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學文獻史四題

一、富科傳的漢譯本

1834年，孟加拉亞洲學會（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在加爾各答先后出版了匈牙利學者喬瑪（Alexander Csoma de K?r?s, 1784-1842）編寫的《藏英字典（試行本）》（Essay towards a Dictionary, Tibetan and English）和《藏語語法》（A Grammar of the Tibetan Language）。于此前后，喬瑪還在《孟加拉亞洲學會會刊》（The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和《亞細亞研究》（Asiatic Researches）上發(fā)表多篇論文，介紹藏文大藏經(jīng)《甘珠爾》和《丹珠爾》的結構和內(nèi)容，并根據(jù)藏譯材料翻出佛陀的傳記等。他的這些論著標志了現(xiàn)代的科學的西藏學的誕生。張相文（1867-1933）在《沌谷筆談》卷四（收于張相文《南園叢稿》卷十二，中國地學會，1929年冬；《叢稿》有上海書店影印本）《佛化西行記》一文中根據(jù)日本學者的著作撮譯過喬瑪（覺摩）生平（圖一），但內(nèi)容多誤，比如將喬瑪?shù)纳暾`為嘉慶六年（1801），喬瑪去德國留學時（1816）也不是十八歲等。記中提到的“印度政廳特派員莫克倫”就是木爾齊喇普（William Moorcroft, 1770-1823），喬瑪借覽的“西藏語匯”指Antonio Agostino Giorgi（1711-1797）用拉丁語編寫的Alphabetum tibetatum（1762）。在喬瑪之后繼續(xù)進行西藏學研究的，俄國有施密特（Isaak Jakob Schmidt, 1779-1847），法國則有富科（Philippe-édouard Foucaux, 1811-1894）。

圖一

關于富科的生平和著述，法國東方學家勒·卡洛克（Bernard Le Calloc'h, 1925-）寫過多篇論文，其中最主要的有三篇，一篇是英語的（“Philippe-Edouard Foucaux: First Tibetan Teacher in Europe”, The Tibet Journal, Vol. 12, No. 1[Spring 1987], pp.39-49），兩篇是法語的（“Philippe-édouard Foucaux, le premier tibétologue fran?ais”, Bulletin de l'Association des anciens élèves de l'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oct. 1986, pp.31-40，以及“Un angevin oublié: Philippe-édouard Foucaux, le premier tibétologue fran?ais”, ARCHAEVS.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Religions, V[2001], fasc.3-4, pp.27-66）。其中的英語論文（有圖兩張，無注釋，后附文中出現(xiàn)的所有人物的生卒年）有中央民族學院（簡稱民院，今中央民族大學）外語系向紅笳教授（1946-）的漢譯（題為伯納德·列·卡洛什著《歐洲的第一位藏文老師菲利普·愛德華·富科斯》，刪去了原文中的兩張圖和人物生卒年），刊于《中國藏學》1990年第1期（1990年2月15日，154-160頁）。向紅笳是《大公報》記者蕭離（原名向遠宜，1915-1997）和蕭鳳（1917-1995）的幼女，可以參看她寫的自傳《藏緣人生》（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0年6月第1版，12-17頁）。

向譯改題《菲利普·愛德華·福科斯——歐洲第一位藏文老師》，收入她的西藏學譯文集《喜馬拉雅的人與神》的增訂版（中國藏學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163-174頁；2012年2月第2版第2印，163-174頁），文字上有不少修訂。勒·卡洛克英語論文前面的兩頁半還作為閱讀材料收入向紅笳和覃俐俐主編的《藏學專業(yè)英語精讀教程》（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第12單元（171-178頁[圖二]，314-317頁），編者對原文中她們認為不合語法的地方做了一些改變和調(diào)整，不過遺憾的是在做改變和調(diào)整的同時留下了一些新的錯誤（比如將孟加拉亞洲學會秘書的返英時間[1839年]錯寫成了1830年等）。我還清楚地記得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自己是怎樣站在琉璃廠中國書店里捧著一本《中國藏學》的合訂本把向譯讀完的。2019年8月底，孔夫子舊書網(wǎng)（簡稱孔網(wǎng)）上拍過向譯原稿（網(wǎng)址：https://www.kongfz.cn/39832775；2022年11月14日讀?。?，當時我也參拍了，可能是因為結拍時臨時有事，沒再加價就錯過了。對于勒·卡洛克的文章，向譯雖有介紹之功，但還是有不少錯誤和問題，使我們不能準確地理解原文的部分內(nèi)容。下文試就向譯（主要依據(jù)出版時間離我們最近的《喜馬拉雅的人與神》增訂版2012年2月第2版第2印所收的本子）中出現(xiàn)的錯誤和問題做一點批評和糾正。

圖二

據(jù)勒·卡洛克說，大約從1835年起，喬瑪就不再研究西藏學，他在此后發(fā)表的與西藏學有關的文章，都是以前早就寫好的。1839年底，當孟加拉亞洲學會秘書馬倫（Dr. Solomon Caesar Malan, 1812-1894；參看勒·卡洛克的另一篇文章“Alexander Csoma de Koros, The Heroic Philologist, Founder of Tibetan Studies in Europe”, The Tibet Journal, Vol.10, No.3 [Autumn 1985], pp.30-41）準備返英時，喬瑪將自己歷年收集的藏語刻本和寫本（Tibetan xylographs and manuscripts；向譯manuscripts為“手稿”，不準確）傾囊相贈，此舉已經(jīng)徹底表明其不擬再做與西藏有關的任何研究。1842年，當喬瑪離開加爾各答（即張相文文章里的甲谷陀）赴拉薩時，也未隨身攜帶藏語文籍，可見他并無在西藏逗留之意，而是希望橫穿西藏到蒙古，因為他覺得蒙古就是匈牙利人最早的家園。住在加城期間，喬瑪曾教過馬倫兩年藏語，但因馬倫本職是牧師，從未就西藏有所撰述，所以他從喬瑪那里學來的知識始終沒有得到開發(fā)利用（按馬倫通曉十幾種古今東西語言，除藏語外還有梵語、漢語、科普特語、阿拉伯語、希伯來語等）。可以說，喬瑪身后并無嚴格意義上的門徒，直到富科出現(xiàn)。

1811年9月15日，富科生于法國西部昂熱（Angers）一富商家庭。勒·卡洛克法語論文題目里的“un angevin oublié”（漢譯作“一個被遺忘的昂熱人”），就是強調(diào)他的昂熱出身。富科在學習古代語言方面很有天賦，很容易地就學會了拉丁語和古希臘語，也學會了英語、西班牙語和德語等現(xiàn)代語言。1838年，富科赴巴黎進修深造，目標是學梵語，要做一個語文學家。向譯將此處的“語文學家”翻成“哲學家”，是因為把“philologist”錯看成“philosopher”所致。

到巴黎后，富科投在法國當時最負盛名的東方語文學家（向譯又誤翻成“哲學家”）比爾努夫（Eugène Burnouf, 1801-1852）的門下學習梵語和印度學。喬瑪?shù)摹蹲值洹泛汀墩Z法》恰于此時傳到法國。比爾努夫深知富科在語言方面的能力，遂勸他借助這兩本書學習藏語。富科因酷好語文學（向譯翻作“哲學”，是因誤將philology看成philosophy所致），遂挺身應戰(zhàn)，經(jīng)過三年苦讀，雖獨學無侶，但僅憑喬瑪之書，還是學會了古典藏語（Tibetan classical language）。只是他雖然能讀會寫，卻不會說藏語。比爾努夫建議他致書教育部（ministry of Education，向譯翻成“教育部長”）為其在巴黎東方研究學校（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of Paris）設一藏語教師職位（mastership in Tibetan，向譯誤翻成“藏語文文學碩士學位”）。富科立即照比爾努夫的意思去信，本來以為此愿難以達成，不料竟然成功了。這都是因為教育部長維爾曼（Abel Villemain, 1790-1870）本人碰巧也是個東方學的研究者。1841年12月14日，維爾曼任命富科為藏語教師。富科不但是法國的首位藏語教師，更是當時整個西方世界的首位也是唯一一位專任的藏語教師。

