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閱讀史上……“富于幻想的起義者”

《本雅明傳》，霍華德·艾蘭 / 邁克爾·詹寧斯著，王璞譯，上海文藝出版社/藝文志eons，2022年7月版，908頁，145.00元

美國研究本雅明的資深學者霍華德·艾蘭（Howard Eiland ）、邁克爾·詹寧斯（Michael W. jennings）的《本雅明傳》（Walter Benjamin: a critical life，2014；王璞譯，上海文藝出版社，2022年7月）被認為是一部“杰出的、里程碑式的”本雅明傳記，“兩位作者對本雅明一生巨細靡遺的描摹，對其哲學思想敏銳、精妙的分析，使我們得以領略本雅明偉大的思想成就”。（Anthony Phelan，《泰晤士報文學增刊》）這部長達九百頁的傳記建立在對本雅明的所有現(xiàn)存資料（著作、信件、日記、朋友的回憶等）的扎實整理和研究基礎上，全景式地把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的一生還原到他所處那個年代的歐洲歷史語境之中，深入地描繪了本雅明的人生經(jīng)歷、思想迷宮及其與歐洲精神文化版圖之間的復雜聯(lián)系。該書前面的“導言”和書后的“譯后記：評傳的可能性”對讀者的閱讀理解也很有幫助。

關于該書的寫作方法，“導言”有明確的表述：“追求一種更全面的處理方式：嚴格按編年順序展開，聚焦于本雅明的寫作誕生于其中的日?，F(xiàn)實，并提供關于他主要作品的思想史語境?！弊髡哒J為這種取向關注的是傳主生命中的每個階段以及產(chǎn)生于其中的各種作品的歷史性，“它們植根在具體的歷史時刻和本雅明自己的思想關切之中——同時我們也要為這樣一條顯著可感的思想發(fā)展軌跡賦予充分的可信度”。（第8頁）應該說，對于像本雅明這樣在相對短暫的生命歷程中有過極為豐富的精神生產(chǎn)的思想者和寫作者，只有嚴謹?shù)臍v史敘事才能為其思想研究提供堅實的基礎。但是，譯者在“譯后記”中也談到一個問題：如此豐富的細節(jié)真的那么有必要嗎？有評論者認為這部傳記給人以“生平細節(jié)優(yōu)先于思想成就及其內涵”之感；更有評論者認為該書以“無關緊要的細節(jié)”見長，沒能把生活的“小節(jié)”和政治、歷史的“大勢”及思想上“更廣泛的論爭”有效連結起來。譯者認為這些評論并不公允，但的確需要思考的是：“細節(jié)如何‘紡織’出本雅明生命作品的‘整體’，傳記的‘任務’如何可能？”后來在翻譯過程中，才逐漸體會到細節(jié)所漸漸釋放出來的能量，“而只有在生活世界的具體輪廓中，本雅明的思想工作才作為經(jīng)驗浮現(xiàn)出來”。 （871頁）可以說這也是我在耐心閱讀這部傳記過程中不斷產(chǎn)生的感受：碎片和細節(jié)之于本雅明，的確時常有著重要的意味。他的思想圖像、概念色調和智性生產(chǎn)的復調、多面性以及那個所謂的“矛盾而流動的整體”都拒絕任何簡化的、標簽式的“主題敘事”。譯者認為大衛(wèi)·費里斯（David Ferris）在書評中表述的看法代表了英語學界對這本書的大體評價：它并沒有提出關于本雅明的顛覆性觀點，而只是“平靜地、沉著地、富有說服力地”構造出一種“細致而精準的綜合”。亞當·基希爾（Adam kirsch）則說這部傳記是“集大成之作，填補了當前本雅明研究的空白……清晰地向我們表明，本雅明是如何被他身處的歐洲歷史所塑造”。（《紐約書評》）對于一部傳記來說，我覺得這些已經(jīng)是很不錯的評價。

但是另一方面，即便是從所呈現(xiàn)史料的豐富性的角度來看，我感到在采用圖像史料方面仍然有不足之處。未知原書中使用插圖的情況，中譯本總共有三十幅黑白插圖，除了保羅·克利的一幅繪畫作品、尤拉·科恩制作的雕塑頭像和本雅明的巴黎國家圖書館讀者卡之外，都是人物照片。實際上，僅以我手頭有的《本雅明檔案》（Walter Benjamins Archive:Bilder,Texte und Zeichen, 2006，瓦爾特·本雅明檔案館編；李士勛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9月）來看， 里面所收的本雅明住過地方的風景明信片、他寫有文字說明的玩具照片、他收集的八張女預言家彩色套印卡片、居室家具擺設照片以及那些記錄著他的思想印記的各式各樣的大小紙條等等，都是人物傳記最有意思的圖像史料。本雅明曾經(jīng)在書信中寫著：“我可以說，這些紙頁和小紙片為我呈現(xiàn)了一個私人印刷廠的無政府主義的圖像?！保ǖ?頁）這話說得有點刺激性，“私人印刷廠的無政府主義圖像”很可以成為一個精彩絕倫的視覺圖像展覽。檔案館的編者在“前言”中說，對于這些圖片、文字和符號，“人們可以看見它們，觸摸它們，不過它們也儲藏了記錄并分析了儲藏物成分的經(jīng)驗、思想和希望”。我相信這些圖像資料都是編織本雅明的生活現(xiàn)實與思想圖像不應缺少的組成部分。

