹與評論經(jīng)典，學生如何在討論中接受、質(zhì)疑和反駁，以及在美國的大學教育語境中這門課程背后的政治文化沖突。雖然在我們的語境中，這門課程的教學背景與美國大學有重大區(qū)別，但是在全球化與當代性的共同時代景觀面前，關于經(jīng)典閱讀課程教學的許多問題其實是有相通之處的。在這一年的課堂聽課與討論的記錄中，作者針對教師與學生提出的一些問題在今天對于我們來說仍然是鮮活的。據(jù)介紹，該書此前已經(jīng)有過兩個中譯本出版，但已絕版十余年，我是讀之恨晚。這次理想國推出的是更新譯本，訂正了此前版本中的錯譯、漏譯問題，剛出來三個月就二刷，似乎也可以說明“重讀經(jīng)典”永遠不會過時。

說到為什么要重讀經(jīng)典，似乎沒有人比伊塔洛·卡爾維諾的那句話說得更經(jīng)典了：“經(jīng)典是那些你經(jīng)常聽人家說‘我正在重讀……’，而不是‘我正在讀……’的書”（伊塔洛·卡爾維諾《為什么讀經(jīng)典》，黃燦然、李桂蜜譯，譯林出版社，2006年，第1頁）。我也把這句話錄入我的課程教材中，意在向選修這門課程的學生強調(diào)“重讀”與經(jīng)典的關系?？柧S諾還說，“一部經(jīng)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讀都像初讀那樣帶來發(fā)現(xiàn)的書”；“一部經(jīng)典作品是一本即使我們初讀也好像是在重溫的書”（第3-4頁）。真是言簡意深。在卡爾維諾關于經(jīng)典的定義的感召下，我在教材中把經(jīng)典延伸到“在偉大的美國傳統(tǒng)歌曲中注入詩意的表達”的鮑勃·迪倫（Bob Dylan）—— 小標題就是“這也是經(jīng)典！在風中飄揚的經(jīng)典！”。從他的《時代正在改變》到《答案在風中飄揚》，曾被認為是一代人成長的精神象征。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 Dickstein）說1974年鮑勃·迪倫和他的樂隊在麥迪遜廣場花園的搖滾音樂演出竟然象征和再現(xiàn)了一個文化階段，搖滾樂以一種與眾不同的獨特方式代表了六十年代的文化。他甚至說“仿佛黑格爾的‘時代精神’在一段時間里落到他的雙肩上”（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園之門》，方曉光譯，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85年，186-189頁）。這不就是經(jīng)典在搖滾中呈現(xiàn)的時刻嗎？

在讀大衛(wèi)·丹比的這本《重讀經(jīng)典的偉大冒險》的時候，我感到把鮑勃·迪倫也拉進來是對的。因為丹比在書中不斷回想起自己六十年代上大學時參與反越戰(zhàn)抗議運動的時光，看紀錄片、聽演講、靜坐、示威抗議，看著一個梅爾維爾研究專家拿著霰彈槍去參加反戰(zhàn)會議，他自己作為“學生推動民主社會”（SDS）團體的一分子，向站在加州州政府臺階上的羅納德·里根州長扔了一個番茄。他說扔番茄是受讓-雅克·盧梭的影響，當時盧梭的精神在激進的學生運動中隨處可見。后來的保守派憤怒地指責學生反戰(zhàn)運動給美國社會帶來很多毀滅性影響，丹比堅決不同意，他認為“為了終止越戰(zhàn)所做的努力是我一生中最偉大的知性經(jīng)驗之一”（359頁）。當教師講到“盧梭質(zhì)疑我們此時此地所有的東西”時，他想到當年學生“要的不再只是改革，而是對社會摧枯拉朽的激進改變”。“那一切全是胡鬧嗎？不，當然不是?！保ㄍ希┰俸髞恚琒DS沉迷于暴力推翻政府的妄想，激進的暴力行為越來越多。他于是脫離了運動，回到文學和藝術中尋求撫慰，“無論如何，關閉大學會有什么意義呢？還有什么地方可以讓我們?nèi)绱俗杂桑俊保?63頁）雖然在當時他就知道自己注定要當一個中產(chǎn)階級，而且是紐約式的，但是他仍然無法忘懷在經(jīng)典課程上討論的盧梭，因為盧梭永遠是強有力的、擾動人心的（364頁）。的確是這樣。在我的教材中也寫道：“盧梭一生酷愛學習，熱愛自由，向往共和民主。他崇尚自然、自我，尊重人的自然感情?！R克思說：‘盧梭不斷避免向現(xiàn)存政權作任何即使是表面上的妥協(xié)……’從歷史上看，所有盧梭所堅持的思想主題，如對理性約束的反叛，對情感的高揚，對浪漫理想的追求，對自然狀態(tài)的贊頌等等，無一不可以在歐洲思想文化中找到它們的回響。”（參閱《劍橋世界近代史》第8卷）“在丹比的前后跨越了30年的經(jīng)典閱讀課堂上，盧梭總是讓他想到一個問題：那種偉大、先驗的時刻，那種更寬廣、更自由的生活在哪里？”（364頁）這也是從盧梭到鮑勃·迪倫共同發(fā)出的追問。