1842年1月31日，富科在王立圖書館（the Royal Library，當時東方研究學校暫設于此）一室內(nèi)做就職演講（opening lecture，向譯誤翻成“公開演講”）。關于這篇講稿（Discours inaugural du cours de tibétain, Paris: Lacrampe, 1842），勒·卡洛克評為“We must confess that it is not a piece of anthology”。這句不好懂。向譯翻成“我們必須承認，這不是一部詩選”，顯然不對，但我也不知道應該怎么翻。勒·卡洛克認為，富科雖是語言學者（linguist），但從未在喜馬拉雅山地區(qū)生活和旅行過，對藏人生活缺乏清晰的認識。他的所有知識均來自喬瑪之書，但喬瑪在其書中既未描述過西藏，也未描述過藏俗，而僅靠一部字典和一本語法，是不足以讓人了解一個民族及其文化的。我認為，勒·卡洛克的這個觀點并不正確，因為富科研讀藏語，其目的本不在于了解西藏及其風俗和文化，而在于假手藏語以研究佛典乃至其背后的印度文化。正如喬瑪在《藏英字典》的序言中所說，他的研究顯示藏語文獻大多源自印度，如果掌握了藏語文獻就無異于對歐洲學者最感興趣的梵語文獻打開了一個方便之門（圖三，尤其是圈紅的部分）。富科也是帶著印度學的目的來學習藏語的，說得極端一點，富科的這種學習和研究并不需要他了解西藏及其文化風俗。

圖三

約與富科做就職演講同時，喬瑪正離開加爾各答。在富科做完就職演講的一周后，喬瑪致信托倫斯（Henry Torrens, 1806-1852），囑其轉(zhuǎn)告孟加拉亞洲協(xié)會秘書，他已決定重新啟程尋找匈牙利民族的起源地。兩星期后，喬瑪一路孤征北行，3月底到大吉嶺，宿坎貝爾醫(yī)生（Dr. Archibald Campbell，1805-1874；坎貝爾的職業(yè)是醫(yī)生，向譯不知為何翻成“神學家”）處。喬瑪在那里病倒，并于1842年4月11日故去。喬瑪至死也不知道，有個法國人已經(jīng)靠他寫的書自學了書面藏語并開始了授課。

為證明自己已掌握古典藏語，富科出版了一本《〈普曜經(jīng)〉拔萃》（Spécimen du Rgya-Tcher-Rol-Pa[Lalita Vistara], 1841）。此書刊布了講述釋迦牟尼佛傳記的《普曜經(jīng)》（亦譯《方廣大莊嚴經(jīng)》，梵語題名Lalitavistara）藏譯本（藏語題名Rgya-Tcher-Rol-Pa）第七品的部分內(nèi)容，除藏譯經(jīng)文外兼附法譯和注釋。此書雖然只有短短的六十頁，但卻值得大書特書，因為這是在法國出版的第一部藏文典籍。由于當時法國國立印刷廠（National Printing House）尚無藏文鉛字（Tibetan types），因此該書是根據(jù)富科手寫的稿本石印出版的（原文作autographed；autography有一釋義指“原紙石版印刷術”，指石印技術的早期形式之一，其動詞形式即autograph，向譯沒能翻出“石印”這層意思）。此書專門題獻給比爾努夫，正是由于他，富科這個印度學家才成了法國的首位西藏學家。富科又從藏文大藏經(jīng)《甘珠爾》中選刊了一部分《賢愚經(jīng)》的藏譯本（Le sage et le fou, 1842），附上所有字匯，是一部非常實用的藏語讀本。此書也是根據(jù)富科手寫的稿本石印出版的（向譯同樣沒能翻出“石印”這層意思）。與前書一樣，書中的藏文經(jīng)文也是由富科親手抄寫的，其書法之優(yōu)美可以媲美西藏本土的藏文刻本和寫本（向譯作“這也是一部手抄著作，其優(yōu)美的書法可與藏文木版經(jīng)文及手稿相媲美”，不準確）。

富科同時也在留意施密特在俄國的工作，他認為施密特的藏語字典（《藏德字典》[1841]）和藏語語法（德語版《藏語語法》[1839]）要優(yōu)于喬瑪?shù)淖髌贰?844年學期開始后，富科還采用施密特在1837年刊布的藏德對譯《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jīng)》（指施密特在《圣彼得堡皇家科學院院刊》[Mémoires de l'Académie impériale des sciences de Saint-Pétersbourg,VIme série, tome quatrième, 2me livraison, 1837, pp.123-228]發(fā)表的“über das Mahajana und Pradschna-Paramita der Bauddhen”；向譯因不知此書的內(nèi)容，僅據(jù)原文“Transcendental wisdom”硬譯作“《超凡智慧》”）作為教材。1847年到1848年間，富科又出版了《普曜經(jīng)》的藏譯本及其法譯本。書分兩卷，卷一全為藏語經(jīng)文的校定本（The first of these volumes is nothing else than the authentic Tibetan text，向譯作“第一卷與可靠的藏文經(jīng)文如出一轍”，不可解），卷二為法語譯本。此時已經(jīng)不需要富科來抄寫藏文了，因為國立印刷廠已經(jīng)在富科的指導下鑄造了藏文鉛字。此書是他的主要著作之一，也是法國用藏文鉛字印刷的第一部藏文典籍。此后，富科又出版了《甘珠爾藏語經(jīng)文選萃》（Textes tibétains extraits du Kandjour, 1851）、《甘珠爾藏語文獻雜纂》（“Pieces of Tibetan literature”，即Mélanges de littérature tibétaine extraits du Kandjour, 1852；向譯因不知法語全名，誤翻作《藏族文學作品》）和《妙法蓮華經(jīng)》第四品《信解品》（也就是著名的《窮子喻品》）的梵藏對照譯注本（1854）。勒·卡洛克論文中的兩張圖就是《甘珠爾藏語文獻雜纂》的稿本。

