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倫理學一般認為門檻較低,但這是一種誤解,雖然是普遍的誤解。誤解的原因似乎還有“眼見為實”的依據(jù):似乎無須專業(yè)知識,無須哲學思想,誰都能來從事“道德教育”或“思想政治教育”;同時似乎也順應哲學史的定位:“倫理學”從其作為哲學誕生的最初時刻,亞里士多德就把它劃歸為“實踐哲學”,而把最具思辨特征的哲學稱之為“第一哲學”,也即他所說的“神學”。但“倫理學”是“人學”,它活在世界中,從屬于人生的“時間”與歷史,更需要依賴于人性的經(jīng)驗而取得實踐智慧,而一旦落入“實踐智慧”即“明智”之中,人們也就以為可以把倫理學當作一門為人處事的聰明之學,那還需要什么哲學思想和專業(yè)訓練呢?只有蠢得像“書呆子”那樣,才需要那些無用的、空洞的、虛玄的學問吧?這種對亞里士多德倫理學的誤解一直延續(xù)到現(xiàn)代,所以那些立志于哲學思辨的愛智者,或者沉浸于高度思辨的形而上學中,或者殫思竭慮于分析哲學的語言演戲之中,而不屑于“墮落”在倫理學的這些“應用哲學”中。
只有到了“現(xiàn)代”,具有了歷史反思意識后,以“我為什么如此聰明”為題寫“自傳”的尼采才老實地承認,聰明的人類迄今為止還根本不懂究竟什么是善惡!為此,他發(fā)現(xiàn),追溯“道德的譜系”這種歷史意識,才能讓“聰明人”看清道德的真相,雖然道德的真相也還不是倫理善惡的真相,尼采的發(fā)現(xiàn)以其主觀的“道德偏見”反對固有的“倫理的偏見”,但著實讓人看清了“倫理覺悟”的艱難。一位新西蘭的當代學者也發(fā)出了這樣的感嘆:
對于善與惡,美與丑,相宜與不相宜,幸福與不幸,恰當與不恰當,什么是我們應該做的,什么是不應該做的等等,來到這個世界的人誰沒有一些先天的觀念呢?所以我們每個人都使用這些詞語,而且還力求把我們的先入之見用于各種特定的事例?!澳橙俗龅煤芎?,做得不好;做得很正確,做得不正確;某人很不幸,某人很幸福。很正直,不正直。”我們當中誰能忍得住不這么說?又有誰要等到學會了這些詞語之后才使用它們?……而問題就出在這里,妄自尊大也就在這里開始發(fā)酵……[1]
凡人認為最容易的地方,往往是最難的。我們的研究要從反思“倫理的覺悟”為何最難開始,進入哲學的在第一哲學層面,從而探明倫理之真相,洞悉倫理善惡之發(fā)生,考察人類尋求安身立命之所。這種艱難性對于我們每個人而言,無須哲學的思辨就可感悟,就像人人渴望有個“家”,而“家”卻又最難“擁有”一樣,但要說清楚為何最難“擁有”,縱使有了一個“家”,也常感受到“有家難回”的真正“道理”,卻必須要有從“高處”而來的哲學思想。因此,倫理學的全部迷惑與問題,實際上可以從陳家琪教授的發(fā)問“敢問家在何方”[2]表達出來。然而如果我們沒有從高處而來的哲學思考,僅僅從低處,從生存拼搏的泥潭里而來的“家”的記憶,那么“家”就可能被誤解,它本有的高貴性就有可能被低處的生存壓力和低微的理想所掩蓋;低處生存的欲望時刻會物化其功能和意義。許多人可能“接地氣”地認為,“家”無非就是“困覺”的地方,“吃飯”的地方,最多是生兒育女的地方,因而其最高的“理想”無非也就是地段好、裝修豪華的“房子”。顯然,這樣的眼光無法發(fā)現(xiàn)“家”的倫理意義和精神空間。只有從高處而來的哲學,才不會貶低和誤解事物處在低層或底層的狀態(tài),因為它不是“勢利眼”從一時一勢來看事物,而是從事物之本性,從事物的“存在原則”來看待事物,因而會從事物充分展開其自身“是其所是”的自由能力來看待事物,只有這種視野才能看出事物可能的卓越,人的德性之尊嚴,從而是一種倫理覺悟的眼界。
注釋
1.【新西蘭】理查德·喬伊斯:《道德的演化》,劉鵬博、黃素珍譯,譯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1頁。
2.陳家琪:《敢問家在何方?》,載《愿作如是觀》,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本文為復旦大學哲學學院鄧安慶教授所著《西方道德哲學通史(導論卷):道義實存論倫理學》的導論的開篇部分,導論原題為《倫理覺悟之艱難與倫理學通史之闕如》,現(xiàn)文章標題為編者所擬。
《西方道德哲學通史(導論卷):道義實存論倫理學》,鄧安慶/著,商務印書館,2022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