1961年，作為哥倫比亞大學大一新生的丹比上了兩門必修核心課程，一門是文學人文（Literature Humanities），即歐洲文學經(jīng)典選讀；另一門是當代文明（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選讀西方哲學和社會理論的經(jīng)典作品。在過了整整三十年之后，1991年秋丹比又回到哥大校園，重讀這兩門課程。這個《紐約客》雜志的影評人，四十八歲的事業(yè)有成的“老白男”，為何作出這樣的選擇？直接原因是在1989-1990年發(fā)生的一場關于美國大學教育的論戰(zhàn)，簡單來說，學院左派激進分子、一些女性主義和非裔美籍學者激烈批評經(jīng)典閱讀課程是為了灌輸西方文化霸權，保守派學者則把文學經(jīng)典說成是神圣得不可言傳，根本不可以動搖。丹比和他當作家的妻子都在關注并且在精神上深深被卷了進去，于是他妻子建議他干脆重回哥大上課。間接原因則是他遭遇的精神危機，指的是身處媒體時代深處的種種煩擾，感覺到自己在媒體生活的濃霧中衰退，仿佛成為一個旁觀者，沒有活過真正的生活。從這兩個方面來說，無論是重返大學的思想前沿的戰(zhàn)場還是在精神上“回到純粹的閱讀”，都帶有一種驅(qū)使自己逸出生活常規(guī)軌道的冒險性，而重新進入思想爭論的漩渦和開展一場重新認識自我、重新為自己找到方向的思想跋涉更是堪稱一個人的偉大冒險。

“但為什么不坐下來讀書就好了？為什么要回大學？”（vii）這的確是一個讀者不應忽視的問題?！耙驗槲蚁肟纯雌渌耸窃趺醋x書，或不讀書的。這些學生都在媒體的包圍下長大，他們是什么樣子的？在文化論戰(zhàn)之中未受波及，但仍聽得到炮火聲的校園一角，現(xiàn)在是怎么教學的？要趕走那些‘文化戰(zhàn)爭’的粗糙籠統(tǒng)和言不及義，方法之一就是去發(fā)現(xiàn)課堂上真正的情形。”而且他說要參與到辯論之中，不脫離那些書籍本身（viii）。實際上，作者在書中對在課堂上教師與學生討論的記錄和思考是該書非常有價值的組成部分，重要的還不是荷馬、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莎士比亞、黑格爾、尼采、波伏瓦、伍爾夫……這一份名單，而在于被這一串依照年代順序排列的重量級名字、“有如腦海中某個榮耀的名人殿堂里的大理石胸像”（楔子，i）所激發(fā)的師生論辯，其中出現(xiàn)的觀點與情感沖突更能詮釋“偉大冒險”的真實涵義。這也提醒我們不要把“重讀經(jīng)典”搞得像一鍋打著“傳承人文”標簽的心靈雞湯——用作者的話來說，“‘經(jīng)典’這詞讓人想起皮面鑲金的精裝套書，還有那些勢利眼的雜志和報紙上強力推銷的廣告。如人們所熟知，經(jīng)典之作的書單常常染上消費主義和平庸品位的色彩……?！保ㄍ希瑅） 這也是為什么哥大只稱這兩門課為“文學人文”“當代文明”，而很少有人稱“經(jīng)典”課程；另外在課程設置上選讀的內(nèi)容都非常難，還有就是授課教師來自不同系、專業(yè)組成的小組，我想這樣可以開拓學生理解原著的跨學科視野。