在富科出版上述作品的前后，歐洲對西藏的興趣始漸抬頭，其中尤以羅馬天主教的傳教士為先導，凡是欲赴印度、中國甚或喜馬拉雅山地區(qū)傳教的都來上富科的藏語課。他的學生中有貝爾納神父（Louis-Noèl Bernard, 1821-1888），其人于1849年12月23日離開巴黎，后于赴藏途中曾于薩特累季河（Sutlej）上游河谷參訪喬瑪在喀努（Kanum，原文誤印成Kanam）的舊居（喬瑪曾于此地為撰寫他的《字典》和《語法》做準備，參看勒·卡洛克的文章“Kanum, the Village of Alexander Csoma de K?r?s. A Narrative of Werner Hoffmeister”，The Tibet  Journal, Vol. 21, No. 1[Spring 1996], pp.47-57）。拉賓神父（Julien Rabin, 1819-1876）和克里克神父（Nicolas Krick, 1819-1854）在赴加爾各答前也上過他的藏語課。這些教士學生中最知名的當屬德格定神父（Auguste Desgodins, 1826-1913）。他于1855年7月15日離開巴黎，后來成為西藏學家，著有《藏語口語語法》（Essai de grammaire thébetaine pour la language parlé, avec alphabet et prononciation, 1899）和《藏語拉丁語法語字典》（Dictionnaire thibétain-latin-fran?ais par les missionnaires catholiques du thibet, 1899）。當其赴札布讓（Tsaparang）的途中，也曾參訪喬瑪在喀努的舊居。富科所有的學生（向譯誤將all his students的his理解成德格定而非富科，遂誤翻成“奧古斯特·德格汀斯神父所有的學生”）并非只有僧侶，也有俗家的學者，比如比利時學者（向譯誤翻成“孟加拉學者”，應該是因為將原文中的Beligian[Belgian之誤]誤會成Bengalese所致）施特歇爾（Jean Auguste Stecher, 1820-1909[原文卒年作1885，恐誤]）和芬蘭學者凱爾格倫（Abraham Herman August Kellgrèn, 1822-1856）。前者成了根特大學教授，后者翻譯過《摩訶婆羅多》，但都未從事西藏學研究。 

1852年，比爾努夫去世，年僅五十一歲。法蘭西學院梵語教授的職位空了出來，適任的梵語學者并不多，其中之一恰恰就是富科（one of them is precisely Foucaux，向譯將precisely[恰恰]誤翻成“學風嚴謹?shù)摹保?。但是，富科迄今為止所做的工作都是在西藏學方面，這使他在競爭中略處下風，不過他從未放棄對梵語的研究，而且他的西藏學研究其實也都是間接的印度學研究。但是，學院當局（the authorities，向譯誤翻成“權威人士們”）最后還是選擇了比爾努夫的另一個弟子，純粹研究印度學的帕維（Théodore Pavie, 1811-1896）。帕維在加爾各答工作時，曾于1840年在亞洲學會還遇見過喬瑪。不過，帕維在任的時間并不長。1857年11月，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他是?；庶h人），帕維向帝國政府（法蘭西第二帝國）提交了辭呈。當月23日，富科代替帕維成為法蘭西學院的梵語講座教授，但是這個任命屬于臨時替補代班性質(zhì)，還不算正式轉(zhuǎn)正。直到五年之后，也就是1862年12月8日，富科才得到正式任命。富科在法蘭西學院的職位是“梵語語言及文獻講座”，這意味著如果他愿意的話可以立馬放棄藏語的教學和研究。但他還是繼續(xù)在東方研究學校無償講授藏語，一直等到他最好的學生菲爾（Léon Feer, 1830-1902）能夠順利接班。

1858年，富科出版《藏語語法》（Grammaire de la langue tibétaine；圖四）。這是第一部用法語寫的藏語語法，題獻給漢學家儒蓮（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圖五）。同年，他又從薩迦班智達（薩迦·貢嘎堅贊）的《妙語寶藏》也就是《薩迦格言》中選出一百三十四首譯為法語出版（Le trésor  des belles paroles, choix de sentences de Saskya Pandita）。喬瑪在加爾各答時，已將此書部分格言用英語譯出，但不知為何其譯文（附有藏語原文）要到他去世以后才在《孟加拉亞洲學會會刊》（向譯將“會刊”翻成“周刊”，誤）1855年第24卷第2號和1856年第25卷第4號上刊出。1867年，富科刊布傳為商羯羅所造《問答寶鬘》（Prasnottararatnamalika[Pra?nottararatnamālikā]）一書的梵本和根據(jù)梵本和藏譯（the Tibetan text，向譯誤作“一本藏經(jīng)”）的法譯（“The precious garland of questions and answers” [La guirlande précieuse des demandes et des réponses]）。向譯把書名翻成《問答選粹》，顯然不知此書為何物。在富科之前，俄國學者馮·席夫納（Anton von Schiefner, 1817-1879）曾將此書藏譯本用德語校譯出版，日本學者金倉圓照（1896-1987）又根據(jù)馮·席夫納和富科等人的先行研究以日語譯注之，刊于《印度精神文化之研究》（東京：培風館，1944年2月初版）一書397-459頁（圖六，為金倉所作《問答寶鬘》梵藏日三語對照本的尾頁）。在純印度學方面，富科出版過迦梨陀娑的梵語五幕劇《廣延天女優(yōu)哩婆濕》的法譯本（Vikramorvaci. Ourvaci donnée pour prix de l'héro?sme, 1861；向譯翻成《勝鬘和火天友》，顯然將其誤當成了迦梨陀娑的另一部劇本Mālavikāgnimitra）等書。

圖四

圖五

圖六

富科在五十一歲時娶出身學者家庭的菲?。↙ouise Charlotte Filon, 1832[或1831]-1902）為妻。菲隆雖然小富科二十一歲，但是這對不太般配的夫婦（such an ill-assorted couple，向譯錯翻成“這對性格各異的夫婦”）的婚姻卻是大為成功。富科夫人以筆名Mary Summer寫過不少傳記、小說和歷史作品，也在丈夫的影響下寫過有關東方題材的書，成為當時有名的作家。后一類書包括《釋迦牟尼佛傳》（L'histoire du Bouddha Sakya-Mouni, 1874；向譯漏譯了此書），《孫陀利王女所行》（The Adventures of Princess Sundari, 1893；向譯誤翻成《悉達多王子的經(jīng)歷》），每部書都有富科寫的序。

自1842年富科于喬瑪去世前不久開講藏語以來，很多年過去了（向譯將“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e day when he opened Tibetan teaching in 1842, just before Csoma's death”誤翻成“喬瑪在1842年去世前已經(jīng)開設了幾年藏語課”）。他的主要著作之一，也就是《普曜經(jīng)》（向譯誤作《日曜經(jīng)》）梵本的法語譯注（Le Lalitavistara, l'histoire traditionelle de la vie du Bouddha Cakyamuni），分兩卷由吉美博物館（Musée Guimet）作為“吉美博物館年刊”（Annales du Musée Guimet）的第6卷和第19卷分別于1884和1892年出版。關于吉美博物館，勒·卡洛克原文有個修飾說明它的“the French museum of Oriental arts”，可以翻成“亦即法國的東方藝術博物館”。向譯似乎把原文理解成了上下級的兩個單位，遂誤翻成“法國東方藝術博物館吉梅[吉美]博物館”。富科門下弟子眾多，法國除菲爾等人外還有戴維尼（Alexandra David-Néel, 1868-1969；“戴維尼”一稱見于她所作英語論文《喇嘛教的“拉都尼巴”儀式》，刊于聞宥編《華西邊疆研究學會雜志》第16卷甲種，1946年2月[周運提供]），美國有柔克義（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1854-1914）。菲爾是他在東方研究學校的繼承人，不僅教藏語，還教蒙古語，對佛教研究尤其是巴利語佛典的研究很有貢獻。1894年5月19日，富科在巴黎去世，享年八十三歲。他的訃聞是菲爾寫的。

最近幾年，法國國家圖書館的Charles Li對該館所藏富科文獻頗有研究。其《富科邊角料》（“Philippe-édouard Foucaux in the Margins”，網(wǎng)址：https://tst.hypotheses.org./2392）一文，披露了富科于1869年2月27日賣給該館的四種書，分別為兩部梵語法論注疏的鈔本（兩百法郎和五十法郎），《四體合璧清文鑒》刻本（四十法郎），以及《云使》藏譯本的鈔本（七法郎），只是賣書的原因不明。同時披露的還有該館購入的富科研究梵語法論的稿本兩種，與富科所賣兩部梵語鈔本一起，顯示了他在某一時期曾致力于這類文獻的研究，只是沒有正式發(fā)表有關的成果。

