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取貢賦的國家也會破壞積累
收取貢賦的國家雖然經常鼓勵積累，但是也會破壞積累，有時破壞的程度還十分嚴重。實際上，農耕文明的基本結構令這種現(xiàn)象必然發(fā)生。如果初級生產者不能獲得土地，那么收取貢賦的精英們便不能存在，因為土地是大多數剩余產品的來源。因此，在大多數農耕文明里，大多數人都能夠獲得某種形式的土地。這種生產資料的廣泛分配限制了財富梯度的加劇，抑制了資源被集中到精英集團手中。這就意味著雖然剩余的財富能夠集中到政府和精英的手中，但是土地，農耕文明的基本生產資料卻不能。不管精英們如何象征性地主張對土地的所有權，他們必須將大多數土地交給那些在土地上勞作的農民。這一要求限制了他們管理并且監(jiān)督農業(yè)生產的能力。這還解釋了為什么貢賦國家在如此初級的科層體制下還能夠生存下來：他們將大多數基本生產任務幾乎全部交給了鄉(xiāng)村家庭組織的技巧和勞動力了。
木版農耕圖
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那樣，這些關系解釋了為什么收取貢賦的精英們不得不經常通過抑制創(chuàng)新、抑制生產能力的方式來榨取資源。如果農民擁有足夠的土地養(yǎng)活自己，那么他們就不會屈從于精英們經常需要的大量財富。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精英們通常不得不使用武力威脅取得剩余產品。在短期或者中期階段中，這些威脅，不管適用于收取日常稅收還是通過征服而收取新的財富流，都是極為有效的獲取資源的方式，因為生產的實際增長發(fā)生得太慢，無法引起統(tǒng)治者的興趣。
因而摩西·芬利（Moses Finley）不無夸張地論證道：“古時候所謂的經濟增長，總是通過對外擴張而取得的?！痹谶@樣的環(huán)境下，通常只有那些具有遠見卓識或者自信心十足的統(tǒng)治者才會投巨資于那些需要花費數十年才能提高生產能力的項目。面臨當前的危機，甚至最勝任的統(tǒng)治者也會變成野蠻的、貪得無厭的掠奪者。那些無能的或者絕望的統(tǒng)治者當然就會使用破壞性的榨取國家收入的手段，甚至當他們或者他們的顧問明知正在竭澤而漁，破壞他們權力基礎的時候也不能幸免。俄國歷史上的伊凡雷帝就是這種過度榨取而招致危險的一個可怕事例。在他死后，苦心經營了數世紀的強盛的俄羅斯帝國在內戰(zhàn)、饑荒、入侵以及人口下降中分崩離析，史稱“ 混亂時期”。伊凡雷帝橫征暴斂的政策是導致國家分裂的主要原因，它們把作為一切農耕文明的生產基礎的農民逼得家破人亡。
伊凡四世，傳說中的“雷帝”
精英階層專注于管理而不是生產
這些農耕文明的基本結構性特點造成了一些重大的后果。首先，收取貢賦的社會精英階層不得不專注于強制和管理而不是生產。大體上看，精英階層蔑視生產工作，蔑視從事這些工作的人，這個態(tài)度使得他們大多數人對構成其財富基礎的生產技術一無所知。官員和武士（管理者和脅迫者）規(guī)定了精英的而不是工匠、農民或者商人的生活方式。收取貢賦的精英們大多滿足于撈取所需要的一切，關注使他們能夠持續(xù)撈取所需要的一切必不可少的軍事和稅賦的技巧。一般而言，他們必須成為財富的榨取者而不是財富的生產者，因此治國之道優(yōu)先于經濟考量。馬基雅維利關于這個世界戰(zhàn)略戰(zhàn)術的描述是極為寶貴的，雖然不無一些諷刺的意味：
因此，君主除了戰(zhàn)爭、軍事制度和訓練之外，不應該有其他的目標、其他的思想，也不應該把其他事情作為自己的專業(yè)。兵法是統(tǒng)治者應有的唯一的專業(yè)，它是極為有用的，那些繼承王位的君主能夠憑此維持他們的統(tǒng)治，而且經常能使普通市民變?yōu)榻y(tǒng)治者……喪失一個國家的第一種辦法就是無視兵法；贏得一個國家的第一種辦法就是精通兵法。
在這樣一個世界里，男性精英們深知自己主要應當學會訓練脅迫的技巧，而不是學術或者商業(yè)行為。因此，在狩獵和比武上花費時間比在賬房里花費時間要有用得多。
君主永遠不要讓自己的思想偏離軍事訓練，在和平年代比在戰(zhàn)爭時期更要關注這個問題。這些訓練既有身體的，也有心靈的。就前者而言，除了把他的人妥善組織起來加以訓練之外，他還應該經常外出狩獵，強身健骨，學會一些實用的地理知識：山脈怎樣起伏的、峽谷怎樣凹陷的、平原怎樣展開的。
