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的雙城記

香港作家西西，原名張彥，1937年10月7日生于上海，2022年12月18日逝于香港。1981年西西于香港《快報》開始連載自傳體小說《候鳥》，共三十萬字，之后以前十八萬字作為上卷，1991年印行出版。2018年，西西在臺灣洪范書店出版小說《織巢》，作為《候鳥》的姐妹篇面世。第一部小說敘事者林素素童年隨母親與外婆外公等親人居住在上海，后南下移居香港，第二部小說以林素素的妹妹林妍妍的視角敘說林家搬到香港居住之后的經歷。林父本來在上海從事海關檢疫工作，來港后擔任消防員。大女兒林素素童年在上海市內和杭州鄉(xiāng)郊度過，在香港繼續(xù)完成高小與中學學業(yè)，從師范學校畢業(yè)后成為一名小學教師。小女兒林妍妍在上海出生，在香港長大，嫁給了一位從加拿大回流的港人阿國，婚后聽從丈夫意愿移民加拿大。從主題內容而言，這兩部小說可以視為西西本人家族遷徙的回憶錄。

西西

在《逆寫帝國：后殖民文學的理論與實踐》一書中，比爾·阿?？寺宸蛱兀˙ill Ashcroft）等人提出，后殖民文學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位移”（displacement），其中體現(xiàn)了“遷移造成的流離失所（dislocation）”?！逗蝤B》這部小說所描述的，正是這種“流離失所”的體驗，而到了《織巢》中，“候鳥”逐漸成為“織巢鳥”，在此城落戶。林家三代購置房產，找到工作，就讀學校，生老病死，戀愛成家。借用華裔人文地理學家段義孚的空間理論，西西筆下的香港對于林家而言，已經逐漸從客居“空間”（space）成為了定居“所在”（place）。這種對香港的情感紐帶，可以稱為“戀地情結”（topophilia）。

上海是我家？《候鳥》的位移書寫

《候鳥》大陸版

《候鳥》以一首童謠《法國梧桐》開篇，詢問法國梧桐的家鄉(xiāng)，究竟在哪里——“法國梧桐呀/法國梧桐/我想問問你/你的家鄉(xiāng)在哪里？/法國梧桐呀/法國梧桐/我想問問你/為什么/法國梧桐/長滿在/中國的土地？”值得注意的是，在這首童謠中，并未描述關于法國梧桐的細節(jié)。引起小女孩素素對“家鄉(xiāng)”觀念產生疑問的，僅僅是“中國/法國”這組模糊的國家觀念。小女孩素素在上學途中發(fā)現(xiàn)行道樹都長得一模一樣，問過父親之后得知是一種叫做“法國梧桐”的樹，于是開始思考：

法國，很遙遠的一個國家吧，為什么法國的梧桐，會跑到中國來呢。而且，在這條街上，好像除了法國梧桐樹，什么別的樹都沒有。那么中國自己沒有梧桐樹嗎？學校的課本里有許多樹，老師也說過，我們的國家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樹，松樹，杉樹，桃樹，李樹，還有楊柳，還有枇杷樹，楊梅樹，但我每天看見的只是法國梧桐。

這首西西創(chuàng)作的童謠呈現(xiàn)出強烈的空間感，其中描述的“中國的土地”上長滿了法國來的梧桐樹，實際上是十九世紀中開始上海法租界的特有景象。文中描寫的梧桐樹的確來自法國，根據(jù)上海盧灣區(qū)志記載，“法國梧桐”這種行道樹最初是1887年由當時的法租界公董局從法國引進的。原法租界行道樹種植始于1868年，比公共租界晚了三年。法國梧桐已經成為素素在上海童年生活中的最重要回憶之一。

上海是素素父母相識結婚之地，也是素素出生長大的地方，但是素素一直未能對這個城市產生“地方感”。素素無法將上海稱為自己的故鄉(xiāng)，原因有二：第一，“故鄉(xiāng)”這個詞語中所蘊藏的“鄉(xiāng)村”之意。在素素看來，上海這個大都市未能體現(xiàn)這種還“鄉(xiāng)”之感，因而無法被稱為自己的故鄉(xiāng)，從而對這個城市空間（urban space）缺乏情感依戀。上海法租界的大馬路、現(xiàn)代交通工具、尤其是充滿異國情調的道旁樹法國梧桐，使得素素無法把此地稱為自己的故鄉(xiāng)：