二、五張照片與一次來訪

2019年11月，孔網(wǎng)上拍了一批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今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簡稱社科院民族所）舊檔案中的老照片（部分含底片），內(nèi)容都是有關改革開放初期外國學者來華時的訪問和座談等活動。以前只是從民族所出版的刊物中讀到過關于這些活動的簡單報道，現(xiàn)在忽然出現(xiàn)這么多珍貴的影像資料，可以說是使原來抽象的敘述添加了具體的血肉。這批老照片中有五張分別裝于三個信封之內(nèi)，一個信封作為一個編號上拍，它們相互之間有著明顯的聯(lián)系，唯一可惜的是沒有注出所拍攝的是何時的什么活動。我們用甲乙丙作為三個信封的編號。甲和乙都裝有兩張照片，丙只裝有一張。甲和乙中的一張，與丙中唯一的那張相同，是前后兩排的九人合影，攝于民族所樓前（圖七）。除去這張合影，甲和乙中剩下的是一張不同人物的單人照片。甲中的單人照片（圖八）顯然就是合影中站在前排左起第一的人，而乙里的單人照片（未戴眼鏡，圖九）則是合影中站在后排右起第一的人（戴眼鏡）。

我沒能在第一時間拍到這五張照片，不過后來它們經(jīng)過新舊賣家的重新上拍或上架都陸續(xù)歸了我。三個信封式樣不同，乙和丙是社科院外事局發(fā)給民族所科研處的，甲是上海市出版局發(fā)給民族所的，都是為了不同目的而使用過的舊信封，與所裝照片沒有必然的關系。但是，在甲乙丙的背面，卻分別寫有“王森”“鄧”和“王恩慶”的姓名，這就和所裝照片有關了。我們先從甲乙丙共有的合影說起。

圖七

圖八

圖九

合影里的人，我基本上都能認出來。先說前排。從左說起。第一人是佛學家、西藏學家王森（1912-1991），也就是信封甲中單人照片里的人，這與甲背面寫的“王森”是一致的。王森屬于民族所民族歷史研究室（簡稱歷史室）。

第二人，站在王森旁邊的，是民族學家秋浦（1919-2005）。秋浦曾擔任民族所副所長、中國民族學研究會會長等職。

第三人，前排中央的女性，也是合影中的主角，是日本著名社會人類學家中根千枝（1926-）。中根幼時曾在北京居住，會說漢語，改開后多次訪問中國，與中國民族學界保持著良好的關系。她以研究喜馬拉雅山南北兩側藏族的社會和文化成名，有不少作品被翻譯成漢語。

第四人，戴眼鏡的老者，是中國民族學的耆宿之一吳澤霖（1898-1990）。根據(jù)《吳澤霖年譜》（哈正利、張福強著，上海文藝出版社，2018年8月第1版），吳于1982年從民族所調(diào)至武漢的中南民族學院。

第五人，站在吳澤霖身邊的，是民族學家詹承緒（1931-2000）。詹曾擔任民族所民族學研究室（簡稱民族室）的副主任和主任等職。

再說后排。也是從左說起。第一人是史鳳耀（1930-1995）。他是民族所最主要的科研行政管理人員之一，曾任民族所科研處處長，兼管外事工作。

第二人是吳從眾（1928-2009）。吳同詹承緒一樣屬于民族室，主要研究西藏的歷史、社會和民族問題。最近幾年，吳的很多東西包括日記、文稿、藏書等都散到了中國書店和孔網(wǎng)，不少人買到過。孔網(wǎng)也有人把這張合影和吳的單人照片放在一起賣過，同樣是裝在一個使用過的舊信封里，背面寫“吳從眾”，這個信封可以編號為信封丁。

跳過第三人，先說第四人。第四人是鄧銳齡（1925-），也就是信封乙中單人照片里的人，所以乙的背面會寫一個“鄧”字。鄧于1960年4月調(diào)入民族所，屬于歷史室，專治西藏史，著譯甚多，主要作品收于《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上下冊，中國藏學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王森、鄧銳齡再加上柳陞祺（1909-2003），這三位西藏學和西藏史的研究者可以說是民族所在學術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第三人是我唯一拿不準的，懷疑是王恩慶（1919-1988）。這是因為信封丙的背面寫有“王恩慶”。由于信封甲乙丁的背面寫有“王森”“鄧”和“吳從眾”，并且分別裝有王森、鄧銳齡和吳從眾的單人照片，推測信封丙中除了合影之外原來也應該裝有一張王恩慶的單人照片?？上н@張照片在上拍時已經(jīng)不見了。顯然，王應該也是合影中出現(xiàn)的人。除去以上已經(jīng)確定的諸人之外，只剩下后排左三的人，我想他只能是王恩慶。王屬于民族所世界民族研究室，通日英俄等語，編譯過不少東西，包括有馬真喜子寫的《中根千枝——日本社會人類學家》（《民族譯叢》1980年第1期，1980年1月5日）。在孔網(wǎng)上拍的民族所外文藏書中，曾見深浦正文（1889-1968）《佛教研究法》、Charles Blondel（1876-1939）《未開化人的世界·精神病人的世界》的宮城音彌（1908-2005）日譯本等書題有“王恩慶”“王恩慶讀”等字，估計是他的舊藏。合影中的人，健在的只有中根和鄧銳齡了。

合影人物既已弄清，剩下的問題就是合影里的活動和時間。民族所官網(wǎng)曾以《中根千枝訪問我所》為題登有這張合影（iea.cssn.cn/kygl/jlhz_2710/198506/t19850615_3901031.shtml），照片下方還有一段說明：“1985年，民族所領導和專家接待日本學者中根千枝，前排左一位[sic]王森，左二為秋浦，左四為吳澤霖，后排左一為史鳳耀?！泵褡逅倬W(wǎng)定的這個時間恐怕不對。因為根據(jù)《吳澤霖年譜》的記載（267-273頁），吳于1985年似乎沒有來過北京。我覺得中根的這次來訪應該比1985年還要早，甚至是在吳澤霖調(diào)去中南民族學院之前。前邊提過，信封甲乙丙丁都是用過的舊信封，與所裝照片并無必然的關系。但是，在歸檔時特別拿它們來裝這些照片，至少說明它們可能都是在照片拍攝前后不久使用過的，所以才會被從身邊隨手拿來做裝照片之用，這樣一來它們上面留下的某些時間印記則多少可以幫助我們間接推測所裝照片的拍攝時間。比如信封甲的正面蓋有1981年9月12日的郵戳，背面也蓋有1981年9月某日（日期模糊不清難以辨認）的郵戳，據(jù)此可以推測甲（乃至乙丙丁）中所裝照片的拍攝時間離1981年9月應該不會太遠。當然在歸檔時也可能拿1981年的信封來裝1985年的照片，但是這個概率感覺比較小。

很巧的是，我后來從孔網(wǎng)買到了1981年10月25日出版的《民族學通訊》（中國民族學研究會編）第11期的校樣和原稿，這一期正好刊有一篇吳從眾寫的《秋浦會長會見日本中根千枝教授》，文中對中根千枝于1981年9月18日來民族所訪問時進行的一次座談做了詳細的報道。文章的最后寫到：

