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館紀事》（增訂本），蔡鴻生著，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版，251頁，22.00元
蔡鴻生先生（1933-2021）去世的消息，是我的學生梁敏玲轉告的。我平時不太關心外面的事情，知道消息已是第二天（2021年2月16日）。我突然想到，再過一個星期，也就是今天（2月23日），我們的課程“Seminar：中國近代史研究入門”，恰恰輪到要討論蔡先生的著作《俄羅斯館紀事》。我隨后寫信給梁敏玲和其他與中大有關系的學生，提到了大家都熟悉的詩句：此情可待成追憶，一弦一柱思華年。
我們開設的這一課程，每周討論一本書，其中最重要的內容就是其作者。這一位作者是我四十多年前在中山大學學習時的老師。今天的課，我不再多講《俄羅斯館紀事》的內容，重點講一下這一位作者。
四十多年前的中國大學和大學里的老師，和今天是很不一樣的。我也正想借此機會與大家回顧一下學術史，讓你們知道這四十多年來一大批優(yōu)秀學者所走過的路，并由此來觀察蔡先生的學術人生。
一、最后一屆“工農兵大學生”
我是“工農兵大學生”，1977年3月入中山大學歷史系，1980年1月離校。正式的年級屬1976級。當時還不叫大學生，叫“工農兵學員”，是工農兵學員最后一屆。
文化大革命時，大學關門了。1968年，毛澤東主席寫了一個批示：“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里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毛主席的這些話，是批在上海機床廠培養(yǎng)工程技術人員調查報告上的，被稱為“721指示”。其中有一些內容當時也有爭論，如文科大學還要不要辦？學制要縮短到幾年？等等不一。
根據毛主席的指示，1970年起，大學開始招生了，從工人、農民和解放軍士兵中招生，也包括“下鄉(xiāng)知識青年”。到了1973年，又出了“張鐵生事件”，工農兵學員上大學的口號改為“上、管、改”（上大學、管大學、改造大學）?！吧稀贝髮W，自然是向老師學習，但怎么“管”，怎么“改造”？抽象的“大學”是管不了，也改造不了的；具體落實下來，還是教學與管理，即師生關系，那不成了學生“管”老師、“改造”老師？
1976年，我作為“工農兵學員”被保送到中山大學歷史系，正是風云激蕩之際，政治形勢之變幻有如過山車。至于學校的開學時間，初因唐山大地震而無法入學，推遲至10月份，后又因毛主席去世而再次推遲。我還記得報到日期是1977年3月8號，因為買不到火車票，我9號才到。系里辦公室的人以為我不來了——很多人給了指標都不去，“上大學”不被認為是人生的好出路。
當時的中山大學只有九個系。文科五個：中文、歷史、哲學、外語，另加一個“政治經濟學系”，理科四個：數學力學系、物理系、化學系和生物系。沒有社會科學的諸多科目，也沒有工學與農學。校園基本上是嶺南大學留下來的建筑，只是在東區(qū)和西區(qū)建了一些學生宿舍和教工宿舍。校園是美麗的，關鍵是沒有什么人。工農兵學員的學制是三年，我們入學時只有兩千左右的學生?？禈穲@的四周都是農田。有兩條公交線到中大南門，一是25路，從文化公園開來；另一是14路，從廣衛(wèi)路財廳前開來，一直到赤崗（“文革”前南海艦隊所在地）。而在中大的北門，另有一個輪渡船的碼頭，十分破舊，還是木制的，看不出是哪年建造的，可以坐船到北京路（原來的天字碼頭）。車和船開到中大時，都是空蕩蕩的。這里是廣州的郊區(qū)。
我之所以到今天還有這么深刻的印象，之所以要說明當年中山大學的景象，是因為當時中國高等教育正陷于谷底。三年前，我到歷史悠久的仰光大學，看到其系科設置和校舍，感到與當年的中大有點像。
然而，我們入學時，“文革”已經結束，教育開始回歸其本色。也就是說，中山大學歷史系落到“文革”的最低點之后，開始向上走了。
二、了不起的助教
要說中山大學歷史系陷于“最低點”，最重要的事實是，名教授們大多過世了，給我們上課的幾乎全是助教。我記得，蔡鴻生先生當時也是助教。
中山大學歷史系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的“院系調整”中是發(fā)了大財的。中國古代史就有“八大教授”，著名者即經常被提到的陳寅恪、岑仲勉、梁方仲、劉節(jié)、楊榮國，還有一些大家現在不太熟悉，董家遵、何竹淇、曾紀經，仍是非常好的教授。其他領域也有非常優(yōu)秀的教授，如陳序經、朱杰勤、戴裔煊、陳錫祺等一大批人。一些副教授后來成為大名家，如端木正、何肇發(fā)、梁釗韜、蔣相澤……然而，從五十年代開始，大學幾乎停止了升職稱，副教授以上基本不動，本科生畢業(yè)留校當助教，六十年代才開始招收研究生。如此算起來，蔡鴻生先生從1957年畢業(yè)一直到我們1977年進去，當了二十年的助教。聽說六十年代初蔡先生已“擬升”為講師，不知什么原因，他們這一批升職最后沒有算數。
這大約是全世界大學中水平最高的“助教”了。在給我們上課的助教中，有些人的水準不能以職稱相論，今天已聲名顯赫。一些學生私下對他們有排名。我個人以為，其第一位屬蔡鴻生，第二位姜伯勤，第三位葉顯恩……
當時歷史學界還有一個大問題，即要“厚古薄今”還是“厚今薄古”？歷史學本來就是厚古薄今的學問。但五六十年代有一個政治性的口號叫“厚今薄古”。這個口號從什么專業(yè)講都有點道理，但放在歷史系會顯得別扭。歷史系怎樣顯示厚今薄古呢？結果是教學內容以近代史為主，以中國史為主，古代史、世界史的教學內容大為減少。蔡先生屬世界史教研室，給我們上的課是“世界古代中世紀史”，正屬于“薄”中之“薄”。大約上了不到一個學期，每周兩節(jié)課，我記得大約是“十六講”，應當屬于“精華”中的“精華”。我的筆記記得比較全，后來搬家搬多了，筆記本也找不到了。