我希望老師作文課的時候永遠也不要出一個叫做“故鄉(xiāng)”的題目，因為，我想我是沒有故鄉(xiāng)的，我從小就在城市里長大，沒有流水，沒有小橋，沒有楊柳，沒有果園，沒有山，沒有田，沒有牛羊雞鴨的地方，也可以是一個人的故鄉(xiāng)嗎？我是多么希望自己有一個故鄉(xiāng)啊，那么，作文的時候，我也可以寫：門前有一條河，河上有一條橋，河上又有楊柳樹?？墒俏业墓枢l(xiāng)呢？難道我就寫：門前有一條馬路，馬路中間有電車和公共汽車，馬路旁邊有一棵棵的法國梧桐？法國梧桐長得高，有三層房子那么高，比花園的圍墻要高許多，秋天的時候，梧桐葉子都從樹上落下來？

素素無法將上海稱為自己的故鄉(xiāng)的第二個原因，在于語言。素素的母語為粵語，在家也是和父母講粵語，但這種語言的親切感，卻在家庭以外的學校和小區(qū)難以尋覓。上海著名的粵菜館杏花樓，反而給素素一種故鄉(xiāng)之感：

我喜歡上杏花樓去，喜歡的理由，當然是我喜歡吃杏花樓的小包子小餃子，比起水泡飯來，它們真是神仙一般的食物呀。不過，上杏花樓還有一件使我感到興奮的事：在杏花樓，所有的人都講廣州話。

無論我在學校里，在街上，在小朋友的家里，在王家伯伯和王家媽媽家里，從來沒有一個人和我講廣州話，我只有在家里才講廣州話，仿佛廣州話是一種很奇怪的東西，應該要藏在家里。如果我在學校里一不小心講了一句，就會忽然聽到有人喊：餛飩面，餛飩面。

在杏花樓就好了，無論哪一個人都講廣州話，老板講、拿蒸籠來的那些人講、連桌子旁邊，或者隔鄰板壁那一邊的人也講。從來沒有人會喊：餛飩面，餛飩面。媽媽說，上了杏花樓，就好像回到了故鄉(xiāng)。咦，我的故鄉(xiāng)就是杏花樓嗎？媽媽說：我們上杏花樓吃的是“點心”，它們的名字叫“燒賣”，叫“蝦餃”叫“豬腸粉”……真是奇怪的名字。

素素自述此段經歷，生動地描寫了客居上海的廣東人群體以美食和粵語為基礎所構建出來的社群關系。雖然西西《候鳥》中描述的并非跨國境移民的情況，但不同方言群體的跨語際交流實際上已經呈現(xiàn)了后殖民文本的重要特征。在廣東人社群身份認同中，粵語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在《候鳥》一書中，素素在回顧自己和母親、祖父母、妹妹搭乘火車南下的過程中，除了描寫南方植被、語言、風土、飲食不同之外，也特別描寫到自己在達到南方邊境時，驚喜地發(fā)現(xiàn)邊境海關人員都講粵語，而自己和家人也因為會講粵語而迅速完成通關程序。這種南北地理文化語言的差別，在跨越邊界的過程中更為鮮明。遷移生活所產生的異化感并非殖民主義文學所獨有，語言缺失導致的表達困難從而引起的異化和疏離感，才是位移書寫最為重要的特征。

從上海到香港：《織巢》的戀地情結

《織巢》大陸版

《候鳥》姐妹篇《織巢》的主要敘事者從林家大女兒素素變?yōu)榱旨叶畠哄Ｅc《候鳥》中的兒童視角娓娓道來相比，《織巢》則展示了更為精巧的結構設計與復雜多變的敘事角度。在這部小說的創(chuàng)作過程中，西西正如織巢鳥，將不同材料編入一部家族歷史中，正如其本人所述：“我很重視小說的形式，當年素素的自述，是由幼漸長的故事；下半卷則轉由妍妍自述，她們不是孿生姐妹，不應該相同，當然也不能完全不同吧。我更不想重復過去的寫法。我想，分三頭?！缃裼嬎銠C打字，用書本的形式，我可以還原本來的構想，加上接到遠親的來信，分別用四種字體表現(xiàn)，清楚地讓當事人自己發(fā)聲；發(fā)聲，并不一定要唱對臺，而可以是有自己的說法，又互相補充?！?/p>

