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史研究中的……“周邊”與多面鏡子

《亞洲史的研究方法：以近世東部亞洲海域為中心》，葛兆光著，商務印書館，2022年10月版

近日讀葛兆光教授課程系列講義之《亞洲史的研究方法：以近世東部亞洲海域為中心》（商務印書館， 2022年10月），真有一種暢快、充實、如入寶山之感。作者在書中介紹日本學者石田干之助寫于1943年的課程講義《南海に關すゐ支那史料》的時候說：“石田干之助的這部書，其實是非常好的有關南海之學的入門門徑。在這部書中，中國有關南海的主要文獻，有了基本的和清晰的介紹，東洋和西洋的相關研究，也有了不錯的提示，讓我們不僅對南海之學有了初步文獻知識，對于南海研究的東西方學術史，也有了初步的了解。我總是很感嘆這種上課的方式，石田這樣教書，真是金針度人的好老師。”（187頁）讀葛兆光課程講義系列的感受也正是如此，但更應該說這些講義并非僅是入門門徑，所提供給學生的也并非僅是基礎知識讀本，而同時也是有問題意識、學術深度以及更重要的是有思想力度的“厚重之書”。

在我的閱讀記憶中，有幾種課程講義堪稱其研究領域的經典著作。比如十九世紀法國歷史建筑修復運動代表人物尤金-艾曼努爾·維奧萊-勒-迪克（Eugène-Emmanuel Viollet-le-Duc，1814-1879）的《建筑學講義》（1860年），就是以作者約在1858年為學生開講座課程時所寫的講義為主干而寫成，作者在序言中說如果這個講座課程能幫助學生“養(yǎng)成通過細致且深入的研究而非先入為主的偏見來建立自己的判斷的習慣”，以及“培養(yǎng)出方法論精神”，就已經很好地完成了任務（《維奧萊-勒-迪克建筑學講義》，白穎等譯，中國建筑工業(yè)出版社，2015年，序言）。作為教師，我深知在今天要幫助學生排除因各種原因而產生的“先入為主的偏見”有多么困難，培養(yǎng)方法論的精神有多么重要。

19世紀偉大的瑞士歷史學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的《世界歷史沉思錄》（Weltgeschichtliche Betrachtungen，1870-1873；金壽福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是他在1868年7月開始為《關于歷史學習》這門大學課程撰寫的講義，其后在三次講授這門課程的過程中不斷修訂，在他去世后才被整理出版。布克哈特在1874年2月25日寫給他的年輕同事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他于1869 年受聘到巴塞爾大學任古典語言學教授）的信中說他把歷史看做是入門課程，“我要教給學生的是，他們在日后繼續(xù)學習任何學科都不可缺少的框架，因為那些學科并非懸在空中”。因此布克哈特把自己看做是歷史教師（Geschichts-Lehrer），在后半生把主要精力放在教書（耶爾恩·呂森，“序言”）。他所說的“框架”，也就是做學問的方法。在該書的“導言”，布克哈特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們這門課程的任務在于，用一些比較隨意的思路對歷史觀察和歷史研究方面的一系列現象和觀點進行審視”（第1頁）。所謂隨意的思路，是指一種樸素、自由的講述風格，其實就核心內容和問題意識來說，布克哈特的思路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維爾納·卡埃基，“編后記”）。

當年尼采每周去聽布克哈特的這門課程，他在寫給朋友的信中說：“我相信，雖然聽課者達六十人之多，但只有我才能夠領會他深邃的思想，因為他的思路每當遇到令人憂慮的事情的時候便停頓或者轉彎?！保ㄍ希┠岵珊髞戆炎约河?874年撰寫的著作起名為《歷史的用途和濫用》（über den Nutzen und Nachteil der Historie für das Leben），顯然是受到布克哈特的課程啟發(fā)并進行思辨之后的結晶（耶爾恩·呂森，“序言”）。布克哈特在這份講義的導言中說，“歷史是生活的領路人”（Historia vitae magistra）這句熟悉的話具有更高和更樸素的意義；他還說“我們所進行的沉思不僅是一種權利和義務”，“沉思對我們意味著自由”，這些話在今天我們聽來更有深意。