蔡先生上課是有特點的。他只帶一張紙或幾張卡片，只拿一支粉筆。上課鈴響了準時開始，講完正好是下課鈴，也不知他是怎么計算時間的。上課時沒有一句廢話，板書也有自己的風格。課間休息時就到系辦公室看報紙。他后來寫作也是如此，沒有廢話。還要說明的是，我上大學的時候，課程非常少。我記得第一個學期，一共是十二節(jié)課，三年六個學期，都是如此，最多時也只有十四節(jié)課。這大約是教育革命的結果，而當時是六天工作制。
五六十年代的中國史學，從“論從史出”逐漸走到“以論帶史”，要引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語錄作為思想指導。蔡先生上課時，先在黑板上寫一條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語錄，講一下語錄，然后再往下講歷史內容。我不知道他怎么能把引用的語錄和所講的內容對應得這么準，可見他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文集讀得比較熟。我也不知道這一教學方法是否為蔡先生自創(chuàng)，系里許多老師采用同樣的方法。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講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的話是比較多的。蔡先生的這一方法，很多老師想學也學不了。姜伯勤先生用同樣的方法上課，先寫一條語錄，然后再展開。但姜先生講的是兩漢魏晉隋唐史，他的語錄總是找得不太準——馬、恩、列沒講那么多與漢唐相關或相近的話，毛主席講的也不多。葉顯恩先生剛開始上課時也引用語錄，后來干脆就不引了。你們在《俄羅斯館紀事》里看到引用的經典語錄，要知道是那個時代的文風。
梁碧瑩教授當時從北京返回中山大學，跟我們76級一起旁聽了全部歷史系的課程（大多是助教上的），用她的說法叫“回爐”。據她稱，這些課要比“文革”前她上的課更有內容，對蔡先生的課也很贊賞。她是有條件、有能力去比較的。
那時正是一個學術轉折、走向成長的起端。
三、北京圖書館的“曬藍”復寫
美麗的康樂園中的生活，并不美麗。知識分子屬“臭老九”，非常窮。中山大學的生活條件也比較差。學生宿舍是六個人一間，沒有空調、沒有電扇也就罷了，還經常沒有電，每個星期總有幾個晚上停電，要用蠟燭和煤油燈。炎熱的天氣，讓我一年中有半年都覺得頭腦昏沉沉的。
蔡鴻生先生的宿舍就在我們學生宿舍前面，是老房子，應是嶺南時期蓋的，一間很小的房間。他那時非常瘦，頭發(fā)卻全白了。我們當時不知道他的準確年齡，也不便去問，從精神狀態(tài)來看，說他三十歲也可以；從全白的頭發(fā)來看，說他六十歲也有人信。我們多次見他在樓道里點個煤油爐燒東西吃，大約就是下個面條之類。當時的廣州，營養(yǎng)不良是非常嚴重的問題，想要有點小改善，只能靠煤油爐。煤油是當時的必需品，還要用來點煤油燈，照明看書，用蠟燭會貴不少。吃的是粗茶淡飯，穿的是破舊暗淡（白色的圓領汗衫，當時在廣州有個很雅的名稱，叫“文化衫”），大學老師窮得叮叮當當。我過去受電影、小說之影響，以為大學教授們西裝革履、杯觥交錯，這一感覺雖經“文革”而有所減弱，但到了中大之親見，仍多有吃驚之處。我們最初見到蔡先生，已經四十多歲了，還沒有結婚。也就在我們上學期間，他結婚了，聽說娶的是湖南妹子。那時候女孩愿意嫁給這樣的人，真有好眼力。誰會看得上這種人？又老又窮。
我當時是歷史課的課代表，與各位任課老師的聯系比較多。我時常到蔡先生宿舍去，看到煤油爐、煤油燈，還看到了北京圖書館的曬藍復寫本。
當時的中山大學圖書館仍是非常“貧困”的，沒有多少書。蔡先生研究世界中世紀史，要找相關的資料，多難啊。廣州的兩大圖書館，中山圖書館和中大圖書館，又有多少俄文、英文的著作？非?？蓱z。
我們讀書的時候，沙俄侵華史是顯學，在北京、上海和東北各省，都有專門的寫作組，組織一大批人翻譯俄文材料。蔡先生屬單打獨斗，是獨狼。他的關注點在邊緣，在別人不注意的地方。他沒有資料條件，就利用“館際互借”，即通過中大圖書館向北京圖書館去借。北京圖書館作為國家圖書館（現稱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書本來就比較好，中蘇友好時期更進了一大批俄文書。蔡先生那個時代的大學生，都要學俄文。他的英文估計在中小學學的，大學只能學俄文。他能看俄文書，甚至能看古俄文。但在那個時代，別說去俄羅斯了，他連北京也去不了——火車票很難買，招待所很難找，更有研究費之短缺。而“館際互借”的手續(xù)非常多，很麻煩，書籍要保價掛號寄來寄去。他遇到中大圖書館的一個“好人”——蔡先生是認真做研究的，熱心學術的圖書館員很愿意為這類“癡迷學術”的讀者服務，而北圖也對中大圖書館特別開恩。這些都是免費提供的服務。通過這類服務，蔡先生借到了他所需要的資料。然而，有些圖書可以館際互借，有些圖書卻不外借，期刊論文更無法借，當時又沒有靜電復印技術，還要運用一種古老的技術——“曬藍”。
我在他的宿舍里，看到他用晾衣服的夾子夾住幾張紙，掛在墻上。一個夾子是一個文件，看上去一片藍色。我問這是什么東西？他說叫曬藍本。我們現在講的“藍圖”，就是將圖紙畫出來，用曬藍去復寫，真的是“藍”色的“圖”。我由此第一次知道“館際互借”，第一次知道曬藍復寫。書借不出來，期刊論文借不出來，北京圖書館就根據所需要的頁碼，曬藍復印出來，再寄給讀者。這樣做的成本是很大的。你們現在看到的《俄羅斯館紀事》，蔡先生就是利用這種方式，一點一滴地來解決資料的難題。
2011年，蔡鴻生先生在華南農業(yè)大學作題為《人文科學的基本功——以歷史學為例》的講座，殷小平攝。
