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史學旅行》：蘭克的變形

《史學旅行：蘭克遺產與中國近代史學》，李孝遷、胡昌智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476頁，88.00元

1824年，奧得河畔法蘭克福的一位即將步入而立之年的中學教師利奧波德·蘭克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歷史著作《羅曼與日耳曼族群史1494—1514》。在該書的前言中，蘭克以一種年輕人少有的老成持重如是說道：“人們賦予史學尊職，整理既往，助益現(xiàn)世，教導未來歲月，如此崇高的尊職，目下的嘗試不敢承擔，它只想呈現(xiàn)，過去原本是如何?！保ê窍壬g文）在中文學界，這句“過去原本是如何”（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通常被翻譯成頗具古風韻味的“如實直書”，不僅成為理解蘭克史學的一把鑰匙，更被奉為客觀主義史學的圭臬。然而事實上，蘭克這里所謂對“過去原本是如何”的呈現(xiàn)，與歷史學家撰寫歷史時要秉持客觀中立的態(tài)度并無關系。

既然如此，蘭克為什么要呈現(xiàn)過去的“原本”，這個過去的“原本”究竟是什么？胡昌智認為，結合蘭克在前言中的論述邏輯以及該書的主旨來看，蘭克所說的“過去原本是如何”指的是六個羅曼與日耳曼族群共同發(fā)展的歷史，亦即如何借助基督教獲得內在一致性的歷史。蘭克認為，這種宗教在其中彰顯重要作用的神意歷史才是他所要呈現(xiàn)的歐洲近代歷史的本來面目和原本脈絡，這一脈絡也構成了基督教歐洲的歷史成為世界歷史的前提。那么，這一原本展現(xiàn)蘭克基督教歷史意識形態(tài)的論斷何以成為響徹史學界的客觀主義方法論宣言？人們又是怎樣將蘭克塑造成一個與其本來面目不盡相同的“科學的歷史學之父”？蘭克的史學思想在跨文化的傳播中發(fā)生了哪些變形？這些問題我們都可以在這本《史學旅行：蘭克遺產與中國近代史學》中找到答案。

從該書的標題看，兩位作者的用意是想借助一種動態(tài)的研究方法，考察蘭克史學從德國向中國的傳播以及在這一過程中所發(fā)生的變化，借以說明蘭克史學是如何對中國近代史學產生了重要影響。標題中的“史學旅行”，顯然借用了薩義德的“理論旅行”觀念。1982年，薩義德發(fā)表了重要性不亞于《東方主義》的《理論旅行》（“Traveling Theory”）一文。該文最初刊登在一份名不見經傳的文學評論季刊《拉里坦》（Raritan: A Quarterly Review）第一卷第三期上，創(chuàng)辦者是羅格斯大學的文學批評家理查德·普瓦里耶（Richard Poirier）。一年后，文章被收錄到薩義德1983年的論文集《世界·文本·批評家》中，被認為是一篇能夠體現(xiàn)薩義德理論成就的重要文獻。

在這篇文章中，薩義德提出了著名的理論旅行命題，即當某一理論或觀念從一種情境向另一種情境、一個時代向另一個時代轉移時，會發(fā)生什么樣的變化及產生什么樣的后果。薩義德認為，理論或觀念的旅行是人類文化和思想生活中常見的現(xiàn)象，但“這種向新環(huán)境的運動卻絕不是暢行無阻的。它勢必要涉及不同于起點的表征和體制化過程。這就使得對于理論和觀念的移植、傳遞、流通和交流所做的任何解釋都復雜化了”。在此基礎上，薩義德歸納和總結了理論或觀念旅行的四個環(huán)節(jié)。第一，理論或觀念產生的原初環(huán)境；第二，理論或觀念得以旅行的通道；第三，理論或觀念在新環(huán)境中受到的接納或抵制；第四，理論或觀念在新環(huán)境中發(fā)生的變化，以及由此而獲得的新的內涵。上述四個環(huán)節(jié)一方面說明了理論或觀念旅行的一般規(guī)律，一方面也強調了理論或觀念在旅行過程中所發(fā)生的復雜變化，而這一變化與人們對其的改造、曲解甚至誤讀有很大關系。因此，研究理論或觀念的流動，最重要的是考察它們在原初語境中的含義，以及這一含義在后來的流動中所發(fā)生的遷變。

