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學家亞里士多德：被低估的中堅力量

查爾斯·達爾文的博物學生涯始于如饑似渴的閱讀，他從前人的著作中汲取養(yǎng)分，為之欣喜若狂。在去世僅僅兩個月前，達爾文在一封信中寫道：“我深深崇拜亞里士多德的功績，但遠遠無法想象他是個多么奇妙的人。林奈（Linnaeus）和居維葉（Cuvier）是我在不同領域內的兩大偶像，但是比起亞里士多德，他們簡直就是小學生?！?/p>

雖然達爾文緊緊追隨著亞里士多德的腳步，完成了很多觀察和記錄工作，也曾在學校里了解其生平和建樹，但是從這信件看來，達爾文顯然沒有真的讀過亞里士多德。這并不奇怪： 雖然亞里士多德創(chuàng)建了現(xiàn)代生物學的框架，但19世紀涌現(xiàn)出大量新研究，讓人們在求諸當代學問的過程中將他遺忘。達爾文的上一代人，威廉·麥吉利夫雷（William Macgillivray）在著作《杰出動物學家們的生活》（Lives of Eminent Zoologists）中否定了亞里士多德，因為“現(xiàn)代博物學家讀他的書不再是為了獲取有用信息，而僅僅是為了滿足好奇心”。

亞里士多德

這樣的趨勢愈演愈烈，令人扼腕嘆息?，F(xiàn)在的人們即使想起亞里士多德，最多只知道他是柏拉圖時代的一位哲學家，搜集了大量資料供后人援引。這些評價嚴重低估了亞里士多德，他是博物學草創(chuàng)時期的中堅力量。亞里士多德及其追隨者劃時代的思考方式是科學研究的肇始。他引述的某些材料確有訛誤，但是大部分時候都是對的——他早就準確地預言了以后的學者會在哪里栽跟頭（例如，亞里士多德正確地分辨出了鬣狗的雄性和雌性[《動物志》Ⅵ： 32，《亞里士多德全集》，1984]，而很多后來的作者誤把雌性斑鬣狗肥大的陰蒂當作陰莖，認為鬣狗沒有雌性。我引用牛津重新?？钡摹秮喞锸慷嗟氯穪碛懻搧喞锸慷嗟卤救怂f的話，而非轉引他人。)。

 《動物志》，[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著，吳壽彭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10月出版

公元前384年，亞里士多德出生在希臘東北部城市斯塔吉拉（Stageira）。其父是亞歷山大大帝祖父的御醫(yī)，英年早逝，留下年幼的亞里士多德由監(jiān)護人撫養(yǎng)長大。小時候的亞里士多德像達爾文一樣，并沒有表現(xiàn)出過人的天分，但又不像達爾文有敏慧的叔父和嚴厲的父親提點。他耽于美酒、女色和音樂，早早就把繼承的遺產(chǎn)揮霍一空，最后淪落到以在雅典賣藥為生。

搬到雅典后，盡管有過消沉和放縱，亞里士多德卻迎來了人生的轉折點。他一到雅典便進入柏拉圖學園學習，在那里接觸到哲學，并一躍成為柏拉圖晚年的得意門生。在柏拉圖去世前后不久，或許因為不滿于學園繼承人的人選，也或許因為雅典人對北方“蠻夷”日益排斥，讓亡父與馬其頓淵源頗深的亞里士多德不堪其擾，他在年近四十之際離開了雅典，來到小亞細亞的密西亞（Mysia），進入了波斯人的地盤。

公元前539年，居魯士大帝（Cyrus the Great）攻陷巴比倫，波斯帝國從亞述帝國的廢墟上崛起，雄踞一方。接下來的五十年里，帝國穩(wěn)步擴張，把埃及、以色列等亞述曾經(jīng)的領土重新統(tǒng)一，又征服了如今土耳其所在的地區(qū)。公元前498年，雅典人在小亞細亞和希臘東部島嶼插手波斯人的統(tǒng)治，導致當?shù)匕l(fā)生了大規(guī)模叛亂。平定叛亂后，波斯人揮師入侵希臘，打擊這位在帝國西境上多生事端的強鄰。