我還要插入我個人的經歷。我在中山大學三年級的時候，因寫畢業(yè)論文，由老師寫條子，可以到中大東區(qū)圖書館看書。這是供研究者使用的。我在那里看到了許多解放前的期刊論文和當時比較貴重的書，其中包括夏鼐先生關于太平天國的著名論文。我重點閱讀的是《明實錄》，當時全國圖書館也沒有幾部。我是一個“好讀者”，開館即入，閉館方出。有時我忘記時間，館員也不催，等我還書后再下班。我因春節(jié)長假，圖書館不開，館員“違反”規(guī)定，將《明實錄》十余冊外借給我。葉顯恩先生春節(jié)到我宿舍慰問，看到桌上的《明實錄》大驚，稱他自己都借不出來。我后來才知道這位館員是端木正教授的夫人姜凝老師。我一生多次在圖書館、檔案館享受過這類“優(yōu)待”的服務。
《俄羅斯館紀事》是蔡先生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著作（出版會晚一點）。當時集體寫作的多種《沙俄侵華史》，許多已不再閃耀，而這部書有如沙中之金，長存其價值。我多次閱讀這部書，解決了我的許多思想問題——為什么俄國人可以兵不血刃地侵占中國的許多利益？為什么俄國人可以有效地控制其新占領的遠東和中亞地區(qū)？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情報，在于學習，在于研究，在于俄羅斯的北京教士團和隨教士而來在北京學習滿文、漢文的俄羅斯學生，在于俄羅斯的大學、科學院的國家研究力量。這一類長期積累的知識，才是俄羅斯展開其外交手段和進行殖民統(tǒng)治的基礎。由于資料條件和研究條件的限制，蔡先生的這項研究只能進展到這一程度，無法繼續(xù)走下去了；但這部書中提出的許多問題，已經成為或將會成為后一代學者研究專著的題目。由此而顯示出作者的問題意識——都是那些需要研究、需要解決的真問題。這不就是“預流”嗎？
我在華東師范大學研究生畢業(yè)時，有一個重要的要求，就是要去北京。我要看檔案，檔案是無法“館際互借”的。今天的資料條件是三四十年前無法想象的——最近十多年互聯網和電子書的發(fā)展，使得澳門大學與中山大學的資料條件差距不大；今天的研究條件也是三四十年前無法想象的——我在最近的四年去了兩次蒙古國和俄羅斯。我曾坐大巴從喀爾喀蒙古的庫倫（烏蘭巴托）經恰克圖到布里亞特蒙古的上烏金斯克（烏蘭烏德），我曾坐火車從北京經二連浩特到烏蘭巴托，用現代交通手段觀察了“商隊茶”的行走路線。我也曾到過涅瓦河畔的圣彼得堡國立大學和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遠東研究所）——都是十八九世紀的優(yōu)秀建筑——想親沾“王西里”等人的余澤，但未能如愿。我還專門去了喀山，看過當年著名的東方學研究重鎮(zhèn)喀山大學。到了這些地方，我都會想到蔡先生，他沒有機會來到此地。如果他有這么好的資料條件和研究條件，又能放射出何等的光芒？《俄羅斯館紀事》這部書，是蔡先生在生理與思想雙重“饑渴”時期的研究成果，了解了這些背景，方知其難能可貴。
我在中山大學讀書的時候，恰是蔡先生的“華年”，而煤油爐、曬藍本，不就是那些“弦”、那些“柱”嗎？
四、“良史”的傳統(tǒng)
蔡先生是在世界史教研室講授中世紀史的，以當時和現在的條件，要想做出點成績來是很困難的。他過去寫過突厥的文章，雖有俄國整理的史料，文中的漢籍史料成其亮點。到了中年和晚年，他從中俄關系史接續(xù)其西域史的研究，再轉向社會文化史、海洋史。從具體轉向來看，決定性的因素是他手中的史料。而引導他的基本精神，卻是中山大學歷史系“良史”的傳統(tǒng)。
我到中山大學讀書時，名教授們雖已逝去，但他們的學術精神仍在留傳。當時“文革”剛剛結束，陳寅恪、岑仲勉等一大批學者的著作與事跡還不能公開宣揚，卻一直在私下流傳。我們聽說過“八大教授”和“教授的教授”，聽說過劉節(jié)先生以弟子身份拜年（行大禮）和金應熙先生白天寫批陳的文章、晚上學陳的思想，見到過東南區(qū)一號樓和“白色小道”。端木正教授跟我說，他當時作為“牛鬼蛇神”而關在“牛棚”里，聽到陳寅恪先生去世的消息，向“軍宣隊”請假，要到靈堂上祭拜一下；“軍宣隊”很不能理解，也沒有批準。實際上，陳寅恪先生去世時很可能就沒有設靈堂。陸鍵東先生寫《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其中的許多內容，我們當時聽說過。梁承鄴先生寫《無悔是書生——父親梁方仲實錄》，許多故事雖是第一次聽說，但與我們心中梁方仲先生的形象極為吻合。在我們的感覺中，“反動學術權威”打而不倒，“白旗”雖然拔了，余風仍在飄蕩。至于教導我們的“助教”們，我們知道姜伯勤是岑仲勉的研究生，葉顯恩是梁方仲的研究生。陳寅恪沒有招研究生，胡守為先生是系里派的助手。而陳寅恪先生當年在家中走廊開課時，許多老師和學生都去聽課，但講著講著，聽者越來越少（大多屬聽不懂，也有不走白專道路者），其中能堅持下來的，有年輕的蔡鴻生和年老的梁方仲。陳寅恪自名其舍為“金明館”，蔡先生當屬“金明館弟子”。這類“弟子”的稱謂，現在看來有“攀龍附鳳”之嫌，而在當時似乎不怎么值得炫耀。
什么是中大歷史系“良史”的傳統(tǒng)？往高處說，即是陳寅恪先生《贈蔣秉南序》中所言“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而落到實處，即“見之于行事”，則可見于陳、岑諸先生的著述，內容大多是中國“中世紀”史，其基本點在于不空論，有史料，有獨立的分析。蔡先生中年到晚年步入陳、岑之學術軌道，研究范圍也從世界中世紀史轉向廣義的中國“中世紀”史，偏向于廣義的“中西交通史”，具體落實到“九姓胡”“昆侖奴”甚至“康國猧子”。他與姜伯勤先生原本就是朋友，后成為相互砥礪的同行。蔡先生的《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曾贈我一冊。我到現在也看不太懂其中的內容，畢竟與我的研究相距甚遠；但他書中體現出來“良史”的傳統(tǒng)，我卻是理解的。我在中大歷史系讀書時，沒有一位老師告訴你什么是“考證”，告訴你要注重事實。等我到華東師范大學做研究生時，導師陳旭麓先生是做史論的。我卻告訴他，我受中山大學的“影響”要做“考證”。陳先生很愉快地同意了。我今天自己也說不出來，那種要做“考證”的“影響”是從哪里得來的，很可能是受教于這批高水準的“助教”而潛移默化。
