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個世紀四〇年代前半段，大概是張舜徽涉覽清人文集著述最用力的時期?！秹炎h軒日記》1946年10月26日記：“近十年來，喜讀清人文集，家藏僅十余部，游食四方，從公私借觀所及，合之不下五六十家?！比沼泝热菀宰x書札記為大宗，抄撮典籍原文外，也有許多“論議”之言，研究心得已具有“學術論文雛形”，多數內容也融入了后出包括《清人文集別錄》《清人筆記條辨》在內的多種著作之中。
《張舜徽集·清人文集別錄》
1944年，張舜徽因避戰(zhàn)亂，由藍田國立師范學院，移講席于北平民國學院（該校抗戰(zhàn)時由北平遷至湖南寧鄉(xiāng)）。11月4日，讀清人姚文田（1758-1827）《邃雅堂集》，以其“研精鄦書，不廢宋學”，“平昔規(guī)切并時學者之病”，引發(fā)關于“清學”的一番評論：
余嘗考論清代學術，以謂當舉世勞精神、疲心力，以沉迷于考證名物、校論異同之際，而能出其高識孤懷，毅然以扶偏救敝自任者，南有章實齋（學誠）、姚姬傳（鼐），不謀而所論多合，北有翁覃溪（方綱），亦獨出危言，轉移多士，其功皆不可沒。
1946年秋，張舜徽入隴，任蘭州大學中文系教授。10月15日，“取張爾田《史微內篇》重溫尋之”，此書在十年前曾閱一過，而今又有新識：
余于近人學術，頗推重張氏與孫益葊（德謙）為能獨識其大，兩君治學皆衍會稽章實齋之緒，以致力乎辨章學術一途，與吾近歲所營若有所深契。……顧吾生平服膺實齋之處，不在考證而在識解。當舉世湛酣于補苴襞績之際，獨能別辟康衢，以轉移風氣為己任，非有大勇，曷克有此？吾嘗取與姚姬傳、翁覃溪并論，目為乾嘉三通儒，為之傳以張之，亦即此意。
按張舜徽于清儒中特重一人，曰章學誠（1738-1801），激賞其不為乾嘉諸儒“自廣衢趨于狹徑，棄磊落而注蠹蟲”的時風所裹挾，慨然以“扶偏救敝”“轉移風氣”自任，在當日學林獨樹一幟，進而將之與姚鼐（1732-1815）、翁方綱（1833-1818）并稱“乾嘉三通儒”，作傳以傳（當日似已撰成《乾嘉三通儒傳》[《張舜徽壯議軒日記》，第719頁]，但此書未傳，今人不得見）。依此類推，近世學者中，張爾田（1874-1945）、孫德謙（1869-1935）二君“同服膺章實齋先生書”（《史微·宗經》），被他認為“獨得其大”，也博得青睞。
章學誠（1738-1801）
《壯議軒日記》而外，張舜徽著作中表彰實齋不一處?！肚迦宋募瘎e錄》謂“卓識閎議，載于《文史通義》者至詳備矣”，“史義”“通史”“方志”諸大端而外，尤在說明“學誠自少治學，不樂事章句，披覽子史，識去取，洞明著作本末，迥然與當時諸儒異尚；值四庫館開，寒士多以校書糊口，乃群趨于嗜古嗜博，學誠顧厚非之，發(fā)為議論，以匡救其失”，揭示其卓越處在“病時人之專事考訂而不明大誼也”“痛夫學者之誤以功力為學問，而不求深詣也”“深忿士子從事考訂而妄攻朱子也”。
《清人筆記條辨》推許“實齋申鄭之見，至為卓越”，同不以《通志》作者鄭樵（1104-1162）“才疏”為公論，“乾嘉諸儒，以考據家之尺牘，上衡夾漈未成之書，固有不厭人意者。然而夾漈之弘識孤詣，又豈諸儒所能夢見哉？如實齋之能見其大，在當時不易覯也”。
