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文學批評家許子東的音頻節(jié)目《從先鋒到守望者：21世紀中國小說》在看理想APP播出。這是上一個音頻節(jié)目《20世紀中國小說》的續(xù)篇，許子東會選出寫于過去20多年的25部中國長篇小說進行文本細讀。
“選作品主要有兩個標準，一是來自我心目中一流的作家，二是考慮當代小說的生態(tài)變化?！?月中旬，許子東就《21世紀中國小說》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
在目前的節(jié)目大綱中，他已選定阿來的《塵埃落定》、鐵凝的《大浴女》、姜戎的《狼圖騰》、畢飛宇的《平原》、史鐵生的《我的丁一之旅》、莫言的《生死疲勞》、麥家的《風聲》、蘇童的 《河岸》、劉震云的《一句頂一萬句》、韓松的《地鐵》、劉慈欣的《三體3》、王安憶的《天香》、嚴歌苓的《陸犯焉識》、閻連科的《日熄》、李銳的《張馬丁的第八天》、賈平凹的《古爐》、金宇澄的《繁花》、韓少功的《日夜書》、格非的《望春風》、周梅森的《人民的名義》、李洱的《應物兄》、余華的《文城》……
“余華我有糾結，在《活著》之外，是選《文城》還是選《兄弟》？最后還是選《文城》，因為我覺得這部作品很有意思，在客觀上寫出了‘一女兩男’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在之前的純文學中，女性往往是一枚棋子，還沒有人這么認真地去寫一個女人可不可以同時愛上兩個男人的問題?！?/p>
他還很糾結《狼圖騰》和《人民的名義》，這兩本都是群眾基礎極好，但不怎么受文學評論界“待見”。“《狼圖騰》的作者姜戎基本不露面，張抗抗都不大談她老公的這本書，但我覺得這部小說跟戰(zhàn)狼文化的關系非常值得討論。而通過《人民的名義》，我們可以觀察到中國小說里的官員/官場的近年發(fā)展。把這些作品選進去，說得通俗一點就是想打破純文學的邊界，學術一點就是有關我對198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生態(tài)的基本觀察。我們現(xiàn)在身處一個市場化的文學生態(tài)中，必須正視像《狼圖騰》《人民的名義》這樣的作品。其實這次沒把《瑯琊榜》放進去，已經算是保守的?！?/p>
《從先鋒到守望者：21世紀中國小說》將談到的書目（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許子東不僅將上述二十多部作品作為最新的當代文學現(xiàn)象研讀，還想探討這些新世紀的文學作品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文學的關系。在之前的《20世紀中國小說》里，他把中國20世紀文學史分為“晚清”、“五四”（1918-1942年）、“革命”（1942-1976年）、“新時期”（1977年以后）四個時期。他的論點是：如果這個分期大致可以確立，那么21世紀中國小說目前并沒有出現(xiàn)第五、第六個時期。從文學史上看，近20年的中國小說基本上還是1980年代文學潮流的發(fā)展和延續(xù)。
“我對1980年代以來當代文學的基本看法是：有‘晚清的生態(tài)’，又繼承‘五四的心態(tài)’，主要‘與革命文學展開對話’。”許子東說，雖然當代小說沒有在21世紀出現(xiàn)根本性的轉變，可是文學與社會的關系還是出現(xiàn)了重要的變化，“一度是思想解放的先鋒，現(xiàn)在是人文精神的守望者，一度是沖破禁區(qū)的前哨，現(xiàn)在是改革開放成果的守衛(wèi)者?！?/p>
許子東
【對話】
“很難找藝術價值，才看文學史意義”
澎湃新聞：怎么想到要做《21世紀中國小說》？《21世紀中國小說》要在過去20多年里選出25個長篇，平均下來大約是一年一本，您選擇作品的標準是什么？
許子東：上個節(jié)目（指《20世紀中國小說》）做到后面，原定100集，已經做到117集，但還是有很多1980年代后的作家和作品來不及講，比如阿來的《塵埃落定》等，所以這次可以說是“還債”吧。我最初的原則是重要的作家每人就選一部長篇，但碰到莫言、王安憶、賈平凹這樣的作家就不公平，因為他們寫了很多，代表作很難只選一部。還有的作家我覺得也很不錯，但因為時間限制之前沒選進去，比如畢飛宇、金宇澄等等。我選作品主要有兩個標準，一是來自我心目中一流的作家，二是考慮當代小說的生態(tài)變化。