整個會見是在熱烈、融洽和無拘束的氣氛中進行的。會見前，賓主一起照了相。會見結束，互相贈送了學術著作。

參加座談的同志有吳澤霖、王森、王恩慶、詹承緒、鄧銳齡和吳從眾。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作為行政人員的史鳳耀外，合影中的所有人物都出現(xiàn)在了吳從眾的文章中，這應該不是偶然的。我想，九人合影應該就是吳文中提到的“會見前，賓主一起照了相”的那個“相”。合影時間1981年9月18日，與從信封甲正面郵戳上的1981年9月12日所推測的也很一致。吳從眾的文章是用復寫紙寫的復寫稿，文后還有《通訊》未登的寫作時間“1981年9月18日”，原來是在會見的當天整理寫下的。

除了吳從眾的文章外，柯言（應為“科研”二字的諧音，即民族所科研處）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一九八一年開展國際學術交流簡況》（《民族研究》，1982年第3期，1982年5月20日）也提到過中根在1981年的來訪：

根據(jù)中國社會科學院與日本振興會學術交流備忘錄，日本著名社會人類學家、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所長、國際人類學民族學協(xié)會副會長中根千枝教授來我國訪問。9月3日、18日兩次來所，所長牙含章、副所長秋浦分別會見了她。在訪問期間，鄧銳齡同志陪同前往四川民族地區(qū)訪問。

從這篇《簡況》可知，原來中根當時來過民族所兩次，9月18日見秋浦等人只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在9月3日，會見她的是民族所所長牙含章（1916-1989）。這讓我想起在同一批上拍的照片里，有牙含章等人與中根在民族所樓前的合影以及很多座談時的照片，也是裝在舊信封里，也沒注明是哪次活動。這張合影是前后兩排一共八人，前排五人從左起是吳澤霖、牙含章、中根千枝、費孝通（1910-2005）和劉榮焌（1910-1998），后排三人從左起是史鳳耀、鄧銳齡和王恩慶。我認為這張合影很有可能就是在中根于9月3日第一次訪問民族所時拍攝的。鄧銳齡和王恩慶都參加了兩次會見，除了研究題目相近（西藏、世界民族）之外，可能和他們懂日語也有關系。

我甚至還買到了民族所1981年接待中根的部分檔案。據(jù)《簡況》說，在中根訪問期間，曾由鄧銳齡“陪同前往四川民族地區(qū)訪問”。在我買到的檔案中，有鄧銳齡寫于1981年9月下旬的《關于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所長、世界人類學會副會長中根千枝訪問我國四川阿壩地區(qū)的情況反映》，里面提到中根此次訪華的時間是從1981年9月1日到9月20日，其間于9月10日到9月14日，也就是兩次來所訪問的中間，從四川成都赴阿壩藏族自治州理縣藏族地區(qū)以及汶川縣羌族地區(qū)做調(diào)研。在四川調(diào)研期間，全程陪同（同時也是監(jiān)視）中根并在最后送她離開北京的就是鄧銳齡。鄧的這篇《情況反映》在同年10月22日以及具體時間不詳?shù)哪橙沼盅a寫過兩段，可以說是一份代表了改開初期對來華外國學者觀感的重要文獻，以后有機會當將其全文刊布。

檔案中還有社科院外事局亞非處副處長李克世于1981年9月15日致史鳳耀信一通。信中對已經(jīng)擬定的中根從四川返京后的日程安排做出了一些調(diào)整和改動：

老史同志：

轉(zhuǎn)去鄧銳齡同志從成都來函，請能[sic]研究提出你們的處理意見。

中根千枝訂于17日CA4101航班11：15抵京。回京后的日程擬改動安排如下，請?zhí)岢鲆庖姟?/p>

17日（四） 下午 自由活動

18日（五） 9：00 在民族研究所座談會交流

14：30 新華社采訪（在飯店）

晚上（文娛活動）

19日（六） 9：00 繼續(xù)與民族、社會學者座談（在民族研究所）

14：30 座談或個別交談（或游覽）

20日（日）上午 游覽或購物

15：40 JL782航班離北京回國

致以敬禮。                                           李克世 81.9.15

中根由川返京是在9月17日，可見她于離開阿壩和汶川后又在四川活動了兩天。日程表里訂于9月18日上午9點在民族所的座談，應該就是吳從眾和柯言報道的9月18日中根的第二次來所。史鳳耀在19日的日程處寫有兩行批示“建議由社會學接待，我所不參加了”。這里“社會學”，可能是“社會學所”之誤，指剛成立不久（1980年1月18日）的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吳從眾和柯言的文章沒有提到9月19日中根繼續(xù)來民族所座談，可見史鳳耀的建議有了效果。

三、哪位“王先生”的什么“報告”？

宋希於從孔網(wǎng)購得文稿三頁，每頁稿紙橫格排列，有左右兩個半頁，用鋼筆書寫，行間有紅色鉛筆所做校改（與鋼筆字字體相同，可知出自同一人之手），只是文題、作者、年款俱無（圖十至圖十五）。賣家說是“原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王忠手稿（關于王堯先生報告的幾點意見）”。從稿紙印有中科院歷史所第三所（大約從1953年9月到1960年初，近代史所曾改稱歷史所第三所）的字樣，稿文涉及西藏古代史來看，賣家所說的王忠應即中科院近代史所的西藏古代史學者王忠（1921-1999），而王堯則是指民院的著名西藏學家王堯（1928-2015）。宋希於從同一賣家處同時購得的還有署名王忠的文稿三頁，每頁稿紙豎格排列，也分左右兩個半頁，用鋼筆書寫，修改之處甚多，字體與前稿相同。因為只有作者本人才能做出這種程度的修改，可知前后兩稿必為王忠手跡無疑。

圖十

圖十一

圖十二

圖十三

圖十四

圖十五

宋希於整理的前稿錄文如下（錄文中的□表示原文中字跡難以判斷之處，[]表示對原文中似有錯誤和問題之處的試行糾正和補充）：

我想對王先生的報告，發(fā)表幾點不成熟的意見：第一點意見，我覺得王先生的報告只收集一方面的證據(jù)，即吐蕃是奴隸制社會的證據(jù)，我根據(jù)王先生所指為奴隸的農(nóng)牧業(yè)生產(chǎn)者加幾點補充：第一，根據(jù)《紀年》，764年首相穹桑下令減少對“黑頭”加收的賦稅?！昂陬^”目前在西藏牧區(qū)仍然是奴隸的稱號，至少和王先生“嗢末”奴部的性質(zhì)是完全一樣的。但黑頭是納稅的。第二，根據(jù)吐蕃首相給新疆小羅布城負責官吏的命令，要把王田分給每一個耕田人，使每人得一小塊土地，如有荒廢和破壞田界的事發(fā)生，要剝奪其田業(yè)。后藏江孜一帶，在松贊干布消滅了大奴隸主娘以后，初次設立大藏王田，可見王田是由奴隸耕種的，但奴隸是有一小塊田而且為他所有的。第三，根據(jù)根端卻丕的《白史》所載的一個材料，新疆地方一個被征服地區(qū)的耕田人，向贊普申訴他的田業(yè)被無理剝奪，贊普下令徹底查究這件事，剝奪奴隸的產(chǎn)業(yè)尚所不許，任意屠殺，恐怕沒有這樣的事。第四，根據(jù)段成式的《酉陽雜俎》，豐州烽子被黨項掠賣于吐蕃，被穿透琵琶骨，以皮索套住，可以說是十足的奴隸。但過了幾年，主人就給他幾百張羊皮，讓他自己到各地販賣，最后做了贊普的執(zhí)纛之官?？梢娕`是有自己的私有財產(chǎn)的。第五，根據(jù)趙璘的《因話錄》，被俘的唐人可以做到“舍人”的官，《新唐書·吐蕃傳》的徐舍人，幾乎是將軍，可見舍人的官并不很小。第六，根據(jù)元稹的《縛戎人》，對俘虜有“戎王遣將來安慰”的話，其安慰之辭，根據(jù)《舊唐書》179[117]《崔寧傳》說，779年吐蕃侵蜀，曾宣布“凡伎巧之工，皆送邏娑，平歲賦一縑而已”。可見是說吐蕃輕徭薄賦，待他們比唐朝皇帝更好。根據(jù)這些材料分析，恐怕王先生的報告是可以做一些必要的修正的。