《愛晚廬隨筆》“功力與學問”條，引顧炎武（1613-1682）“采銅于山”之論，區(qū)分“治學之功力”與“自得之學問”，指出“乾嘉中，章學誠辨之甚明”，“如斯所論，其分別二者之不同，至為明切。從知著作之體，懸鵠甚高，非有創(chuàng)建卓識、自抒所得者，不足以語乎此也”。
《清儒學記》之“浙東學記第六·章學誠”篇，首揭“浙東學術”之卓識，繼從“批判了當時學弊”“擴大了史學范圍”“明辨了史書編述工作中的不同功用”“提高了方志在史學中的地位”幾方面肯定了譜主的史學貢獻。
張舜徽嗜讀《文史通義》，專門撰有《〈文史通義〉平議》（收入《史學三書評議》），全面發(fā)揮實齋學說，近人從“為人”“學風”“文風”“器局”等方面有所評述（參閱施丁《張舜徽評章學誠——讀〈文史通義平議〉》），不過，除了正面立說，張氏與之辯駁的對手方，也一樣值得注意。
章學誠著《文史通義》
二
《〈文史通義〉平議》表揚實齋之余，還直接批駁了世人對于其人其學的質疑。其中最為人熟知的，便是章氏同鄉(xiāng)、清末學人李慈銘（1830-1894）的說法：
實齋識有余而學不足，才又遠遜。故其長在別體裁，核名實，空所依傍自立家法，而其短則讀書鹵莽，糠秕古人，不能明是非，究正變，泛持一切高論，憑臆進退，矜己自封，好為立異，駕空虛無實之言，動以道眇宗旨壓人，而不知已陷于學究云霧之識。（《越縵堂祥情室日記》）
張舜徽先是承認“此殆非李氏一人之私言也”，然后筆頭一轉，又作但書：
雖然，當舉世沉酣于窮經考禮、審音說字之際，章氏獨究心乙部，出其弘識孤懷以救末流之弊，而卓然有以自立，不可謂非豪杰之士也。
按李慈銘一說見于《越縵堂日記》同治己巳（1869）三月十二日條，其評章學誠方志之學，“自信太過，喜用我法”，“穿鑿滅裂，盡變古法，終墮于宋明腐儒師心自用之學”，至于論史諸條，則“謬論尚多”“皆極謬妄”“幾于文理不通”，而哀嘆“后之不學之士，耳識其言，以為高奇，遂云漢后無史，唐后無文。持空滑之談，以蓋百家；憑目睫之論，以狹千古；自名絕學，一無所知，豈不大愚而可哀哉？”同年八月二十五日，致書譚獻（1832-1901），歷數章氏史學有“不可解者”四大端，“迂妄偏譎，不出村學究識見”，并云“實齋之學，自有獨得處，其議論可取者甚多，浙東西中當推一作家。仆非好詆鄉(xiāng)先生也，而其立論紕失，不能為之諱”（《與譚仲修書》，《越縵堂駢體文》卷二）。同治十二年（1874）七月，《跋何氏學》復稱：“章氏疏于經學，自蔽而嫉賢，好詆且并時江鯨濤（聲）、戴東原（震）、汪容甫（中）、洪北江（亮吉）諸君子，以自矜大，而其言又失之不考?！保ā对娇z堂讀書記》（四），“何氏學”條）同治十三年（1875）五月初三日，“臥閱章氏《文史通義》，其疵繆不勝指數”（《越縵堂日記》第9冊，廣陵書社2004年影印本，第6128頁）。
李慈銘《越縵堂日記》
胡適在1921年“決計編一部詳細的《章實齋年譜》”，除了東人內藤湖南（1866-1934）的啟發(fā)和刺激，很大部分原因出自“替章實齋抱不平”的心態(tài)，結果不僅使得“埋沒了一百二十年無人知道”的章氏著作有了“完全見天日的機會”（驗諸事實，此語或有夸張），也使得其人一變?yōu)椤扒宕ㄒ恢穼W大師”（梁啟超語）、再變?yōu)椤爸袊谝涣髦穼W天才”（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語）。不過，面對二十世紀后紛至沓來的“遲來的贊譽”（倪德衛(wèi)[David S. Nivison]語），章學誠依然是一個“箭垛式人物”。