這次的新節(jié)目其實就是《20世紀中國小說》的一個續(xù)篇或者說是集外集。在商量新節(jié)目的名字時，一開始我想的是《近二十年的中國小說》，比較實事求是。但他們說不行，不夠吸引人，就改成了《21世紀中國小說》，雖然21世紀才過了20多年，但也是事實。最后我還加了一個醒目的概括：從先鋒到守望者。
澎湃新聞：《21世紀中國小說》也延續(xù)了《20世紀中國小說》文本細讀的方法？
許子東：是的。做完《20世紀中國小說》后，有一件事花了我差不多一年的時間，就是把《20世紀中國小說》的音頻文稿變成一部書稿。難度遠比我想象要大，因為不少資料和表達需要修正。過去我有一本《許子東現(xiàn)代文學課》，出版方的原意是延續(xù)《許子東現(xiàn)代文學課》的方法，按魯迅、郁達夫、茅盾、巴金、沈從文、張愛玲這些作家去講，即把書稿做成“20世紀中國小說簡史”的樣子，但我不想，我想變一個方法。
中文系同學知道，現(xiàn)代文學研究一般有三種方法。一是以作家為核心，分析他所處的時代、家庭。第二種是文學史，即這個人在歷史上起到了什么作用和影響。最被忽略的就是第三種：作品論。準確一點說，和西方的文學教育相比，我們沒有一個“新批評”的階段。新批評的基本理論是“作家已死”，作品是獨立的存在，不要多討論作家，也不要多討論讀者，這是一個常識。但我們這里中文教育以前是知人論世，后來就直接跳到后現(xiàn)代，中間沒有這么一個“新批評”的階段。各種各樣的現(xiàn)代文學史，有的口碑很好，一個作家一個章節(jié)一萬多字，介紹了生平，分析了影響，再列出作家所有的作品，那重要作品的分析就只剩下了幾行字。現(xiàn)在很多人知道作家的名字，但對作品非常陌生，所以2019年做《20世紀中國小說》的時候，我就想用文本細讀的方法去講中國小說。
當然，讀作品也要有個排序。排序的方法，常見的是“魯郭茅巴老曹”，我就想打破這一種排序，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按作品的發(fā)表時間排序，結果這么一排就出現(xiàn)了一條新的文學史線索，以作品為“點”，連成一條發(fā)展線?，F(xiàn)在《20世紀中國小說》書稿的繁體中文版已經出了，叫《重讀二十世紀中國小說》，中新社評價它是不以“史”為名義的文學史重寫。簡體中文版在理想國那邊，也即將要出。坦白說，一開始我沒想到“重寫文學史”，只是想強調文本閱讀的重要性，但書稿整理到一半時，我意識到它必然對現(xiàn)有的文學史敘述框架形成某種挑戰(zhàn)。
許子東著《重讀20世紀中國小說》（簡體中文版全二冊）即將由理想國和上海三聯(lián)書店出版。
澎湃新聞：除了方法上的延續(xù)，《21世紀中國小說》的作品選擇面向也和《20世紀中國小說》有相通之處。就目前確定的幾個文本來看，《21世紀中國小說》的書目涉及諜戰(zhàn)、科幻、官場，按初次發(fā)表的載體看，還有可以被視為網絡文學的《繁花》?！?0世紀中國小說》選擇的作家作品也頗為龐雜，既有“魯郭茅巴老曹”這樣可稱為權威的作家，也有鴛鴦蝴蝶派的徐枕亞、張恨水這樣被視為通俗的作家。這樣的選擇，是否也體現(xiàn)了你的某種文學觀？
許子東：我想強調文學的多面性。做《20世紀中國小說》的時候我就覺得不用太陣線分明，所以“魯郭茅巴老曹”這條主線我是都評的，張愛玲、沈從文和錢鐘書我也評，同時我認為要把鴛鴦蝴蝶派放進去，早期的徐枕亞、后來的張恨水，都放進去了。
澎湃新聞：我發(fā)現(xiàn)《21世紀中國小說》入選作品的作者基本都是“50后”和“60后”，你有意識到這一點嗎？你選擇作品更注重他們的文學審美價值，還是他們的文學史意義？