實際上，無論經(jīng)過多么深入細致的鉤沉、編織和綜合，瓦爾特·本雅明恐怕都無法以一個高度統(tǒng)一的整體形象出現(xiàn)在世人面前。正如本雅明珍愛的收藏之物一樣，書籍、畫冊、藝術品、攝影照片、兒童玩具等等無一不是他的精神世界在物品中的多維真實折射，經(jīng)由研究者、闡釋者甚至神話制造者所標示、描繪的關于他的各種思想肖像，都是匯成一個真實的本雅明不可缺少的各種側面。正如作者在全書最后所勾勒的這幅本雅明思想拼圖：“怒氣沖沖的共產(chǎn)主義者本雅明和法蘭克福學派新黑格爾主義者本雅明比肩而立，后者將政治行動無限延宕；彌賽亞猶太神秘主義者本雅明和世界公民、歸化的猶太人本雅明別扭地對峙，后者甚至著迷于基督教神學；早于‘文學解構主義者’一詞出現(xiàn)的解構主義者本雅明和社會理論家本雅明并存，前者迷失在我們稱之為語言的鏡廳之中，后者憧憬現(xiàn)代媒介的改革帶來人類感官體的全盤更新?！保?14頁）與這些基于思想分析與文學批評研究的表述相比，在我們的本雅明閱讀史與接受史上還有許多更為形象的、私下流傳的說法，比如波希米亞的文化游牧者、拱廊街的拾荒人、視覺生產(chǎn)的哨兵、左翼文藝的友軍、先鋒主義藝術中的另類、文體媒介的實驗師、歷史救贖的預言者等等。本雅明的真實存在就在所有這些不同側面的棱鏡中折射出來，最后才匯成那個“矛盾而流動的整體”。如果需要的話，還可以在所有這些側面上染上一層審美情感的底色，那就是失意的、邊緣的和不無悲情的色彩。

在本雅明的閱讀與接受史中，還有一種不可忽視的因素，那就是閱讀、接受者在特定歷史語境中產(chǎn)生的“誤讀”，從中產(chǎn)生類似“本雅明與我們”這樣的議題。在我個人的閱讀經(jīng)歷和精神成長中，瓦爾特·本雅明始終占有一個相當獨特的位置，始終帶有一種異質的精神性。我最早讀到本雅明著作的中譯本是他的《發(fā)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張旭東、魏文生譯，三聯(lián)書店，1989年3月），那是在該書出版的那一年秋冬之交?！安ǖ氯R爾筆下的第二帝國的巴黎”，一開始就是馬克思講的波希米亞人、小酒館里的密謀家、燃燒彈、革命的煉金術士……；到最后，“街壘被重新設立起來，而且比以往更牢固、更安全。……就像《共產(chǎn)黨宣言》結束了職業(yè)密謀家的時代一樣，巴黎公社結束了控制無產(chǎn)階級自由的夢想。它打碎了無產(chǎn)階級革命的任務是同資產(chǎn)階級攜手完成一七八九年事業(yè)的錯覺”。（194頁）想到的當然不是豪斯曼的巴黎街道改造規(guī)劃，甚至暫時也不還沒有本雅明什么事，而是在“街壘”“結束”“錯覺”等這些詞語中感受到的如排山倒海般呼嘯而至的歷史性，是《一八五〇年的勞工之歌》中的那種意象：“公民們，戳穿他們的詭計，/ 在紅色的閃電中 / 向那些邪惡之徒 / 揭示你偉大的美杜莎的面孔！”（193-194頁）接下來本雅明說，起義的失敗既是由于沒有革命理論的指導，也是因為急于奪權和建立新社會的熱情。他還說這種熱情有時為工人階級贏得了資產(chǎn)階級中最優(yōu)秀的分子，但結果卻導致它敗于無產(chǎn)階級中最壞的分子。這句話的具體所指我至今沒有弄明白。更能引起思考的是全書最后的這句話：“辯證法的思想是歷史覺醒的關鍵。每個時代不僅夢想著下一個時代，而且還在夢想時推動了它的覺醒。它在自身內孕育了它的結果，并且以思辨揭示了它——這是黑格爾早已認識到的。隨著市場經(jīng)濟的繁榮，我們意識到資產(chǎn)階級的豐碑在坍塌之前就是一片廢墟了?！保?95頁）其實，對此真正有所領悟還要到幾年以后。這樣的閱讀與接受的歷史語境使我心目中的本雅明從一開始就蒙上了悲情美學與反抗政治的色彩，那不是在書齋里的閱讀所能獲得的印象。