回到葛兆光的“講義系列”。我感到他對每開一門課程的認真思考和撰寫、修訂講義的用心既是承接著偉大的學術傳統(tǒng)，同時對于當下中國的大學教育與學界也很有針對性。在“葛兆光講義系列”的“說明”中開篇就說：“我對大學人文學科的教學，曾經有個說法，‘給大學生常識；給碩士生方法；給博士生視野’?！彪m然這句話時被引用，但是我想還是值得深思，因為無論是在大學教學還是學術界，仍然時有違背常識、扭曲方法、鉗制視野的倒退現象發(fā)生。說到“視野”，從原意的視角與空間可以延申為一種思想方法的隱喻，其要義是開放的、探索的，突破固化的和孤立的視角，去除“視差”與盲區(qū)。作者在這本《亞洲史的研究方法》最后的“課程總結”中對學生說，讀博不是來混個學位，而是要學會怎樣發(fā)現某些歷史的意義，要學會自己尋找課題、確立主題、發(fā)現問題，能給歷史學界提供一些新的見解（405頁）。從發(fā)現意義到提供新見解，這是在學習與研究中最重要的問題。就葛兆光“講義系列”的通常寫法來說，以課程要旨、問題、討論、研究方法、學術史背景、個案、文獻及史料舉例和建議閱讀書目串聯(lián)起來的，是傳授知識與培養(yǎng)學術思維方法的兩條主線，可以說都是從作者多年研究中提煉出來的干貨，用來作為引導學生進入研究場域的路徑是最為適合的。

關于該書的主要內容，作者在“開場白‘亞洲史的研究方法’課程要旨”中談了三個方面：一是超越國境，從對“亞洲/東部亞洲海域”的歷史整體認識重新研究中國；二是要把“藝術”“宗教”“歷史”三個領域綜合起來，充分使用文獻、圖像和考古發(fā)現的資料進行研究，把對歷史與文化的認識貫通起來；三是要在全球史研究的背景下以“全球史”的角度、視野和方法做區(qū)域史，具體來說就是研究自十五世紀以后作為一個有機歷史世界的“東部亞洲海域”的歷史。這樣的思考維度與論述安排均有堅實的學理脈絡和清晰的邏輯結構，從史學研究觀念上說就是要重視“文化接觸”的研究趨勢——“也就是不同文化間的相互影響、接受與轉移，邊緣對中心的影響，以及從邊緣重思世界史，強調聯(lián)系、互動、影響的全球史”（第6頁）。這三個方面是作者在書中一直反復強調的核心問題，可以說是理解葛兆光關于東部亞洲歷史世界的研究的三個關鍵問題。同時應該看到的是，在葛兆光的這一重大學術轉型（從中國古代思想史、文化史到向東部亞洲海域史的發(fā)展）的背后有著深刻的思想動因。這源自他對國內學術界狀況的觀察與思考，他注意到國內文史學界一方面似乎失去關心與回應社會問題的能力，有些文史領域的學者越來越技術化，變成了一個專業(yè)領域的從業(yè)員；另一方面在專業(yè)學術研究中總是在一個固定模式里翻來覆去，視野就那么寬，做的方法也就大同小異。因此他提出要超越漢族中國、擴大研究的視野，除了繼續(xù)重視中西比較這面鏡子之外，更要重視“通過原來曾經共享過一個文化傳統(tǒng)，可是后來卻分道揚鑣的這么幾個不同的文化群體，通過他們的眼睛來看我們自己”，他稱作“攬鏡自鑒”，而這鏡子不是一面，而是很多面，所以說是“從周邊看中國”（296頁）。