在全書中，作者不斷談到來自任課教師和學生的激進“文化左派”觀念或恪守學院正統(tǒng)的保守觀點與課程設置主旨的尖銳沖突，始終關注在這門課程背后一直進行的“文化戰(zhàn)爭”，使這本書通過閱讀經(jīng)典的教學折射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美國大學受政治文化沖擊的思想光譜。當代文明課和文學人文課在哥大從一開始就是為了幫助學生通過閱讀經(jīng)典進入這個國家的主流文化，但是在后來卻被攻擊為使移民后裔或少數(shù)民族或女性等邊緣化，丹比說這實在是件很諷刺的事。他要追問的是“原先的意圖或影響仍殘留在這些課程中并起作用嗎？這是我開始時的一個疑問”（xii）。教當代文明課的教師安德斯·史蒂芬森可以從“約翰·肯尼迪于1963年11月23日遇刺”這個句子開始就批評西方歷法的霸權，力圖說明在西方的觀念、體制中沒有什么是客觀的、自然的或放諸四海皆準的，而都是由武斷的、政治的因素決定的。這就是“文化左派”的主要信念（21頁）。哥大要求所有人文學科以及絕大多數(shù)社會科學的新任教師都要教核心課程的科目至少三年，但是有些教授敢于抗拒，把當代文明課講成是父權對女性的壓迫史，或摒棄希臘文化、啟蒙運動，把《當代文明》變成一門關于殖民與反殖民主義的課（244頁）。非裔美國學者H.L.蓋茨雖然并不鼓吹瓦解傳統(tǒng)的經(jīng)典，但是也認為經(jīng)典的形成并非必然的，而是一種審美和政治秩序的傳授，女性和有色人種從未在其中找到他們自己形象的投射，或聽到他們自己文化聲音的回響。因此要求擴大經(jīng)典的范圍，容納那些未被聽到的聲音。更多的激烈聲音則是認為所謂“經(jīng)典”“就是白種歐裔美國男性‘霸權’中的一個重要元素，帶著偽裝的意識形態(tài)，推進或好或壞的西方模式，如個人主義、市場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22頁）。這些激烈的觀點在我們聽來也不陌生，問題是教這門經(jīng)典課程的教師敢于如此尖銳地在課堂上批判這門課程內(nèi)容的政治性傾向，這種自由討論的思想環(huán)境恰好證實了在那些經(jīng)典中包含的自由傳統(tǒng)精神轉化為公共政治理念的強大力量。也是教當代文明課的歷史學家斯密特（J.W.Smit）教授耐心地向一位激動地質(zhì)疑黑人作家為何不在經(jīng)典之列的女學生解釋說，維持閱讀古典作品的理由是立足于歷史的和文化的影響，沒有人否認其他族群創(chuàng)造的文化同樣重要，但是產(chǎn)生的作用不一樣。1988年，哥倫比亞大學增加了兩門非西方文化課程，要求所有學生都要選修。丹比認為這些安排既是一種平衡的需要，同時也確實擴大了學生的學習視野。但是他也注意到一些非裔美籍學生的另一種真實想法，他們認為要是文學人文課或當代文明課的書單上出現(xiàn)一兩個黑人作家，會覺得是別人在對他們施恩，是企圖安撫他們的“表面文章”，因此他們更寧愿接受由歷史塑造而形成的經(jīng)典書單（463頁）。丹比自己也認為，以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或者后殖民時代重要的非洲作家如尼日利亞小說家、評論家契努瓦·阿契貝為例，“ 我們能否說他們和柏拉圖、康德、尼采一樣適合列入這門課程？道格拉斯是個偉大的作家，但他和黑格爾的偉大之處不同。他不像當代文明課里講到的作家那樣，普遍對西方產(chǎn)生過重大的影響。在大學里讀他，有其他的方式（在美國文學、非裔美國文學、歷史等課程中）比在當代文明課上讀他來得有道理”（464頁）。應該說這是比較中肯的看法。