作為一部研究蘭克史學思想跨語境傳播的力作，《史學旅行》一書很好地處理了這兩個問題。我們從作者對蘭克史學思想本義的還原中可以看到，雖然蘭克熱衷于使用檔案文獻，注重考證史料的可信度，但蘭克不盡然是一位后世所認為的客觀主義史學家。除了那句被誤解的“過去原本是如何”外，另一個經常被人們用于證明蘭克堅定的客觀主義立場的例子，來自蘭克在1860年出版的《十七世紀英國史》第二冊中的一句名言：“我愿我的自身倏爾消融，只讓那些能夠呈現(xiàn)強大力量的東西去述說?！逼渲?，前半句“我愿我的自身倏爾消融”（Ich wünschte mein Selbst gleichsam auszul?schen）被理解為歷史研究者要消除自身的主觀性，做到不偏不倚；后半句“只讓那些能夠呈現(xiàn)強大力量的東西去述說”則被認為是讓史料自己說話。但據《史學旅行》作者之一的胡昌智考證，“自我消融”一句話實際是指，歷史學家應該打破自身的局限，將自我提升到他所要研究的歷史人物的高度。也就是說，歷史學家應當進入到歷史人物的思想世界之中，想其所想，努力做到對歷史人物的“感同身受”。只有將歷史人物的理念內化于心，歷史學家才能超越自身的局限和史料的束縛，從歷史總體發(fā)展的高度和脈絡中求得歷史真相。而在后半句中，那個在述說的“強大力量”并不是指史料，而是指那些強有力的歷史個體，即為蘭克所肯定的君王或政治強權。顯然，蘭克是反對那種只有史料而沒有“高度”和“情懷”的歷史著作的。

當然，蘭克的“自我消融”說確實也有著在歷史研究中不應持某種立場之意，但這主要是針對麥考萊的有感而發(fā)。1857年，為了寫作計劃中的英國史，蘭克前往英國收集史料，并在倫敦拜訪了已經有五卷本《英國史》珠玉在前的麥考萊。麥考萊對一個外國人撰寫英國史，尤其是他已經寫過的部分不以為然，甚至懷疑蘭克是否有能力為之。這件事給了蘭克很大刺激，但也堅定了他寫一部不同于麥考萊的英國史。蘭克看到，麥考萊是站在輝格黨的立場上寫英國史的，難免褊狹。他希望在史料上超越后者，故而選取外交檔案里的使節(jié)報告，認為這種來自局外人的觀察更具超然性。然而，這并不意味著蘭克就不會采取某種立場。作為政治上的保守派，蘭克認為普魯士王室的利益高于一切，只有站在王室立場上撰寫歷史、解釋歷史，才能擺脫黨派之爭，獲得一種真正的客觀性。

所以，無論是早期展現(xiàn)“過去原本是如何”的神意歷史，還是中年時“消融自我”的政治史學，蘭克在撰寫歷史時絕不是一個只醉心于史料、超然物外的客觀主義者。實際上，蘭克所有的歷史著述都帶有一種觀念上甚至理論上的預設，那就是去揭示歷史（在蘭克看來，主要是王朝的歷史）的個體性以及歷史內在的關聯(lián)性。這也是蘭克在晚年轉向世界史寫作的一個重要原因。1871年，德意志帝國完成了統(tǒng)一，但蘭克并沒有感到歡欣鼓舞。相反，蘭克認為他心目中德意志各邦國保持獨立和特色，但在精神上彼此通融的理想狀態(tài)被打破了。蘭克反對大一統(tǒng)的普世政治理念，并認為這種理念“對歷史演變形成的世界而言是徹頭徹尾有害的，因為它壓制所有其他的自主性、獨立性，剝奪各民族的特質”。因此，當目睹自己的學生和學生的學生熱衷于撰寫德意志統(tǒng)一或德國建國的歷史時，蘭克卻帶著他對歷史的最后激情，“不合時宜”地走向他視之為最能體現(xiàn)個體性的世界史。