盡管兵力占優(yōu)，波斯人卻無法征服希臘，恥辱敗績包括公元前490的馬拉松（Marathon）戰(zhàn)役、公元前480年的薩拉米斯（Salamis）戰(zhàn)役和公元前479年的派拉提（Platea）戰(zhàn)役。波斯人不能在戰(zhàn)場上克敵，便積極地在希臘城邦中尋釁滋事、挑撥離間。在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的最后階段，波斯人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們不惜血本地為斯巴達艦隊提供軍費和武器，令其在生死攸關的伊哥斯波塔米（Aegospotami）一役中戰(zhàn)勝了雅典人。

波斯人可以容忍希臘人居住在小亞細亞，卻不會信任他們。來到密西亞三年后，亞里士多德被控與資助他的首相赫米亞斯（Hermeias）密謀顛覆波斯帝國。阿爾塔薛西斯（Artaxerxes）下令處死赫米亞斯，而亞里士多德則逃往列斯堡島（Lesbos），在那里迎娶了赫米亞斯的養(yǎng)女?？赡苷窃诹兴贡u上，亞里士多德與好友兼最出色的學生塞奧弗拉斯特（Theophrastus）一起，開始從事博物學。

早在亞里士多德之前，在希臘就出現(xiàn)了博物學研究，有些學者認為米利都的泰勒斯（Thales of Miletus，前624—前540）才是現(xiàn)代科學概念的真正奠基人。泰勒斯拒絕用神秘原因解釋事物，而是為自然現(xiàn)象探索理性解釋。亞里士多德的一些觀點似乎也源自泰勒斯，不過就算泰勒斯曾做過與亞里士多德同等水平的研究，恐怕也早就失傳，無從考證了。

泰勒斯之后，希臘哲學家開始關注更加抽象的問題。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已不再關心博物學，如蘇格拉底在《斐德羅篇》（Phaedrus）中的宣言所說：“曠野和樹木沒法教給我任何事，但是城市里的人可以?！?/p>

亞里士多德則重拾前蘇格拉底時代哲學家未竟的事業(yè)，在這片被遺忘已久的領域上展開了自己的研究。

亞里士多德的研究方法和現(xiàn)在的研究生非常相似： 先調查一番前人的研究，然后致力于在此基礎上推陳出新。一旦確定某個題目有研究價值，便走出去進行實地觀察，看一看是和已有研究相洽，還是偏差大到值得進一步研究并發(fā)表。

亞里士多德的很多著作都是描述性的，他一定曾多次親手操作或觀摩過動物解剖?！秳游镏畼嬙臁罚≒arts of Animals）讀起來像一本嚴謹?shù)慕馄蕦W筆記。有些署名亞里士多德的植物學著作，則應該是由塞奧弗拉斯特撰寫的，因為亞里士多德本人似乎專精于動物學。如今已很難確定這些著作的具體歸屬，畢竟很多亞里士多德名下的作品事實上可能是“亞里士多德學園”的成果，用今天的話來說，是“來自亞里士多德的實驗室”或“亞里士多德的課堂筆記”，而非大師親著。

亞里士多德發(fā)現(xiàn)，有些生物擁有若干共同的生理特征，其他生物卻沒有，這是邁向系統(tǒng)分類學的第一步。但他在生物分類方面的建樹止步于發(fā)現(xiàn)物種之間的相似之處，從未建立起更宏觀的層級關系，有些分類依據(jù)還顯得十分想當然（例如，按照有無紅色血液為動物分類）。盡管如此，他的研究還是瑕不掩瑜，達到了令人贊嘆的廣度。任憑誰隨手翻開《動物志》（History of Animals），都能深受啟發(fā)，如獲至寶。