許子東：我看作家作品，第一是看作品本身的藝術價值，很難找藝術價值，才看文學史意義。之前海外評20世紀中國小說百強名單，其中從1949年到1976年的大陸小說只有兩部，是《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和《艷陽天》，“三紅一創(chuàng)”都沒了。我理解他們不喜歡看，但我覺得不應該一筆抹殺。所以我在《20世紀中國小說》書稿里有兩個學術要點，一是分析“五四”和晚清的關系，另一個就是“十七年”。洪子誠有句話說，“十七年”到底是當代文學的一個遺產還是一個負債？這話非常有深意，我當時就開玩笑，又是遺產又是負債。
為什么莫言、余華等作家可以“先鋒”三十多年？
澎湃新聞：《21世紀中國小說》很重要的一個思路是探討新世紀文學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文學的關系。你在節(jié)目開始引到了這樣一種觀點：近20年來的中國文學盡管佳作不斷，但總體沒有出現(xiàn)像“五四”或者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那樣具有文學史意義的創(chuàng)作高峰。對此你認同嗎？為什么？
許子東：魯迅寫過一篇文章《未有天才之前》，講“天才在哪里”的問題，說沒有天才馳騁的草地又哪來的天才呢？我看到這篇文章就覺得很好笑，心想魯迅就在你面前，你還在問天才在哪里，可見人對于自己所處的時代并不那么清楚。當然，我不敢說誰是現(xiàn)在的天才，誰將來能達到魯迅、張愛玲、沈從文那種層次，但我想肯定會有。
澎湃新聞：之前的《20世紀中國小說》把中國20世紀文學史分為“晚清”、“五四”（1918-1942年）、“革命”（1942-1976年）、“新時期”（1977年以后）四個時期。你認為21世紀中國小說尚未出現(xiàn)第五、第六個時期，最近20年的小說主流基本上還是1980年代文學潮流的延續(xù)。這一判斷的主要依據是什么？
許子東：我知道這個論點出來，很多人會很失望：現(xiàn)在還在講1980年代文學潮流，什么時候才有革新？如今網絡和整個環(huán)境變化得這么厲害，難道文學界還是原來那些人嗎？年輕的作家就不存在嗎？
曾經中國每隔十年就有一次文學革新，但從1980年代開始，中國文學出現(xiàn)了百年來最穩(wěn)定發(fā)展的時期，要珍惜這樣的時期，不要總想著更新?，F(xiàn)在有些評論家想否定1980年代，但其實最近這二十多年和1980年代的區(qū)別僅僅是新舊世紀，這是一個人為劃分的界限。我認為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就是那四個時期，我們到今天都還在第四個時期，而這第四個時期是對前面三個時期的承襲與發(fā)展，簡單說來，就是：“晚清的生態(tài)”“五四的心態(tài)”“與革命文學對話”。
什么叫“晚清的生態(tài)”？晚清印刷工業(yè)崛起，出現(xiàn)了報紙和期刊，老百姓都能夠通過便宜的價格買到文學作品，這是中國古代從來沒有的事情?，F(xiàn)當代文學領域近年來的學術熱點之一就是“五四”與晚清的關系。王德威就認為“沒有晚清，何來五四”，他分析晚清的文學四大類：狹邪、公案、譴責、科幻，也是明代四大奇書的傳統(tǒng)，說準確一點就是《三國演義》《水滸傳》《金瓶梅》和《西游記》的傳統(tǒng)。但是他說這些傳統(tǒng)到了“五四”以后只剩下一個社會批判，公案小說直到金庸才出現(xiàn)，科幻小說一直到《三體》才有，這中間有一百年的空白，而狹邪小說就更沒有了。他的文章一出來，也有小部分人贊成，認為現(xiàn)代文學應該往前推到1895年，而大部分學者是不贊成的。陳平原等學者把晚清研究得也很透，但中國內地學界的主流思想，晚清是舊民主主義革命，是近代文學，“五四”以后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現(xiàn)代文學，所以“五四”之前的文學總被忽略，或另眼相看。在我看來，現(xiàn)代文學從梁啟超、李伯元開始讀，還是從魯迅、郁達夫開始讀，很不一樣。我并不同意“五四”之后“現(xiàn)代性被壓抑”的說法，但也不同意忽略、輕視晚清文學。晚清小說對中國官本位現(xiàn)象的理解，可能是后來現(xiàn)、當代文學所不及?；氐絼偛耪f的“晚清的生態(tài)”，那時人們讀文字的手段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從讀線裝書變?yōu)樽x報紙雜志，現(xiàn)在則出現(xiàn)了另一種根本的變化，印刷走向衰落，從讀報紙雜志變?yōu)樽x手機，社會市場化、影視化和碎片化無可阻擋，整體生態(tài)非常像晚清的生態(tài)。
