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早期經典思想芻議

經典的定義一言難盡，因為它在不同文化和歷史的語境里有著不同的含義和命運。在中國文化中，經典的內涵也在不斷地變化。“經”的概念出現在春秋戰(zhàn)國諸子文獻中，如《管子》有《經言》，《墨子》有《經上》《經下》等；“經典”并稱或許更晚，見諸《漢書·孫寶傳》。但早于“經典”二字且在中國文獻文化中更有影響的觀念，應是孔子提出的“文獻”。《論語·八佾》中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何晏《集解》引鄭玄注曰：“獻，猶賢也?！眲氶墩x》曰：“文謂典策，獻謂秉禮之賢士?！苯砸远Y樂典籍與履踐禮樂的人來解釋“文獻”二字。卓越的個人是文獻的解釋者與實踐者，因而也是文化的承擔者：這可謂是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上最早，也是最為重要的文化自覺意識。戰(zhàn)國晚期的荀子發(fā)展了儒家的文化觀念，《荀子·儒效》曰：“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笔ト?、大道和經典構成了文化的三個向度，而道的實現和經典的意義都歸結于“人”的闡釋與實踐，經典的本質說到底就是人類文化實踐的工具，故《荀子·勸學》又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圣人?！比藗兺ㄟ^創(chuàng)造和解釋經典來開展文化實踐的意識，就是一種文化自覺。

孔子教學圖

中國早期經典的文本生成及其經典化過程跨越兩周至兩漢的漫長時期，我們采用“早期經典”這個概念而不用朝代名稱來標識，是因為這個時代的經典文化傳統并不能簡單地被朝代中斷，它始終貫穿政治文化的主軸，隨著對宇宙秩序與人類歷史的突破性思考而不斷發(fā)展。

任何經典都有一個最基本的客觀條件，它首先是思想與知識的物質載體——“文本”。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章太炎特別強調形質意義上的“文”。他說：“文學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保ā秶收摵狻の膶W總略》）在他看來，“文學”的基本形質就是書寫了文字的文本。他從書寫文化出發(fā)，將“文學”文本化、歷史化，旨在消除傳統的文學定義和經典信仰，體現出現代學術中歷史意識的自覺。但是，將經典還原為文本僅僅是歷史意識的起點而非終結。我們不僅要將經典的物質承載和文本內容還原到歷史語境當中，還要將經典的文本生產過程、經典的閱讀、解釋、接受與實踐，以及有關經典的觀念意識還原到歷史語境當中。

不同的經典承載著不同的思想和知識，但文獻文化史的研究更加關注它們的文化共性——“經典性”。意義豐富的經典世界由語言文字營造，經歷了不斷言說、書寫和闡釋的過程。借用保羅·利科爾（Paul Ricoeur）的解釋學觀點，文本“是由書寫而確定的話語”；或者說，“話語”按照一定的結構、類型組織成的“作品”，即“話語的封閉序列”就是“文本”?！拔谋尽睆目陬^場景中解放出來，與“話語”及其“語境”之間產生了“間距”，從而“去語境化”，超越了作者，具備了自主性，“產生了一個文本的準世界”，因而具備在新的環(huán)境中“重構語境”，展示意義的可能性（《解釋學與人文科學》）。據此，“經典性”首先取決于“準世界”的豐富性。只有從文獻文化的角度來觀察經典構成的“準世界”，我們才能更多地以經典的文本作為客體，考察其功能，并且規(guī)范我們的解釋。