亞里士多德還探討了一些在現(xiàn)代屬于生態(tài)學或動物行為學范疇的問題。在寫作時，他在自己的觀察記錄中穿插了他聽來、讀到的內容。亞里士多德還給讀者提供了觀察的方法和建議。例如，在《動物志》的第九卷，他指出“那些較為隱蔽和短命的動物的習性，比那些較為長命的動物更難察覺”（亞里士多德，《動物志》Ⅸ： 1，《亞里士多德全集》，1984）。這個提醒如今仍然適用。還是在這本書里，他描述了我們現(xiàn)在稱為“營養(yǎng)級聯(lián)”（trophic cascade）的概念，不過在他看來那是動物們在相互“開戰(zhàn)”。這些內容有的是親眼所見，有的是道聽途說。他這樣提到金鶯（oriole）：“傳說，它最初是從火葬的柴堆里誕生?！碑愊胩扉_，對嗎？的確。但請注意，亞里士多德已有言在先，這是“傳說”，而“誕生”若理解為“孵化”這一現(xiàn)代概念，就一點都不神秘了。像達爾文一樣，亞里士多德會請教那些經(jīng)常接觸到動物的人： 養(yǎng)蜂人、采海綿的潛水員、漁夫等，以獲得他們常年和這些生物打交道的經(jīng)驗。

亞里士多德的哲學研究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突破，掙脫了之前純粹服務于生產(chǎn)的農(nóng)業(yè)生態(tài)學研究和當時西方人深信不疑的有神論。如果任何一個“為什么”都可以簡單地用“因為神說了算”來回答，科學探索恐怕就無從開始。有了蘇格拉底的前車之鑒，亞里士多德總是謹言慎行，免得犯下瀆神之罪，但是他的研究無異于宣告： 神不再是萬能的——一個人如果愿意，他盡可以信神，但是亞里士多德的科學是建立在貨真價實的證據(jù)而非信仰之上的，有了這樣的突破，真正的科學研究就可以開始。逃亡列斯堡島時，亞里士多德得以閑下來好好觀察動植物，并且很快就得到了一筆資助來拓展他的研究。

在雅典人稱霸希臘的黃金時代，馬其頓在希臘人眼中不過是一個民智未開的野蠻國家。但野心勃勃、驍勇善戰(zhàn)的馬其頓人對此恨之入骨。亞歷山大大帝的父親腓力二世，夢想著自己的兒子有一天可以統(tǒng)一希臘、抗衡波斯，所以想確保他受到最好的教育。王位繼承人可不能輕易送到國外去學習，因而必須找來一個合適的老師在朝中教學。

亞里士多德應詔從列斯堡島動身來到馬其頓，成為年幼的亞歷山大的老師。這一機遇十分難得，卻也吉兇難料。

馬其頓王室儼然是希臘政壇冉冉升起的新星，有幸教導希臘未來可能的統(tǒng)治者是多么百年不遇的良機。然而，馬其頓的野心能否成功還是個未知數(shù)。前往馬其頓無異于向當時的希臘人宣告，亞里士多德已不再效忠舊朝。他日無論馬其頓落敗于希臘還是波斯，作為儲君帝王師的亞里士多德都必將大難臨頭。

公元前343年，亞里士多德動身北上，為亞歷山大當了四年老師，塞奧弗拉斯特可能也伴隨左右?？礃幼与枇Χ缹@位老師十分滿意，不僅資助他進一步研究，還慷慨解囊為亞里士多德重建家鄉(xiāng)——此前毀于馬其頓進攻的斯塔吉拉城。公元前338年，亞歷山大在喀羅尼亞戰(zhàn)役（battle of Chaeronea）中上陣殺敵，在這場戰(zhàn)役中他的父親擊敗了底比斯和雅典聯(lián)軍，使馬其頓成為當之無愧的希臘霸主。兩年后，腓力二世摩拳擦掌準備入侵波斯時，卻被自己的護衛(wèi)刺殺。