由此來觀看蔡先生的學術人生，正因為遵循著這一“良史”的傳統(tǒng)而步履坦蕩。由此還可以觀看蔡先生培養(yǎng)學生的方法，他晚年有一個題目是“廣州海事”，而“洋畫”（江瀅河）、“巴斯商人”（郭德焱）、“市舶太監(jiān)”（王川）這些論題都非常實在，論述的結構（史料與分析）都非常結實，是可以長存，是打不倒的。而這些著作中體現出來的作者的學術追求，不正是得“良史”之傳授嗎？
五、細節(jié)的分量
現在的中國歷史學界是著述大爆炸的時期，每年都會出版數以千計的“專著”和數以萬計的“論文”。而這些“專著”和“論文”的基本特點，就是題目非常大，主旨非常高，史料支撐和分析能力卻顯得不足。我經?？吹饺鄽q甚至還不到三十歲的學者，敢說我六十多歲的老頭都不敢講的話。
準確地說起來，蔡鴻生先生是在“文革”結束后才真正進入到學術研究階段的。這是我們這一代學者的幸運，與他們那一代幾乎是同時期起步的；只是蔡先生他們是老師，我們這些人是學生。也因為如此，我們這一代人可以觀察和理解他們這一輩人的學術人生。
隨著蔡先生的學術志向越來越壯大，其研究內容卻越來越細化。如果說《俄羅斯館紀事》仍是一個“小題目”的話，他具體考證來華俄羅斯學生的姓名、俄羅斯館的地理位置與館舍情況，則是更小的題目。至于談到“蘇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所藏《石頭記》抄本（“列藏本”）上的兩個“洪”字，很可能是在俄羅斯館擔任滿文或漢文教習的清朝下級官員（或雇員）“洪約瑟”的姓，由此再推論，此書很可能是洪約瑟送給第十一班俄國學生帕·庫爾梁德采夫的禮物。那是更細更小的分析，很難談得上其中的偉大意義。
由此再來看中國的學術史。作為學院派的中國史學，自然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等大學的歷史系（和中文系、哲學系以至社會學系）的建立為開端。這是西學的影響。然而在大學里的教授，許多人在東、西洋受過訓練，也有許多是純種的“土產”。以中央研究院人文組第一屆院士為例，多為西洋訓練出來的博士（或碩士）；仍有受西學訓練較少的張元濟、余嘉錫、柳詒徵、陳垣、楊樹達等人，他們多在歷史學界。陳寅恪先生游學日本歐美，學術觀念與研究方法多受西學的影響，心中仍有“成效當乾嘉諸老更上層樓”的“少時所自待”。岑仲勉先生更是如此，傳統(tǒng)的文史之學是心中的最愛，雖做過小官，但進入大學體系之后，即沿舊途快步行走而碩果累累。以中山大學而言，陳寅恪、岑仲勉等一批“良史”作家，雖有向西方學習的一面，但對傳統(tǒng)學術（尤其是清代考據之學）是不隔的。就當時的中國而言，眾多希望繼承中國史學（文學）傳統(tǒng)的學者，心中仍有一座需要攀登的大山，即清代考據之學。就連號稱“全盤西化”的胡適之，也拾起了傳統(tǒng)的題目——戴震和《水經注》——盡管其動機有所不同。至于陳寅恪的好友楊樹達，一生學問追隨清學先賢，內心的感受是一條一條的，所做的學問也是一條一條的，自稱“積微翁”。
蔡先生自稱是“識小”，然而最好的歷史學家也必須從細節(jié)出發(fā)。清代學者即是榜樣，從細節(jié)出發(fā)，有了心得寫一條，看到材料注一筆，最終才創(chuàng)造出豐碩龐大、牢不可破的結論。這是清代學術的特點，也是優(yōu)點。蔡先生自稱“不賢”，心中是“追賢”。他所宗法的陳寅恪、陳垣、岑仲勉諸前賢，又何嘗不是從細節(jié)出發(fā)。尤其是陳寅恪先生晚年著述，幾乎專注于細節(jié)。當然，這與他“失明臏足”的身體狀況有關。
蔡先生“識小”時期，恰是中國史學界“宏大敘事”時期，一大批大部頭多卷本的著作陸續(xù)出版?！鞍⑹馈钡摹扒鷮W”自不待言；多人合作的巨著中，不少篇章里水分多，亦有“侮食”之嫌，即缺乏“專業(yè)精神”。在史學發(fā)展的道路上，每一位史家都是過客，關鍵是給后人留下了什么。宏大的，往往留不下來，而那些細小的，常常會留下來。細節(jié)的特點，是能夠坐實，也就是不做空論。
由此來看蔡先生的學術人生，越往學術殿堂的深處走，越注重“識小”。蔡先生對自己的學術旨趣做了很多說明，即毋以小而不為。我個人以為，“九姓胡”也罷，“尼姑譚”也罷，“廣州海事”也罷，現在還不是確定其學術價值的時候，要看后人的研究對他的繼承和揚棄，如同《俄羅斯館紀事》一書那樣。當他的研究成果最終被后人消化或推翻時，題義自然會變得很大，成為學術史上的milestone。
六、德行惠人
梁敏玲告訴我，中大歷史系的畢業(yè)生曾在中大旁的書店里，拍攝了一張蔡鴻生先生背影的照片，劉志偉教授稱絕大多數中大歷史系師生心目中的蔡先生形象即是如此。書生本色、學人本領亦是如此。
蔡鴻生先生在廣州學而優(yōu)書店，朱志龍攝。
蔡先生是一個真學者、好老師，但不是很有名。圈內的同人都很尊敬他，出了學術圈，就是一個平常的老人。他說話、寫文都很平淡，不用激烈的言辭，只有談到陳寅恪、陳垣、岑仲勉等先輩，語氣才會變得激昂起來。四十四年前我進中大，四十一年前我離開中大，之后又見過他幾次面，我忘記了，大多在公眾場合。我曾經有兩次寫信給他，要求單獨匯報。他非常客氣，一次約在我住的中大西區(qū)小招待所，一次約在“永芳堂”，語氣平和，對我多有鼓勵之語。我在北京大學教書時，即已開設“Seminar：中國近代史研究入門”這一課程，每次都盡可能邀請討論書目的作者出席；但我開設此課程的二十多年中，多次將《俄羅斯館紀事》列入討論書目，卻從來不敢去請蔡先生，甚至也沒有告訴他：一方面是他的年事已高（實際上比他年高的我也請過）；另一方面是他為人謙虛低調，肯定會拒絕我。這四十多年來，他就是這樣平靜地度過自己的人生，學問做得樸實，為人非常正直，生活中并沒有太多的浪花。