世人從反“衛(wèi)道”、反“正統(tǒng)觀”角度責他不脫“紹興師爺口吻”（胡適語）、“頭巾氣盛，門戶見深”（錢鍾書語）、“對于人生，只抱著許多迂腐之見”（周作人語）一類姑不論，以史學家身份為《文史通義》作評注的呂思勉（1884-1957）推許實齋史學“思力之沈鷙，為不可及”，但讀至《婦學》《婦學篇書后》，也說“章氏此見，本不甚妥，處處借國家法令壓人，尤為可笑，近人譏為紹興師爺口吻，宜矣”（《文史通義評》，收入《呂著史學與史籍》）。哪怕章氏最具“自信”“蓋有天授”“言出于口，便如天造地設之不可動搖”的“史學”（《文史通義》外篇三，《家書三》《又與朱少白書》），各方投來的質疑也從來沒有消歇過。清人李慈銘批評他“識有余而學不足”，張舜徽曲允“殆非李氏一人之私言”，揆諸當代，此言仍未落空。
最早為《文史通義》作注的葉長青（1899-1944）說實齋之學“其志甚高，其趣甚正”，然而“學不足以逮厥志，又過辯求勝，喜用我法”（《文史通義注自敘》）。章太炎（1869-1936）與人論國學，以為《文史通義》“其用祗在方志”，又將之與鄭樵《通志》并論，“其誤學者不少，昔嘗勸人瀏覽，惟明真?zhèn)?，識條理可爾，若讀書博雜，素無統(tǒng)紀，則二書適為增病之累”（見《與人論國學》[1908]，“二章”學術淵源關系頗為隱晦復雜，可參張榮華《章太炎與章學誠》）。陳垣（1880-1971）徑貶章氏為“鄉(xiāng)曲之士”，甚而說“讀書少的人，好發(fā)議論”（此言或有針對時風的意圖，牟潤孫回憶說“先師很少批評人，時常誦‘不薄今人愛古人’這句詩。五四以后，梁任公、胡適都大捧章實齋”，“先師說讀書少的人好發(fā)議論，其意或指章實齋”，參見《勵耘書屋問學回憶——陳援庵先生誕生百年紀念感言》），在教學場合，另言“章實齋預作《史籍考》，仿朱氏（筠），有稿，然未見。其書若有，一定作不好”（《史源學實習及清代史學考證法》）。陳門弟子柴德庚（1808-1970）列舉實證，說明“章學誠的學業(yè)水平，也是有問題的。他在《文史通義》中也好，在《遺書》其他部分也好，常常有些錯誤是常識方面的錯誤”，還表示“像章學誠這樣一位學者，我覺得近來肯定的過多了些，批判則少了些”（《試論章學誠的學術思想》）。
對于章氏史學最為全面系統(tǒng)的駁論，來自余嘉錫（1884-1955）。發(fā)表于1940年的《書章實齋遺書后》一文，以1920年代刊行之《章氏遺書》（最早具有全集意義的章氏著作集）為標靶加以痛擊，自白寫作旨趣：“今既取而盡刻之，使其底蘊畢露，不可復掩，吾雖不加糾正，五尺童子猶知笑之。故仿實齋駁述學、辨洪保之例，聊復摘發(fā)耳。欲使學者知讀書不可不熟，下筆不可不審，庶乎知所戒慎云爾?！保ā稌聦嶟S遺書后》，原載《圖書季刊》新2卷3期，1940年9月，收入《余嘉錫文史論集》）文內條分縷析，一氣舉出數十條錯誤，揭露《文史通義》之《內篇》“考核不免粗疏，持論時近偏僻”；《外篇》及《文集》“氣矜彌甚，其失彌多”；《校讎通義》“所言得者二三，而失者六七，多似是而非”；《信摭》《乙卯丙辰札記》之類“征引群書，往往失之眉睫之前，屬辭比事，有絕可笑者，雖曰隨筆、札記，本無意于著述，然其讀書亦太鹵莽滅裂矣”。結論是“所惜讀書未博，故立言不能無失”，“雖力究紀傳之史，性既健忘，又自視太高，除創(chuàng)通大義數十條外，他皆非所措意，征文考獻，輒多謬誤”。