與《候鳥》相比，《織巢》更著重刻畫不同時代背景下，女性對自己命運的主宰權。小說開頭，妍妍出門尋找姐姐，而姐姐出門的原因在于林家父女之間的代際沖突。素素由于夜會文友，引起父親不滿，要將她逐出家門，而素素則抗拒父母干預自己的生活，寧愿在外面消磨時光，也不想回家面對固執(zhí)的父親。后來，素素還是為了避免誤會和爭端，放棄了文友聚會，在家時間更多。素素的文友中，有一位認為自己和素素已經形成男女朋友關系，還安排自己的母親和姐妹來素素家勸說她和自己會面。這個尷尬局面，引起了素素的反思，開始思考女性的社會角色問題。

與素素獨立謀生的姿態(tài)相比，其母則代表了“依賴男性”“柔弱無能”的女性形象，但在關鍵時刻，也能夠獨當一面。她中學畢業(yè)后試著在百貨公司兼職售貨，反響不錯，但遭到父親強烈反對，只能辭職回到家里的汽水鋪子幫忙。和復旦大學畢業(yè)生胡錦明因為英文補習而相識，交往五年，從未提出婚嫁。在母親的催問下，由于胡先生已有婚約，嫁娶無門，所以無法繼續(xù)交往。經過姑姐介紹認識姑父同事林樂文，感情迅速升溫。林樂文代替她向胡錦明攤牌，最終贏得美人歸，半年后結婚。兩人結婚后生活和洽快樂，誕下女兒素素，為了逃避戰(zhàn)火到丈夫大妹妹夫家浙江蘭溪避難，和平后回到上海，生下小女兒妍妍。后來丈夫所工作的上海船廠倒閉，失業(yè)一年多后決定南下，在香港巴士公司找到工作。此時，母親決定舉家南下，帶著父母女兒赴港定居。當時的母親，在素素眼中，好像變成了一位和蘭溪姑母相似的“先生娘”，干練果決。然而，在香港定居之后，母親卻變得十分嬌弱，丈夫突然病逝后，更加無法操持家務，經濟依賴大女兒，家務請了幫工阿彩，自己病痛纏身，求醫(yī)問藥未果，直到大女兒將其送到醫(yī)院，發(fā)現(xiàn)住院病友情況全部都比她自己嚴重得多，打開心結，終于痊愈。縱觀她的一生，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男性主導之下，胡先生未能許婚，要林樂文出面解決，婚姻中也以丈夫為重，直到丈夫突然病逝，失去人生依托，要由大女兒支撐全家生計。

與母親相比，素素則代表了自我意識覺醒、經濟獨立的女性，婚嫁自己選擇，衣著樸素低調，極少與同事消遣應酬，在父親病逝后，成為全家的經濟支柱，喜愛旅行，造訪滬上舊居，探問親友。母女兩代人雖大不相同，但感情深厚。小說尾聲以八十多歲的母親視角鋪敘，寫到母親驚覺女兒素素年歲見長，白發(fā)日增，感到不勝唏噓。但是，家里幫工阿彩告知，她看到有一位手持印有書店名稱布袋的男性與素素散步至樓下，這讓老母親似乎對大女兒的人生大事，又有了一些盼望。

在不同代際女性身份意識之外，《織巢》小說的第二個敘事主題，體現(xiàn)為遷移者對所在地的依戀感，也就是段義孚所提出的“戀地情結”。從標題與內容觀之，鳥類形象構成了貫穿這兩本小說的敘事主題?！犊棾病分杏羞@樣一首短詩，描寫鳥類在不同時空遷移、定居，并且將之與時間流逝相比，富有哲思：