然而，正是在蔡先生的平淡人生中，讓我看到了他的內心追求，感到了他的人格偉大。在“文革”結束之后四十多年的學術史中，正是有一大批如同蔡鴻生教授那樣的學者，讓學術的火焰長存而不熄。這是我經歷過的年代，親眼所見中國學術從最低谷一步步地向上走。我在這里講蔡先生的學術人生，同時也在講中國學術史。只有在這么長的學術史中，你才能看出，蔡先生身上表現出來的是一種“德行”，其魅力可以“惠人”，給人以向上的力量?！熬尤藲e？君子人也?！?/p>
我很年輕的時候，讀過李商隱的一首詩《錦瑟》：
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
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
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當時覺得詩寫得真好，沒有刻意去背誦，卻深深留在腦海里。我聽到蔡先生去世的消息，這首詩很自然地從腦中流了出來。蔡先生亦是這樣，寧靜與淡泊，讓你平時似乎感覺不到，卻會深深留在腦海里，德行惠人。當我告訴江瀅河教授我們今天要開討論課時，說了一句，“滄海月明珠有淚”。
蔡先生是八十九歲去世的，也算是高壽了。他的人生并不虧屈。他自己的書已經捐給廣州圖書館了，又跑到圖書館、書店里去看書。在書店里，你只能看見他的背影，看不到他的臉。而這樣的背影，才是激勵后來的學者繼續(xù)向上走的精神力量，自然就會看到“藍田日暖玉生煙”。
2021年2月23日講于澳門大學歷史系，3月7-9日修改
附記：此講稿修改后，請江瀅河教授轉給蔡夫人蔣曉耘（湖南臨澧人），方知我們入學時，蔡鴻生先生已婚，且有小孩四歲。只是蔡夫人尚在湖南工作，未調入廣州。聞之驚詫，感慨亦良多。一種誤會能存在四十多年，本身也成了真實的記憶歷史。蔡先生未婚之事，不是我個人的猜測，而是當時全體同學的共識。此處我不再修改，用附記說明之。（3月17日）
蔡鴻生先生在中外關系史研究生課程“學理與方法”講課（最后一課），殷小平攝。
以下所附為澳門大學課程“Seminar：中國近代史研究入門”學生閱讀《俄羅斯館紀事》的讀書報告
（一）
蔡鴻生先生于不久前離世，在這樣一個節(jié)點讀他的作品，令人迫切地感到想要從他的研究中、經歷中多了解他一些。
蔡先生是嶺南人，1953年考入中山大學。五十年代的中山大學歷史系有陳寅恪、岑仲勉、戴裔煊、朱杰勤、周連寬等老先生執(zhí)教，可謂師門教澤深厚。蔡先生曾在陳府走廊特辟的講席上，聽陳寅恪先生講元白詩證史。從蔡先生的研究和學術自陳來看，他非常注意吸收和繼承陳寅恪先生在中西交通方面留心文化傳播的“輾轉間接”、注意“歷史演變與系統(tǒng)異同之觀念”、要有“連環(huán)式”的理解、兼具國際眼界和辯證思維、以詩證史等學術遺產 。
畢業(yè)后，蔡先生留校任教，教授世界中世紀史，六十年代起轉入研究唐代突厥人的社會、文化乃至唐代蕃、漢、胡的關系，代表作品《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 。七十年代開始發(fā)表有關中俄關系的文章，這本《俄羅斯館紀事》 正是由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間陸續(xù)寫成的文章整合而成。蔡先生的研究志趣還涉及到嶺南文化、廣州與西洋文明等，寫過《尼姑譚》 《清初嶺南佛門事略》《廣州海事錄》 。此外，蔡先生留下的一些有關學思學理的文章、講演和為他人所作的序言，被編輯出版，如《仰望陳寅恪》《學境》《讀史求識錄》 等。從這些著作和文字中，可以窺見蔡先生樸素而厚重的學術生命歷程。
《俄羅斯館紀事》（增訂本）一書分為俄羅斯館的起源與沿革、俄羅斯館與漢學、中俄貿易與俄羅斯館、附編四個章節(jié)。第一章俄羅斯館的起源與沿革是本書的基礎，分析了俄羅斯館與生俱來的擴張性和逐漸制度化的過程、清人對俄羅斯館的認識和管理，為接下來論述布道團成員與漢學的關系、俄羅斯館作為商業(yè)情報站埋下根基。第二章介紹俄羅斯?jié)h學的階段性發(fā)展，分析俄羅斯館在培育俄國漢學家方面的搖籃作用。第三章圍繞中俄貿易展開，從邊關互市到陸路通商，再到廣州口岸明禁暗通，作者勾畫出整個中俄貿易的興衰和轉移，并捕捉俄羅斯館在其中所發(fā)揮的能動作用。第四章是三個形式獨立的篇目——《四述奇》彼得堡紀事釋證、璞科第與白云觀高道士、俄羅斯館編年事輯。
書中的每一章雖是從政治、文化、經濟等不同角度展開，但又相互勾嵌，系統(tǒng)而詳細地展現了俄羅斯館在中俄交往中的重要地位和深遠影響。俄羅斯館 “藩屬”是虛，“優(yōu)先權”是實，在中俄關系中發(fā)揮著多功能的作用。它完成了兩項使命，一是培養(yǎng)人才，俄羅斯館培養(yǎng)的學生“亦官亦學”，日后更是成長為外交官、政治家、商人、漢學家等，活躍在中俄交往的舞臺之上；二是收集情報，服務于制定對華的政治、經濟政策，俄羅斯因此獲得外交活動和對華貿易中的預見性和主動性。人才和信息不論在過去還是在今天，都發(fā)揮著深遠的影響。將這些明暗交織的關系厘清并編織成書，可見蔡先生立足于小小一座俄羅斯館，而網羅起早期中俄交往互動的功力。
蔡先生用“蛛網式的關聯”來形容俄羅斯館問題，這其實用來形容他本人的研究也非常貼切。書中既有宏大的眼光與布局，又有細微處的留心。在貿易關系的探究中，蔡先生層層分析不易引人注目的天津教案中的“俄案”，引出天津口岸在中俄貿易中的作用以及順豐銀行的地位，揭示沙皇外交隱蔽的手段，而這種隱蔽手段則來源于俄羅斯館在人才培養(yǎng)和情報收集方面的先機作用。除了留心中俄雙邊關系中的隱蔽之處，蔡先生也留心多邊互動。當俄美公司船只破例抵達廣州口岸，晚清中國、俄羅斯、英國東印度公司駐廣州代理人之間的互動，官、商、夷之間的緊張斗法，都被蔡先生一一納入俄羅斯館的蛛網之中。在更大的世界性蛛網之中，這又與各國勢力的消長，以及俄羅斯從一個內陸國家變成瀕海帝國，其政策從地域性蠶食體制向世界性侵略體制的轉變產生連結。心中有一幅宏大的地圖，又對局部的細節(jié)、互動情況保持著敏銳清晰的觀察，這是蔡先生作為職業(yè)歷史學家的優(yōu)秀之處。