余嘉錫（1884-1955）
余嘉錫自號“狷庵”，為人治學向取平實，歉抑自守，而此文奚落揶揄，不少假借，至謂“不知如何讀法，不通至此，洵堪噴飯”，“遂爾無的放矢，未免厚誣古人矣”，“如此說經，直不類清代人語矣”，“讀其詩，幾如聽負鼓盲翁上場引子”，“所論史法，未有如此節(jié)荒謬之甚者！真蘇東坡所謂“村學究飲白酒，吃瘴死牛肉，醉飽后所發(fā)也”，“如此而講史法，不如不講之為愈也”，又引清人蕭穆（1835-1904）評論實齋之言，“謂為‘盲人道黑白’，誠深中其病”（語見《跋文史通義》，收入《敬孚類稿》），真是少見的犀利語言！
其實，學問高段如余嘉錫，當然知道章學誠學術短長所在。他嘗引《文史通義》外篇三《家書三》“吾讀古人文字，高明有余，沉潛不足，故于訓詁考質，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識，乃能窺及前人所未到處”一語，評論“觀實齋此言，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未嘗自諱其所短也”，其責章“考證粗疏”，也在針對一種時代風氣，故示意“患在后人尊實齋太多，不知檢擇，務摭拾于水火之余（見蕭穆《記章氏遺書》），使之盡傳耳”（《書章實齋遺書后》）。再則，章之“神解精識”一面對余氏也有深刻影響，后者獨步學界的目錄學研究，高標“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旨，便深契鄭樵、實齋所謂“校讎”之義（近有學者注意到，余嘉錫《古書通例》一書，大量別致的觀點實從章學誠處推闡而來，“余之于章，可謂知之深責之切”，見章益國《道公學私》，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331頁注釋1）。
三
余嘉錫與張舜徽有伯侄之親，同嗜文獻校讎之學，一歸“考證”之屬。在學問上，余嘉錫耳提面命，時予提攜，1954秋，即離世之前一年，面對來京拜謁的張舜徽，尚諄囑：“《四庫提要辨證》乃未完之書；小學、經學，尤多闕略；汝其為我補之?！保ā稇浲帯は尜t親炙錄》）張舜徽對姑父之學，敬其“勤懇”，服其“通核”，然而并非全然接受，坦言“治學蹊徑，與先生不能盡同”。他在晚年回憶道：
年甫三十，即屬草為《廣校讎略》一百篇，評騭古今，暢抒己見。與先生平日論學之旨，時有不合。先生論及校讎，不甚喜鄭樵、章學誠，謂其考證粗疏，殊不足取。舜徽服膺兩家，獨推其識見之卓。先生貽書舜徽，謂所論可以并存，不以為侮也。其于學術，廓然大公，不強人以從己，皆此類已。
按《廣校讎略》為張舜徽出版的第一本書，原為大學文科講授“讀書指導”的教本，“始屬稿于一九四三年，后二年始付刊行”。它是作者文獻學研究的重要基石，后出多種著作如《中國歷史要籍介紹》《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中國文獻學》，皆由此發(fā)展而來。全書凡百篇，“乃效鄭（樵）氏《通志·校讎略》之體”，首正“校讎之名”，次辨“著述之體”，復厘析“二千年來儒學大小深淺之故”（《〈廣校讎略〉自序》）。成書后次年（1946），即寄奉北平余嘉錫，而二人對待鄭樵、章學誠的看法頗相鑿枘。