無論從重返課堂的起因還是在這一年課程中的思考來說，圍繞著經(jīng)典課程發(fā)生的“文化戰(zhàn)爭”一直是丹比極為關注的重要問題。在全書最后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是：“在學校里待了一年之后，我知道左派和右派的文化理論家大部分都在胡言亂語。這兩個團體都簡化、丑化了西方傳統(tǒng)?！保?74頁）在課堂討論中他發(fā)現(xiàn)絕大多數(shù)學生的歷史知識只是浮光掠影，而在他們的生活里所謂的“霸權話語”就是大眾傳播，因此在他看來無論左派還是右派對學生狀況與需求的評論都是錯的。一位教文學人文課的教師抱怨大學生閱讀文本有相當?shù)睦щy，“他們沒辦法找出信息所在并加以消化：來自不同時期的書有何意義，從一種文化講到另一種文化又有何意義。他們根本吸收不了”（245頁）。丹比對此也是同意的，但是他說這正是這門課程的偉大之處，一頭栽進這些著作中的學生總是會學到一些東西。另外，他從這門課程本身的教學歷史變化中發(fā)現(xiàn)一個重要問題：在二戰(zhàn)以后教這門課程的教師深受現(xiàn)代主義經(jīng)典和對極權主義和戰(zhàn)爭記憶的影響，這種特別意識進入了教學，帶來了對文化內(nèi)部的沖突、黑暗、毀滅力量的揭示和對經(jīng)典之間相反觀念的介紹，使學生不再相信單一的、一致的觀念和意義。因此，“學生讀了這些書，便是接受了強健的倫理教育，接受了提振人心的心智習慣，其中包括懷疑論和自我批評。也許他們也會受到推動，去主張和相信一些事物，但他們不會被推動去接受某一種特定的教條，唯一的例外也許是西方教育是一種很有用的經(jīng)驗這一觀念，因為它同時打開了很多扇門。簡言之，原先企圖對西方所做的‘霸權’贊頌，變成了對西方持續(xù)的質(zhì)疑（同時也有贊頌）”（576頁）。這話說得很到位，在我看來是說清楚了閱讀經(jīng)典為什么是偉大的冒險——它們不是為了讓學生接受教條、統(tǒng)一思想，而是培養(yǎng)懷疑、批判的智性精神，因此對于所謂“西方霸權”的真正有意義的批評者還是出自被攻擊是為“西方霸權”服務的核心課程。

如果說由于大學思想語境的不同，我們或許無需像丹比那樣高度關注在經(jīng)典課程背后發(fā)生的“文化戰(zhàn)爭”的話，我們也仍然面臨著同樣偉大的冒險。那就是如何面對丹比從正面論述經(jīng)典閱讀的意義中包含的真實性與復雜性：“一個好老師會開啟學生通過最復雜的樂趣來認識自我、通過對社會之建立原則的基本分析來認識社會的過程，這個過程是一輩子的事。我同意威廉·貝內(nèi)特等傳統(tǒng)主義者做如下表述：要在一個現(xiàn)在深為恐懼和不信任所苦的共和國里重新發(fā)展道德和社群，這個令人卻步的任務若由受過西方傳統(tǒng)教育的男女來嘗試，可能比較有成功的機會。這些或任何同樣具有代表性的書，最為有力地告訴我們?nèi)丝梢栽鯓踊睢Ｋ鼈儜騽』爻尸F(xiàn)了我們當中任何一人所能愛、所能承受苦難、所能接受的知識的最大限度。它們對文明生活的可能性提供了最直接的再現(xiàn)，也顯現(xiàn)出文明生活解體后會有什么災難。學生們閱讀、討論這些書，便是開始了重新獲得的過程。他們掃去了媒體帶來的二手資訊迷霧。”（577頁）作為同樣是教這門課程的教師，我反復體味著這段出自一位重返課堂的老學生的概括性表述，發(fā)現(xiàn)這里面有幾個重要的要素：重讀是一輩子的一種生活方式，使人理解生活的可能性；推動社會進步的善良意志必須要有人文傳統(tǒng)教育作為基礎；針對當下媒體時代的負面影響，經(jīng)典是很好的解毒劑。這些無疑都是我在教學中高度認同的看法，在下一年度修訂教材的時候，我會把這段話增添進去。