再往后，在我開設的“西方經(jīng)典名著選讀”課程中，本雅明的《發(fā)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從未缺席。直到去年，我在重新編寫的該課程教材中談到本雅明的形象特征：研究學術但沒有固定職業(yè)，經(jīng)濟上困難但能生存。堅持非專業(yè)的寫作，拒絕被社會整合。敏感、脆弱、流浪、體驗震驚，在喧嘩和人群中體會孤獨。敏感于任何一種細膩的體驗，反抗政府和資產(chǎn)階級，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精神洗禮。曾經(jīng)認識一位聰明美麗的俄國女布爾什維克，醉心于一種激進而又帶有傷感的精神力量。永遠徘徊在希望與絕望、大眾與個人、政治與神學之間。另外還介紹了漢娜·阿倫特的《瓦·本雅明：1892～1940》（收入《本雅明：作品與畫像》，孫冰編，文匯出版社，1999年），順帶也介紹了阿倫特的那部重要著作。接著說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青年知識分子與本雅明、波德萊爾的相遇與接受史——校園的現(xiàn)代派文學圈、“西馬”圈，當八十年代結束的時候，波德萊爾死了，本雅明死了。他們的巴黎被迅速異化——因深刻的憂郁而游蕩的詩人也被異化為在酒吧里顧盼自戀的老白領。把本雅明等人重新請回來的是學術圈和商會，這時已經(jīng)與游蕩者和反抗者沒有什么關系。最后推出的竟然是王家衛(wèi)的電影《墮落天使》（Fallen Angels），似乎因為從中還可以感受到某種游蕩、孤獨、凌亂和反抗的詩意……其實我覺得一旦被本雅明的“靈氛”罩染過，甚至只是一只徘徊在林蔭道或蹲伏在書店的貓，在你眼中都可以成為本雅明式的孤獨或反抗的象征。

本雅明出生于柏林富裕的猶太人家庭，成長在爆炸式發(fā)展的城市資本主義現(xiàn)代性都市之中，學生時代曾積極參加激進的學生運動和文學活動。他頻繁地參與過德國青年運動的各種組織和出版機構，也有成為某個團體的思想領袖的欲望。1932年，當他在即將流亡之際回望學生時代，他毫無猶疑地承認青年運動注定要以失敗告終，“那是英雄主義的最后努力，去改變人們的態(tài)度而不去改變他們的環(huán)境”。（54頁）實際上，他的理想主義和個人性格并不是政治斗爭所需要的。因此，“狂放歲月的精神和政治熱情，最終轉化為一種更隱蔽的激進主義，給他的人生性質打下了烙印，而且，雖然他思想中的浪漫主義傾向將消退，轉而贊許一種唯物主義和人類學的態(tài)度，但在根本的意義上，他將一直是一個漫游中的學生，不斷尋找新的開始”。（92頁）如果說在這部傳記中有幾處是特別能打動我的話，這是其中一段，或許是因為它所連接的正是我第一次閱讀本雅明著作的那個時刻。

一戰(zhàn)爆發(fā)，本雅明站在反對德國卷入戰(zhàn)爭的立場上，并且不惜與對他影響甚大的導師古斯塔夫·維內肯決裂。1914年11月，維內肯在慕尼黑發(fā)表題為《青年與戰(zhàn)爭》的講話，號召年輕人參戰(zhàn)，保衛(wèi)祖國。本雅明在給同學寫的信中痛斥其為“無與倫比的恥辱與暴行”；在寫給維內肯的絕交信中說：“您已經(jīng)將青年人作為祭品獻給了國家，而國家從您身上帶走了一切?！保?3-94頁）但是本雅明并沒有在戰(zhàn)爭問題上發(fā)表什么言論，他甚至拒絕給反戰(zhàn)刊物寫文章。有關政治的立場是本雅明一生中很關鍵的幾個問題之一。1924年本雅明認識了一位來自蘇聯(lián)的女革命者阿西婭·拉西斯，另外閱讀了格奧爾格·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愛欲、閱讀和政治的激烈交會所具有的激動人心的力量不言而喻；再加上歐洲法西斯主義的陰影越來越擴大，本雅明的左轉是很自然的。1926年12月本雅明在蘇聯(lián)的旅行使他看到了一個“完全放棄私人的獨立性”的國度，知道這個社會要求的是“千篇一律的明晰態(tài)度”。在本雅明的思想底色中對“私人生活”的關注、對思想和異議自由的保護，使他雖然沒有對俄國問題公開表現(xiàn)出明確的“立場”，但事實上他的立場是持有自覺的矛盾態(tài)度?！霸诮酉氯サ臍q月中，他將始終是一名自由撰稿人，‘沒有黨派，沒有職業(yè)’”。（332頁）但是，本雅明思想中的馬克思主義傾向在1929年變得更為顯著，這與他跟阿多諾、霍克海默的思想聯(lián)系日漸加深以及更重要的是和貝托爾特·布萊希特建立的友誼緊密相關。作者指出，本雅明成熟期的思想立場的基礎在1929年已經(jīng)奠定：“激進的左翼政治、自由取材于猶太教和基督教教理的多宗混同的神學關切、在德國哲學傳統(tǒng)方面的深湛知識，以及一種足以處理疾速變化的現(xiàn)代環(huán)境中研究對象的多樣性的文化理論——這四者的結合將塑造他此后的工作?！保?90頁）這四個方面的結合也將成為理解本雅明思想核心的關鍵路徑。