第二點意見，我以為王先生應該把吐蕃國家將近三百年的歷史看做發(fā)展的歷史，朗日松贊滅牟波結[芒波結]后賞賜功臣四千八百戶奴隸，是紀元七世紀初葉的事，但吐蕃王國一直到九世紀中葉才分裂。這么長的時間，變化是不可避免的，王先生也舉出“在穹波邦色以藏博二萬戶投降時，朗日松贊就沒有賞賜給他奴隸”，而是叫他管理百姓，而以后的材料也從沒有再賞賜過奴隸，如吐蕃奪取了唐的河西隴右諸□[州]，大封功臣，就沒有賞賜奴隸。在松贊干布滅了大奴隸主娘之后，其首相尚囊征服孫波，“像掛鈴子在羊脖子上一樣溫和而安寧的統(tǒng)治孫波”，可見和以前娘對奴隸的統(tǒng)治已經(jīng)有所不同。這些情況，王先生的報告中應該給予應有的注意。

第三點意見是王先生應該把吐蕃和周圍世界聯(lián)系起來觀察，被吐蕃直接統(tǒng)治的尼婆羅早已是封建國家，被吐蕃侵佔的吐谷渾是封建化很顯著的國家，新疆諸小國是封建國家，印度是封建國家，唐更是封建國家，吐蕃與周圍世界發(fā)生頻繁的接觸，不會完全不受什么影響，這是第一點。吐蕃侵佔了唐的河西隴右極富庶的農(nóng)業(yè)區(qū)，這些地方原來是封建關系，吐蕃怎樣能把它們完全拉回奴隸社會，又怎樣組織他們，這些都是問題，在敦煌，吐蕃已經(jīng)發(fā)生了普遍的租佃關系，這也是王先生應該考慮的。

第四點意見我以為王先生在史料察取方面還有些問題，如在鐵器使用于農(nóng)業(yè)方面王先生不相信西藏的史書而以《唐書》沒有提到鐵就說吐蕃產(chǎn)鐵很少，不能大量應用到農(nóng)器上。其實《唐書》所沒有提到的事很多，而西藏的史書也不是完全不可相信，如《拉達克世系》就是很古的一部書，對吐蕃的農(nóng)業(yè)發(fā)展有比較詳細的敘述，明確地記載吐蕃用鐵器于農(nóng)業(yè)的過程。但另一些材料，如牟尼贊普三次平均財富，王先生是相信的，但《麻尼噶繃》說松贊干布也平均財富，可見平均財富不僅單是這一時代的事。

第五點意見是關于史料的問題，這一部分史料的確是貧乏的，但沒有很好的整整的史料還有一些，目前敦煌千佛洞發(fā)現(xiàn)的古藏文卷子和殘片以及斯坦因在新疆的發(fā)掘所得，大致有一萬件，Tucci和Richardson解放前在西藏的考古工作又發(fā)現(xiàn)了一些碑銘石刻。而西藏典籍更是非常豐富，問題在于怎么來整理與研究這些史料，目前國外搞古藏文的有Thomas, Tucci, Richardson, Petech, Bacot, Francke, Toussaint等，他們的工作都不能令人滿意，但Bacot在他們中間恐怕還是比較差的，王先生引用他的譯文，據(jù)我根據(jù)原文核對，是有許多問題的。另外，在對音方面王先生說寶髻的對音為Bod-yul，我想恐怕應該是Spu·rgyal，因為吐蕃的始祖叫作'o·de'[lde]·spu·rgyal，吐蕃自稱Spu·rgyal，這是許多石刻都有記載的。

由于時間關系和自己的學力限制我只談這幾點，希望王先生及各位同志指教。

從錄文可知，王稿所提意見只說是針對“王先生的報告”，并沒有提到做報告的這位王先生到底叫什么?？赡苁且驗橥鯃蛟谖鞑貙W方面享有盛名，賣家一見王稿評論的內(nèi)容與西藏古代史有關，就想當然地認為做報告的“王先生”必是王堯無疑了。但是，王忠的文稿及其評論的“王先生的報告”涉及的吐蕃國家時期的社會性質(zhì)（是奴隸制社會還是封建制社會），似乎不太可能是王堯這一代學者關注的問題，而應該是比王堯更早一代的學者關注的問題。因此，我初見王忠文稿時頗疑做報告的“王先生”并非王堯，而是另有其人。

經(jīng)進一步研究發(fā)現(xiàn)，所謂“王先生”指的其實應該是王靜如（1903-1990），“報告”指的是王靜如的《關于吐蕃國家時期的社會性質(zhì)問題》（《中國民族問題研究集刊》第5輯，1956年12月，9-28頁；后收入《王靜如文集》，下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5月第1版，666-685頁）。有一條直接的證據(jù)。1956年7月2日至4日，民院舉行了1956年度關于少數(shù)民族問題的科學討論會。這次會議是民院研究部（民族所的前身）為了紀念本院成立五周年（民院成立于1951年6月）的校慶，以部內(nèi)研究人員提交的十七篇論文為討論內(nèi)容而召開的。應邀參加會議的有一百四十余人（包括校外人士）。據(jù)民院研究部通訊組在《中央民族學院一九五六年科學討論會關于少數(shù)民族歷史問題的討論》（《歷史研究》1956年第8期，1956年8月）中對這次會議的綜述，王靜如（當時屬于研究部中以研究西藏歷史為主的第二研究室）提交了文章《關于吐蕃國家時期的社會性質(zhì)問題》，而主要參與此文的討論發(fā)言并提出不同意見的正是校外人士王忠：

王靜如教授的“關于吐番[蕃]國家時期的社會性質(zhì)問題”，根據(jù)新的資料得出論斷，認為六世紀至九世紀時期的藏族社會是處在奴隸制形態(tài)。

這個問題在歷史學界有著不同的意見，有的認為吐蕃國家是奴隸社會，另外的卻認為是封建社會。因此在討論中發(fā)言很熱烈，王忠同志引用了許多史料，說明如果將吐蕃國家看作是封建社會則更為恰當，他引托馬斯“西藏的文件和史料”一書中所說吐蕃國家占領江孜后將土地沒收為王田，“王田分與每一耕者，使每人得一小塊土地，如荒廢或破壞田界則剝奪其地”，農(nóng)民對田地不但有使用權而且有所有權。這不是奴隸社會的現(xiàn)象。再者吐蕃周圍國家如唐、吐谷渾、印度、尼泊爾都是封建國家，它是會受到重大影響的，吐蕃占領唐的河隴地區(qū)，這些地方已長期存在封建生產(chǎn)關系，是否能將人們已經(jīng)獲得的東西摧毀，退回到奴隸制呢，這是值得商榷的。王忠同志對吐蕃將河隴一帶五十余萬唐人變?yōu)榕`一點表示懷疑，他引用“白史”中說吐蕃政府不許壓迫被俘虜來的漢人?！坝详栯s俎”說：“一人被賞吐蕃，后做贊普職官”，“太平廣記”引“中華錄”：“受俘唐人可做舍人”等記載，說明被俘的人可以做官，不是奴隸。吐蕃國家前后有二[三]百多年的歷史，它早期與后期的社會狀況是不一樣的。因之不能一律看待，例如賜奴隸與功臣的事在早期有了而后期則沒有。殉葬的記載也僅見于早期，后期即不可見。