“五四”和晚清最大的區(qū)別在于小說中“官”的角色。晚清小說的基本模式，官員都是被批判的，清官甚至比貪官更壞?！拔逅摹币院?，我發(fā)現(xiàn)從魯迅到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只有張?zhí)煲淼摹度A威先生》和茅盾早期的《動搖》這兩部作品主要寫官員，其他作品要么不寫官員，要么官員變成了次要的背景存在。為什么有這個不同？晚清的人也憂國憂民，也批判社會，他們認為社會之所以不好是因為官不好，這是李伯元在《官場現(xiàn)形記》里寫的。而“五四”的特點在哪里？魯迅認為，官固然不好，但換一批人上去當官也一樣壞。所以魯迅的結論是中國的問題不只在官，也不只在民，而在于國民性，國民性不改，打倒官員也沒用。“五四”的大部分作家接受了魯迅的想法，不再罵官，當然這里面還有很多其他原因，比如民國政府的審稿制度，作家更注重心理學角度等。概括來說，晚清是“士見官欺民”，為什么要“士”去看見呢？因為“官”不會承認，“民”也不敢說或是沒意識到。到了“五四”以后情況就不一樣了，魯迅他們看問題更為復雜，他們要改造國民性。現(xiàn)在的作家，也是這樣的心態(tài)。
第三，就是“和革命文學對話”?，F(xiàn)在的作家一方面面對“晚清式生態(tài)”，市場化的生態(tài)，文學與圖片或廣告共存，同時又有“五四”作家喚醒世人的責任感。關鍵，他們主要寫的東西，恰恰能和“十七年文學”的革命文學進行“對話”，比如《紅日》《紅巖》《紅旗譜》《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后最有成就的純文學，《白鹿原》寫到了國共關系，《活著》、《平凡的世界》可以和《創(chuàng)業(yè)史》完全對照起來?！皩υ挕辈灰欢ㄊ翘魬?zhàn)，不一定是全部否定，它的形態(tài)是作家的思考。再比如，《紅旗譜》的農村，所有人都可以分成六種：窮人、地主、國民黨、共產黨、還有小學教員（知識分子）和宗族祠堂。這六類人的基本模式，是窮人在知識分子的喚醒下跟著共產黨，對抗地主、國民黨和祠堂文化。后來莫言小說里六類人之外還有土匪，土匪抗日成了英雄，這就是我說的“對話”。評論家說莫言救活了抗日題材，抗日小說因此令人耳目一新。
我們會發(fā)現(xiàn)，當代文學的主要題材還是在寫過去，寫半個世紀或者更長時間的社會政治斗爭，寫中國故事。“與革命文學對話”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在主旋律的模式里加入新的東西，比如麥家就用偵探小說的方法來重寫地下工作。這些年獲得大獎的、暢銷的、有社會影響的作品大都是這樣的革命題材。第二種方式，這些作品得了獎以后要改編成影視，改編的過程又是一種“對話”，就是純文學對革命歷史的反思與大眾傳媒對革命文學的繼承之間的對話或調和。暗的如《長恨歌》，明的如《平凡的世界》《白鹿原》，都是這樣。所以我對1980年代以來，包括新世紀的當代文學的一個基本看法是：有“晚清的生態(tài)”，繼承“五四的心態(tài)”，主要工作是“與革命文學展開對話”。
《21世紀中國小說》（左）可以說是《20世紀中國小說》（右）的續(xù)篇或者集外集
澎湃新聞：你認為1980年代以來的文學，或者說你心目中第四個時期的文學，對前面三個時期的突破在哪里？