蘭克認為，真正的世界史首先要體現(xiàn)歐洲各族群歷史之間的關聯(lián)性。但關聯(lián)性不是各族群歷史的簡單匯集，而是指各族群歷史之間的內在聯(lián)系和相互銜接，這其中既有沖撞，也有交融，更有彼此間的相互提升，最終這些復數(shù)的族群歷史被鑄造成一個具有整體性和連貫性的單一歷史。不過，這種關聯(lián)性是建立在歐洲各族群歷史的個體性和特殊趨勢之上的。如果脫離了這一原則，世界史將淪為沒有根基的哲學玄思。因此，關聯(lián)性和個體性不僅構成了蘭克世界史理念的內核，同時也成為撰寫世界史時揀選資料的標準。也就是說，蘭克的世界史寫作固然建立在堅實的史料基礎上，但選擇何種史料卻必須以能夠體現(xiàn)他對世界史的理解為前提。這顯然是蘭克一貫的“理念”先行的撰史風格的延續(xù)。

就這一點而言，蘭克同與之相互攻訐的黑格爾之間并不像表面上那樣截然對立。如果說黑格爾明確提出了一種哲學的或理論上的世界史，那么蘭克的世界史“理論”則隱藏在那些看似瑣碎和平庸的史料之下。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蘭克的世界史其實也是一種科塞勒克所謂的“集合單數(shù)”（Kollektivsingular）的歷史，因為它試圖通過關聯(lián)性展現(xiàn)一種超越個別個體性（individualit?ten）的歷史。而這種超越個別個體性的歷史，用梅尼克的話說就是展現(xiàn)“一個大的整體個體性”（eine grosse Gesamtindividualit?t）的歷史。這與黑格爾的作為一種歷史哲學的“大寫歷史”無疑是一致的。

既然蘭克并不是一個在政治上中立的客觀主義者，也不是一個只憑史料說話的考據派，甚至更不是一個沒有理論只羅列史實的經驗論者，那么蘭克緣何在后世眼中幾乎與崇尚如實直書、史料考證的“科學的歷史學家”畫上等號？究其原因，恐怕還是時代精神和史學觀念的變化所致。蘭克的晚年，德國已經完成統(tǒng)一，正朝著民族國家和工業(yè)化強國邁進。1898年，蘭克辭世十二年后，一向為其詬病的俾斯麥被安葬在弗里德里希斯魯莊園旁緊鄰鐵路的一座小山丘上，據說是因為首相希望身后也能每天聽到列車駛過的轟鳴聲。在一個更強調國家意志和祛魅的世界里，曾經在蘭克身上達到巔峰的觀念論的、神意的和政治的史學，受到了來自法國和英國的史學新潮的沖擊。年輕一代的學者更希望借助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去研究社會、文化與大眾。即使是親承蘭克的后學，也試圖對蘭克的傳統(tǒng)有所突破，以適應時代及學術的要求。

以蘭克的第二代弟子伯倫漢為例，他在其影響甚大且多次再版的《史學方法論》中，就主張將史學的研究對象從個別的、典型的人擴大到集體的人，并認為蘭克以精英為主的政治史，在日益工業(yè)化、群眾力量浮現(xiàn)、新思潮疊現(xiàn)的社會里，已經無法繼續(xù)讓人信服。不過，伯倫漢保留了蘭克對待史料的方法，并加以發(fā)揚和深化，對史料的分類、辨識、比勘、考證、解釋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論述。顯然，伯倫漢對蘭克進行了適時的改造，他摒棄了蘭克史學中觀念論和唯心主義的成分，強化了其中的科學主義因素。因為相比于史觀，史料作為史學研究的基礎，不會因時而異，也更符合當時所盛行的以實證主義、自然科學的方法研究歷史的潮流。進而，伯倫漢將蘭克“過去原本是如何”“自我消融”等論斷從其觀念論的背景中剝離出來，只放在了史料考證的脈絡下，并將之轉化成史學求真的宣言。同樣，伯倫漢也接受了蘭克研究世界史的方法，但過濾了其中的宗教和唯心主義的成分，同時把世界史中的關聯(lián)性改造成帶有邏輯推導性質的“因果關聯(lián)”。總之，伯倫漢將蘭克塑造成一位擺脫了個人主觀傾向和內心情感的史家，一位堅定的歷史客觀性的捍衛(wèi)者。由于伯倫漢《史學方法論》一書流布甚廣，這一經過取舍的蘭克形象也隨之得到傳播，并成為德國之外的史學家了解蘭克的一個重要來源。