本雅明在1929年，李公明繪

在任何情況下都要保持思想的獨立性，拒絕毫無保留地進入和受控于某種信條或信仰體系，這是思想者的基本立場。但是，“思想”的“立場”問題其實是非常復雜的，時常充滿了各種微妙的或偶然的因素。對于本雅明深受布萊希特的影響以及所凸顯的馬克思理論色彩，他的朋友們擔心布萊希特所謂的自己的“粗糲思想”會對本雅明的心智和作品的精微細致產(chǎn)生影響，“害怕本雅明自己的微妙感會在正統(tǒng)的、要求獻身的祭壇上犧牲掉”。本雅明在1934年6月的信中說。他的思想總是在極端立場之間擺動，這讓他保持了“將看似不可調和的事物及理念并置的自由”。（528頁）作者認為“正是這種不穩(wěn)定性，這種對固定不變的和教條主義的事物的抗拒，部分地賦予他的寫作那種令人興奮的、‘鮮活’的氣質，吸引了幾代讀者”。（同上）這是對于本雅明的思想立場與精神氣質的一種有深度的概括。三十年代后期，本雅明為了鞏固與社會研究所的關系，小心翼翼地以他想象中對方期待他成為的樣子來塑造自己：“一個左翼思想者，既不太教條，也不太激進，同時是錯亂世界的一位啟蒙批評者?！保?05頁）雖然講的是一種交往關系中的心態(tài)，但是與他對自己思想的真實狀況的描述也是不矛盾的。

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指出，政治的問題在本雅明人生的最后二十年變得更加緊迫，這是戰(zhàn)前青年學生運動在理論上的延續(xù)發(fā)展。他在談論由“無政府主義”演變而來的“共產(chǎn)主義”和無產(chǎn)階級的權利的同時，仍然崇尚自歌德以來的文化人傳統(tǒng)所代表的“真正的人性”和有益的道德懷疑主義。（10頁）“不論早期還是晚期，他與其說是一位強硬的意識形態(tài)理論家，不如說是一個富于幻想的起義者。也許我們可以說，對本雅明本人而言，作為一名不守規(guī)矩的‘左翼局外人’，政治的問題可歸結為一組體現(xiàn)在個人和社會層面的矛盾。政治和神學之間、虛無主義和彌賽亞主義之間的各種相互沖突的主張，都無法在自身中得到調和?！保?1頁）這位始終站在思想前沿與黨派政治的十字路口的思想者被稱作“富于幻想的起義者”，很形象也很有感染力。在戰(zhàn)后的歲月中，本雅明思想直到六十年代中期的學生運動興起的時候才真正激發(fā)起辯論，原因是人們對于由阿多諾整理的本雅明思想遺產(chǎn)感到不滿，一場始于文獻學的辯論很快成為關于馬克思主義政治在西方世界的運用或濫用的思想大交鋒。（813頁）本雅明的思想之旅似乎要重新在學生運動的熱血中才能找到新的燃燒能源，相比起來，在八十年代早期興起的本雅明研究洪流在知識生產(chǎn)和神話制造之外，似乎并沒有為馬克思所講的“改造世界”提供更多的思想動力。因此，我們應該相信的是作者寫在全書最后的那句話：“未來世代的讀者們，在與他的終生工作，那‘矛盾而流動的整體’相遇時，無疑將找到他們自己的本雅明?！保?14頁）那位“富于幻想的起義者”將再次出現(xiàn)在未來的本雅明閱讀史上——或者更應該說，那些被本雅明召喚起來的讀者更像是“富于幻想的起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