十多年前復旦文史研究院在葛兆光主持下召開了“從周邊看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這次會議的論文集序言中葛兆光就談到“仍然需要借助前后左右多面鏡子映照，才能夠看清中國的立體形象和細部特征”，并希望由此進入新的學術方向，激活許多過去未曾重視的日、韓、越南等國家有關中國的史料，刺激學術視野的擴展（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從周邊看中國》，中華書局，2009年）。今天看來，在多面鏡子的映照之下“從周邊看中國”，這不僅是亞洲史研究的方法，也是關心思考國際政治中的中國問題的讀者應該重視的視野與方法。在2013年復旦文史研究院又舉辦了“中國的日本認識·日本的中國認識”研討會，中日“對彼方的認識和研究”出現了重大跨越。在會議論文集中我比較關注的是瀧井一博的《中國憲法史上的明治憲法》，文章認為明治日本邁向立憲國家的步伐在東亞史上具有特殊性，葛兆光在綜合討論中就瀧井一博的研究繼續(xù)探討了文明國家與民族國家對待憲政制度的認識和在一百多年前就被看到的歷史語境中的復雜性（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中國的日本認識·日本的中國認識》，中華書局，2015年）。應該說，這些都是從“周邊看中國”的特別具有重要意義的歷史研究議題。

鑒于課程講義的性質和以研究方法闡釋為主的內容，作者無法在所涉及的眾多研究方向及相關議題上作深入的專題論述，但即使在綜合性的敘述中也可以看出具有敏銳的問題意識和研究底蘊。關于海洋與東亞史作為一個歷史世界的關系，葛兆光從對目前流行的“中央歐亞”理論及“東亞”概念的修正出發(fā)，特別強調研究海洋與環(huán)東海南海歷史的重要性。我想起歷史學家王賡武在八十年代發(fā)表的一篇題為《十三世紀和十八世紀之間的東南亞：對其政治分裂和文化變化的一些看法》的論文，開頭就說“世人經歷了很長時間才知道東南亞的地區(qū)獨特性及其歷史延續(xù)性”，然后指出“近年以來”已有歷史學家試圖把東南亞作為世界中的一個歷史地區(qū)來進行研究，在他的論文中突出的是政治分裂與文化變化之間的復雜關系與重要變化（論文見王賡武《南海貿易與南洋華人》，姚楠編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8年）。關于這個問題，葛兆光在書中強調由于蒙古的入侵與潰退，刺激了各國文化上的“自我中心主義”崛起，各國在政治與文化上的獨立意識被喚醒和逐漸形成，出現了政治承認、文化認同和經濟利用之間的分化。環(huán)繞著東部亞洲海域，形成了一個連通東海南海的貿易圈，官方的朝貢貿易只是其中很小的部分，更重要的是商賈推動的物質流通?！霸谶@四個多世紀中，在這個環(huán)東部亞洲海域的國際環(huán)境里，各國在經濟上彼此聯(lián)系，在文化上開始競賽，在政治上互相角力，其間雖偶有激烈沖突，但又往往能夠相互妥協(xié)，這個歷史格局一直延續(xù)到西方通過堅船利炮對東亞發(fā)生沖擊的十九世紀中葉。”（226頁）這些更明確、清晰的學術見解使東部亞洲海域史的研究更為成功地成為世界史的一個重要部分，而且由于他不僅是在研究中同時也在教學中講述這一研究的視野與方法，因而更具有重要的學術傳承意義。