這種態(tài)度使得那些收取貢賦的精英們以一種在今天工業(yè)化社會中少見的不知羞恥的精力從事暴力。尼扎姆·穆爾克（Nizam al-Mulk），一位塞爾柱蘇丹的維齊爾，他引用了阿拔斯王朝的哈里發(fā)馬蒙的話，“ 我有兩個侍衛(wèi)長，他們的職責就是從早到晚砍掉眾人的腦袋，絞死眾人，斬斷他們的手腳，執(zhí)掌鞭刑，將他們投入大牢。”一位12 世紀的法國作家描述了戰(zhàn)爭的快樂：“ 我告訴你吧，再也沒有比聽到雙方高叫‘ 殺了他們！’，聽到灌木叢中無主戰(zhàn)馬嘶鳴、聽到人們呼喊‘ 救命！救命！’，再也沒有比看到有人倒下去……死人的兩脅插著耀眼的三角旗修飾的長矛，更能夠讓我吃得好、睡得香、喝得爽的了?！?/p>
在某些環(huán)境下，精英們也會稍稍遠離暴力的訓練，而專注于強制管理的手段。在中華帝國—自秦朝（公元前221—前207 年）創(chuàng)立第一個統(tǒng)一國家開始，一個龐大的科層體制監(jiān)管著軍隊和稅吏—強制的行政和法律形式就經常比肉體的強制更能贏得威望，野心勃勃的人花費更多時間在學習而不是狩獵上面。但是他們所學習的乃是統(tǒng)治術而不是農耕或者經商。
與此同時，農民（初級生產者）只要能夠生活下去，通常對于提高他們的生產能力毫無興趣，因為提高產量就更容易被他們的領主榨取。諸如中國這樣的長期穩(wěn)定的政治實體之所以能夠興旺發(fā)達，其部分原因在于它們足夠富有，足夠長期維持可預見的、相對輕的稅賦水平，這給農民以更大的支持，讓他們進行提高生產能力的創(chuàng)新。但是，即使在那些不甚橫征暴斂的國家里的農民，其創(chuàng)新意識也是不強的。一般而言，他們缺少開展新技術實驗的金融資源、冒險能力，以及相關培訓。
《見識叢書·時間地圖：大歷史，130億年前至今》，[美]大衛(wèi)·克里斯蒂安著，晏可佳等譯，中信出版社2017年出版。
總之，正如喬爾·莫吉爾所言，在那些有工作的人缺乏財富、教育和尊嚴的地方，在那些富有、受教育的以及想要尊嚴的人對于生產工作一無所知的地方，是不大可能發(fā)生技術創(chuàng)新的。在農耕文明里，收取貢賦的精英們極大地控制了信息交換的網絡，他們對技術思想懷有敵意無疑極大地延緩了生產技術創(chuàng)新的傳播。緩慢的增長速度本身抑制了投資，令這個惡性循環(huán)得以實現(xiàn)，因為緩慢的增長速度意味著投資回報只有在很遙遠的未來才能夠取得，幾乎沒有什么統(tǒng)治者能夠接受這樣一個時間跨度。在一個（以現(xiàn)代標準而言）增長緩慢的世界里，投資于增長實在是一個增加歲入的緩慢辦法：征服一般是比較有回報的策略。通過這些手段，收取貢賦的國家權力建筑其上的社會和經濟的結構延緩了生產技術的創(chuàng)新。
（本文摘選自《見識叢書·時間地圖：大歷史，130億年前至今》，[美] 大衛(wèi)·克里斯蒂安著，晏可佳等譯。中信出版社出版，經出版社授權刊發(fā)。編輯：一行，標題、圖片均為編者所加，圖片源于網絡。）
作者簡介
[美] 大衛(wèi)?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1946—），歷史學家，“大歷史”（Big History）學派創(chuàng)始人，國際大歷史學會（International Big History Association）主席。主要著作有《時間地圖: 大歷史，130億年前至今》（Maps of Time）、《極簡人類史》（This Fleeting World）、《大歷史：虛無與萬物之間》（Big History，與辛西婭?布朗、克雷格?本杰明合著）等。
與傳統(tǒng)世界史不同，克里斯蒂安倡導的“大歷史”不再局限于民族、地區(qū)、國家的歷史，而是將人類史視為宇宙歷史的一個章節(jié)，重新定位人類在宇宙演化進程中的歷史坐標。“大歷史”深刻影響了大眾讀者對人類歷史的認知。比爾?蓋茨斥資千萬美元，致力于在全球范圍內推廣“大歷史教學項目”（Big History Project）。
出版社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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