利奧波德·馮·蘭克

從中國對蘭克史學的接受來看，《史學旅行》一書為我們列出了至少三種來源：伯倫漢的《史學方法論》、瑟諾博司和朗格諾瓦的《史學原論》以及坪井九馬三的《史學研究法》。其中，伯倫漢的《史學方法論》顯然是中國史家認知和理解蘭克的最終源頭。但從時間上看，坪井九馬三的《史學研究法》卻是中國史家最早接觸到的詳細論及蘭克的著作。坪井早年與蘭克的再傳弟子利斯合作，共同締造了東京帝國大學的史學科，可謂私淑蘭克。他的《史學研究法》在理論和架構上完全承襲了伯倫漢的《史學方法論》，但材料和例子多取自日本。與伯倫漢一樣，坪井在強調蘭克史料方法重要性的同時，也主張歷史要研究社會和集體人群，試圖將蘭克的政治史與新興的社會史和文化史作一調和。瑟諾博司和朗格諾瓦的《史學原論》同樣深受伯倫漢著作的影響，而且瑟諾博司與伯倫漢一樣，同為蘭克的第二代弟子，并上過伯倫漢的研討課。但與伯倫漢和坪井九馬三不同的是，瑟諾博司不是一個調和論者，他深信歷史的科學性，認為歷史可以被理性地解釋，同時反對社會科學的方法，這或許是他在《史學原論》中強化蘭克科學主義和客觀主義的一個原因。相比于伯倫漢的《史學方法論》和坪井九馬三的《史學研究法》，瑟諾博司和朗格諾瓦的《史學原論》在傳播蘭克史學中發(fā)揮的作用最大。該書在1926年就有了中譯本，1928年又有了何炳松的英文選編本。不僅如此，《史學原論》對史料重要性的強調甚至上升到了“文獻崇拜”的高度，書中提出的“沒有文獻就沒有歷史”的論斷給中國史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傅斯年“史學便是史料學”的口號便與之有一定的淵源。

從伯倫漢對蘭克史學思想的改造，以及瑟諾博司和朗格諾瓦對蘭克史學科學性的強化中可以看出，隨著時代和史學觀念的變化，蘭克史學中相對不變的部分，比如對于史料的態(tài)度，才更有超越時代或地域的普遍價值。盡管這很可能是對蘭克的一種曲解，削弱了其思想的復雜性和多樣性，但卻更具實用性和操作性，也更有利于蘭克思想的跨文化和跨語境的傳播。中國史學界對蘭克的接受，顯然只是汲取了其思想中更具普遍意義的客觀主義和科學主義的內容，至于蘭克著作中所蘊含的強烈的時代精神，卻并不是中國史家所要考慮和接受的。正如《史學旅行》一書的作者之一李孝遷指出的：“中國史家的蘭克論述，絕大部分是從外國流行的西洋史教科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之類的著作中轉述而來，甚至是經過了多重轉引，引述者未必清晰了解蘭克的思想脈絡，人云亦云、尋章摘句是較為普遍的現(xiàn)象……不論推崇還是批判，中國史家直接閱讀蘭克原著者寥寥無幾?！鄙踔聊切μm克推崇備至的史家，如傅斯年和姚從吾，也沒有研讀過蘭克的著作。但是，這并不妨礙中國史家將蘭克思想中最為其所需的那部分拿來直接使用，甚至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正是對蘭克的曲解或者有選擇的取舍，才使之能夠跨越文化和史學傳統(tǒng)上的障礙，順利地為中國史家所接受，從而避免了一種異域思想傳播到一個新語境中時經常發(fā)生的沖突與不適。