張舜徽《廣校讎略》
當年張舜徽自命室名作“儀二鄭齋”，而謂“泛濫群籍，于漢、宋諸儒，獨宗二鄭，以為康成經術，漁仲史裁，譬如靈海喬岳，無以益其崇深，兩家涂轍雖殊，而所以辨章學術之旨則無不同”，又以“鄭學”傳人一肩擔當，“千載悠悠，則亦未有能真知鄭學者，因欲為書發(fā)明之”，口吻聲氣與章學誠《文史通義》之《申鄭篇》畢肖。張氏心儀之“二鄭”，在一秉“考證之學，貴在證實，議論之言，易于蹈空”（語見《目錄學發(fā)微》）的余嘉錫看來，可取者僅其一，即厚鄭玄而薄鄭樵。他批評章學誠“天性坐忘，讀正史不熟，又不耐考索”，“不留心史事，而空言史法，其弊固必至于此也”，“然或事理必待考證而后明，典故必須檢尋而后得者，既非實齋之長，吾固不欲苛責之矣”，作為章氏前世宗范的鄭樵同犯“考證粗疏”之病，自然也“不足取”。后世流風所及，師法實齋，代不乏人，一樣不入余嘉錫的法眼。
張舜徽嘗記余嘉錫早年手書“一物不知，以為深恥；遭人而問，少有寧日”一聯，“裝為楹帖，而系以長跋，遠貽舜徽，教之以務其大者遠者，而不可狃于細物”（《憶往編·湘賢親炙錄》）。按此聯乃清儒閻若璩（1636-1704）集南朝陶弘景、西晉皇甫謐名言，題聯于柱，用以自勵（事見錢大昕《潛研堂文集·閻先生若璩傳》），一般認為反映了清初學者雜識泛覽、博學多方的學風，張舜徽本不滿“貪多務博”之風氣，此處解釋“務其遠大”一節(jié)，似有發(fā)揮之嫌，或已脫離余氏的原意。
前引《壯議軒日記》1946年10月15日條，張舜徽推重張爾田、孫德謙二君能“衍會稽章實齋之緒，以致力乎辨章學術一途”，并加注語“與吾近歲所營若有所深契，而姑父余先生亟非之”——
去歲吾所著《廣校讎略》甫成，郵致北平，乞余公點定。嗣得報書，嘉其用心之勤，而嗟吾從事之左，于章實齋及孫（德謙）、張（爾田）兩家，詆譏不遺余力，以不可追其后塵厚相戒勉。蓋余公記問精博，自非實齋所能逮，而于考證異同、刊改謬失，尤近世言校讎流別者所不敢望而及，其卑視三君固也。
余嘉錫以“記問精博”為標尺來度量實齋學派，固然證據事實具在，無可諉卸，但被告卻以為情有可原，罪不當罰。柴德庚讀過《書章氏遺書后》一文，便說“拿這些考證上的疏忽來批評章學誠，章學誠是不會接受的”（《試論章學誠的學術思想》）?！渡赅嵠穱L言：“鄭樵生千載而后，慨然有見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詞采為文，考據為學也。于是遂欲匡正史遷，益以博雅；貶損班固，譏其因襲；而獨取三千年來遺文故冊，運以別識心裁。蓋承通史家風，而自為經緯，成一家言者也。學者少見多怪，不究其發(fā)凡起例，絕識曠論，所以斟酌群言，為史學要刪；而徒摘其援據之疏略，裁剪之未定者，紛紛攻擊，勢若不共戴天。古人復起，奚足當吹劍之一吷乎？”（《文史通義》內篇五，《申鄭》）章學誠對待鄭樵如此，對己當然也是同理，他所自負的是學術上的主張，“蓋將有所發(fā)明”，“知我者希，弟亦不求人知，足乎己不求乎外也”。（對此種思路最犀利的反駁，目力所及，當屬錢鍾書之論：“竊謂實齋記誦簡陋，李愛伯（慈銘）、蕭敬孚（穆）、李審言（詳）、章太炎等皆曾糾其疏闕；然世人每有甘居寡學，以博精識創(chuàng)見之名者，陽為與古人夢中闇合，實則古人之白晝現形，此亦仲長統(tǒng)‘學士第二奸’之變相也。實齋知博學不能與東原（ 戴震）、容甫（汪中）輩比，遂沾沾焉以識力自命，或有怵人先我，掩蔽隱飾?！蔽┐艘痪浜笊杏小肮么嬉梢再箍级ā钡霓D語。參見《談藝錄·章實齋與隨園》。）