“蛛網式關聯”的背后，是扎實的史料考證。蔡先生所運用的史料包括檔案、官方文書、航海日志、筆記文集、書信日記、回憶錄以及后人整理的資料匯編。并且運用了大量的中外史料互證，涵蓋中文史料、俄文史料、英文史料和來自朝鮮方面的記載。除“大部頭”的史料外，蔡先生還以詩證史。在“俄羅斯館的醫(yī)生和畫師”一節(jié)，從清朝宗室子章貝勒奕繪的《明善堂文集》詩文中，發(fā)現俄羅斯醫(yī)生、畫師與達官貴族交往的痕跡。有關商隊茶的研究里，用《塞上新樂府八首》中的“一間房”來展現茶商結隊販運，以牛車為家的場景。
在這本書的寫作中，蔡先生避免了政治駕馭學術的特點。雖然中俄關系這樣的主題仍然是置于民族國家歷史框架之下的，但蔡先生的研究不僅涉及政治、外交，還涉及經濟活動、文化傳播。如文中對《三字經》《紅樓夢》在俄國的傳譯、收藏情況的介紹，對俄羅斯醫(yī)生、畫師與彼得堡紀事的著墨，都已超出了政治史的旨趣。在建國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近代中外關系史的研究都以帝國主義侵華史為主要內容，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但蔡先生的研究并沒有局限于此。
嚴謹求真的學術研究之外，蔡先生謙和的人格、奮苦的精神也令人備受鼓舞。他曾說過：“科學教養(yǎng)的詩篇，并不是什么輕音樂。就算才華橫溢的名士，也不能不承認勤學苦練的必要性。‘揚州八怪’的代表鄭板橋說過幾句似怪不怪的話：‘不奮苦而求速效，只落得少日浮夸，老來窘隘而已?！@個發(fā)于三百年前的告誡，至今依然有他的棒喝作用。我的‘少日’早已過去，現在要避免的是如何老來頹唐的問題。用不著張望什么，按‘奮苦’行事就是了?！?用不著張望什么，按奮苦行事就是了，樸素又容易令人遺忘的道理，從這樣一位踐行者的口中說出，振聾發(fā)聵。（耿亞敏，澳門大學歷史系碩士研究生）
（二）
《俄羅斯館紀事》的作者蔡鴻生先生是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他長期從事中外關系史的教學和研究，主要包括唐代粟特與突厥文化、俄羅斯館與中俄關系、嶺南佛門僧尼史事、廣州與海洋文明、歷史研究的學理和方法等幾個重要課題。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中俄關系史研究開始提升為顯學。從七十年代開始，蔡先生開始以俄羅斯館為中心進行研究，旨在拾遺補缺。俄羅斯館作為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前中俄雙方在經濟、文化關系的紐帶，此研究由表入里，探清清代中俄關系史中的重大變遷。作為客館、學館和喇嘛館，盡管俄羅斯館沒有“使館”之稱，性質上卻是多功能的。處于中心位置的俄國駐北京布道團，是俄羅斯館的實體。因此，分析那批定期換班的喇嘛、學生的事功和著述是俄羅斯館研究的主要內容。
俄羅斯館包括南、北兩館。俄羅斯館始設于康熙三十三年，到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恰克圖界約》簽訂后，“俄羅斯館”才附設教堂和學舍，成為俄羅斯來京人員專用館。本書結構很清晰，分四章十八節(jié)，深入分析北京“俄羅斯館”問題。第一章是全書的基礎，主要介紹俄羅斯館的起源和沿革。從考察教權對政權的依附關系出發(fā)，說明俄羅斯館包容東正教的宗教實體的原因及其具有多功能的特性。第二章從中俄文化交流史的角度來研究“俄羅斯館”問題，蔡先生將俄羅斯館喻為俄羅斯?jié)h學的搖籃，又稱俾丘林的漢學研究為“學術遠征”，具有實用性和民族化的特點。第三章主要從中俄貿易交往的角度來研究俄羅斯館，以俄羅斯館與“商隊茶”的發(fā)展、天津教案和俄美公司在華貿易三者間的關系，提出俄羅斯館在中俄貿易事務中不僅提供情報收集、背景材料，還通過“通譯”的方式參與其中。第四章為附編，在清人的記述中尋找其對俄國事務的認識來理解中俄關系。
蔡先生重考據之學，書中有大量詳實的史料考證，有些考證在已有研究上進行，在有限的材料中考證出新論。以下兩例證之：
（一）蔡先生詳細地考證了清代“羅剎”一名的音譯。將“羅剎”之名在清初的異寫分為“老”字頭和“羅”字頭兩組：老槍、老掐、老羌，羅剎、羅禪、羅車、羅沙、羅叉、邏察。據俄國伊·伊斯列茲涅耶夫斯基《古俄語詞匯資料集》第二卷，找到可擬音為“老”一詞的同根親屬詞，并結合當年哥薩克在黑龍江流域亦獵亦劫的特點，指出第一組譯名的詞源，“很有可能就是俄語‘獵人’一詞的復數形式”。第二組譯名的語源，據王之春《使俄草》中所提內容，則“羅剎”是“魯西牙”的轉音。蔡先生指出，這兩組譯名在清代文獻中演變成兩大系統(tǒng)，“羅”在清初文獻中比較常見，“老”則在民間流行，于是擴大到對一般物產的稱謂。
（二）蔡先生考證了“列藏本”的來歷。1962年春，原蘇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的漢學藏書中發(fā)現《石頭記》抄本一部，其底本為脂硯齋評本，我國“紅學”界將這個重現于世的脂評系統(tǒng)抄本稱為“列藏本”。在抄本第一頁背面有兩個筆跡拙劣的‘洪’字，俄方專家認為“洪”代表將抄本帶回俄國的庫爾梁德采夫的“中國姓”。不過，蔡先生并不贊同這一看法，重新考證抄本來歷及“洪”字的真正含義。通過考證了俄羅斯館歷班學生的漢名情況以及庫氏的教名與俄姓的音節(jié)后，蔡先生認為“洪”并不是庫氏的中國姓，而是庫氏為說明抄本來歷所標，即他只是抄本的經手人，抄本的主人是洪約瑟。