如果結合中國當時的語境來看，蘭克史學中的客觀主義和科學主義也正是中國史學界所需要的，尤其是科學主義，被認為是建構中國的新史學或現(xiàn)代史學的基本前提。梁啟超在1922年出版的《中國歷史研究法》中指出，缺乏科學精神正是中國史學落后于西方的原因：“須知近百年來歐美史學之進步，則彼輩能用科學的方法以審查史料，實其發(fā)軔也……我國治史者，惟未嘗以科學方法馭史料，故不知而作非愚則誣之弊，往往而有?！睙o獨有偶，蘭克在中國的境遇與在美國的遭遇是極其相似的。伊格爾斯在1962年發(fā)表的《美國與德國歷史思想中的蘭克形象》一文中指出，蘭克去世后，美國史學家發(fā)展出一副完全不同于德國的蘭克形象。其中的原因在于，美國的歷史學家由于不能夠理解蘭克歷史思想的哲學語境，就把他們所能理解的，也是適合于他們賦予歷史以科學尊嚴所需要的蘭克對文獻的批判分析，與他們感到陌生的蘭克的唯心主義哲學分裂開來。他們把這種批判的方法和研討班移植到十九世紀末美國的思想環(huán)境中。這樣一來，蘭克就被幾乎所有的美國歷史學家，包括尊崇他的“科學派”史學家（如赫伯特·亞當斯）、批判他的“新史學派”史學家（如魯濱孫）以及懷疑他的相對主義者（如卡爾·貝克爾、查爾斯·比爾德），共同奉為“科學的”歷史學之父，并被認作是一位只關注確認事實、特別是在政治和制度領域中的事實的非哲學的史學家。

薩義德在《理論旅行》一文中，曾以盧卡奇的“物化”（reification）理論為例，談及理論或觀念在跨越不同語境時所發(fā)生的弱化和強化兩個后果。在盧卡奇理論中，物化是無產階級難以擺脫的宿命，無產階級只有在主客體辯證統(tǒng)一的“總體性”（totality）亦即總體發(fā)展的歷史過程中才能克服物化。為此，無產階級需要擁有自己的階級意識并開始一場變革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作為盧卡奇的學生和信徒，羅馬尼亞裔法國文學批評家呂西安·戈德曼繼承了物化、總體性等理論，但將之從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領域，應用到社會意識、道德生活和文學藝術層面。顯然，戈夫曼對盧卡奇的理論進行了弱化和改寫，消除了其中的戰(zhàn)斗性和革命精神。而在英國文化理論家雷蒙·威廉斯那里，物化理論被再一次弱化，激進的革命理論被一種溫和的學術研究所替代。與此相反，當物化理論傳播到身處阿爾及利亞的弗朗茲·法農那里時，因物化而導致的主體和客體的對立，就變成了殖民者和受殖者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這一矛盾只有通過一場暴力革命才能得到解決。因此，盧卡奇的物化理論被法農大大地強化了。它不再只是一種理論，而是走向了行動和實踐。

實際上，不論是弱化還是強化，都涉及理論旅行中的誤讀問題。薩義德認為，誤讀往往是情境的變化所致，是理論旅行中常見的現(xiàn)象，應看到其中的合理性：“在我看來，完全可能把誤讀判定為觀念和理論從一個環(huán)境向另一個環(huán)境進行歷史遷移的一部分。盧卡奇是因一種情境并在這種情境內寫作的，而這一情境產生的有關意識和理論的觀念，與戈德曼在他的情景中產生的觀念大相徑庭。把戈德曼的著作稱為對盧卡奇著作的誤讀，并緊接著把這一誤讀與作為錯誤解釋的一般闡釋理論聯(lián)系起來，就等于沒有對歷史和情境予以審慎的關注，而這兩者在把盧卡奇的觀念改變成戈德曼的觀念的過程中，發(fā)揮了重要的決定性作用?！蓖瑯?，蘭克史學進入中國后，其科學性的一面在新的語境中不斷得到強化，而宗教和唯心主義的一面則被弱化。雖然由此獲得的關于蘭克的思想是片面的甚至是錯誤的，但它對于中國史家去理解現(xiàn)代史學的要義，去建構客觀性這一高尚的夢想卻有著積極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