張舜徽理解章學誠，顯然也遵循這一思路，《清人文集別錄》中多舉證其人“卓識閎議”，復與“后之學者”有所辯駁：
其持論通達，多此類。而后之學者，或摘取其著述中考證偶疏之事，而遽詆其讀書鹵莽（李慈銘《越縵堂日記》中即有此說）。不悟學誠精處，全在識解夐絕時流。至于名物度數之學，本非所長，甚至引證舊事，亦往往顛倒甲乙。雖記問之學，頗嫌荒略，固不害其為通人也。
同樣，上述辯護策略也適用于張爾田、孫德謙等“浙東之學”后勁，張舜徽反問道：“數十年治國聞者，仍囿于乾嘉藩籬，不能自拔出，孫、張兩君不徇時尚，卓然有以自立。雖間考證小疏，要其學有本原，平情論之，亦何可厚非耶？”（《張舜徽壯議軒日記》，第575頁）在他看來，學問“本原”不在“考證”“記問”，“神解精識”大于“名物度數之學”，而章、張、孫一流識解卓絕之處，在能“夐絕時流”“不徇時尚”，為各自時代“風氣”中有志扶危救弊的少數清醒者，至于“學術之深淺”，反而其細也夫。換用劉承干的評論，“休寧（戴震）、高郵（王念孫、王引之）諸儒之學精于核，而章氏之學則善于推；休寧、高郵諸儒之學審于析，而章氏之學則密于綜；休寧、高郵諸儒所用以為學之術徑，而章氏能會其通學，亦惟章氏能匡其蔽”（《章氏遺書序》），或借錢基博讀書之法讀之，“大抵為休寧、高郵之學者，所謂‘多學而識之’者也；而章氏則‘一以貫之’者也”（《〈文史通義〉解題及其讀法》）。
章學誠生前留言：“嘗謂百年而后，有能許《通義》文辭，與老杜歌詩同其沉郁，是仆身后之桓譚也。”（《文史通義》外篇三，《又與朱少白書》）按兩漢之際，揚雄詞章成就冠絕一代，卻為時人所忽，只有一個桓譚說他的著作“必傳”，知己賞音成為后世美談。如此看來，張舜徽心通其情，意會其理，行正其道，正無愧實齋“身后之桓譚”。
四
張舜徽并推章學誠、姚鼐、翁方綱為“乾嘉三通儒”，循此理路，順延至其清學史研究，也可作一簡約觀察。《壯議軒日記》1942年11月9日記：
吾意救乾嘉樸學之敝者，以章實齋、翁覃溪、姚傳姬三人為最。姬傳徒友甚眾，而以方植之（東樹）、劉孟涂（開）二人最能張其軍。
1943年3月6日記：
余舊有志撰《清代學術述傳》一書，藉以考鏡三百年間學術遷革得失。義例早定，而遲遲不敢即屬稿者，恐涉獵有所未周也。去歲撰章實齋、翁覃溪兩傳，頗不為通人所譏，踵此而黽俛圖之，庶幾其有成也。
1946年11月23日記：
舜徽自少而好籀繹乾嘉諸儒考證之書，近十年來，又遍求其文集、筆記而盡讀之，深服翁覃溪、姚姬傳、章實齋三人篤實不欺，矯然有殊于流俗，深議通達，足以興起人，嘗為《通儒傳》以張之?！謬L以為，居今日而言考證，宜以揚州諸儒為法，于名物數度之中，推得其大本大原，以期周于世用，一救往昔支離破碎之病。
如果說，張舜徽發(fā)愿為“三通儒”立傳，意在“救乾嘉樸學之敝”，尚是對面立論；那么“揚州諸儒”的再發(fā)現，則是亮出了正正之旗，從正面建構清學史脈絡。畢竟章、姚、翁一流在那班“襞績補苴”的漢學家看來，非是“腐儒”，便為“文士”，終究距離乾嘉樸學主流太遠（張舜徽自己也意識到，“姬傳、實齋之書，于考證容多疏漏，近世學人喜糾彈之”，“覃溪為文藝所掩，學無專長，尤儒林所不齒”。見《張舜徽壯議軒日記》，721頁），而揚州學派不廢“考證”，又通達“本原”，正是譜寫張舜徽心目中理想的、“承通史家風，而自為經緯”的清學史最佳素材。1944年4月1日記：