盡管有些蛛絲馬跡表明亞歷山大參與了這樁刺殺，他還是順利繼承王位，繼續(xù)推進攻打波斯的大業(yè)。這期間，亞里士多德似乎留在了馬其頓。不過麥吉利夫雷認為，亞里士多德也可能跟著亞歷山大一起到了埃及，又在公元前334年回到了雅典。盡管這一行程沒有明確記載，但可想而知，跟著富有的贊助人穿越中東地區(qū)，是所有博物學家都夢寐以求的旅行。不過行軍苦不堪言，戰(zhàn)場又危機四伏，亞里士多德若決定明哲保身、提前退休也不難理解，他可能先回到了馬其頓王庭，然后回到雅典建立起自己的學園。

我們永遠沒法搞清楚亞里士多德的完整足跡，但是他著作中提到的一些動植物種類清楚地說明，亞歷山大東征帶來的大量新標本使他受益良多。亞歷山大的勝利也為希臘人和精通新領域的學者們解禁了大量古典文獻。在亞歷山大遠征波斯，屢戰(zhàn)屢勝的時候，這對師生一直保持著聯(lián)系。

但可能是因為亞歷山大越來越受到波斯文明的同化，他們最終分道揚鑣。

亞里士多德回到雅典是明智之舉。雅典人感激亞歷山大大帝在喀羅尼亞慘敗后放了他們一馬，而亞里士多德早已聲名遠揚。他在呂克昂（Lyceum）建立了自己的學校，在那里教書和寫作十二年之久。他的教學方法之一，是一邊和學生散步穿過城市和郊區(qū)，一邊講授哲學和博物學。因為這種教學方法，亞里士多德的學生被稱為逍遙學派（Peripatetics）或漫步學派（Walkers），這個名稱已經(jīng)成為整個哲學學科的代名詞。在亞里士多德繼續(xù)梳理物質和精神世界的時候，這些漫步者們功不可沒。

在哲學方面，亞里士多德主張“自然目的論”（“natural teleology”），認為萬事萬物存在皆有原因，不僅僅出自偶然或神的意志。在他看來哲學家既該知其然，又該知其所以然，不僅要盡可能忠實地描述外部環(huán)境和事物，還要解釋其背后的原因。為此，亞里士多德提出了“四因說”： 質料因、形式因、動力因和目的因（亞里士多德，《物理學》（Physics）Ⅰ： 3，《亞里士多德全集》，1984）。他認為科學家有責任就各種問題解釋這四種原因。尼古拉斯·廷伯根（Nikolas Tinbergen）著名的“四個為什么”（“Four Whys”）就以這個框架為核心，來解釋動物行為的原因。（廷伯根認為，解釋一種行為可以根據(jù)其直接原因、有機體的個體發(fā)育、行為對于生存的直接價值，以及有機體的進化史[系統(tǒng)發(fā)育]。雖然廷伯根這四種解釋和亞里士多德的四因說不能完全對號入座，但它們顯然是從四因說演變而來的。廷伯根沒有提到亞里士多德，不知是覺得沒有必要，還是像達爾文一樣沒有讀過原文。）。亞里士多德和廷伯根都沒有規(guī)定哪一因居首，而是留給觀察者自行決定。他們認為每一因下都大有可為，而一個理論如果旨在解決“終極”問題，那么對四因討論得越充分越好，最好能全部涵蓋。

亞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論”還是沒有完全脫離有神論的解釋。他堅稱萬事萬物都有一個終極原因——一個發(fā)動、創(chuàng)造了萬物的“不動的原動者”——這有點像玩文字游戲。想象一下放學后，呂克昂學園的學生滿腹狐疑地散去，想著“原動者”和神到底有什么區(qū)別？盡管如此，亞里士多德強調要研究人類感官可直接感知的事物，這讓博物學在思維方面達到了純神學解釋難以企及的高度。

亞里士多德認為，并沒有一種普適于萬事萬物的解釋或證明： 人們可以通過整體解剖來了解人體的結構，但是卻不能簡單地通過肢解尸體來解釋什么是愛。但肝臟和愛都值得好好研究，也都可以進行觀察、描述和分類。