時間過得真快

或者

時間才是

一只飛得很快的

大鳥

即使屋頂上

沒有煙囪

時間這大鳥

從每一座樓宇的屋頂

飛過

從南方飛向北方

從北方飛向南方

它們熟悉

安全的路線

不不

時間永遠只有一個方向

時間不回流

而漸漸地

有些候鳥

像時間

也不再飛回自己的舊巢了

妍妍亦以鳥類自比，她在田徑場上跑得飛快，猶如“一頭鳥，展開了翅膀，想也沒想過就朝前面飛，飛得最遠”。她本來取的名字是“燕燕”，燕鷗“可能是飛得最遠的鳥，好像一生就消磨在不停地飛”，但因為父親不喜歡燕子長大就離家不回來的行為，所以改名叫“妍妍”。而最孝順的鳥類烏鴉，又不適合當名字。妍妍一直認為自己不會像燕子一樣離開家拋下媽媽和姐姐。所以在婚后一年多，丈夫提出要和她一起回加拿大時，她猶豫不決。最后還是在姐姐素素的鼓勵下，她才學了開車，為去加拿大生活做準備。

在《織巢》尾聲，母親回顧人生，發(fā)出感嘆：

轉變，變好還是變壞？我不知道。素素和妍妍要像我們多年前全家搬遷嗎？每次離開一個地方，我總是想，不久就可以回去的?；蛘?，世界上有一種候鳥，隨著環(huán)境的轉變，漸漸地竟不再會遷徙飛翔了，流徙一陣，倦了，習慣了，就變成了留鳥。又或者，有一種鳥，飛翔的時候比不飛翔的時候多許多，一生都在流離失所，一生都在尋找安頓的地方。

以上引文揭示了《候鳥》和《織巢》這兩部小說的重要主題，即“流徙”與“安頓”。書中不同女性自述經歷，都圍繞著這兩個主題展開。在《織巢》的多聲部女性敘事中，真正在香港織巢落地的是妍妍。她在自述婚后組建小家庭的生活變化時這樣寫道：

啊，世上幾乎所有的動物都會為自己筑巢哪，看看螞蟻、蜜蜂、他們都是天生的建筑家，他們這樣做是處于本能，并不是什么高深的智慧?！瓌游镏?，最能干的筑巢手大概是鳥啦，各種鳥都善于筑巢，還很講究……不過，鳥中筑巢的高手中的高手，該選織巢鳥為冠軍吧。

這兩夫妻的遷徙移居，代表了眾多香港人的經歷。妍妍出生于上海，在香港長大，阿國生于香港，移民加拿大之后，又因為遵從父親意愿“找個中國媳婦”而回流香港，加入民安隊工作，和妍妍相識相戀結婚，然后又勸說妍妍和他一起去加拿大生活。在集體意義上，移民被比作“候鳥”，而安家落戶的行為則被描述為“織巢”。香港一直被視為一個過客的城市，接待了成千上萬移民，也目睹了數(shù)次移民潮。問題在于，香港人究竟是候鳥，還是織巢鳥呢？對西西來說，兩者似乎可以兼顧。遷移南方的鳥兒，最終還是要落地織巢?？梢姡拔灰茣鴮憽保╠isplacement writing）在根本上還是與地方（place）相關，而移居者成為“本地人”的關鍵，就在于居住者是否能夠和居住地之間建立起戀地情結。

然而，眾聲喧嘩之下，此城卻似乎逐漸失去了數(shù)代香港人引以為傲的包容與寬容。在《織巢》的書封上，印著來自西西對這個時代的反思與疑問。這段話也是此書序言的最后一段：

這是個吵鬧撕裂的年代，大家說話時仿佛都要提高嗓門，聲嘶力竭，語不驚人死不休。我想，我們是否可以冷靜下來，平實地說，耐心地聽？原來，許多人都會寫，許多人，本身就是一個個故事。

從上海到香港，從《候鳥》到《織巢》，西西這兩部出版時隔三十多年的姐妹篇小說，用詩意的語言風格，將三代女性在家國之間的遷移故事娓娓道來。借用西西創(chuàng)辦的素葉工作坊在臉書（Facebook）上發(fā)布的簡短文告，這兩部小說展示出“西西一生，精彩、愉快，并且有益，有意義”。讓我們一同懷念西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