此外，全書還具有明顯的馬克思主義史學風格。蔡先生引用了大量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來論證他的觀點。這與他所受教育和時代環(huán)境有關，也可以看出他十分熟悉馬、恩作品，將馬克思主義史學觀準確運用于歷史研究。如初版前言中，在提到俄羅斯館在清代中俄關系史中的特殊地位時，他引用馬克思在《俄國的對華貿易》中的觀點，“俄國人卻享有在北京派駐使節(jié)的優(yōu)先權。固然，據說這種優(yōu)先權是由俄國人付出屈尊容忍的代價換來的：它只有算做中華帝國的一個朝貢藩屬才得側身于天朝的朝廷。但這畢竟使俄國外交在中國，也像在歐洲一樣，有可能產生一種絕不限于外交事務的影響?！辈滔壬来颂岢龆砼c清“藩屬”是虛，換得“優(yōu)先權”才是實，這也正是本書的研究目的。
《俄羅斯館紀事》一書不僅補充了前人研究的不足，也為后人研究中俄關系史提供新的視角。斯人已矣，蔡先生求真務實的治學精神長存其文字間。（魯怡含，澳門大學歷史系碩士研究生）
（三）
初四對于我這個莆田小孩來說，本是“過大年”的喜慶日子。傍晚時分，我正做著《俄羅斯館紀事》讀書筆記的時候，莊帆師兄發(fā)來一則消息：“蔡鴻生教授去世了……”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合上了筆記本電腦。我不認識蔡鴻生教授，也沒有見過蔡先生。但很巧的是，春節(jié)假期結束后，我將作為報告人討論蔡先生的著作《俄羅斯館紀事》。我不禁感慨世事無常，真是“無可奈何花落去”！春天本是百花競相開放的日子。但一朝春盡，群芳凋謝。心中有太多的留戀，太多無奈，我們或許都只能在《俄羅斯館紀事》和其他著作的字里行間之中，找尋那似曾相識的“歸燕”。
蔡先生是一位謙遜的學者。季羨林曾經評價蔡先生：“談到蔡先生的為人，我覺得他誠愨、純樸，不善言辭，從不夸夸其談，自己雖學富五車，卻從無驕矜之氣，是一位‘恂恂如也’的老實人，是一位內向的人?！?蔡先生在自己的手記中，稱自己一直未能深入學境的腹地，至今仍然是一個碌碌的“邊民”。 然而，就是這么一個“邊民”，在東南一隅，全面地探討了一直令人諱莫如深卻又十分重要的“北京俄羅斯館”問題。
《俄羅斯館紀事》首版于1994年，但蔡先生對俄羅斯館的研究始于上世紀七十年代中葉。早在1974年，蔡先生就在《中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刊發(fā)了《老沙皇尊孔侵華的吹鼓手——評瓦西里耶夫學派的政治傾向》。此后的二十年間，蔡先生在各大學術期刊上發(fā)表了十余篇關于俄羅斯館研究的論文。其中最有名的便是1982年發(fā)表在《歷史研究》上的《“商隊茶”考釋》。已發(fā)表的論文加上未刊的存稿最終修整刪削成了《俄羅斯館紀事》，可謂是“二十年磨一劍”。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本書雖以俄羅斯館為中心，但涵蓋面很廣。不僅探索了清代中俄關系之間的文化關系和經濟關系，還涉及那些俄羅斯館培育出來的學生。俄羅斯館的實體是俄國駐北京布道團，也可以說“團史”即“館史”。所以此書的主要內容便要重點介紹和分析那批定期換班的喇嘛、學生的事功和著述。 這些學生是俄羅斯館研究的重要延伸，他們活躍在中俄外交、商貿往來、學術交流等等各大領域。關于本書的寫作目標，蔡先生在前言也提到，自己的目標并非進行全面系統(tǒng)的論述，而是略人所詳和詳人所略。 在這一著述原則的指導下，整書的結構十分清晰，文字淺顯易懂。全書共有四章十八節(jié)，每一節(jié)之下還有小標題引導讀者閱讀。第一章介紹了俄羅斯館的起源和沿革，作者在第一節(jié)中僅用了八千多字就將俄羅斯的政教關系論述得十分清楚。第二章則是從中俄文化交流史的角度來探討俄羅斯館問題，介紹了俄羅斯館與漢學的關系，一方面肯定了俄羅斯館在傳播儒學中所起的作用，一方面也揭示了其為沙俄政府效勞的本質。在第三章中，蔡先生從經濟貿易的角度來看俄羅斯館問題?？此苹ゲ幌喔傻膬杉?，蔡先生卻敏銳地指出俄羅斯館向其政府收集和提供大量有關于中國經濟貿易的情報，積極地參與了中俄貿易事務。第四章則系統(tǒng)地介紹了清代中國人有關俄國事務的一系列著譯，為后人的研究修橋鋪路。蔡先生考慮到這叢書稿述多論少，不宜冠上“研究”之名，便謙遜地稱之為“紀事”。2011年，先生在華南農業(yè)大學作題為《人文科學的基本功——以歷史學為例》的講座中也提到何為“紀事”。他以“史”的篆文入手，解釋“史”就是“以手持冊”，為了記錄事情。所以，“史”的含義就是“紀事”。
在蔡先生學習和作書的年代，政治通常駕馭著學術發(fā)展的方向。中俄關系史的研究也以中蘇關系史為主，無人問津早期中俄關系。蔡先生敢為人先，沖破政治藩籬，把關注點主要投向了文化和經濟貿易方面。當時的研究條件遠遠比不上今天，遠在南國的蔡先生要研究地處北京的俄羅斯館更是難上加難。蔡先生在訪談中是這樣說的：“上世紀70年代中葉，由于偶然的機會，我進入中俄關系史這個陌生的領域，俄國是‘北地陸路通商之國’，我僻處南海之濱，竟想領略北國風光，可謂不自量之至。幸虧當年有館際互借的制度，加上中山大學圖書館劉少雄先生的敬業(yè)精神，使我得以通過郵遞，一本接一本地借閱北京圖書館的俄文藏書，其中不少是難得的珍本，如飲甘露，大快朵頤。鼓勵我知難而進的，還有前輩同事譚彼岸先生，他移居舊金山后，曾多次寄贈美國學者研究俄國史的論著，提供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門徑。劉、譚兩位在起步階段如此‘扶貧濟困’，惠我多矣，豈敢淡忘?！?從蔡先生的自述之中，我似乎看到了那個瘦弱的男人，正“如饑似渴”地閱讀著從各地借來的俄文藏書及論著。然而，想要在有限的材料中有所收獲，唯一的方法就是當一名學術“苦行僧”，將有限的材料再一一加以研讀和考據。先生曾受業(yè)于擅長考據的一代史學大師陳寅恪，在此書中隨處可見他扎實的考據功夫。對比如今的研究條件和和日漸浮躁的學風，我們不禁自慚形穢。
清代中俄關系一直是一個復雜而又特殊的問題，到現在還沒有人能夠說清楚。傳說唐時織女夢授金針于采娘，從此采娘的刺繡更加精巧。如今蔡先生通過《俄羅斯館紀事》提供了新的視野，新的結論，也提出了許多新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沒有捷徑，只能依靠“苦行僧”的路子繼續(xù)走下去。