“經典性”是“經典化”的產物。如加達默爾（Gadamer H. G.）所言，經典具有“無時間性”，其意義能夠超越時空；但“無時間性”“仍是歷史存在的一種方式”，其對歷史距離的克服是在“經常不斷的中介中”實現的（《真理與方法》）。也就是說，經典的超越性不是天賦的，而是人類文化實踐的成果。在中國古代的觀念中，“經典”承載的思想內容是“百代常行之道”和“常法”，故“可以為?！薄Ｓ栐b學中“典”與“經”、“?！?、“法”等同義，“常行之道”不僅存在于文本和文字當中，還存在于讀者和解釋者的經典意識和解釋行為，即經典化的實踐當中。清儒章學誠曾倡言“六經皆史”（《文史通義·易教上》），成為使經學歷史化的現代學術先聲，但近人呂思勉反問曰：“自古相傳之書多矣，何以儒家獨尊此六種邪？”答案就是，六經經孔子刪修后，具有了“孔子所寓之義”（《文史通義評》），也就是說，六經地位的成立是闡釋的結果。它們得以擺脫政治禮法文本或歷史檔案的身份，被確立為經典，最重要的因素是被人們闡釋出來的義理，而不是形質意義上的文本。我們可以像章學誠或章太炎那樣，用歷史性和客觀性的態(tài)度消解人們對經典的權威崇拜，用理性重新確認經典的價值；但不能回避的是那些文本中的思想、意義，以及文本制作與存在的條件。經典的確立及其背后的闡釋過程，同樣是我們要以歷史主義的態(tài)度加以分析的問題。

“經典化”不是個體的任意行為，而是人類傳遞文化的機制性行為，是歷史的、客觀的過程。就中國的古書或早期文獻而言，它們有的來自卜筮、政令、法典、史記、禮儀、詩歌，有的來自個人或群體的思想和言說，其中有的進入了后世經典化的過程，成為六經、諸子、歌詩與術數的經典，此外大量的則成為檔案。塵封于地下者或許還有偶然面世而進入后人解釋視野，成為珍貴的歷史文獻和新經典的機會；毀于浩劫或湮沒于紅塵者則永遠退出了人類的記憶。不過，我們也要看到“經典化”在另一方面的重要機制，即成為經典的文本不是被動地接受或等待人們的挑選，而是因其原創(chuàng)性與豐富性而具有主動吸引和挑選繼承者的能力，正如布魯姆（Harold Bloom）所言，我們“不是選擇前輩，而是為前輩所選”（《西方正典》）。

上世紀五十、六十年代以來，西方學者對人類經典與思想家出現的時代多有探討，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提出的“軸心時代”（《歷史的起源與目標》）、美國社會學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提出的“哲學突破”（《“知識分子”》）等學說影響至大。而關于古代文明中精神覺醒的思想發(fā)生論，中國現代學術史上也有類似的表述。章太炎以中國、印度、希臘的學術均為“因仍舊貫”而“能自恢彉”者，進一步闡釋了傳統學術思想中的“諸子出于王官”之論（《國故論衡》）；此后胡適、呂思勉、聞一多等學者都從不同方面提出了相關看法，可見中國現代學術史中有關早期思想的討論一開始就以“軸心時代”為背景展開。而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學者，都認為中國在具有軸心文明特征的同時也具有連續(xù)性、溫和性、世俗性、內在超越性等特殊精神（如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中國學界還提出，中國有一個將宗教人文化的禮樂文明時代即“前軸心時代”（陳來《古代宗教與倫理》、《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這似乎也呼應了“諸子出于王官”之論：王官之學可以視為“前軸心時代”的標志，諸子之學可以視為“軸心時代”的標志。倘若以孔子作為諸子時代的起始，則春秋時期是兩個時代的轉變時期。

1971年山東嘉祥齊山出土東漢畫像石《孔子見老子》拓片圖版（選自邢千里《中國歷代孔子圖像演變》，山東大學出版社，2013年）

上述思想史的視域可以為我們討論中國早期經典的發(fā)生和文化自覺提供歷史和邏輯的起點。為了方便我們的觀察，不妨將早期經典及其文化自覺的形成與演進過程大致劃分為四個歷史時期。

