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誕生于石器時代末期的古埃及，一經問世便立刻投入使用。用紙莎草制成的紙張很快就成了眾多寫工、祭司和會計人員的必需用品，孜孜不倦的記錄是他們謀生的手段。他們在莎草紙上記錄神廟用品和財物清單，統(tǒng)計農業(yè)數據，這是古埃及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4000多年過去了，莎草紙走過了一段妙趣橫生、豐富多彩的歷史，最終被碎布和木漿制成的現代紙張所取代。
紙莎草
從紙張的制造過程以及用這種紙制作的書本和文獻當中，我們將看到整個世界歷史上最令人震撼和興奮的故事。莎草紙是人類不懈努力造就的傳奇，從新石器時代晚期幾乎一直持續(xù)到西方現代印刷術問世的古登堡時代，莎草紙存在的時間跨度覆蓋了超過四分之三有記載的人類歷史。然而，這段傳奇在此前從未被完整地講述過。
為什么會這樣？古往今來，作家和歷史學家似乎始終醉心于研究300—1450年的歷史——皮紙和犢皮紙在歐洲取代莎草紙的故事。此外，他們也被中國古人用碎布制造棉紙的發(fā)明深深吸引。古代中國的棉紙在750年經由阿拉伯人改進，逐漸發(fā)展成歐洲的手工紙，也就是古登堡在1450年所使用的紙張。正是這種紙開啟了現代書籍和印刷的時代。至于莎草紙，這種從石器時代末期一直沿用至1450年左右的早期紙張就這樣淹沒在時光的洪流里。在那段漫長的歲月中，人們用來記賬、寫信、著書立說的紙張究竟是什么樣的呢？為什么人們從不費筆墨研究這個問題呢？
首先，目前發(fā)現的古紙實物最早僅能追溯到5100年前。從那時起到古埃及中王國時期，我們發(fā)現了數以千計的紙張殘片和一些小型紙卷，這些紙上有人類最早的記錄，包括公元前2566年建造金字塔時所用建筑材料的清單。在此之后，一份可追溯到公元前1800年的莎草紙卷尤其值得一提，這份脆弱的紙卷上記載著幸存至今的最早的文學作品：古埃及兩位維齊爾的演講和語錄。
喪葬卷軸的紀元發(fā)軔于公元前1550年左右，那一時期的墓葬中出土了數以千計的紙卷和紙頁?！锻鲮`書》最早出現于公元前1700年，它們是逝者前往來世的旅行指南。在耶穌基督的時代之前，喪葬卷軸在古代紙張中占據著統(tǒng)治地位，直到古希臘人和之后古羅馬人的文字記載發(fā)展起來，為歷史學家提供了充足的文獻史料。又過了一段時間，皮紙和漿紙也接連問世。然而，由于缺乏原始材料和保存完好的早期文獻，要研究莎草紙的故事往往讓人無從下筆。而且這一時期很容易被一筆帶過。就這樣，莎草紙便漸漸散佚在流逝的時光里。歷史似乎在洗牌和發(fā)牌時遺漏了幾張尖牌。本書意在為莎草紙正名，將這種最古老的紙張定義為全球文化發(fā)展進程中的一大關鍵要素。
《亡靈書》中插畫
歷史學家、作家、普林斯頓名譽教授及哈佛大學圖書館前館長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的文章給了我很大的啟迪，可以說是本書的一大靈感來源。這篇文章首次發(fā)表于1982年的期刊《代達羅斯》（Daedalus），1990年再次收錄于《拉姆萊特之吻》（The Kiss of Lamourette）一書中——我因為其中有《學術作者的生存策略》（A Survival Strategy for Academic Authors）一章而買下了這本書。這一章內容為我提供了相當精彩且實用的建議，讓我明白該如何出版一部關于紙莎草植物的生態(tài)學、生命周期和歷史的書籍。達恩頓特別推崇“雙T”——寫作手法（tactics）和標題（titles）——的重要性：即使主題平淡無奇，這兩點也必須體現創(chuàng)意。《論巖石：大不列顛地質學》（On the Rocks:A Geology of Great Britain）一書便充分體現了這一點。
于是，待我自己的書出版之后，我便開始著手完成上文提到的任務：將最早的紙張和書籍定義為全球文化發(fā)展進程中的關鍵要素。拜讀達恩頓教授的大作再次令我備受鼓舞，這一次給我啟迪的是他在第七章的論述，關于某一知識領域如何獲得與其他學科相區(qū)別的獨特身份。這篇題為《書籍史話》的文章進一步闡述了達恩頓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已提出的觀點，即書籍史是一門獨立、全新且至關重要的學科。
達恩頓強調，有意研究這一新學科的人必須明確自己的出發(fā)點，這會幫助他們理解印刷文字如何在可移動設備發(fā)明之前和之后影響人類的思想和行為。歸根結底，從事此類研究的終極目標應該是將書籍視為歷史發(fā)展的一股推動力量。就我個人所見，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批書籍——古人用埃及沼澤植物制成的在尼羅河炎熱干旱的沙漠保存至今的書籍——同樣沒有得到學界應有的重視。
書籍史值得研究嗎？有些人可能認為我故事中的主角——書籍和紙張正在逐漸消失。事實并非完全如此。達恩頓和其他許多人（包括他提到的比爾·蓋茨）在廣泛閱讀時都更喜歡紙質文本而不是電腦屏幕上的電子文檔。簡而言之，達恩頓向我們保證，用紙張印刷裝訂而成的老式書冊絕不會因網絡空間的出現而消失。
達恩頓還提醒，任何可能走上這條將書籍視為歷史發(fā)展推動力的道路的人都要小心，因為他們將要走入的是六大研究領域彼此交融的“無主之地”。書籍史涉及的學科包括圖書館史、出版史、紙張史、墨水史、書寫史和閱讀史。從我的研究角度來看，我常常將書籍和紙張視為“第一媒介”。換言之，我將紙張視為一種別具一格的、能夠滿足現代人需求的前瞻性發(fā)明。這種看法也讓我將紙張與許多古老媒介區(qū)別開來，那些媒介因為累贅笨重而未能在全球普及開來，或者僅在有限的范圍內使用。
第二媒介又是什么？我的答案非常明確，第二媒介就是為現代人發(fā)揮重要作用的媒介發(fā)明：遠程傳訊。更準確地說，是脫離第一媒介和其他實物信息載體的物理交換從而實現文本信息的遠程傳輸。因此，正如維基百科告訴我們的，旗語（利用旗幟傳遞信號的系統(tǒng)）是“遠程傳訊技術”的一種雛形，而飛鴿傳書則不是。
第二媒介的第一次重大突破是19世紀電報的發(fā)明，然后是無線電臺的出現。隨著計算機的誕生，第二媒介迎來了第二次重大突破，步入互聯網時代，電子郵件和即時通信等技術迅速發(fā)展起來。這些都是信息傳輸第二發(fā)展階段的一部分，與紙張所代表的物理交換截然不同。紙張是第一個讓人類的智力、創(chuàng)造性、表現力甚至是道德得以發(fā)展的創(chuàng)新。無怪它至今仍被視為全球文化發(fā)展進程中的關鍵因素。
本文摘錄自《法老的寶藏：莎草紙與西方文明的興起》，[美]約翰·高德特（John Gaudet） 著，陳陽 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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