許子東：和前面三個時期的基本模式都不同。在1980年代以前，中國文學就三種形態(tài)，一種像晚清那樣，知識分子批判官員欺負老百姓；一種是像“五四”那樣寫國民性，當然也批判現(xiàn)實，但是只有批判；第三種就是延安以后的文學，“三紅一創(chuàng)”，它的基本主題是好官解救老百姓，批判壞官和落后的人民。1980年代以來的文學不是簡單重復以上任何一種。這個突破一開始不是內容突破，而是技術突破，即尋根文學、先鋒文學，側重心理描寫，不講大的政治背景。為什么包括莫言等在內的一批作家可以“統(tǒng)治文壇”40年？所謂“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領風騷三五年”，當年魯迅在世也沒有神氣這么多年。當然可以從小原因上講，這些作家很勤奮，與時俱進，但是大原因在于，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文化政治語境沒有發(fā)生根本的變化，或者說變化始終有底線。在這個語境下，1980年代作家們反對的東西和支持的東西依然是今天真正的主旋律（至少到“今天”）。要注意，主旋律不只是政治話語，應該是社會最多的人認同的東西。2019年我看到一個統(tǒng)計材料，說最暢銷的虛構類圖書是《活著》，能達到這么高的銷量，就是因為它引起了中國老百姓無限的共鳴，很苦很善良，甚至也忘了福貴原是地主的兒子。這一類的作品才是當代文學的主旋律，就是前面講的“40年不過時”。
澎湃新聞：如果說“和革命文學對話”是當代文學的主要工作，那對于沒有親歷過革命時期的“80后”與“90后”而言，想“寫出來”，豈不是非常困難？
許子東：我看過張悅然的《繭》，她就想寫父輩的事情，她的小說有點小資情調，看她的小說就像到了咖啡館，好看，但總覺得隔了一層東西。但也不能因此說這一代的人在咖啡館長大，所以寫不出以前那種刻骨銘心的作品，這是不通的。有很多偉大的文學作品，和親身經歷無關，照樣可以寫得很好。
不過，目前的確存在你說的困難。王安憶這代人是從刻骨銘心的苦難中過來的，他們不得不這樣寫。莫言就說過他寫作的基本動力是十二三歲的時候餓肚子，只能挖挖草根，甚至會餓到昏過去，這是他一輩子不會忘掉的東西，所以一定要寫這個東西。但是稍微比他們年輕一點的作家已經不一樣了，是可以編故事的，比如蘇童、余華等。
澎湃新聞：那再往下的青年作家呢？
許子東：也不是說后面年輕的作家都要像“50后”“60后”那樣寫，要是只能那樣，就沒有出路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基本點，第一是自己有真情實感的東西，第二在技術和藝術上處理好。至于它在社會上起什么作用，有什么影響，這不是作家本人要考慮的。
當然，必須坦白，我看青年作家的作品并不多。我也看過一些，但總覺得很多青年人的小說首先讓你看不明白，他們學先鋒小說，但又不學余華，也不學莫言，他們似乎在學殘雪，但也沒寫成殘雪的小說。他們走純文學這條路，年輕一代會有傳播的優(yōu)勢，總得有點別的突破。也希望你們推薦。
近日，許子東的音頻節(jié)目《從先鋒到守望者：21世紀中國小說》在看理想APP播出。
從思想解放的先鋒，到人文精神的守望者
澎湃新聞：在你看來，盡管當代小說自身沒有在21世紀出現(xiàn)根本性的變化，可是文學與社會的關系還是出現(xiàn)了微妙而且重要的變化：“一度是思想解放的先鋒，現(xiàn)在是人文精神的守望者，一度是沖破禁區(qū)的前哨，現(xiàn)在是改革開放成果的守衛(wèi)者?！边@很像是創(chuàng)業(yè)和守成的關系，你怎么評價“人文精神的守望者”“改革開放成果的守衛(wèi)者”這樣的角色？你認為當下中國文學的使命與時代精神應該是怎樣的？
許子東：確實時代在變化，第一就是科技的變化，大家的閱讀方式變了，所以文學在這個社會中的功能變了。第二是國家變化了，成為了現(xiàn)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三讀者也變了，不僅閱讀工具變了，閱讀心態(tài)也變了。今天的年輕人平視世界了，或者是有了更多的自豪、自信和夢幻。而在變化中，作家依然要堅守某些東西。文學就應該是作家的血肉，是他最真誠的東西，不然也對不起他的社會責任，對不起他的使命感。
澎湃新聞：在新節(jié)目中你也提到過去20年催生出很多文學樣式，比如網絡小說、互動的小說、可以游戲的小說、集體連續(xù)寫的小說等等，還有電視、電影對小說的混合，但你認為這一切仍然并沒有動搖純文學的價值和地位，這一判斷是基于怎樣的文學標準？
許子東：純文學像今天的“司馬遷”，記錄并監(jiān)督社會，這是當代作家的責任。雖然從表面上看，作家好像已經勢弱了，文學的社會影響減弱了，但第一，作家始終堅持著守望者身份。作家都想出名，但不至于去投機寫“十年”好，因為這是底線。年輕作家底線意識沒有那么強，但也不敢冒險，反倒是評論家有冒險的。我一直強調一個三角關系，三個角分別是作家或者說純文學堅持的價值觀、市民趣味、官方意識形態(tài)，這個三角關系非常重要。換句話說，“司馬遷”人雖不多，但起到的作用非常大。