余平生于清世諸儒最服膺者，首推阮公（元）。以其淹博醇雅，足以領袖群倫，不第有專門之學，足與諸儒兢短長而已。陳蘭甫（澧）所謂有博士之學、有士大夫之學，吾則以為乾嘉諸名家，皆博士之學也；士大夫之學，則惟阮公足以當之。又嘗以為吳學最專，徽學最精，揚州之學最通，無吳、皖之專精，則清學不能盛，無揚州之通學，則清學不能大。吳、皖固褊之弊，亦惟揚州足以矯之。而揚州諸儒，又必以阮氏為巨擘。
阮元（1764-1849）
張舜徽對清代學術的研究起步很早，1942年9月27日記：“余年來有意采輯三百年間師儒論學之言，撰為一書，顏曰《清儒通義》，久未能成?！庇媱澴珜懙那鍖W史不一名，日記提及者即有《清代學術述傳》《清儒通義》《清儒粹語》《清儒識大編》《清儒著述敘錄》等多種。他博覽清人文集，為其工作的準備，對于行世的梁、錢兩家著述也非常熟悉，于短長優(yōu)劣有其定見，日記中說：“嘗觀近人考論三百年來學術原流之書，有梁任公、錢賓四二家。梁氏書但敘清初大儒，而未及乾嘉以后。（雖其末有《整理舊學之總成績》數篇，亦不全不備之作也。）錢書晚出，較翔實矣，而漏略亦甚。自余觀之，可補者實多?！挥嘁詾榻袢湛颊撏畬W術，莫如撰通義，體制與學術殊，而含蓄浩博廣大過之，意欲立經世、立身、治學諸大綱，又系之細目，一代學術，即內之治學門中，由異以占其同，由分以求其通，庶幾以簡統(tǒng)繁，不虞失漏。余當定其義例，以從事焉。”（《張舜徽壯議軒日記》，12-13頁）
張舜徽：《清代揚州學記》，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
至少在湖南時期，他已經形成了“吳學最專，徽學最精，揚州之學最通”的認知，自謂“平生服膺阮氏之學，終無間然”，“蓋文達治學，在能博采眾長，融會貫通，以得其大本大原，非有高識宏規(guī)，不足以驟語乎此”，自負能“窺見其大”（《張舜徽壯議軒日記》，633頁）。1943年4月，即“發(fā)憤欲撰《揚州學記》”，先寫成《儀征（阮元）學記》一卷，厘為訓詁、義理、考證、金石、校讎、文辭六門，以類敘之，“自謂于阮學菁英，擷拾靡遺矣”。（ 楊樹達1946年4月22日記：“舜徽以所著《揚州學記·阮元篇》見示。舜徽謂蘇州之學專而固，徽州之學精而狹，揚州承吳皖之后，獨得其通。如高郵之王[念孫、引之]、儀征之阮[元]、江都之汪[中]、寶應之劉[寶楠]，皆其選也。所見至確?！币姟斗e微翁回憶錄》）1946年，任教蘭州大學之際，為諸生講“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重點放在揚州學派，竭力表揚”。當年排印的《積石叢稿》，收入《揚州學記》一卷，即蘭大課程講義的一部分，用文言文寫，但未完成，刊入的僅有《敘論》部分。今人所見《清代揚州學記》一書，是在1950年代末重新整理、補充、修訂而成的（《清代揚州學記·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另參《清儒學記》之《揚州學記第八》，齊魯書社1991年）。
五