“無可奈何花落去”?；?，真的凋謝了嗎？我想每年春天，都有似曾相識的燕兒歸來。（張毅，澳門大學歷史系碩士生）
（四）
蔡鴻生先生（1933.4-2021.2.15），廣東澄海人，1953年至1957年就讀于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此后留校任教，至2006年6月退休。蔡先生治學領域主要在中外關系史，涵蓋范圍相當廣闊，包括西域（《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南海（《廣州海事錄》）、中俄關系（《俄羅斯館紀事》）、佛教文化（《尼姑譚》）等，研究時段上探唐代，下達晚清。
《俄羅斯館紀事》一書篇幅不長，卻集中了蔡先生近二十年的心力。其研究始于七十年代，1994年結集成《俄羅斯館紀事》出版。2006年出增訂版。在初版前言中，蔡先生簡明扼要地點出俄羅斯館的性質是“多功能”的，“19世紀60年代以前的中俄關系，無論商務、外交還是文化，幾乎事事通俄羅斯館，構成一種蛛網式的關聯”。而俄羅斯館的實體實際上是俄國駐北京布道團，由定期換班的喇嘛、學生、隨辦醫(yī)生等成員組成，因此本書的主要內容也是關于這批人的“事功和著述”。
全書分為四章，第一章論述俄羅斯館的起源和沿革，從其建制過程、理藩院的管理制度、俄國對布道團的整頓以及清人對俄羅斯館實際職能的無知四個方面論述，可見中俄雙方對此館認識的信息不對稱；第二章講“漢學”，第三章講“中俄貿易”，目光從俄羅斯館出發(fā)轉向更廣闊的俄國漢學史、中俄關系中的社會經濟史層面。第四章是附編，補充了編年事輯和兩篇論文。
通觀全書，可見俄羅斯館雖然以宗教機構面目示人，實際上是研究機構與情報機構，服務于俄國的了解清朝、擴大貿易利益的需要。研究俄羅斯館可以推進我們關于兩點的認識：
第一，作為理解清代體制的一個點。清朝體制中沒有外國使館的位置，俄羅斯館也并非真正意義上的使館，但卻以隱秘的方式（只是對于清朝而言）承擔了部分外交職能。清朝以理藩院制度管理俄羅斯館，看似嚴密防范，實際上對俄方目的一無所知，將俄方的情報搜集工作以“向慕華化”一類的心態(tài)視之。與俄國相比，外部知識在清朝的知識體系中究竟占有怎樣的位置？
第二，俄羅斯館作為理解俄國外交的一個點。恭親王評論俄國外交“善柔陰狠”。 書中論及俄羅斯館“中國通”在中俄外交中的角色，也可作佐證。例如天津領事孔氣（第十三班布道團隨班學生），在天津教案中針對俄國人被誤殺一案的交涉過程，以保障俄商在天津茶埠的地位穩(wěn)固為首要目的，因此反而要求“緩決”； 俄船突然來航廣州引起的風波中，俄船貨物清單、俄商稟文都是由俄羅斯館承擔翻譯，而非清朝自設的俄羅斯文館。 俄羅斯館所起的隱秘作用，可以作為理解俄國外交（尤其是道光以后）的一個起點和一條線索。
再談談本書的史學方法。這就需要先追溯蔡鴻生先生的學術淵源。據蔡先生回憶，1955年在中山大學聽陳寅恪、岑仲勉講課時，即萌發(fā)了研究唐史、突厥史的念頭。 后來，蔡先生也一直在其著述中奉陳岑二位為師。循此，從整個學術大環(huán)境來看，可以追溯到三條脈絡：
第一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粟特學、突厥學的興起。借用陳寅恪的話，這就是當時的“預流”之學。陳、岑都是其中佼佼者；第二是歷史語言學、比較研究的方法，運用不同語種材料的對勘、互證。如陳寅恪所說“以西洋語言科學之法，為中藏文比較之學”；第三是中外關系史，即西域、南海之學。
以上三種學問都是世界性的，聚集了中外學界最杰出的學人。蔡先生的多種著述即以不同語種材料推進西域、南海之學，承接著世界性的學術傳統(tǒng)?！抖砹_斯館紀事》所敘述的歷史看似不起眼也不“預流”，細讀之下，卻能領悟到“預流”的方法如何在不同領域中運用自如。
首先是“胡名考證”，也即歷史語言學對不同語種材料的對勘互證。 相比唐代胡人，《俄羅斯館紀事》中的譯名還原簡單很多，大部分可依據俄文材料直接拼讀對應。蔡先生更進一步揭示名字背后的文化意義，可見耶穌會士譯名用字、旗人取漢名的影響，以及清朝上國心態(tài)導致的積習。
其次是在中外交流史中，找到文化傳播的“中間環(huán)節(jié)”，理解在主觀動機、客觀限制影響下的傳播過程，理解傳播者的旨趣、信息的變形和產生的后續(xù)影響。 本書中對《三字經》《紅樓夢》在俄國的流傳的研究都提現出這一方法。還有備受關注的《資本論》提及王茂蔭問題，蔡先生通過追蹤文獻來源，找到馬克思了解這一信息的渠道，也揭示出俄羅斯館和俄羅斯?jié)h學對歐洲思想影響之一斑。
書中還運用了史學研究的傳統(tǒng)方法：疏通重要文本，展示出在數據并不豐富的論題上如何做到“榨干”史料。《俄羅斯館紀事》中補正《朔方備乘》、錄文考釋《鄂羅斯館記》、釋證《四述奇》，對其中提及的人物、事件、制度、物品搜集旁證、詳加敘述，補充了豐富的歷史細節(jié)。
最后談一點無奈的不足。本書所使用的俄文材料，都是后來編纂的史料匯編（如《俄國駐北京傳道團史料》）或者二手研究（如《彼得大帝時期的俄中關系史》），未能涉及俄方檔案、當事人文書等原始材料。從《增訂后記》中提到文獻館際互借的情形，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這完全是因為時代條件的局限。俄羅斯館研究也已經在這些方面往前推進。
但后出轉精也掩蓋不了蔡先生在那個特殊年代中所做出的不刊貢獻。我剛讀完此書不久，即聽到蔡先生仙逝的消息，謹以此粗淺短文作深切悼念。斯人已逝，學風長存。篳路藍縷，以啟山林。（莊帆，澳門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
鄂公網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