王森副教授等人同意論文的觀點，不過認為還需要補充材料和注意吐蕃社會發(fā)展中的變化；要如實表達吐蕃前后期的特點及產(chǎn)生這些特點的原因。

通訊組撮述的王忠意見，基本都見于宋希於所購王稿中，只有詳略不同而已。內(nèi)容方面的某些差異，應該是由于記錄者聽聞不真造成的，比如把《因話錄》記成《中華錄》等。因此，由通訊組文可以徹底鎖定，宋希於買到的正是王忠在這次會議上的發(fā)言稿，而稿中評論的“王先生的報告”則是王靜如的《關于吐蕃國家時期的社會性質(zhì)問題》。這同時也解釋了為何王稿會寫在近代史所叫歷史所第三所時期的稿紙上。王靜如的報告在會后正式發(fā)表時感謝了柳陞祺和蘇晉仁（1915-2002）提供的幫助，以及研究部二室的同事們提出的意見，卻沒有提當時在會場上做了專門發(fā)言并被通訊組記錄的王忠。

最后再說幾句王忠。根據(jù)《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人員著述目錄（1950—2000）》（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科研處編，2000年5月，201頁）再補以其他材料，可以知道王忠是云南峨山人，1941年入西南聯(lián)合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讀本科，1945年畢業(yè)后本擬留在云南大學擔任講師，但在老師沈從文（1902-1988）的勸說下，于1946年考入清華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的研究所隨陳寅恪（1890-1969）讀研究生（沈從文1982年11月21日復羅爾綱信，《沈從文全集》第26卷《書信[1980年-1988年]》，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462頁）。除王忠外，陳寅恪當時指導的研究生還有1947年考入清華的艾天秩（陳流求、陳小彭、陳美延：《也同歡樂也同愁：憶父親陳寅恪母親唐筼》，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10年4月第1版，215頁）。梅貽琦在《復員后之清華（續(xù)）》（《清華校友通訊》復員后第二期，1947年4月25日）談清華文學院中國文學系時說：“本系研究所分文學史、語言文學、文學批評三組?，F(xiàn)有研究生蕭成資、王忠二人，均屬文學史組?！蹙撐念}為《唐代藩鎮(zhèn)與文學》，導師陳寅恪先生。”（《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四卷《解放戰(zhàn)爭時期的清華大學[1946-1948]》，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37頁）但是現(xiàn)存王忠畢業(yè)論文的題目不是《唐代藩鎮(zhèn)與文學》，而是《安史之亂前后文學演變問題》（刊于葛兆光主編《清華漢學研究》第三輯“舊文新刊”欄目，清華大學出版社，2000年2月第1版，15-69頁）。

王忠從清華畢業(yè)后于1949年9月到華北大學歷史研究室。1950年5月，以該室為基礎成立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忠也轉(zhuǎn)入近代史所，一邊幫助所創(chuàng)始人范文瀾（1893-1969）編《中國通史》（王忠主要參與了《中國通史》第六冊遼金西夏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1月第1版]的編寫），一邊研究西藏古代史。據(jù)說他曾被單位派到西南民族學院學藏語，其藏語水平得到過專業(yè)人士的好評（黃顥《中國關于敦煌吐蕃古藏文文獻的研究》，《四川藏學研究（四）》，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410頁）。他的主要論著都是發(fā)表于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多與西藏學尤其是西藏古代史有關，其中的代表作是《新唐書吐蕃傳箋證》（科學出版社，1958年9月第1版）、《松贊干布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12月第1版）、《新唐書南詔傳箋證》（中華書局，1963年3月第1版）。在《評李有義先生研究西藏的論著中有關歷史部分》（《歷史研究》，1959年第4期，1959年4月）一文中，他還使用過“汪欽”這一筆名。

宋希於從孔網(wǎng)拍到過一張中華書局編輯謝方（1932-2021）寫于1962年5月12日的簡報稿（圖十六，應是出自中華書局舊檔案），內(nèi)容涉及《新唐書南詔傳箋證》的出版，以及王忠當時正在進行的研究和撰述的一些情況，十分重要?，F(xiàn)將宋希於的錄文刊出如下：

訪問近代史所王忠的情況

謝方　12/5 62

《新唐書南詔傳箋證》他愿意根據(jù)我們的意見修改一遍，主要是?？鄙现匦Ｒ槐楹脱a缺漏文字，統(tǒng)一體例等。大約在七月間便可完成。

他正參加幫范老編寫《中國歷史簡編》，主要是整理資料，范老的書要一直寫到解放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止，共三百余萬字，計劃還要十年時間。此外，他準備寫一本《八思巴傳》，是帶研究性的普及讀物，主要是說明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部分，想交給上海人民出版社。他說他有一本《西藏王統(tǒng)干支紀年》，也交給上海人民出了，本來這書中華出才適合的。此外，因他專搞西藏史，想把一些古藏文資料，翻譯出版，準備先搞碑刻方面的資料，約十余萬字，搞好以后可以送到我們，看看能否出版。

圖十六

稿邊還有一條批示，似是金燦然（1913-1972）的字：“——12日上午與項平、守儼同志研究，因王的《松干與贊布》[《松贊干布》]稿已交上人，此稿如他交我可要，不交即不必了。”（在批示文字的辨認中得到過艾俊川和劉錚的幫助）

本文接近定稿時，宋希於又從孔網(wǎng)購得1960年代初期中華書局總編輯室編輯油印的，供領導參考的內(nèi)部發(fā)行刊物《業(yè)務情況》合訂本和零本若干冊，他告訴我在1962年5月21日第30號第14頁有一篇《王忠建議重印〈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及元人文集》：

王忠建議重印《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及元人文集

宋代史籍中重要的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目前一般圖書館連愛日精廬本也作善本處理，書店早無法購得。是否可先翻印一種善本，以補足這一段空缺？

又元人重要集子尤難得，是否可考慮重印以下諸種：

（1）紫山大全集  胡祇遹

（2）申齋集  劉岳申 十五卷

（3）中菴集  劉敏中 二十卷

（4）近光集三卷  周伯琦

         扈從詩一卷

（5）觀光稿一卷  陳孚

         交州稿一卷   " 

         玉賞稿一卷   "

順便提一句，我在《支那內(nèi)學院佛學史料三種》（《世界哲學》2010年第3期）中根據(jù)原件（也是來自中華書局舊檔案）刊布的呂澂寫于1961年7月2日談影印百衲本大藏經(jīng)的信，也見于這一號《業(yè)務情況》的第3-4頁，屬于《湯用彤建議編印佛藏》一文（2-4頁）的一部分。

此外，宋希於在1962年9月15日第42號《業(yè)務情況》第7頁還發(fā)現(xiàn)一篇《王忠研究西藏史》，比上一篇的內(nèi)容更為豐富多樣：

王忠研究西藏史

范老的助手王忠正在專心研究西藏史。他同意為我們寫一本《五世達賴傳》，但需1964—65年才能交稿。因為他“文債”很多，藏文又不好讀。目前他正在為人民出版社寫《八思巴傳》，接著還要給上海人民出版社搞《吐蕃紀年》。