第二，雖然純文學讀者有限，可它們被改編成影視劇以后影響巨大，最好的影視劇總是有文學做底子的。比如近年來最受歡迎的連續(xù)劇《人民的名義》《北平無戰(zhàn)事》《白鹿原》《覺醒年代》等，這些都有文學的內核，不會娛樂至上。所以，我認為純文學對大眾還是很有影響。
澎湃新聞：你是否愿意預測一下，在未來中國文學的版圖中，網絡文學會占據何種地位？
許子東：它會滲透，會改變人們的閱讀方式，同時也會改變文學的發(fā)行方式。市場的影響會越來越大，會不會像純文學那樣與政治政策與民間趣味自覺形成三角對話關系呢？還有待觀察。我參加過網絡文學評獎，有些流行模式基本上是鴛鴦蝴蝶派，最流行的故事就是婚外情或與官員、商人有關的床戲，背后當然還有權力關系，這些都是張恨水時代的故事。寫網絡文學的人，常常避免與革命歷史小說發(fā)生對話。
我知道一位作家，他把自己40萬字的長篇小說變成4000字，每天在手機上連載，每天一句話，卻概括一章的內容，這也是功夫。文藝的生產力是作家怎么寫，文藝的生產關系是作品怎么賣。馬克思的理論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但現(xiàn)在有些寫作顯然是生產關系決定生產力，怎么賣法決定了怎么寫法，像樓盤一樣。這也是現(xiàn)在部分網絡文學的生態(tài)。流量成了文學的GDP。
澎湃新聞：文學界也有傳統(tǒng)文學、市場文學和網絡文學三分天下的說法，你如何看待這一觀點？
許子東：我覺得網絡文學和市場文學基本是一回事，網絡文學首先是市場，其次是管理，最后才是文學。要我修訂的話，我會說政治文學、知識分子文學、市場文學。
我在1986年就寫過一篇論文，叫《新時期的三種文學》，三種文學分別是社會文學、純文學和通俗文學。那時主要想為通俗文學說話，其實到今天，通俗文學還是被文學評論界忽視和輕視的，沒有一個有名的作家愿意承認自己寫的是通俗文學。我當時的立論是，從文學的功能角度來看，通俗文學的核心點就是娛樂，政治文學或者說社會文學的核心點是救世，即改造社會，嚴肅文學或者說純文學的核心點是探索。其實嚴肅文學也是救世的，只是和政治文學的角度不一樣。但是通俗文學的娛樂性沒有變化。
澎湃新聞：對于“當代四大名著”（《平凡的世界》《白鹿原》《活著》《廢都》）這樣的說法，你怎么看？
許子東：第一，這不是一個學術性的說法，也還缺乏足夠的統(tǒng)計數(shù)據支持。第二，假如說有的話，我覺得我們要遵循中國古代的四大傳統(tǒng)，也就是明代四大奇書的傳統(tǒng)。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浦安迪有本書專門講四大奇書，很精彩。他說四大奇書都在講“修齊治平”之難，《西游記》是追求正心誠意“修身”，《金瓶梅》寫“齊家”困難，《水滸傳》是講治國問題，官民關系，《三國演義》當然是如何平天下。我覺得沿著這個思路去看的話，當代小說真的是一點都不難為情。
在我看來，“平天下”，逐鹿中原就是《白鹿原》，神奇魔幻最弱，只有《三體》。中間兩個傳統(tǒng)太多成就，難免有爭議。比如《水滸傳》的傳統(tǒng)核心有兩個，一個是官民關系，一個是俠義道德。要說俠義道德，我們可以說《紅高粱》，要說官民關系，我們可以說《平凡的世界》或者《活著》，這個類別的選擇是最多的。世情小說也難選，也就是《金瓶梅》和《紅樓夢》的傳統(tǒng)。朱天心說過大陸作家都是水滸三國范兒，就王安憶是紅樓范兒，這就是《長恨歌》。但是《廢都》也寫世俗世情。還有《繁花》。我一直覺得《繁花》特別值得注意，這是當代小說對20世紀的一個重要突破。所以這一類到目前為止，是這三個。這樣看，中國現(xiàn)代文學雖然比較“西化”，一個世紀之后看，古典小說四大傳統(tǒng)在當代依然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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