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三“三反”條嘗言：“今日人情有三反，曰彌謙彌偽，彌親彌泛，彌奢彌吝。”張舜徽讀書至此，推其意以觀“近世學者”，也發(fā)明“學術三反”之說，謂“彌言考證，而記誦彌衰；彌言詞章，而文筆彌劣；彌言義理，而內行彌不可問，此亦學術之三反也”（《愛晚廬隨筆·學術三反》）。顧、張二說各有語境，當然是有所為而作，尤其激于所處年代周遭之“風俗”“風尚”“風氣”，而寓志于學，以為“匡時”“補世”。易言之，他們大概都屬于章學誠所貴之能“辟風氣”“持世而救偏”者，而不同于那些“惟逐風氣所趨而徇當世之所尚”的“世之言學者”（《文史通義》內篇二，《原學下》）。錢鍾書對“世推章氏史學”固有微詞，然又謂“余不賢識小，心賞尚別有在”，特別欣賞《文史通義》中《書朱陸篇后》《黠陋》《橫通》《詩話》《讀〈史通〉》諸篇“于學人文士之欺世飾偽、沽名養(yǎng)望、脫空為幻諸方便解數，條分件系，燭幽抉隱，不啻鑄鼎以象，燃犀以照”（《管錐篇·四一 全后漢文卷二五》）。易言之，他認為章學誠的學問不免“記誦簡陋”，但罵人精準，且多數罵得很對。
張舜徽《愛晚廬隨筆》
朱子曰：教學者如復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一人如是，一國亦然，一世亦然。大抵風氣不能無偏重，偏之所在，弊矣隨之。被觀之世、或觀者所處之世，既均有風氣，則風氣中人不能不有所惕厲憬悟，誠因“天下事凡風氣所趨，雖善必有其弊”“世俗風尚，必有所偏，達人顯貴之所主持，聰明才雋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且亦趨風氣者未有不相率而入于偽也”（《文史通義》外篇一、三，《淮南子洪保辨》《上辛楣宮詹書》《答沈楓墀論學》）。風氣一旦而成“時趨”，則必有“可畏”處，或借用章太炎更加決絕的刻深之言，“學術本以救偏，跡之所寄，偏亦由生”（《與國粹學報》），這也便是前引顧、張二氏在各自時代觀察到的“三反”情狀之根由。
章學誠言“學問之途，有流有別”，“必欲各分門戶，交相譏議，則義理入于虛無，考證徒為糟粕，文章只為玩物。……惟自通人論之則不然?！保ā段氖吠x》外篇三，《與汝楠論學書》）張舜徽生平自勵及所以教人者，乃“期于淹貫博通，而不限于一曲”。（《舊學輯存敘目》）黃梨洲（1610-1695）所病“析之者愈精，逃之者愈巧”之弊，可謂實齋糾之于前，沅江救之在后。竊以為張舜徽在《壯議軒日記》中發(fā)揮的最大精義，以及這部日記給予今世讀者最大教益，尚非何種遠不可及的“高明光大”之道，只在平實的“補偏救弊”四字。張先生盛推“乾嘉三通儒”之言為“消積良藥”，表揚其“補偏救弊之盛心，何可沒也？”日記中又說，“余舊有志廣采昔人識大之言，足以箴砭俗士之膏肓者，為之引申而贊論之，成《學蔀新辨》，以風厲士夫，茍可成書，亦盛業(yè)也”（鈔撮語錄散見于當年日記，后陸續(xù)纂輯而成《經傳諸子語選》《清儒論學語錄》《佚文輯錄》等，均收入《霜紅軒雜著》，或即《學蔀新辨》之流衍）。本文之作，即采擇《壯議軒日記》中若干“識大之言”，復稍引申而贊論之，不賢識小，姑以自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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