除了給后世的科學家指出研究方法，亞里士多德還搜集了大量的資料，將其整理得清晰簡明，里面不僅有對生物特征的嚴謹描述，還指出了它們可能的用途。他給出的解釋大多是錯的——例如，他正確地指出鳥類有耳道而無耳郭，但錯誤地認為鳥類沒有耳郭是因為它們的皮膚太“堅硬”，事實上鳥類的皮膚并不硬，也與有無耳郭無關——但他觀察的角度總是別出心裁、發(fā)人深省。

亞里士多德名滿天下，但人們對他毀譽參半。第歐根尼·拉爾修（Diogenes Laertius）就曾津津樂道地到處傳言，說他雙腿纖細、吐字不清，貪愛華服和珠寶。這還不夠，他還繪聲繪色地描述亞里士多德如何喜歡在熱油中洗澡，“然后把油賣給別人”。且不論這些小道消息是不是真的，亞里士多德和雅典人的關系向來令人一言難盡。前來求學的雅典人將呂克昂學園圍得水泄不通，第歐根尼卻說亞里士多德曾出言譏諷，說雅典人既培育了小麥又發(fā)明了法律，卻只知小麥而不知法律。法律最終還是給了他當頭一棒，亞里士多德因寫給赫米亞斯的一首詩而被控瀆神。因同樣的罪名，蘇格拉底在雅典被處死，而亞里士多德則在卡爾基斯（Chalcis）退隱，不久后在住所逝世。

亞里士多德的好友兼同事塞奧弗拉斯特，原名Tyrtanium，公元前371年出生在列斯堡島的埃利索斯（Eresos）。塞奧弗拉斯特可能是亞里士多德因賞識其善于雄辯而起的綽號（意為“辯才如神”）。他也曾在柏拉圖學園學習，可能在亞里士多德前往馬其頓時，隨之離開了雅典。

塞奧弗拉斯特以植物學研究為人稱道，他運用亞里士多德的方法，按照整體高度和樹干結構把植物分為樹、灌木和草。他也曾廣泛參與哲學教學、寫作，可惜大多已經(jīng)失傳。亞里士多德認為事物皆有終極原因，塞奧弗拉斯特則意見相左，比起深奧玄妙的終極解釋，他更相信巧合和意外，認為是生物的材質限制了其形態(tài)。

塞奧弗拉斯特顯然是位良師。亞里士多德離開后，他接管了呂克昂學園，招收學生超過兩千人。在他任內的三十六年間，呂克昂持續(xù)壯大，從亞里士多德留下的豐富藏書和其他陸續(xù)收錄的資料中汲取養(yǎng)分，把亞里士多德未竟的思想和方法發(fā)揚光大。比起亞里士多德，塞奧弗拉斯特的人緣要好得多，輪到他被控瀆神的時候，是民眾的擁護幫助他從中脫身。

說來也諷刺，雖然現(xiàn)代的生物學教授大多擁有哲學博士學位，但他們中恐怕沒有多少人真正學過哲學，更沒有多少人關心事物的成因，而這些問題曾讓亞里士多德、塞奧弗拉斯特和他們的學生們絞盡腦汁?；蛟S，科學學科大多面臨這樣的趨勢： 終極問題懸而未決，社會文化持續(xù)改變，新舊學人代代更迭，重要問題的構成要素又一再變化。我認為（并希望）我的大多數(shù)同行在研究生物學中的各種問題時，都會把自然選擇導致的進化視為最根本的原因，也希望我們之中的一些人能比亞里士多德和塞奧弗拉斯特更大膽一些，允許偶然和巧合的存在。然而，亞里士多德為我們貢獻了方法論和大量研究，描繪了一幅雖不完美卻前所未有的世界圖景，在他去世多年后仍生機勃勃。他完全值得我們的贊美和尊重。

本文節(jié)選自《探賾索隱：博物學史》，【美】約翰·G.T.安德森著，馮倩麗譯，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21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