第一是孕育時代，大致相當于“前軸心時代”或王官時代?！稘h書·儒林傳》曰：“六藝者，王教之典籍。”章學誠系統地構想了古代學在王官的制度，認為“六藝非孔子之書，乃《周官》之舊典也”（《文史通義·原道》），這一判斷已被現代學術研究印證與豐富。到春秋時期，人們已經面對極其豐富的古代禮樂政教檔案。這些“前軸心時代”的檔案文書及其書寫制度、載體構成，作為后世經典文化資源被繼承下來，其具備的政治思想與歷史知識、其依附的政治與禮儀權威，皆是后人“經典化”的重要根據。所以，在考察“王官”時代或者“前軸心時代”的經典文化時，文本的書寫制度和權威是我們應該重點關注的文獻文化現象。

第二是創(chuàng)生時代，即“軸心時代”或諸子時代。諸子文獻的書寫淵源于春秋時代的“君子”文化。一方面，諸子繼承了禮樂文化中“君子”們對“簡冊”傳統進行人文轉化的精神，并創(chuàng)新了經典闡釋方法：孔子及其儒家選取、修訂和闡釋古代的“王教典籍”，建構起以“六經”為核心的經典體系；其它諸子也引經據典，且形成經、說之類的口傳或書寫的文本，借助“前軸心時代”的書寫制度與文本形式確立自己的思想地位。另一方面，諸子繼承了禮樂文化中“君子”們的“言教”傳統和通過“立言”追求“不朽”的文化自覺，而通過議論與敘事變革了言說和書寫的形式，提高了個體的“立言”能力，作者與著書的觀念也因此萌發(fā)，創(chuàng)造了一批自詡從“王官之學”中流出的經典。這一時期的簡帛文獻的大量出土，使早期經典的思想與書寫過程更加清晰，極大更新、豐富了我們的文獻文化史觀念。

第三是權威化的時代，即經學時代。春秋戰(zhàn)國分裂時代創(chuàng)生的新文化為中國政治和文化的重新統一奠定了基礎，由道家和陰陽家創(chuàng)發(fā)的自然天道秩序、由儒家創(chuàng)發(fā)的歷史文化統緒，都成為秦漢統一郡縣制帝國的政治根據，“六經”文獻體系與現實政治權威一道成為上述秩序和統緒的象征。圍繞“六經”，統一帝國的政治確立了相應的經學制度，包括教育制度、選舉制度、闡釋和話語制度等，將“六經”視為包括天人之道，由圣賢承載并傳授的意義體系，對“六經”的名義，甚至其中每部經典的主旨都做出體系性的解釋，以此確立了經典的宇宙與歷史的權威，使之神圣化，并且隨著社會政治的變革對經典的體系做出相應的調適。總之，這種“奉天法古”、“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文化意識形態(tài)，成為統一時代經典文化和經典意識的主要特征。

第四是神秘化的時代，即緯學時代。經學時代的經典文化承載著政治理想，所以既要批判現實政治，又要服務于現實政治，如東漢王充《論衡·程材》所言，“儒生善政，大義皆出其中”。過于追求通經致用，而缺乏超越現實政治的文化意識，使得經典的文本和闡釋高度政治化、世俗化和功利化，被不同的政治話語利用，甚至淪為政治巫術的工具，直至開啟偽造經典的先河，向神秘化、神權化演變。這種變態(tài)的經典文化，集中體現為西漢后期至漢魏之際讖緯、秘經、道經等神秘經典的造作與興起。這些經典的思想主旨，已非“常道”而是“神道”，即本質為天啟或神授的神秘經典。盡管受到道德和理性的排斥以及正統政治的封禁，但秘經文本中孕育出來的神秘性和超越性開啟了中古時期道教、方術經典和志怪小說的支脈?？梢哉f，以六經和諸子為代表的經典內涵和文化精神發(fā)生了衰微和蛻變，它們必須在新的文化形式中尋求復興的機會，而中國早期經典的時代也隨之結束。

《早期經典的形成與文化自覺》，徐興無著，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出版，316頁，70.00元

本文節(jié)選自《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叢書第二卷《早期經典的形成與文化自覺》，徐興無著，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