在區(qū)域史研究中，重大事件對于王朝與國家的影響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從當代國際政治的重大事件影響中也可以想象發(fā)生在前現代歷史中的情景。但是在過去我們的主流史學敘事中，“影響”常常和“意義”一樣，無論分析還是表述總是虛浮的多。葛兆光在書中非常深入、具體地論述了“元寇／蒙古襲來”事件對日本、高麗和中國的影響，有很扎實的分析、比較，同時也指出在民族觀念、歷史觀念的種種影響糾纏之下，關于“影響”的歷史敘事和評價是很耐人尋味的。作者在進入具體的“元寇／蒙古襲來”的“影響”分析之前，首先談到了從國際事件與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實質性關系，在今天讀來也是饒有深意的：“‘國無外敵國恒亡’是一個古已有之的思想，傳統(tǒng)時代國家的族群認同和文化獨立，其實也和現代國家一樣有內、外兩方面的原因。從內部來說，他們會努力淡化國家和民族內部的階層差異、職業(yè)不同、文化落差等，在某種‘愛國’旗幟下，塑造歷史共同起源，想象出具有同一性的‘臣民’；從外部來說，他會強化‘我’和‘他’的不同，強調自我文化的優(yōu)越，渲染外部敵人的威脅，就是所謂中外華夷，使得我你他形成差異，構造‘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危險性。而‘蒙古襲來’這件事情，就恰恰在東北亞幾個不同國家中，產生了某種奇怪的影響，促成了各個國家自我意識的覺醒?！保?5-36頁）與這些研究議題有緊密聯(lián)系的是處理史料的態(tài)度和方法。在對待涉及國家之間往來、事件交涉等史料的時候，葛兆光強調對各方文書要盡量對照閱讀，互相參證，既不要輕易懷疑文獻的真?zhèn)?，也不要單看、偏信一方的記載。在這部課程講義中有很多篇幅講的就是用史料實例說明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應該這也是歷史研究的基本態(tài)度。

為了“看清中國的立體形象和細部特征”，是需要有學術勇氣的。葛兆光不無激動地在這本課程講義中對學生說：“現代歷史學一開始就有一種使命感，就是追求真相。真相、真相，還是真相！用真相瓦解神話，用真相揭破謊言。而且現代的歷史學相信，歷史是有真相的，歷史學是能夠發(fā)現真相的，歷史學家依靠證據可以恢復真相。”（113頁）我認為在歷史學家的薪火相傳的事業(yè)中，追求真相的使命感是必須傳遞給學生的最為基本的學術倫理，就是布克哈特在他的講義所講的“歷史是生活的領路人”和“沉思對我們意味著自由”。

同時，作者也沒有忘記提醒讀者要注意的問題。在第二單元談到“‘南?！簹v史課題與政治問題”的時候他說：“這里要請大家注意，關于這個領域的歷史與現實，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其中最敏感的，當然就是南海問題?！保?90-191頁）他首先強調的是“南?！敝畬W對世界史和中國史研究的重要意義：“世界史不再是只有大國的世界史，中國史也不再是拘泥在傳統(tǒng)中國之內的中國史”，這是令人有點激動的。但是他也指出盡管我們有豐富的南海文獻，證明古代中國對南海以及南海海域各國有豐富歷史知識，但是對于南海和東南亞的歷史研究，還不能讓人滿意。進而說到南海在近代以來成為的問題，以及在二戰(zhàn)結束后直到今天出現的各種主張，只能坦承告訴讀者：“這些就不是我們歷史學者可以說清的問題了?！保?94頁）談到卜正民在《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香料貿易、佚失的海圖與南中國?！罚?em>Mr.Setden's Map of China: The Spice Trade, a Lost Chart and the South China Sea）的精彩研究的時候，他指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這幅收藏在英國的《塞爾登地圖》（又名《東西洋航海圖》）“……它確實證明中國對于南海的歷史知識，是相當豐富，而這種歷史知識，恰恰不是來自帝國君主的權威統(tǒng)治，而是來自民間自由的海上貿易”，進而指出了《塞爾登地圖》在南海研究上具有的重要意義（196頁）。