他到西藏去過兩趟，見到藏史資料很多。現(xiàn)在拉薩存有從清初到目前為止的檔案資料四千多箱；民族文化宮圖書館存有藏文書一萬多函。他說，研究這些資料很不容易，有時讀一個禮拜的書，甚至連一、兩條有用的資料也得不到。

他手頭收藏有唐時西藏碑刻二十六個，很有史料價值。他似有意把它整理校注出版。（此事請史一組研處。金）

括號里的話應該也是金燦然的批示。王忠向中華書局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謝方簡報稿批示里的“上人”）許諾的《五世達賴傳》《八思巴傳》和《吐蕃紀年》（應該就是謝稿中提到的《西藏王統(tǒng)干支紀年》）最后都未能出版，成為永遠的“文債”。

王忠還曾參加《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編寫，負責西藏圖組的編稿工作。據(jù)王世民回憶，在1971年5月和1973年1月于上海舉辦的兩次《圖集》編繪工作會議期間，晚間只有王忠獨自用功讀藏語，不參加其他人的神聊（《值得紀念的回憶》，《歷史地理》第21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332頁）。這件事很能顯出王忠的性格。另據(jù)鄧銳齡回憶，王忠于1977年患腦溢血，臥床不起，言語困難（《“楊圖”瑣憶》，《歷史地理》第21輯，325頁）。但據(jù)沈從文1976年4月7日致沈虎雛（1937-2021）的信說，他于此前過年期間見到王忠時，王已癱瘓（《沈從文全集》第24卷《書信[1974年-1976年]》，421-422頁）。直到去世前，王忠在近代史所的職稱一直是副研究員。王忠是一位長期被忽視的杰出學者，據(jù)我所知他的手跡在外間也不常見。宋希於得到的這些手稿具有很高的學術史價值。

四、王森的批改本和張建木的推薦信

前兩節(jié)提到的王森是中國梵文學、西藏學和佛學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生平和著述有根據(jù)檔案、書信、手稿等第一手史料重加厘清的必要。我歷年搜集到的第一手史料，主要部分已刊于《王森的兩篇工作匯報》（2020年1月4日《澎湃新聞·上海書評》），剩余部分則刊于《新見王森史料六種》（《國際漢學研究通訊》第25期）。寫完以上兩文后，我又陸續(xù)獲得若干重要的材料。其中最主要的有兩種，一是《關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資料》的稿本，二為《關于因明的一篇資料》的稿本。這里只說第二種。

《關于因明的一篇資料》是王森正式發(fā)表的第一篇關于因明的論文，初刊于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圖書資料室于1959年11月編印的《哲學資料匯編》第一輯（定價0.35元；圖十七，圖十八）。2020年7月底，孔網(wǎng)曾上拍此文稿本一種（網(wǎng)址：https://www.kongfz.cn/47557810；2022年11月26日讀?。?，共有稿紙五十七頁（封面一頁+正文五十六頁，每頁為上下對折的兩個半頁），合訂為一冊（圖十九，圖二十）。據(jù)賣家言，此稿原為民族所侯方若（1912-卒年不詳）所藏。友人劉錚將其拍下后送給了我。全稿正文寫于復寫紙上，行間有鋼筆所作批改（圖二十一，圖二十二）。鋼筆批改無疑是王森的字。至于正文的字，王森先生的次女王澂老師認為也是王先生的。

圖十七

圖十八

圖十九

圖二十

圖二十一

圖二十二

此稿（正文和批改）的文字與《哲學資料匯編》本大體一致。凡后者中出現(xiàn)的文字訛誤，不是本來就已見于此稿之內(nèi)，就是可以用形近所致的原因從此稿中得到合理的解釋。《哲學資料匯編》本在刊印時所根據(jù)之稿本就算不是此稿，也是跟此稿極為接近的某一稿本。我注意到，稿中講述的《因明入正理論》梵本“本世紀初發(fā)現(xiàn)于耆那教著述中。耆那教徒獅子賢（Haribhadra）曾為此書作注，另一耆那教徒（手邊無書，偶忘其名）曾為此注作疏”（圖二十三），到《哲學資料匯編》本發(fā)表時，已將因“手邊無書”而“偶忘其名”的耆那教徒的名字補上（“另一耆那教徒名Pār?vadeva者”，50頁）。

圖二十三

還有因為“手邊無書”而無法補正的例子。比如印度學者M. M. Haraprasād ?āstrī（1853-1931）在1910年校印的六種梵本因明小書（Six Buddhist Nyāya Tracts in Sanskrit），王森就說“此書北京無法看到”（見上，圖二十）。由于無法看到原書，所以只能間接知道書中所收五種書的題目，至于剩下的一種為何書則表示“不悉”。還有不僅“手邊無書”，甚至也許不知有此書的例子。比如在著錄羅睺羅（Rāhula Sā?krityāyana, 1893-1963）刊印的法稱《量釋論》和Kar?akagomin《量釋論注》梵本時，王森當時僅知羅睺羅于1949年出版的Pramā?a-Vārttikam of Dharmakīrti. Svārthānumāna-pariccheda, with the author's V?tti and Subcommentary of Kar?akagomin（Allahabad: Kitab Mahal, 1949），卻不知羅睺羅更早地于1943年出版的Pramā?avārttikam（Svārthānumāna-pariccheda?）, svopaj?āv?ttyā, Kar?akagomiviracitayā ta??īkayā ca sahitam（Allahabad: Kitab Mahal, 1943；圖二十四，圖二十五，圖二十六，拍自我收藏的本子）。這些地方都是受時代和環(huán)境限制造成的，不必苛責前賢。

圖二十四

圖二十五

圖二十六

哲學所舊日編印的某些書刊，像《哲學資料匯編》，現(xiàn)在已經(jīng)很少有人知道。還有一些書刊，則是原有編印的計劃，但最后卻未能出版。其中一例就是《中國社會科學人名錄》。2022年3月24日，由宋希於提示，我從孔網(wǎng)拍得與王森齊名的學者張建木（名克強，建木為其號，1917-1989）1981年6月22日致《中國社會科學人名錄》編輯組負責同志的書信一通（無封，字為張氏親筆），內(nèi)容為推薦其他可入名錄的人物，其中有王森、王堯、東嘎·洛桑赤列（1927-1997）、俞敏（1916-1995）四人（圖二十七）：

哲學所《中國社會科學人名錄》編輯組負責同志：

承蒙不棄，擬列賤名于《人名錄》，謹遵命書訖，今奉上，乞詧閱。

囑推薦其他專門人材，今僅就近年內(nèi)與我有學術性的接觸，確知其有真材實學者開列如下：

王森 民族研究所研究員

王堯 民族學院少數(shù)民族語系副教授，宗教所副研究員，北大東方語文系兼課教師。

東嘎·洛桑赤列 藏族學者，民族學院副教授。（我所知職稱如此，不知近日已議升否。）

俞敏 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

專此，即頌

撰祺

                                                     張克強  81.6.22

圖二十七

從信中所寫內(nèi)容來看，張建木當時提交了自己的詞條，這份詞條的原稿以后很有可能在網(wǎng)上出現(xiàn)。至于王森等四人有沒有在張建木推薦后提交詞條，現(xiàn)在還無法得知，如果提交了，那么他們的原稿也都將是十分重要的學術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