說到受過西方傳統(tǒng)教育與社會改造的關系，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布羅茨基曾建議哈維爾總統(tǒng)最好能在國家的主流日報上連載普魯斯特、卡夫卡、福克納、普拉東諾夫、加繆或喬伊斯的書籍，他認為這樣就可以使這個民族轉變?yōu)槲拿鞯拿褡?；他?987年諾獎演講中說：“我認為，與一個沒讀過狄更斯的人相比，一個讀過狄更斯的人更難因為任何一種思想學說而向自己的同類開槍。”（列夫·洛謝夫《布羅茨基傳》，劉文飛譯，東方出版社，2009年，54頁）這與丹比所講的是同樣的意思。而且，這恐怕是所有熱愛經(jīng)典的人都會想到的。我想起2008年我寫的一篇呼吁保衛(wèi)廣州老街道、老騎樓的報紙時評中，也曾提出應該把偉大的經(jīng)典文學介紹給管理這個城市的官員，“應該盡一切可能培養(yǎng)我們社會的管理者和所有公民具有更多對于歷史的人文溫情與敬意” 。當然也有朋友覺得過于理想化了。

丹比在重讀中談到教師對經(jīng)典著作的闡釋、學生的討論和他自己的重新認識，有很多具體議題都很有啟發(fā)性。比如關于柏拉圖《理想國》，丹比重新思考了其中包含的反民主政治理論的觀念及其危害性，雖然以前我們早就從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認識到了這個問題，但是如何在教學中與學生交流討論，這仍然是一種冒險和挑戰(zhàn)。維吉爾的《埃涅阿斯紀》之所以特別被激進的經(jīng)典反對派憎恨，是因為它承載一個政治的使命：用關于起源的神話自我賦權，把帝國贊頌為天意注定的勝利，因此它“被尊為羅馬的開國史詩，也變成帝國獨裁統(tǒng)治的意識形態(tài)道具”（176頁）。這個問題可以引導學生思考歷史上所有建國時刻的自我賦權問題，以及文學與官方意識形態(tài)的真實關系。與這些議題相比，學生中存在的更復雜問題是相對主義的迷霧在蔓延：在反對絕對主義和先驗規(guī)范的同時，如何才能不會跌入相對主義的谷底？丹比觀察到在學生中的確有不少人正是亞倫·布魯姆在他那本嚴厲譴責相對主義的《美國心靈的封閉》中所講的，以為美德就是對所有文化、所有觀點持開放態(tài)度。丹比敏銳地看到問題的復雜性和嚴重性：“由于凌虐人民而受到西方國家批評的薩達姆和其他獨裁者，也都抱怨‘西方人文主義’的驕傲自大……第三世界的獨裁者在合乎自身目的的時候，可以說出一套媲美美國政治正確的論述語言。這些不愿意冒險做出批判的學生，等于愚蠢地和狡詐的獨裁主義者站到了同一陣線，而這些學生認為理所當然的種種自由，那些人會毫不考慮地加以限制?！保?11頁）在重讀經(jīng)典背后的“文化戰(zhàn)爭”發(fā)展到這里，這種冒險性已經(jīng)逼近到價值觀念的底線，如果沒有學術討論的自由環(huán)境，恐怕哥大的很多教師只能選擇閉上自己的嘴巴。對于這種“文化戰(zhàn)爭”的慘烈景觀，丹比看得更為深刻，他說“課程的辯論不是茶壺里的風暴，而是風暴里的茶壺。暴風雨在大學之外仍然肆虐”（579頁）。真不愧是做媒體的和寫時評的。

無論是丹比還是我自己，都能體會到上這門課程“是一個費力而痛苦的經(jīng)驗”。他最后得出的結論是：“核心課程震動了那么多學生的思維習性，違反了那么多當代的信條，挑戰(zhàn)了那么多種形式的懶惰，以至于它們不但一點也不保守，反而是大學部課程里最激進的科目?！保?77頁）說得太對了！全書最后引用惠特曼《草葉集》（Leaves of Grass ） 的詩句作為結語：“我細讀過它，景仰過它（在它當中流連了一陣），/ 想到?jīng)]有東西能比它更偉大，沒有東西能比它更珍貴，/ 極為用心地注視了它很長一段時間，然后驅(qū)散它，/ 我才能站在我如今所站的這里?！保?80頁） 這也可以說明，閱讀經(jīng)典這場偉大的冒險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