由于個人研究興趣的關系，我更注意到葛兆光在該講義中對圖像與歷史研究的關系的重視。他特別提到了中古時期粟特墓葬中石棺床的精美雕刻與中亞、族群、商貿、移民相關；還有從米芾《蜀素帖》里講到的來自印度佛教的烏龜和仙鶴的故事在中國形成以“龜鶴”為主題的圖像，這個圖像又逐漸從中國影響到十五世紀的日本。“所以，如果你是研究藝術史的學者，面對中古中國大量的磚雕石刻、墓室壁畫、石窟造像，你既不能忽略這些圖像和中亞、南亞的聯(lián)系和淵源，也不能忽略它們和往來東西之間的各種異族、異國商人、宗教徒的關系，也不能忽略它們從中國到朝鮮和日本的流傳和分布，更無法不掌握佛教、道教、回教以及三夷教（祆教、摩尼教、景教）的知識。歷史研究需要文字文獻，也需要圖像資料，藝術史研究需要歷史語境，也需要宗教知識。”（第8-9頁）在第二講論述“東部亞洲”為何成為一個歷史世界的時候，更是把圖像看作是一種構成共同文化的要素，從圖像的主題、風格、技法、審美習慣等多方面論述了藝術是把東亞聯(lián)系為一個歷史世界的“要素”。如墓室壁畫中的四神星象、出行狩獵、宴飲歌舞，日本的“飛鳥美人”和集安的高句麗墓室壁畫，以及西安的唐朝墓室壁畫；還有在日本保存的寧波畫家專門為日本人繪制的佛畫，以及在宋代開封流行的十一世紀后期日本的繪畫折扇等等，都說明東亞藝術確實有共同要素（60頁）。這些論述正是近年來方興未艾的跨文化、跨學科的藝術史研究發(fā)展態(tài)勢，也是我在近年的歷史圖像學研究與寫作中比較關注的問題。

近日讀英國歷史學家柯浩德（Harold J. Cook）的《交換之物：大航海時代的商業(yè)與科學革命》（Matters of Exchange: Commerce,Medicine, and Science in the Dutch Golden Age，2007；徐曉東譯，中信出版社，2022年3月），作者運用了大量圖像史料，正是在這些圖像中我們看到了在歷史語境中的科學發(fā)現、知識傳播、審美變化和世俗生活之間的真實聯(lián)系與微觀細節(jié)，得以進入潛藏在“交換之物”之中的文化史場域。葛兆光在第三點關于全球史研究的論述中以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維米爾的帽子：17世紀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作為例子，說明十七世紀的世界是一個變化中的網狀結構，“維米爾的繪畫，可能只是一個引子或者象征，不過通過這個小小的繪畫，大大的世界歷史就漸漸凸顯了”（12頁）。從方法論來看就是從微觀看宏觀的研究途徑。在論述到東部亞洲海域世界的相互聯(lián)系的時候，他列舉了三個研究案例，其中關于越南會安的來遠橋的研究就很有意思。據史料記載和日本學者的研究，這座橋最先是日本商人在十六世紀末修建的，并在日本留下了一幅題為《茶屋新六交趾貿易渡海圖》的繪畫作品，這幅畫引起了辻善之助、巖生成一和內田九州男等日本學者的關注和研究。葛兆光認為從這座橋和這幅畫可以深入討論許多問題，比如十六、十七世紀日本、中國和越南的海上貿易究竟有多大的規(guī)模？日本、中國和歐洲人在東南亞的勢力消長過程是怎樣的？明清易代中的海外遺民和商人的處境和生活如何？還有這座橋的風格、管理、命名以及繪畫的紙張、色彩等，都可以做文章（74頁）。

由于對圖像比較關注，在這里有個小問題也順帶說一下。作者引用了鄭思肖的《元韃攻日本敗北歌》和汪元量的《燕歌行》來說明他們對蒙元東征的強烈感受，也引出了對后來文獻中記載較少和反應不那么強烈的問題（43頁）。接著在下一頁選用了鄭思肖的《無根墨蘭》作為插圖，但是沒有論述。如果從前面《元韃攻日本敗北歌》摘出“還我大宋舊疆土”這一句，似乎更能證實《無根墨蘭》的政治隱喻和強烈情感。有學者在研究中發(fā)現該畫左邊的落款是刻好字印上去的，說明很有可能是批量繪制的；“倘若鄭思肖的墨蘭真的是這樣批量生產的，那么他會在每幅畫中都貫注進‘無根蘭’的政治隱喻嗎？還是說，鄭思肖是在由其遺民聲望所帶來的巨大市場中，探索一種快速簡便，而又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其個性與制作水準的方法和模式？”（黃小峰《古畫新品錄：一部眼睛的歷史》，湖南美術出版社，2021年，183頁）這樣看來，已經被歷史符號化的圖像如何參與到今天的歷史敘事之中，也是值得繼續(xù)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